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天气预报说东京这段时间要下大雪，非常大的雪！可结果一点儿雪花也没看到。不过，这对我来说真是个大好事，因为几年前我在一个大雪天曾经历过非常惨痛的遭遇。那天晚上我要在东京附近的一处地方演出，午饭我是在家里吃的。
在有演出的日子里，吃饭是一个麻烦事，大家都为了吃饭的事费尽辛苦。如果在快要演出之前才吃饭的话，由于我的胃消化速度是别人的４倍，大脑的注意力全被牵扯到那里了，
那就没办法完全把精力集中到台词上。所以我总是在演出前早早吃完饭。不过饭吃得太早的话，演出的时候肚子太饿，那样对身体也不好。但无论如何，我也不愿意把太多的时间和能量用在消化上。我并不是神经质的人，在这件事上虽然采取了一些权宜的做法，但还是会注意分寸的。
就拿这一阵子我出演玛丽尼·迪特律的戏剧《玛丽尼》来说吧，除了第一幕和第二幕我是在后台上，直到戏剧以她那场有名的音乐会而结束，我没有一刻离开舞台。除了１５分钟的休息时间以外，我一直在舞台上演出。我的台词达到了两千行。还有一种计算台词的方法是看到底有多少句。在戏剧《玛丽尼》中，自问自答和大段采访形式的独白要比对话多得多。剧本中，玛丽尼的台词就有两千行，而且我的剧本是Ｂ５大小的。所以在演出的两个小时里，真的是一秒钟也不能分神。
再说我遭遇惨痛的那个大雪天。那天，雪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下的，东京已经积了很厚的雪。吃过午饭后我想吃个苹果，人家送给我的苹果放在我的公寓小阳台的纸箱里。我把那个阳台称为“南极”，需要冷藏的东西就放在阳台上。打开铁门后，纸箱并不在跟前，而是放在另一头。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天气非常冷，所以我快步跑过去，把手探进纸箱里拿了苹果出来。苹果是我喜欢的“富士”，而且苹果的正中间可以看到三个大字“日本一”。“哎，说它是日本第一呢！”
我两手各拿一个苹果，满心佩服地端详着。这大概是在苹果变红之前，先在苹果的正中间贴上“日本一”的字样，等后来把字样去掉的时候，字样周围的部分都变红了，惟独字样所在的部分还是白白的，这样，“日本一”的字就清晰地留了下来。
我拿着苹果，想要看一看雪下得多大了，就向外张望着。这时候我才发现从那里几乎看不到天空。在那以前，我还没有从“南极”看过天空。这座公寓在设计上颇有特点，阳台上方有一条很大的混凝土梁，为了防止鸽子飞进来，在阳台栏杆上铁丝网状的篱笆高高地伸展上去，只有从混凝土梁和篱笆之间约３０厘米的缝隙中才能见到天空。
我倾斜着身体，侧头去看天空，但还是看不清楚雪到底有多大。我把身体斜得更厉害了，想无论如何也要看清楚才好。那时候我真是很糊涂，本来我可以回到房间里，从窗口很容易就能看到天空，可是我却非得从那一线窄窄的缝隙中去看。当时我想要直接看到天空。这个“南极”的混凝土地板上有一处需要留心的地方，这一点我以前就发现了。就是在离地板２０厘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铁栏杆，本来是为了预防发生火灾而用来隔断隔壁屋子的屏障。这个铁栏杆凸出在那里，像是马拉松比赛的终点。所以我一直很留心这里，刚才拿苹果的时候也是“嘭——”地先跳过铁栏杆。可是当我在狭窄的地方倾斜着身体费力地去看下雪的情形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就靠近了铁栏杆。我好不容易看到了灰蒙蒙的天空和雪花，知道雪下得的确很大，一边想着“啊，好冷好冷”，一边向屋里走去。
我这么写，大家可能会感觉我的行动非常缓慢，实际上刚才的这一系列活动总共只用了大概５秒钟。从房间里出来，来到“南极”，跨过铁栏杆拿出苹果。
“哇，日本第一！”“雪下得怎么样了？”“哦，还在下呢！好冷，好冷！进屋吧！”
这期间一共５秒钟。可就在我要跑回房间的那一瞬间，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脚已经靠近铁栏杆了，我猛地抬腿要跑的时候，脚伸进了铁栏杆下面，“啊——”的一声，我的身体横着飞了起来，脸重重地撞在了混凝土和铁门上。
“嘭！”
发出了一声巨响。这个时候我却没有“好痛”的感觉，两只手里拿着的苹果顺着敞开的房门滚进了房间里。在我的手触地之前，我的脸先撞上了什么东西。我想要站起来的时候，看到鲜血啪嗒啪嗒地落在了混凝土地板上。“啊，眼睛还看得见。”我真是格外的冷静。随后我站了起来，匆匆地向冰箱走去。这是因为我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一件事。
那是泽村贞子女士告诉我的。我一直叫泽村女士“妈妈”。那一次妈妈在电视剧中扮演一个死去的人，正当她躺在那里拍摄的时候，突然布景中天花板上的荧光灯掉了下来，正砸在妈妈的脸上。拍摄现场一片骚动，大家七嘴八舌地问：“没事吧？”妈妈叫道：“别叫了，拿冰给我！快拿冰给我！不早点冷敷的话，脸要是肿了，今天就没法拍了！快点拿冰！”
由于爸爸还在家里等着妈妈，今天要是拍不成了，那只好改天再在这个场景中重拍了，妈妈可不愿意这样。反正今天要尽量拍完。冰送到了妈妈手中，妈妈用湿毛巾包着冰块，放在被打中的脸颊上冷敷。脸颊居然没有肿，电视剧继续拍了下去，妈妈顺利回到了爸爸等待着她的家中。这件事我还是几十年前听妈妈说的，当时我却突然想了起来。“晚上还有舞台演出，脸要是肿了可不得了！”也许是这个念头刺激舜竽裕?刮蚁肫鹆艘丫???嗄甑氖虑槔础?/p>
我往塑料袋里装上水，放进冰块，匆匆忙忙地抓起旁边一块脏乎乎的似乎是抹布样的东西包起冰袋来，放到脸上冷敷。我还没来得及照镜子，所以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受伤了，但是也能确定伤在脸上。然后我跑进洗手间认真地照了镜子。右眼的眼角上方伤口比较深，好像血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右眼下面颧骨那儿也有血迹，擦却擦不掉。仔细一看才发现看着像是血迹，实际上是那里的皮被蹭破了，有两厘米半的地方露出了皮肤下的肉。上面的皮肤已是摇摇欲坠，我正想把它拿下来，却发现一展开那块皮肤，它正好盖在红色的三角形的肉上，“嗯，那就这样吧！”我当时能这么做真是非常幸运，因为后来我知道这样的伤口被称为“狗耳朵”。另外我的嘴唇上鼻子下的地方也撞破了。我本来以为情况更糟糕，现在发现没有什么严重的，就想，就这样去剧院行不行呢？但是因为鲜血还在往外流着，所以我给平时去进行健康检查的医生打了个电话。那位医生是内科医生，我向医生说了情况，我很认真地说：
“我在‘南极’受伤了。”
电话中传出医生惊诧的声音：
“在南极受伤了？！”
于是我解释了一番，最后说道：
“没有什么严重的，就这样没关系吧？”
医生慌忙说：
“不行不行，撞破的地方一定要缝上才行。”
“缝？”
这对我来说可是生平第一次，我大吃一惊，几乎吼了出来。医生又提醒我道：
“是呀。今天外科大夫不在这里，请您立刻去有外科的医院看看。请您一定要去啊！”
我给事务所打了个电话，说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事务所立刻为我联系了一家熟悉的急救医院，办好了手续，可以立刻就去。我的经理来接我去医院。我换了衣服，在房间中找了一圈，想看看苹果到底滚到哪里去了，但是哪儿都没有，好像已经消失了一般。我有些不甘心，本来想把它吃掉的，真是很遗憾。事后我发现一个苹果从沙发底下滚到了钢琴的踏板下面，另一个也莫名其妙滚到了一个椅子下面。因为是在饭后想吃点水果，才引起这个事件，所以我还是想能吃点什么。去医院以后，有一阵子会什么东西也不能吃，所以我找了一圈，拿起了一块很大的糖放在了嘴里，正在这时经理来了。看到她推门进来，我说道：
“真不好意思，让您担心了。”
但是我嘴里塞了一大块糖，说出来的话就成了：“怎不好意稀，浪里担心了。”经理的眼睛本来就很大，吃惊的时候，眼睛就像要鼓出来。听了我说的话，她的眼睛像是真要掉出来了，满脸忧虑地问道：
“你说话已经这样了吗？”
经理的声音已经带了哭腔。那时她心里一定在想：“这样的话，今晚的戏是演不成了。”我完全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形，非常吃惊，赶紧把糖从嘴里拿出来，说：“没关系，我能说话。”事后，我把这件事讲给朋友们听，大家都说我“真是个满不在乎的人”。我自己也觉得的确如此。
总之，我们就这样去了医院。令人吃惊的是，大雪天的急救医院挤满了老爷爷老奶奶，几乎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大家好像都是摔倒受伤了。我一边用脏乎乎的抹布冷敷着脸，一边立即被带入了放射室。我很是意外，但是我这种情形的确也有可能会出现骨折。在这种场合中，照Ｘ光片真是再屈辱没有的了。因为好像没有专供拍脸部照片的Ｘ光机，我就站在拍胃肠Ｘ光所用的床下，把脸朝下，摆出一副“对不起”的姿势，照了一张。然后工作人员又告诉我：“好，屏住呼吸。”我又把脸贴在机器上。然后我还是站着，这回是把右耳贴在机器上照了一张侧面的，这也好像在说：“我做了一件错事。”连总是不知道反省的我也在想：“再也不这样做了。”
外科大夫是院长先生，他是一位豪爽而幽默的人。他曾经在美国学过很长时间如何处理这类事故中受的伤，是这方面的权威。先生拿起Ｘ光片，对着光看了一番，说道：
“嗯，没关系！没有骨折。”
又说道：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撞在了鼻子那里，也许就会撞死。”
我悚然一惊，如果我死在“南极”，手里的苹果早已经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人们不会知道我究竟为什么会死在这种地方，结果就会说：“她本来就是个怪人嘛！”就这样不了了之吧。如此想来，肯定有很多人去世之后还被人误解。先生又接着说：
“您真是很幸运啊！要是撞得稍微偏一点，那就撞到了眼睛上，那也不得了。人在瞬间还是能够进行自我保护啊。”
我得知自己原来运气这么好，也高兴起来。
另外，先生看的我的那张脸部Ｘ光片，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一直认为我的颧骨比较高，头盖骨的形状很是怪异，但是看到头部的正面照片，却是一张让人着迷的细长而美丽的脸部照片。再说侧面那张，我本来以为自己的后脑勺扁平，但实际上却是很漂亮的圆形。我很入迷地看着这张照片，向先生问道：
“先生，这么漂亮的头型真的是我的吗？会不会是和别人的弄错了？”
先生说道：
“这就是你的，今天只有你一个人拍了这样的Ｘ光片。”
看到自己头部的Ｘ光片这么漂亮，我非常激动，把两张照片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最后先生吩咐护士：“把照片收起来。”护士就把照片拿走了。先生开始看我的伤，我眼睛上方比较深的伤口必须进行缝合。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颧骨那里那个皮肤几乎脱落的伤口，先生凝视着那个伤口，说道：
“这里是最麻烦的。这种伤口称为‘狗耳朵’，就是皮肤像狗的耳朵那样呈三角形脱落。这种伤口一般很难恢复原样，大多要留下伤疤，伤在脸上的话真是很麻烦啊。”
先生又说道：
“不过，这个‘狗耳朵’的皮肤还留在上面，这非常好。如果皮肤没有了的话，那就不妙了。”
我很想说：“本来我觉得这块皮肤挺碍事的，还想把它拿掉呢。”但是没有说出来。
先生似乎非常担心这个“狗耳朵”，几次三番地把那块皮肤翻起来又盖上，最后有些遗憾地说道：
“今天先把它放在上边，用创伤膏贴起来，看看情况怎么样。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只有从别的地方取下一块皮肤移植上去了。但那样的话，大多也会留下伤疤，实在是很麻烦啊。”
我这才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确做了一件蠢事。我问先生：
“从别的地方取一块皮肤，那从哪里取呢？”
先生答道：
“这个嘛，可能是屁股上吧。”
我不由得笑了出来，把屁股上的皮肤移植到脸上来，总觉得很是滑稽。先生看到我笑了，亲切地说道：
“没办法啊，是要从屁股上取皮肤。因为您是演员，还是尽量别留下伤疤为好。”
我慌忙说道：
“先生，没关系，我并不是靠脸孔来工作的。”
先生说：
“您为什么这么说呢？请别这么说，我们试试看吧。鼻子下面的伤口要缝上。”
我又一次在心里念着：“要缝！”
现在都是用显微镜一边观察伤口一边缝合。我躺到床上，一位年轻的医生过来了，在我脸旁边支上了一架显微镜似的东西。这位医生也有点儿怪，在给我缝眼睛上边的伤口时，医生说道：
“睡觉的时候还是闭着眼睛好啊。”
我很惊讶，问道：
“睡觉的时候确实闭着眼睛好啊——还有不闭眼睛的时候吗？”
“要是缝得稍微粗一点，眼睛就闭不上了，如果细细缝的话，就没关系。”
“那么请您给我缝得细一点吧。睁一只眼睛睡觉还是挺奇怪的。”先生说了一声“好的，那么就缝得细一点吧”，就开始缝起来。因为注射过麻药，我倒是不觉得疼，我闭着眼睛，时时会听到剪刀剪断线或者什么东西的声音，感觉很是异样。
这位年轻的医生真是很有趣，他一边为我缝着鼻子下边的伤口，一边说道：“很少有大人要缝这里，一般都是小学生。真是很少见啊，大人的这个地方也会受伤。”
不过医生还是非常认真地为我缝好了伤口，总共１４耄?残硎牵保墩氚桑?詈笠缴?Ｖ龅溃?/p>
“不要再冷敷了，今天晚上也许会肿一阵子，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我看到医生的正脸，这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医生，穿上白衣服，显得非常和谐。
因为我对院长先生说了晚上还要演出，先生在绷带上面贴上了与皮肤颜色相同的胶布，叮嘱道：“在这上面化妆时，请千万不要揭去绷带，也千万不要直接把化妆品涂在上面。”于是治疗就全部结束了。眼睛上方是绷带和胶布，脸颊那里是绷带和胶布，鼻子下面还是绷带和胶布。而且还有可能会肿起来。这个样子今天晚上的戏还能演得成吗？
那天我演的戏剧叫做《尼诺契卡》。匆匆赶到剧院以后，我急忙开始化妆，并且把情形向一起演出的演员们简单说了说。舞台剧和拍摄电影、电视剧不同，也许还能够蒙混过去，不被人看出来。终于开幕了，一切都照常进行着。《尼诺契卡》这部戏曾经由格雷达·戈尔勃将其拍成电影，但它最初是出现在百老汇的舞台上的。作为舞台剧，它富于喜剧性，又有很强的讽刺意味，非常有趣。演出结束的时候，女制作人飞奔过来问道：
“听说您脸上受伤了，是真的吗？在观众席上一点儿都看不出来。真了不起啊！靠着精神的力量就能不让脸肿起来！”
不管我有多么能干，我也没法靠着精神的力量不让脸肿啊！
这都全亏了泽村妈妈，我心中十分感激。的确，脸上一点儿都没有肿。绷带和胶布贴在脸上，也许人们能够看出来稍稍有点儿向外鼓，不过我的脸型本来就有点弯曲，有可能真的看不出来。如果是一个鹅蛋脸型的漂亮女演员，那一定会被看出来的。两天后，我遵从医生的叮嘱又来到了医院。不知道“狗耳朵”到底怎么样了？医生拿下绷带，高兴地说道：
“嗯，很好！也许用不着把屁股上的皮肤移到这里了！”
我也高兴起来。
一个星期后要拆线了。取下创伤膏仔细一看，我不禁吃了一惊，我的眼睛上方就像是漫画中缝合的伤口似的，黑色的缝合线像拉链一样历历可见。结果，“狗耳朵”的恢复能力让医生都感到惊讶，并没有留下什么疤痕，长得非常平整。眼睛上方的伤口却很深，不过不久也就看不出来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眼睛也能闭得上。
这件事过去之后，有一次我看电视，看到节目中有一位男演员，他曾经被汽车撞伤，他说道：“鼻子下面缝了几针，我请求医生尽可能地缝得细一点，越细越好。”听了这话我不禁笑了。看来我真是个糊里糊涂的人啊！就算信赖医生，一个女演员似乎也该表示一下对容貌的关心什么的吧！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照了照镜子，想看看旧伤现在怎么样了。眼睛上的伤和“狗耳朵
”已经完全没有痕迹了。只有鼻子下面嘴唇之上的那处伤，根据光线的强弱不同，还能看出一点儿来。不过想一想，等年纪再大一些的时候，嘴唇周围的皱纹出来以后，大概就看不出来了吧。我偶然和身边跟随我的人说了这个想法，她立刻趴到了桌子上。我以为她哭了，没想到她是在笑：“女人都为了脸上能少一些皱纹而绞尽脑汁，真没听说还有您这样的人。”说完她又笑了起来。
我之所以想到要写下这个“狗耳朵”事件，是因为这还是我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我从小就到处跑来蹦去，可是却从来没有受伤，想想真是挺奇怪的。
要说起我当年的淘气事儿可真是不胜枚举，比如有一次我走在小学的礼堂后面的那条小路上，突然看到路上铺着一张报纸。“哎？一张报纸！”我全力向前跑去，不偏不倚地跳在报纸的正中央，可是谁知道那是厕所的掏口，盖子已经挪开了，掏口上面只盖了一张报纸，于是我就掉进了厕所里。
还有一次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快走回家的时候，我发现路边有一大堆沙子。“不是在海边，却有这么一大堆沙子！”我大为兴奋，朝着沙堆猛跳过去。谁知道那实际上是一堆抹墙的灰泥，只是在上面盖了一层沙子。所以我“扑哧”一声掉进了灰泥堆里，一直没到胸口，靠自己无论如何也拔不出来了。我手里提着的鞋袋也好，鞋子也好，双肩书包也好，全都成了铜像一样的颜色。直到妈妈傍晚出来接我时找到我，我就那样一直站在黏糊糊的灰泥里面，只露着一个脑袋。
战时我们疏散到青森县的时候，我把月票弄丢了，因为那时候没有车票卖，我只好一个人沿着铁路线走着去学校。有一天，突然从我眼前的岩石对面的拐弯处驶来一列火车，这是一列临时货车，出乎我的意料。那时候我正走在铁桥上的枕木上，桥下就是河水。那个时候的东北铁路还是单线的，一时间真是前后左右都无路可去。无奈之下，我从枕木的间隙钻了下去，用手臂吊在枕木上。下面就是哗哗流淌的河水，货车轰隆轰隆地从上面经过，我在心里数着有多少节车厢，反正是非常非常长的一列货车。我的手臂快坚持不住了。为了不让自己惟一的那双木屐掉到河里，我拼命地用脚趾勾住木屐。火车终于过去了，我把双肩书包当做杠杆，又爬回了桥上。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在山本有三的《路旁的石头》一文中描写了同样的场面。
像上面说的那样的事情还有很多，真是不胜枚举，可是我一次也没有受伤，这固然是比较幸运，另外可能还因为我的瞬间判断力比较好的缘故吧。我能够敏锐地感觉出该如何去做，并且发挥想像力来行动。
可是长大以后，我就决心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到处乱跳了。原因之一是一个曾经和我交往的男孩子说：“我总觉得你会掉到一个大洞里摔死。”我从此变得小心翼翼，每当我乘坐电梯的时候，总要先确认一下电梯的底是不是好好地在那里，为了这个经常会被人笑话。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万一电梯是没有地板的那可不得了。剧院和电视台的播映室的搭脚处都不太稳当，而且又比较昏暗，我更是小心万分，夸张一点说，简直和宫本武藏① 那样紧张。
当然，我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去的国家，有的地方内战不止，一些地方可能埋着地雷，有的地方也许会有游击队出现，还有的是荒山野岭或者坎坷泥泞之处，什么样的地方都有。所以，我遵从当地人的告诫，无论看到什么，绝对不会“哇”地跳上去。
不过，也多亏了小时候喜欢跑来跳去，后来即便我去穷困的农村，过河的时候，河上只架了一根竹子当做桥，我也能立刻判断出能不能过得去，脱下鞋子轻轻松松地就走了过去。有一位记者是个小伙子，在河对面说：“不好意思，我有点害怕，不敢过去。”我很同情他，这大概是因为他小时候不喜欢跑来跳去的吧。
那么，我既然如今这么小心，“狗耳朵”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若是有人这么问我，我
只能说是因为下了大雪才会搞成那样的了。所以这一阵子东京没有下雪，真是很让人高兴。
在有演出的日子里，吃饭是一个麻烦事，大家都为了吃饭的事费尽辛苦。如果在快要演出之前才吃饭的话，由于我的胃消化速度是别人的４倍，大脑的注意力全被牵扯到那里了，
那就没办法完全把精力集中到台词上。所以我总是在演出前早早吃完饭。不过饭吃得太早的话，演出的时候肚子太饿，那样对身体也不好。但无论如何，我也不愿意把太多的时间和能量用在消化上。我并不是神经质的人，在这件事上虽然采取了一些权宜的做法，但还是会注意分寸的。
就拿这一阵子我出演玛丽尼·迪特律的戏剧《玛丽尼》来说吧，除了第一幕和第二幕我是在后台上，直到戏剧以她那场有名的音乐会而结束，我没有一刻离开舞台。除了１５分钟的休息时间以外，我一直在舞台上演出。我的台词达到了两千行。还有一种计算台词的方法是看到底有多少句。在戏剧《玛丽尼》中，自问自答和大段采访形式的独白要比对话多得多。剧本中，玛丽尼的台词就有两千行，而且我的剧本是Ｂ５大小的。所以在演出的两个小时里，真的是一秒钟也不能分神。
再说我遭遇惨痛的那个大雪天。那天，雪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下的，东京已经积了很厚的雪。吃过午饭后我想吃个苹果，人家送给我的苹果放在我的公寓小阳台的纸箱里。我把那个阳台称为“南极”，需要冷藏的东西就放在阳台上。打开铁门后，纸箱并不在跟前，而是放在另一头。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天气非常冷，所以我快步跑过去，把手探进纸箱里拿了苹果出来。苹果是我喜欢的“富士”，而且苹果的正中间可以看到三个大字“日本一”。“哎，说它是日本第一呢！”
我两手各拿一个苹果，满心佩服地端详着。这大概是在苹果变红之前，先在苹果的正中间贴上“日本一”的字样，等后来把字样去掉的时候，字样周围的部分都变红了，惟独字样所在的部分还是白白的，这样，“日本一”的字就清晰地留了下来。
我拿着苹果，想要看一看雪下得多大了，就向外张望着。这时候我才发现从那里几乎看不到天空。在那以前，我还没有从“南极”看过天空。这座公寓在设计上颇有特点，阳台上方有一条很大的混凝土梁，为了防止鸽子飞进来，在阳台栏杆上铁丝网状的篱笆高高地伸展上去，只有从混凝土梁和篱笆之间约３０厘米的缝隙中才能见到天空。
我倾斜着身体，侧头去看天空，但还是看不清楚雪到底有多大。我把身体斜得更厉害了，想无论如何也要看清楚才好。那时候我真是很糊涂，本来我可以回到房间里，从窗口很容易就能看到天空，可是我却非得从那一线窄窄的缝隙中去看。当时我想要直接看到天空。这个“南极”的混凝土地板上有一处需要留心的地方，这一点我以前就发现了。就是在离地板２０厘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铁栏杆，本来是为了预防发生火灾而用来隔断隔壁屋子的屏障。这个铁栏杆凸出在那里，像是马拉松比赛的终点。所以我一直很留心这里，刚才拿苹果的时候也是“嘭——”地先跳过铁栏杆。可是当我在狭窄的地方倾斜着身体费力地去看下雪的情形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就靠近了铁栏杆。我好不容易看到了灰蒙蒙的天空和雪花，知道雪下得的确很大，一边想着“啊，好冷好冷”，一边向屋里走去。
我这么写，大家可能会感觉我的行动非常缓慢，实际上刚才的这一系列活动总共只用了大概５秒钟。从房间里出来，来到“南极”，跨过铁栏杆拿出苹果。
“哇，日本第一！”“雪下得怎么样了？”“哦，还在下呢！好冷，好冷！进屋吧！”
这期间一共５秒钟。可就在我要跑回房间的那一瞬间，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脚已经靠近铁栏杆了，我猛地抬腿要跑的时候，脚伸进了铁栏杆下面，“啊——”的一声，我的身体横着飞了起来，脸重重地撞在了混凝土和铁门上。
“嘭！”
发出了一声巨响。这个时候我却没有“好痛”的感觉，两只手里拿着的苹果顺着敞开的房门滚进了房间里。在我的手触地之前，我的脸先撞上了什么东西。我想要站起来的时候，看到鲜血啪嗒啪嗒地落在了混凝土地板上。“啊，眼睛还看得见。”我真是格外的冷静。随后我站了起来，匆匆地向冰箱走去。这是因为我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一件事。
那是泽村贞子女士告诉我的。我一直叫泽村女士“妈妈”。那一次妈妈在电视剧中扮演一个死去的人，正当她躺在那里拍摄的时候，突然布景中天花板上的荧光灯掉了下来，正砸在妈妈的脸上。拍摄现场一片骚动，大家七嘴八舌地问：“没事吧？”妈妈叫道：“别叫了，拿冰给我！快拿冰给我！不早点冷敷的话，脸要是肿了，今天就没法拍了！快点拿冰！”
由于爸爸还在家里等着妈妈，今天要是拍不成了，那只好改天再在这个场景中重拍了，妈妈可不愿意这样。反正今天要尽量拍完。冰送到了妈妈手中，妈妈用湿毛巾包着冰块，放在被打中的脸颊上冷敷。脸颊居然没有肿，电视剧继续拍了下去，妈妈顺利回到了爸爸等待着她的家中。这件事我还是几十年前听妈妈说的，当时我却突然想了起来。“晚上还有舞台演出，脸要是肿了可不得了！”也许是这个念头刺激舜竽裕?刮蚁肫鹆艘丫???嗄甑氖虑槔础?/p>
我往塑料袋里装上水，放进冰块，匆匆忙忙地抓起旁边一块脏乎乎的似乎是抹布样的东西包起冰袋来，放到脸上冷敷。我还没来得及照镜子，所以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受伤了，但是也能确定伤在脸上。然后我跑进洗手间认真地照了镜子。右眼的眼角上方伤口比较深，好像血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右眼下面颧骨那儿也有血迹，擦却擦不掉。仔细一看才发现看着像是血迹，实际上是那里的皮被蹭破了，有两厘米半的地方露出了皮肤下的肉。上面的皮肤已是摇摇欲坠，我正想把它拿下来，却发现一展开那块皮肤，它正好盖在红色的三角形的肉上，“嗯，那就这样吧！”我当时能这么做真是非常幸运，因为后来我知道这样的伤口被称为“狗耳朵”。另外我的嘴唇上鼻子下的地方也撞破了。我本来以为情况更糟糕，现在发现没有什么严重的，就想，就这样去剧院行不行呢？但是因为鲜血还在往外流着，所以我给平时去进行健康检查的医生打了个电话。那位医生是内科医生，我向医生说了情况，我很认真地说：
“我在‘南极’受伤了。”
电话中传出医生惊诧的声音：
“在南极受伤了？！”
于是我解释了一番，最后说道：
“没有什么严重的，就这样没关系吧？”
医生慌忙说：
“不行不行，撞破的地方一定要缝上才行。”
“缝？”
这对我来说可是生平第一次，我大吃一惊，几乎吼了出来。医生又提醒我道：
“是呀。今天外科大夫不在这里，请您立刻去有外科的医院看看。请您一定要去啊！”
我给事务所打了个电话，说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事务所立刻为我联系了一家熟悉的急救医院，办好了手续，可以立刻就去。我的经理来接我去医院。我换了衣服，在房间中找了一圈，想看看苹果到底滚到哪里去了，但是哪儿都没有，好像已经消失了一般。我有些不甘心，本来想把它吃掉的，真是很遗憾。事后我发现一个苹果从沙发底下滚到了钢琴的踏板下面，另一个也莫名其妙滚到了一个椅子下面。因为是在饭后想吃点水果，才引起这个事件，所以我还是想能吃点什么。去医院以后，有一阵子会什么东西也不能吃，所以我找了一圈，拿起了一块很大的糖放在了嘴里，正在这时经理来了。看到她推门进来，我说道：
“真不好意思，让您担心了。”
但是我嘴里塞了一大块糖，说出来的话就成了：“怎不好意稀，浪里担心了。”经理的眼睛本来就很大，吃惊的时候，眼睛就像要鼓出来。听了我说的话，她的眼睛像是真要掉出来了，满脸忧虑地问道：
“你说话已经这样了吗？”
经理的声音已经带了哭腔。那时她心里一定在想：“这样的话，今晚的戏是演不成了。”我完全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形，非常吃惊，赶紧把糖从嘴里拿出来，说：“没关系，我能说话。”事后，我把这件事讲给朋友们听，大家都说我“真是个满不在乎的人”。我自己也觉得的确如此。
总之，我们就这样去了医院。令人吃惊的是，大雪天的急救医院挤满了老爷爷老奶奶，几乎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大家好像都是摔倒受伤了。我一边用脏乎乎的抹布冷敷着脸，一边立即被带入了放射室。我很是意外，但是我这种情形的确也有可能会出现骨折。在这种场合中，照Ｘ光片真是再屈辱没有的了。因为好像没有专供拍脸部照片的Ｘ光机，我就站在拍胃肠Ｘ光所用的床下，把脸朝下，摆出一副“对不起”的姿势，照了一张。然后工作人员又告诉我：“好，屏住呼吸。”我又把脸贴在机器上。然后我还是站着，这回是把右耳贴在机器上照了一张侧面的，这也好像在说：“我做了一件错事。”连总是不知道反省的我也在想：“再也不这样做了。”
外科大夫是院长先生，他是一位豪爽而幽默的人。他曾经在美国学过很长时间如何处理这类事故中受的伤，是这方面的权威。先生拿起Ｘ光片，对着光看了一番，说道：
“嗯，没关系！没有骨折。”
又说道：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撞在了鼻子那里，也许就会撞死。”
我悚然一惊，如果我死在“南极”，手里的苹果早已经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人们不会知道我究竟为什么会死在这种地方，结果就会说：“她本来就是个怪人嘛！”就这样不了了之吧。如此想来，肯定有很多人去世之后还被人误解。先生又接着说：
“您真是很幸运啊！要是撞得稍微偏一点，那就撞到了眼睛上，那也不得了。人在瞬间还是能够进行自我保护啊。”
我得知自己原来运气这么好，也高兴起来。
另外，先生看的我的那张脸部Ｘ光片，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一直认为我的颧骨比较高，头盖骨的形状很是怪异，但是看到头部的正面照片，却是一张让人着迷的细长而美丽的脸部照片。再说侧面那张，我本来以为自己的后脑勺扁平，但实际上却是很漂亮的圆形。我很入迷地看着这张照片，向先生问道：
“先生，这么漂亮的头型真的是我的吗？会不会是和别人的弄错了？”
先生说道：
“这就是你的，今天只有你一个人拍了这样的Ｘ光片。”
看到自己头部的Ｘ光片这么漂亮，我非常激动，把两张照片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最后先生吩咐护士：“把照片收起来。”护士就把照片拿走了。先生开始看我的伤，我眼睛上方比较深的伤口必须进行缝合。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颧骨那里那个皮肤几乎脱落的伤口，先生凝视着那个伤口，说道：
“这里是最麻烦的。这种伤口称为‘狗耳朵’，就是皮肤像狗的耳朵那样呈三角形脱落。这种伤口一般很难恢复原样，大多要留下伤疤，伤在脸上的话真是很麻烦啊。”
先生又说道：
“不过，这个‘狗耳朵’的皮肤还留在上面，这非常好。如果皮肤没有了的话，那就不妙了。”
我很想说：“本来我觉得这块皮肤挺碍事的，还想把它拿掉呢。”但是没有说出来。
先生似乎非常担心这个“狗耳朵”，几次三番地把那块皮肤翻起来又盖上，最后有些遗憾地说道：
“今天先把它放在上边，用创伤膏贴起来，看看情况怎么样。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只有从别的地方取下一块皮肤移植上去了。但那样的话，大多也会留下伤疤，实在是很麻烦啊。”
我这才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确做了一件蠢事。我问先生：
“从别的地方取一块皮肤，那从哪里取呢？”
先生答道：
“这个嘛，可能是屁股上吧。”
我不由得笑了出来，把屁股上的皮肤移植到脸上来，总觉得很是滑稽。先生看到我笑了，亲切地说道：
“没办法啊，是要从屁股上取皮肤。因为您是演员，还是尽量别留下伤疤为好。”
我慌忙说道：
“先生，没关系，我并不是靠脸孔来工作的。”
先生说：
“您为什么这么说呢？请别这么说，我们试试看吧。鼻子下面的伤口要缝上。”
我又一次在心里念着：“要缝！”
现在都是用显微镜一边观察伤口一边缝合。我躺到床上，一位年轻的医生过来了，在我脸旁边支上了一架显微镜似的东西。这位医生也有点儿怪，在给我缝眼睛上边的伤口时，医生说道：
“睡觉的时候还是闭着眼睛好啊。”
我很惊讶，问道：
“睡觉的时候确实闭着眼睛好啊——还有不闭眼睛的时候吗？”
“要是缝得稍微粗一点，眼睛就闭不上了，如果细细缝的话，就没关系。”
“那么请您给我缝得细一点吧。睁一只眼睛睡觉还是挺奇怪的。”先生说了一声“好的，那么就缝得细一点吧”，就开始缝起来。因为注射过麻药，我倒是不觉得疼，我闭着眼睛，时时会听到剪刀剪断线或者什么东西的声音，感觉很是异样。
这位年轻的医生真是很有趣，他一边为我缝着鼻子下边的伤口，一边说道：“很少有大人要缝这里，一般都是小学生。真是很少见啊，大人的这个地方也会受伤。”
不过医生还是非常认真地为我缝好了伤口，总共１４耄?残硎牵保墩氚桑?詈笠缴?Ｖ龅溃?/p>
“不要再冷敷了，今天晚上也许会肿一阵子，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我看到医生的正脸，这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医生，穿上白衣服，显得非常和谐。
因为我对院长先生说了晚上还要演出，先生在绷带上面贴上了与皮肤颜色相同的胶布，叮嘱道：“在这上面化妆时，请千万不要揭去绷带，也千万不要直接把化妆品涂在上面。”于是治疗就全部结束了。眼睛上方是绷带和胶布，脸颊那里是绷带和胶布，鼻子下面还是绷带和胶布。而且还有可能会肿起来。这个样子今天晚上的戏还能演得成吗？
那天我演的戏剧叫做《尼诺契卡》。匆匆赶到剧院以后，我急忙开始化妆，并且把情形向一起演出的演员们简单说了说。舞台剧和拍摄电影、电视剧不同，也许还能够蒙混过去，不被人看出来。终于开幕了，一切都照常进行着。《尼诺契卡》这部戏曾经由格雷达·戈尔勃将其拍成电影，但它最初是出现在百老汇的舞台上的。作为舞台剧，它富于喜剧性，又有很强的讽刺意味，非常有趣。演出结束的时候，女制作人飞奔过来问道：
“听说您脸上受伤了，是真的吗？在观众席上一点儿都看不出来。真了不起啊！靠着精神的力量就能不让脸肿起来！”
不管我有多么能干，我也没法靠着精神的力量不让脸肿啊！
这都全亏了泽村妈妈，我心中十分感激。的确，脸上一点儿都没有肿。绷带和胶布贴在脸上，也许人们能够看出来稍稍有点儿向外鼓，不过我的脸型本来就有点弯曲，有可能真的看不出来。如果是一个鹅蛋脸型的漂亮女演员，那一定会被看出来的。两天后，我遵从医生的叮嘱又来到了医院。不知道“狗耳朵”到底怎么样了？医生拿下绷带，高兴地说道：
“嗯，很好！也许用不着把屁股上的皮肤移到这里了！”
我也高兴起来。
一个星期后要拆线了。取下创伤膏仔细一看，我不禁吃了一惊，我的眼睛上方就像是漫画中缝合的伤口似的，黑色的缝合线像拉链一样历历可见。结果，“狗耳朵”的恢复能力让医生都感到惊讶，并没有留下什么疤痕，长得非常平整。眼睛上方的伤口却很深，不过不久也就看不出来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眼睛也能闭得上。
这件事过去之后，有一次我看电视，看到节目中有一位男演员，他曾经被汽车撞伤，他说道：“鼻子下面缝了几针，我请求医生尽可能地缝得细一点，越细越好。”听了这话我不禁笑了。看来我真是个糊里糊涂的人啊！就算信赖医生，一个女演员似乎也该表示一下对容貌的关心什么的吧！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照了照镜子，想看看旧伤现在怎么样了。眼睛上的伤和“狗耳朵
”已经完全没有痕迹了。只有鼻子下面嘴唇之上的那处伤，根据光线的强弱不同，还能看出一点儿来。不过想一想，等年纪再大一些的时候，嘴唇周围的皱纹出来以后，大概就看不出来了吧。我偶然和身边跟随我的人说了这个想法，她立刻趴到了桌子上。我以为她哭了，没想到她是在笑：“女人都为了脸上能少一些皱纹而绞尽脑汁，真没听说还有您这样的人。”说完她又笑了起来。
我之所以想到要写下这个“狗耳朵”事件，是因为这还是我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我从小就到处跑来蹦去，可是却从来没有受伤，想想真是挺奇怪的。
要说起我当年的淘气事儿可真是不胜枚举，比如有一次我走在小学的礼堂后面的那条小路上，突然看到路上铺着一张报纸。“哎？一张报纸！”我全力向前跑去，不偏不倚地跳在报纸的正中央，可是谁知道那是厕所的掏口，盖子已经挪开了，掏口上面只盖了一张报纸，于是我就掉进了厕所里。
还有一次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快走回家的时候，我发现路边有一大堆沙子。“不是在海边，却有这么一大堆沙子！”我大为兴奋，朝着沙堆猛跳过去。谁知道那实际上是一堆抹墙的灰泥，只是在上面盖了一层沙子。所以我“扑哧”一声掉进了灰泥堆里，一直没到胸口，靠自己无论如何也拔不出来了。我手里提着的鞋袋也好，鞋子也好，双肩书包也好，全都成了铜像一样的颜色。直到妈妈傍晚出来接我时找到我，我就那样一直站在黏糊糊的灰泥里面，只露着一个脑袋。
战时我们疏散到青森县的时候，我把月票弄丢了，因为那时候没有车票卖，我只好一个人沿着铁路线走着去学校。有一天，突然从我眼前的岩石对面的拐弯处驶来一列火车，这是一列临时货车，出乎我的意料。那时候我正走在铁桥上的枕木上，桥下就是河水。那个时候的东北铁路还是单线的，一时间真是前后左右都无路可去。无奈之下，我从枕木的间隙钻了下去，用手臂吊在枕木上。下面就是哗哗流淌的河水，货车轰隆轰隆地从上面经过，我在心里数着有多少节车厢，反正是非常非常长的一列货车。我的手臂快坚持不住了。为了不让自己惟一的那双木屐掉到河里，我拼命地用脚趾勾住木屐。火车终于过去了，我把双肩书包当做杠杆，又爬回了桥上。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在山本有三的《路旁的石头》一文中描写了同样的场面。
像上面说的那样的事情还有很多，真是不胜枚举，可是我一次也没有受伤，这固然是比较幸运，另外可能还因为我的瞬间判断力比较好的缘故吧。我能够敏锐地感觉出该如何去做，并且发挥想像力来行动。
可是长大以后，我就决心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到处乱跳了。原因之一是一个曾经和我交往的男孩子说：“我总觉得你会掉到一个大洞里摔死。”我从此变得小心翼翼，每当我乘坐电梯的时候，总要先确认一下电梯的底是不是好好地在那里，为了这个经常会被人笑话。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万一电梯是没有地板的那可不得了。剧院和电视台的播映室的搭脚处都不太稳当，而且又比较昏暗，我更是小心万分，夸张一点说，简直和宫本武藏① 那样紧张。
当然，我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去的国家，有的地方内战不止，一些地方可能埋着地雷，有的地方也许会有游击队出现，还有的是荒山野岭或者坎坷泥泞之处，什么样的地方都有。所以，我遵从当地人的告诫，无论看到什么，绝对不会“哇”地跳上去。
不过，也多亏了小时候喜欢跑来跳去，后来即便我去穷困的农村，过河的时候，河上只架了一根竹子当做桥，我也能立刻判断出能不能过得去，脱下鞋子轻轻松松地就走了过去。有一位记者是个小伙子，在河对面说：“不好意思，我有点害怕，不敢过去。”我很同情他，这大概是因为他小时候不喜欢跑来跳去的吧。
那么，我既然如今这么小心，“狗耳朵”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若是有人这么问我，我
只能说是因为下了大雪才会搞成那样的了。所以这一阵子东京没有下雪，真是很让人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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