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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变节之谜

元稹、张籍、王建,都是白居易志同道合的诗友、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时也都是杜甫的推崇者、继承者。元稹与白居易齐名,人称“元白”,他们的文学观点完全一致。可惜的是,后人对元稹的人格颇多垢病,故而损害了他的人格形象。

元稹,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一陽一)人。家庭贫困,刻苦自学。贞元间举进士第。唐宪宗元和年间,他任左拾遗、监察御史等职,对权贵、藩镇的不法行为进行过多次弹劾。穆宗时期曾作过宰相,后历任同州、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以暴疾卒于武昌,时年53岁。元稹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与白居易相同,在当时的文学革新运动中具有突出的进步作用。

著名的文学、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对元稹的诗文评价颇高,认为元稹是绝世才士,但对元稹的为人颇有微词,指出“人品虽不足取,而文采有足多者焉”。他认为元稹是“工于投机取巧”,在情感问题上没有道德。陈先生说:“微之之贬江陵,实由忤触权贵阉宦。及其沦谪既久,忽尔变节,乃竟干谀近幸,致身通显。则其仕宦,亦与婚姻同一无节操之守。惟窥时趋势,以取利自肥耳。”陈先生又说:“故观微之一生仕宦之始末,适与其婚姻之关系正复符同。南北朝唐代之社会,以仕婚二事衡量人物。其是非虽可不置论,但今日吾侪取此二事以评定当日士大夫之操守品格,则贤不肖巧拙分别,固极辽然也。”

这样一来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见到的元稹在前期敢于上书论政,指斥弊政,在后期是否投靠了权贵而换得几个高的职务?的确在唐穆宗时期,元稹官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后为裴度弹劾与宦官魏宏简结交,罢承旨学士之职,官工部侍郎。次年,裴度与元稹先后为相,两人政见不同,后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至唐文宗时他又被调回中央,为尚书省左丞,身居要职。后又受到排挤,出为武昌军节度使。人们不禁要问,元稹的这些高官职务,是否为变节后得来的?

著名的文史学家卞孝萱先生在《元稹“变节”真相》(载《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四期)一文中专门就元稹的“变节”进行了研究,对陈寅恪说的“变节”进一步作了阐述。早年元稹中明经和制举,得到了考官裴垍的赏识。由于他对权贵、藩镇、宦官的不法行为进行过多次弹劾,使当时已升任宰相的裴垍对他十分信任。裴垍的亲信裴度等人曾因上书受到他人陷害,元稹支持他们,并向皇帝讲清事情的原委,虽被贬官,而元稹自己并没有懊丧。不久裴垍提拔他为监察御史。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与宦官的矛盾再次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他在诗中说:“惨舒在方寸,宠辱将何惊……此意久已定,谁能苟求荣。所以官甚小,朝野已势倾。”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自豪,对自已被贬官不感到悲观,因为他相信裴垍会对自己进行提拔的。

事不凑巧,第二年裴垍病卒,元稹在朝廷中的依靠没有了,他原来的酣歌之气没有了,变得忧愁起来。他在《感梦》诗中表达出了自己的这种心态:“前时予椽荆,公在期复起。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这首诗成了元稹变节的自供状。严绶和宦官的关系很好,任江陵尹和荆南节度使后,成了元稹的直接领导,元稹和宦官的关系本就不好,元稹的好友白居易对元稹十分担心。不料严绶到任后,并没有对元稹报复,相反两人关系相处很好,对元稹恩顾有加,这说明元稹巴结严绶成功了。元和九年,严绶、崔潭峻奉命讨伐对抗朝廷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他们把元稹也带了去。元稹《葬安氏志》中说;“适予与信友约为淅行,不敢私废。”既然称“不敢私废”,即证明“淅行”是公事,“淅行”即山南东道之行。“信友”指宦官崔潭峻。元稹知道交结宦官是丑事,于是就煞费苦心地想出“信友”一词来,然而欲盖弥彰。此后,元稹又依附宦官崔潭峻、魏弘简,竟然荣登大位,官至宰相。

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根本不存在元稹变节的行为,应该清除泼在元稹身上的污水,并给予较为公允的评价,还元稹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持这种观点者指出《感梦》诗是不是元稹变节的“自供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感梦》诗的意思。依照诗的内容,它可分为:梦前述情、夜梦裴垍、梦后忆梦、向僧述梦、因梦忆旧和感梦抒情六个部分。在最后一部分,诗人发出了“前时予椽荆”等四句的感叹,意思是:我以前被贬谪江陵,因为有裴相公在朝,随时寻找机会为自己分辩,所以自己还有“复起”,即再任要职的希望。自从裴相公谢世,自己一贬再贬,再也无人为自己讲公道话,景况已不同于裴相公在世时,我只有“终老于穷贱”了。接着诗人又对白居易表示同情云:“白生道亦孤,谗谤销骨髓。”诗中所言“道”字,显然是指元、白的仕途,不应解释为“道路”,否则“白生道亦孤”便不好解释,总不会认为白居易也有变节之嫌吧。诗人最后表示:“为师陈苦言,挥涕满十指,未死终报恩,师听此男子!”当是在回忆裴氏谢世后自己和白氏仕途的坎坷、宦场的艰难,表示要继承裴氏未竟的事业,坚持原先的斗争。

为弄清元稹是否变节,首先要考察裴垍卒后元稹的立场有无变化,《感梦》诗写作前后元稹的言行是否一致。裴垍卒后,元稹对其仍是感恩戴德,念念不忘。元和九年年底,政敌不让元稹有平叛立功的机会,突然将其调离淮西前线,令其西归长安,途中元稹有诗怀念裴垍《西归绝句》,十年三月,元稹贬为通州司马,六月,染病危重,不得不于十月北上兴元求医问病,途中又有《感梦》诗,盛赞裴垍对自己的关怀和支持,并向他人称颂了他的功德。元和十三年,元稹在《上门下裴相公书》中,再一次提到裴垍对自己和其他直臣义士的奖掖和提拔,,并希望宰相裴度效法。不仅如此,元稹还一直与裴垍的亲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说明了元稹对已故裴垍的态度并未改变。

裴垍谢世,元稹失去了有力的支持,处境确实很困难,但他斗争的决心仍然是很旺盛,其诗云“半夜雄嘶心不死”、“为言腰折气冲天”、“此生如未死,未拟变平生”,可见一斑。其时,元稹位低职卑,政治上难于有所作为,他抱着“达则济亿兆,穷则济毫厘”的态度,尽自己所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如在当一陽一县以同情“囚犯”的态度处理案件;荆南少数民族一騷一动,元稹建议和平安抚;淮西吴元济叛乱,元稹积极参加平叛等。被贬官期间,元稹只能将“全盛之气,注射语言”。他编集了自己的包括新题乐府诗在内的诗集,还第一个站出来对杜甫反映现实、抨击社会的诗歌作了高度评价;在兴元与刘猛、李馀一起从事新乐府运动,写出了《乐府古题》等一大批抨击丑恶现实的诗歌。从中亦可见,诗人内心仍然同情百姓的苦难,愤恨权贵的跋扈,不过表达方式不同罢了。

与前期相比,贬职期间元稹确实没有惩办过违制的权贵,这是无权使然。但后期的元稹,实权在握,恢复了前期的锐气,如在同州均田平赋、在浙东罢进海味,在尚书左丞任“振举纪纲,出郎官颇乖公了议者七人”。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看出,元稹在贬职期间因政治地位下降,其斗争方式也必然有所改变,但他斗争立场未改,政治气节未变,以斗争方式的变化为依据断定元稹变节是不妥的。

其次,荆南节度使府与不申户口、不纳赋税而养兵四守、谋拒王命的河一陽一、镇冀、淮西等地方割据势力完全不同,严绶是朝廷的派出官员,他与使职世代相袭的藩镇头目也不一样。淮西叛乱时,严绶曾参与平叛之战;荆南六州少数民族一騷一乱时,严绶也设法和平绥乱。因此所谓元稹巴结藩镇严绶的实在含义,至多也只是元稹巴结上司严绶而已,此乃封建社会中司空见惯之事,恐怕是不能用来作为元稹变节证据的。

平叛淮西时,元稹曾代严绶撰写过三篇书表文告,指责吴元济“丧父礼亏,干君志愎”、“擅胁仕徙,偷侵县道”,指出叛乱给百姓带来无穷灾难,“百姓日蹙,赋敛月如,天兵四临,耕织尽废。窃闻壮者劫而为兵,老弱妻孥吞声于道路”,劝谕淮西将士争取“自新之路”,警告吴元济放弃“非望之志”。可见,元稹对真正的藩镇——地方割据势力的立场是正确的,态度也是鲜明的。

严绶之所以没有打击元稹,可能还因为过去打击元稹的宦官集团是以吐突承璀为首的,与严绶当时的监军使崔潭峻不是一派,更与严绶本人无关。在宦官、朝臣均分党结的情况下,严绶没有必要打击一个与其素无冲突、且又能效力奔走的下属。而“恩顾偏厚”四字,是严绶卒后,其子为请求元稹为其父撰写行状,以向朝廷请求诏赠而说的套近乎的话,对它看得过真是完全没必要的。事实上,当元稹被迫离开平叛前线的时候,严绶与崔潭峻显然都没有为元稹说话,故元稹后来有诗云:“剧敌徒相轧,嬴师亦自媒。”可见元稹与严绶、崔潭峻的关系只是一般的上下属关系。

再次,若是曲解了元稹《葬安氏志》的原意,自然是不见其真意的。其文云:“予稚男荆母曰安氏……近岁因婴疾,秋方绵痼。适予与信友约为淅行,不敢私废。及还,果不克见。”说的是元稹事先与“信友”——诚实不欺、严守信用的朋友有约,至期安氏重病在身,本不应离她而去,但因事先约好,不能单方面毁约,只好如期赴约,故称“不敢私废”。但等“淅行”返回,安氏已经病故。志文所记,正是这种追悔莫及之情。崔潭峻当时是内常侍,官品与内侍省的副职相当。外出为监军使,更是威赫无比,是代表皇帝监视节度使行使军政大权的,实际职权远在节度使上,元稹时为“有罪遗弃”的青衫从事,品位低贱的小吏,怎会在自己的文章中,随便称与品位悬殊的崔潭峻为“信友”呢?

另外,元稹在江陵任职前后,曾三次遭到有宦官参与的诬陷与打击,因此而外贬长达十年。而崔潭峻此后一直是宦官集团“元和逆党”的重要成员,完全能够护救元稹,但崔潭峻却听任同党诬陷和打击元稹,坐视不理,这说明元稹与崔氏关系极为一般,不能算“信友”,也谈不上“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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