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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三 血染的皇冠(2)

裴炎下的是一着险棋。他的如意算盘是:既然自己兵谏不成,就借徐敬业的兵。先借徐敬业的兵逼武则天下台,再用武则天的兵逼徐敬业就范。只要太后退位, 皇上还朝,徐敬业的军事行动便师出无名,再坚持下去就是谋反。那时,不说是“不讨自平”,便是要讨,也容易得多。无论兵不血刃平息叛乱,还是不动干戈夺回 朝政,他裴炎都是盖世英雄,千古名臣。何况,裴炎的说法,也并非没有道理。徐敬业并没有反唐。相反,他打的正是匡复唐室的旗号。如果皇帝回到朝廷,徐敬业 岂有不偃旗息鼓、俯首称臣之理?

可惜武则天没那么好哄。她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好笑:少跟老娘来这一套!不讨自平?天下哪有不讨自平的反贼!大军征讨还不一定平呢!以你裴炎头脑 之清醒、政治经验之丰富,难道不懂这个道理?难道看不出徐敬业的真实目的是“凡诸爵赏,同指山河”?即便我把政权还给皇帝,他徐敬业也会借口“还政是假” 云云继续兴兵作乱。看来,所谓“不讨自平”是假,要老娘下台才是真。难怪他对讨伐叛贼毫无兴趣(不汲汲议诛讨)了。对这种人,武则天从来就不手软。你裴炎 和徐敬业不是南北呼应一唱一和吗?那好,不管你是敲边鼓也好,作内应也好,或者趁火打劫、混水摸鱼也好,老娘先杀了你再说,免得变生肘腋,防不胜防。所 以,武则天没有丝毫犹豫就把裴炎送上了断头台。平息扬州叛乱以后,又斩杀程务挺于军中。

裴炎谋反案在朝中引起很大震动。很少有人相信裴炎谋反是真的。因为谁都知道裴炎既是忠臣又是清官。裴炎被捕后,照例抄家,却发现堂堂相府,居然家徒四 壁,一贫如洗。程务挺就更是冤枉。作为大唐一代名将和功臣,他不但没有谋反,而且在前方奋勇作战保卫边境,杀得敌人闻风丧胆不敢来犯。程务挺被害后,边境 将士悲痛莫名,痛哭流涕,突厥则欢呼雀跃,大摆宴席。武则天杀程务挺,实在是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实际上,裴炎和程务挺反不反,只有武则天和他们两人心里有数。这就是:如果武则天不当皇帝,还政于睿宗,裴炎和程务挺必不反;如果武则天悍然称帝,裴 炎和程务挺必反无疑。只不过这话谁都不能说出口罢了。所以,当有人劝裴炎认罪求情,或可免于一死时,裴炎只是笑着摇摇头说:宰相下狱,断无全理。多余的话 无须再讲。同样,当朝中大臣担保裴炎不反,说“若裴炎谋反,臣辈也谋反了”时,武则天也只是笑着摇摇头说:朕知裴炎必反,卿等必不反。可见双方都心照不 宣。

其实,不论裴炎谋反一案是否证据确凿,他的死,都是一个悲剧。对裴炎是悲剧,对武则天也是悲剧。因为他们都没有“错”,又都付出了代价,而且损失惨 重。裴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张而被杀的。这个主张就是:皇帝只能由男人来当,而且只能由李世民的子孙来当。从封建礼法和裴炎所受的教育来看,这是对的,是 “正义”和“正道”。武则天的主张则是:强者为王。皇帝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来当,而不拘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姓李还是姓别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不 错,也是“正义”和“正道”。结果,裴炎和武则天为各自不同的“正义”和“正道”发生冲突,并分别付出代价:裴炎丢了性命,武则天则失去了一代名臣和一代 名将,等于砍掉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不过,武则天在内心深处还得感谢裴炎。

如果说,徐敬业短命的叛乱增强了武则天的信心,使她感到天下事并非不可为之,那么,裴炎未遂的政变则提醒她要小心,万万不可大意失荆州。道路并不平 坦,前途也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敬业的叛乱固然不得人心(诚如时人陈子昂所说“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自己 的临朝称制也同样颇遭物议(亦如重臣刘祎之所言:“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看来,李唐宗室的残渣余孽倒不可怕,礼法 传统却是很难战胜的劲敌。想当年,曹操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尚且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如今武某要在寻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就更得要有非常之举。显然, 对于武则天而言,她通往帝位的道路,只能由尸骨来铺就。她头顶上那女皇的皇冠,也只能用鲜血来染成。她不能等着人撞到槍口上来。她必须制造恐怖,大开杀 戒,让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噤若寒蝉。

现在武则天深信她是在进行一次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革命”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原来就是“改朝换代”即“变革天命”的意思,比如殷革夏命、周革殷命 等。所以《周易》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过,商汤革命也好,周武革命也好,和武则天的革命都颇不相同。前者发生在旧王朝行将就木之际,后者 则发生在新王朝蓬勃兴旺之时;前者是一个男性家族取代另一个男性家族,后者却是一个女人要颠覆男人的天下;前者是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后者可只能搞宫廷政 变。显然,武则天的难度更大,是否“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大成问题。然而武则天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不服输、连日月星辰都为之一空(曌就是日月空)的 伟大女性。如果上帝不准她革命,她就革上帝的命;如果老天不给她革命的氛围,她就自己来创造;如果所有人都不赞成她革命,她就让大家都不敢开口说话。总 之,她必须创造一种政治气候,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她的反抗已徒劳无益。

于是武则天开始理直气壮地实行她的特务政治和恐怖统治。这种政治和统治的核心部分,是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和冤假错案。制造冤假错案,诬陷自己的政敌和 不喜欢的人谋反,是一切专制独裁者的惯用伎俩。刘邦用过,曹操用过,武则天当然也可以用。武则天的不同之处,是公开地、普遍地通过鼓励告密和起用酷吏来大 规模制造冤假错案。大约很少有人像武则天这样把告密合法化并公开予以鼓励了。她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告密的人。即便是樵夫和农民,也可以到京师面见皇 帝,提出控告。他们将由官府供给驿马,沿途享受五品官的待遇,进京后住官家客栈,吃官家伙食,而且能得到武则天的亲自接见和赏赐。最重要的是:即便揭发不 实,也不反坐,不会受到任何处分。

这种只有进项没有亏损的无本生意谁不想做。哪怕是到京城公费旅游一回,过把五品官的瘾,也值。于是乎,四方密告蜂拥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武则天则 每天都要坚持翻看那些告密信,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这些告密信为她提供了许多线索,使她对朝廷中社会上的动向了如指掌,洞若观火。这实在让她喜出望外笑逐 颜开。她没有忘记,因为情报不灵,徐敬业一伙搞了那么多陰谋诡计,朝廷居然一无所知,直到他们集结起十万大军攻城略地时,才大惊失色,匆忙应对。她也没有忘记,正是因为有人告密,裴炎兵变的预谋才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告密,对于独裁者来说,真是个好东西。

因此,武则天决定重奖告密者,并从告密者当中选拔一批酷吏。这些酷吏之所以要从告密者当中选拔,是因为不屑于告密的人也一定不肯搞逼供信。不搞逼供 信,又怎能把告密变成案件,置反对派于死地?在尝到告密的甜头以后,武则天已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这种手段获取情报了。她还要通过对所有密告的处理,制造一个 又一个的冤案,以便把反对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事实上,只有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案件被不断揭露出来,才能证明建立告密制度是 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就非有酷吏不可了。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出身,是否读过书、有学问,或者是否懂法律、有能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会看武则天的 脸色,以及有足够的卑鄙和残忍。

可见,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冤假错案,这三个东西是一环扣一环的。有人出来告密,就有了情报和线索,也就有了整人的理由和借口;有人充当酷吏,告密者 的举报才可能被“坐实”,也才可能制造冤假错案;有了冤假错案,才能不断宣称“国家受到威胁”,从而使告密制度和酷吏集团显得合理合法。既然国家安全受到 如此严重的威胁,就更需要鼓励告密,重用酷吏了。如此恶性循环,恐怖的气氛也就自然形成。其实,国家何曾受到威胁?只不过武则天自己神经过敏,或者只是她 杀人立威的一种借口。

尽管武则天这一手段极其卑鄙无耻、肮脏下流,却挺管用。几年下来,已没有什么人胆敢对她的所作所为说三道四,有的只是一片歌功颂德和阿谀奉承之声。呈 报所谓祥瑞的绿纸书和言说所谓天命的劝进表雪片般飞往宫中,飞到武则天的丹陛之下。在装模作样进行了一番推让辞谢以后,载初元年亦即天授元年(公元690 年)九月九日,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女野心家,终于如愿以偿,戴上了那血染的皇冠。这一年,她六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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