与腐败者为敌
来源: 未知 作者: 克里斯托弗·古利 时间: 2013-08-09 阅读: 次
2008年,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乔治王子市的议员布赖恩·斯卡昆收到了一份匿名检举报告,报告中记述了三名市政工作人员对于当地一位高级警官的侵扰指控,这三个人声称,他们有一位女同事是这位警官的女友,每当他们和她有意见分歧时,这位警官就会辱骂他们,这三个人后来还因此失去了工作。这让斯卡昆非常震惊,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这件事透露给加拿大CBC广播公司。
“我觉得乔治王子市的民众有权知道此事,”49岁的斯卡昆说。不过他在市政府的同僚们可不是这样想的,第二年,他成了省里第一个被控犯了破坏省内信息自由和隐私法的政治家。斯卡昆在漫长的受审中不仅花掉了30000加元,2011年5月又被判罚款750加元。尽管如此,斯卡昆还是很得意自己的决定,他说:“我不只是应该忠诚于政府,也应该忠诚于给我投了选票的市民们。”
2012年3月12日,斯卡昆的一些同道中人在渥太华市区授予了他“2012年金口哨奖”,以此作为对他的勇气的肯定。“有资格获奖的人很多,但是斯卡昆表现得最为出众,”加拿大“和平、秩序和好政府”组织的退休主席哈利·韦尔登说。“政府工作人员一般都不敢出头为民作主。”
受审、还有后来获得的荣耀让斯卡昆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但是他说:“我还是原来的我。”2011年秋天,他在市议员竞选中获得了第四次连任。
斯卡昆所受到的报复是很多检举人都可能会承受的遭遇,加拿大“问责改革联盟”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大卫·赫顿说。“我称这种报复为‘临死前的疯狂’——政府部门是想要拿你杀一儆百。”
为了不让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加拿大自由党的一起赞助丑闻曝光之后,保守党成立了一个公共部门诚信监督委员会,专门用以保护腐败事件的检举人。但是好景不长,在2010年的大审计中,该委员会委员克里斯安娜·奎梅特本人就受到了“报复员工”的指控,并在审计报告发布六个星期之前引咎辞职。
“加拿大人从小就知道政治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斯卡昆说。“在出现切实的改变之前,检举人只能是与他的同仁们互帮互助了。”
但是,加拿大也不乏正义之士,他们无惧受迫害的威胁,拒绝在邪恶面前保持沉默。
科学家
1988年,加拿大健康协会的高级药品评估师西夫·乔普拉博士收到了寄交给加拿大卫生部的一份牛生长激素(rBGH)的使用申请书,这是一种美国药,用于提高奶牛的产奶量。不过这份申请书上没标附上任何数据。乔普拉感到非常震惊,他说:“在动物体内加入生长激素会刺激其它激素的活性,如果这些激素进入食物链,有引发癌症的可能,甚至更糟。”乔普拉要求这家公司提供试验数据,但是对方对此置若罔闻,十年后,他又和卫生部领导们交涉此事,他们坚持让他签署对于rBGH的认定。1998年,加拿大农民们表达了他们对于这种药物的关注,乔普拉表示愿意在参议院作证。他的两位同事杰拉德·兰博特和玛格丽特·海顿邀请他一起行动,他们的证词迫使加拿大政府在1999年禁止了对rBGH的使用。作为对此事的回应,加拿大卫生部对乔普拉等三人下了“封口令”。尽管如此,这三位科学家坚持继续阻止对其它有争议药品的批准,直到加拿大卫生部在2004年将他们全部开除。兰博特在不久前恢复了工作,而乔普拉和海顿仍然在法庭上据理力争。“科学家们被迫在政治面前俯首帖耳,加拿大的食品安全因此而受到了威胁,把此类事件曝光于天下,这是我们的唯一武器。”乔普拉说。现在,他开始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讲,宣传食用受药品污染的食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律师
1992年,31岁的女律师乔安娜·瓜尔蒂耶里受雇于加拿大外交与国际贸易部,负责监管加拿大的海外外交官。刚刚上任不久,她就发现了有挪用数十亿公款用于私人享乐的事情。一些官员的生活非常奢靡,在其中一起案件里,一位常驻东京的贸易官员住在政府大院里还嫌不够,以每年35万加元的价格另租了一套公寓居住——用的是纳税人的钱。瓜尔蒂耶里称,她从牙买加、危地马拉、墨西哥、巴西和丹麦发回的报告都如石沉大海一般,同道们则警告她最好保持沉默。终于有一天,她在海外的活动范围遭到了削减,在部门内也受到了孤立。1998年,在一次无薪水的“被放假”之后,瓜尔蒂耶里针对政府当局提请了一份索赔几百万加元的侵权诉讼。这起诉讼案迁延了12年之久,在此期间,她创建了问责改革联盟,这是一个致力于保护检举人的组织。瓜尔蒂耶里在2010年停止了诉讼,并受警告不许再对外交部提出指责,但是当提到如今在设于美国华盛顿的政府问责计划办公室的工作时,瓜尔蒂耶里说:“很多政治家都是太过热衷于权力和金钱,忽视了道义准则。”
外交官
理查德·科尔文是一名在2006年至2007年间加拿大驻阿富汗的高级外交官,在他18个月的任期里,当时37岁的这位外交官与当地势力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并从中得知,加拿大军方移交给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的战俘们正在受着酷刑折磨,加拿大军方知道这一情况,但一直没有停止移交行动。科尔文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些无辜的农民,在例行的征兵时应召参了军。”他多次向联邦官员陈述过此事,但很少有人对此加以理睬。2007年,宪兵投诉委员会(MPCC)展开了一项调查。科尔文受到了传讯,从此就陷入了扯不清的官司中。“如果我不服从宪兵投诉委员会,就会受到坐牢四个月的处罚,而司法部的人警告说,如果我服从了宪兵投诉委员会,他们就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我,这就把我逼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科尔文说。他没有让步,继续给战俘们作证,而对于在媒体上以图像形式曝光的虐囚报导,几位加拿大政府官员加以辩解,并称科尔文是个“塔利班的受骗者”。但是科尔文相信,他对阿富汗有关方面虐囚事件的检举行为能够促使加拿大的囚犯政策产生极大的改进。科尔文说。现在,他在外交国际贸易部任职,他说:“我在阿富汗的任务结束时,那里的情况就已经完全改变了。”
公务员
1994年,阿伦·卡特勒开始注意到他办公桌上的账目表“有些异常”。作为一家广告公司采购组的一名经理,这个采购组是由查克·古伊特领导的,卡特勒的工作是管理公司预算。但是这次他发现公司的一些运行流程不是按议定书进行的:有些佣金付给了从未启动过的项目上,有些合同上的签订日期提了前,还有些文件是遭到了篡改。现年63岁的卡特勒说:“我几次向古伊特汇报过这个情况,但他对此事总是置之不理,于是我开始做记录。”后来他几次拒绝在问题合同上签字,因此受到了降级处分,然后就被调到了另一部门。十年之后,由上届自由党政府在为促进魁北克加入联邦政府而实施的“赞助广告宣传计划”开始接受调查,这个计划中有几亿加元的资金都经由几家广告公司转手,而这些公司在此过程中抽取了1亿多加元的佣金。卡特勒的证词和他对于违规账目的详细记录在加拿大审计署的调查中起了巨大作用,2006年,古伊特被送进了牢房,自由党在加拿大连续12年的执政也宣告结束。这次贪污丑闻还促使加拿大政府决定立法,以此保护检举人免受报复,并且让卡特勒成了一位全民英雄。“检举者开始陆续和我联系,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从何处下手,”卡特勒说。检举人的积极行动促使他和他人合作建立了“加拿大人问责组织”,专门为检举人提供帮助。
“我觉得乔治王子市的民众有权知道此事,”49岁的斯卡昆说。不过他在市政府的同僚们可不是这样想的,第二年,他成了省里第一个被控犯了破坏省内信息自由和隐私法的政治家。斯卡昆在漫长的受审中不仅花掉了30000加元,2011年5月又被判罚款750加元。尽管如此,斯卡昆还是很得意自己的决定,他说:“我不只是应该忠诚于政府,也应该忠诚于给我投了选票的市民们。”
2012年3月12日,斯卡昆的一些同道中人在渥太华市区授予了他“2012年金口哨奖”,以此作为对他的勇气的肯定。“有资格获奖的人很多,但是斯卡昆表现得最为出众,”加拿大“和平、秩序和好政府”组织的退休主席哈利·韦尔登说。“政府工作人员一般都不敢出头为民作主。”
受审、还有后来获得的荣耀让斯卡昆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但是他说:“我还是原来的我。”2011年秋天,他在市议员竞选中获得了第四次连任。
斯卡昆所受到的报复是很多检举人都可能会承受的遭遇,加拿大“问责改革联盟”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大卫·赫顿说。“我称这种报复为‘临死前的疯狂’——政府部门是想要拿你杀一儆百。”
为了不让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加拿大自由党的一起赞助丑闻曝光之后,保守党成立了一个公共部门诚信监督委员会,专门用以保护腐败事件的检举人。但是好景不长,在2010年的大审计中,该委员会委员克里斯安娜·奎梅特本人就受到了“报复员工”的指控,并在审计报告发布六个星期之前引咎辞职。
“加拿大人从小就知道政治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斯卡昆说。“在出现切实的改变之前,检举人只能是与他的同仁们互帮互助了。”
但是,加拿大也不乏正义之士,他们无惧受迫害的威胁,拒绝在邪恶面前保持沉默。
科学家
1988年,加拿大健康协会的高级药品评估师西夫·乔普拉博士收到了寄交给加拿大卫生部的一份牛生长激素(rBGH)的使用申请书,这是一种美国药,用于提高奶牛的产奶量。不过这份申请书上没标附上任何数据。乔普拉感到非常震惊,他说:“在动物体内加入生长激素会刺激其它激素的活性,如果这些激素进入食物链,有引发癌症的可能,甚至更糟。”乔普拉要求这家公司提供试验数据,但是对方对此置若罔闻,十年后,他又和卫生部领导们交涉此事,他们坚持让他签署对于rBGH的认定。1998年,加拿大农民们表达了他们对于这种药物的关注,乔普拉表示愿意在参议院作证。他的两位同事杰拉德·兰博特和玛格丽特·海顿邀请他一起行动,他们的证词迫使加拿大政府在1999年禁止了对rBGH的使用。作为对此事的回应,加拿大卫生部对乔普拉等三人下了“封口令”。尽管如此,这三位科学家坚持继续阻止对其它有争议药品的批准,直到加拿大卫生部在2004年将他们全部开除。兰博特在不久前恢复了工作,而乔普拉和海顿仍然在法庭上据理力争。“科学家们被迫在政治面前俯首帖耳,加拿大的食品安全因此而受到了威胁,把此类事件曝光于天下,这是我们的唯一武器。”乔普拉说。现在,他开始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讲,宣传食用受药品污染的食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律师
1992年,31岁的女律师乔安娜·瓜尔蒂耶里受雇于加拿大外交与国际贸易部,负责监管加拿大的海外外交官。刚刚上任不久,她就发现了有挪用数十亿公款用于私人享乐的事情。一些官员的生活非常奢靡,在其中一起案件里,一位常驻东京的贸易官员住在政府大院里还嫌不够,以每年35万加元的价格另租了一套公寓居住——用的是纳税人的钱。瓜尔蒂耶里称,她从牙买加、危地马拉、墨西哥、巴西和丹麦发回的报告都如石沉大海一般,同道们则警告她最好保持沉默。终于有一天,她在海外的活动范围遭到了削减,在部门内也受到了孤立。1998年,在一次无薪水的“被放假”之后,瓜尔蒂耶里针对政府当局提请了一份索赔几百万加元的侵权诉讼。这起诉讼案迁延了12年之久,在此期间,她创建了问责改革联盟,这是一个致力于保护检举人的组织。瓜尔蒂耶里在2010年停止了诉讼,并受警告不许再对外交部提出指责,但是当提到如今在设于美国华盛顿的政府问责计划办公室的工作时,瓜尔蒂耶里说:“很多政治家都是太过热衷于权力和金钱,忽视了道义准则。”
外交官
理查德·科尔文是一名在2006年至2007年间加拿大驻阿富汗的高级外交官,在他18个月的任期里,当时37岁的这位外交官与当地势力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并从中得知,加拿大军方移交给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的战俘们正在受着酷刑折磨,加拿大军方知道这一情况,但一直没有停止移交行动。科尔文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些无辜的农民,在例行的征兵时应召参了军。”他多次向联邦官员陈述过此事,但很少有人对此加以理睬。2007年,宪兵投诉委员会(MPCC)展开了一项调查。科尔文受到了传讯,从此就陷入了扯不清的官司中。“如果我不服从宪兵投诉委员会,就会受到坐牢四个月的处罚,而司法部的人警告说,如果我服从了宪兵投诉委员会,他们就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我,这就把我逼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科尔文说。他没有让步,继续给战俘们作证,而对于在媒体上以图像形式曝光的虐囚报导,几位加拿大政府官员加以辩解,并称科尔文是个“塔利班的受骗者”。但是科尔文相信,他对阿富汗有关方面虐囚事件的检举行为能够促使加拿大的囚犯政策产生极大的改进。科尔文说。现在,他在外交国际贸易部任职,他说:“我在阿富汗的任务结束时,那里的情况就已经完全改变了。”
公务员
1994年,阿伦·卡特勒开始注意到他办公桌上的账目表“有些异常”。作为一家广告公司采购组的一名经理,这个采购组是由查克·古伊特领导的,卡特勒的工作是管理公司预算。但是这次他发现公司的一些运行流程不是按议定书进行的:有些佣金付给了从未启动过的项目上,有些合同上的签订日期提了前,还有些文件是遭到了篡改。现年63岁的卡特勒说:“我几次向古伊特汇报过这个情况,但他对此事总是置之不理,于是我开始做记录。”后来他几次拒绝在问题合同上签字,因此受到了降级处分,然后就被调到了另一部门。十年之后,由上届自由党政府在为促进魁北克加入联邦政府而实施的“赞助广告宣传计划”开始接受调查,这个计划中有几亿加元的资金都经由几家广告公司转手,而这些公司在此过程中抽取了1亿多加元的佣金。卡特勒的证词和他对于违规账目的详细记录在加拿大审计署的调查中起了巨大作用,2006年,古伊特被送进了牢房,自由党在加拿大连续12年的执政也宣告结束。这次贪污丑闻还促使加拿大政府决定立法,以此保护检举人免受报复,并且让卡特勒成了一位全民英雄。“检举者开始陆续和我联系,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从何处下手,”卡特勒说。检举人的积极行动促使他和他人合作建立了“加拿大人问责组织”,专门为检举人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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