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基于它数千年积淀的丰富而深沉的文化底蕴。所谓文化或文明，我们通常可以分为精神的和物质的两方面来认识，而历史上的精神文明总是通过物质文化而得以昭彰的。文物是物质文化的载体，每一件文物本身又凝聚了设计者和制做者的思想观念和精湛 的技艺，能反映社会和时代的习俗和风貌，是历史的见证，科学技术的见证，艺术的见证，文明成就的见证。正是由于传世或出土的文物凝聚了历史、艺术、科学和 风俗等诸方面的价值，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人们收藏的兴趣，久之，文物又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而被赋以“古董”之名，而且具有难以估量的市场价值。又由于每 一件文物所具有的价值不同，专家们为文物定出级别，有珍贵文物、普通文物之别，具有特别重大价值的文物还可以称为“国宝”。物以稀为贵，有些新出土的文物 虽然并不一定特别珍贵，如安徽六安、陕西眉县发现的类似钱币的器物，有可能是西汉钱币中的“白金三品”，如果一旦被证实，那么首次发现的西汉银币也就比较 珍贵了。

盛世出宝物。中国经历了百年沧桑后迎来了一个太平盛世。社会各界对文物工作十分重视，博物馆的建设飞速发展，以往仅限于达官贵族的爱好与收藏，现在人民大 众也有机会亲眼目睹各种各样美仑美奂的中华珍宝。为了让民众能了解国宝，增强爱国心，现在各种媒体的宣传力度是很大的，有专门的报刊和书籍，有的报纸开辟 专栏，电视台、电台也有专门的节目，网络上更有五花八门的相关知识。可是有些知识是陈旧的、不真实的，如一种错误知识认为，“传国玺”是玉工孙寿用和氏璧 刻制的，其文字为鸟虫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或“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等。其错误之一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用小篆体，岂能立法犯法而用鸟虫篆其二，玉璧形 体较薄，且两面刻有纹饰，若再磨去纹饰，改刻玺印，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读者在阅读时，就应该像鉴定古器物一样，对各种媒体传播的知识也要有所鉴别。

本书虽然名为《中华国宝之谜》，可是由于限于体例的要求，必须具有一定的“谜”，决定了它仅是介绍一些中华历史上比较重要物质文化的通俗读物。既然是通俗读物，就要以讲故事为主，要有趣味性，要有知识性，要通俗易懂。

然而，究竟什么是谜呢某器物未见记载，而突然冒了出来，可以认为是谜；某器物本来见于记载的，后来又下落不明，也是一种谜；人们对某器物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是一种谜；某器物经过多少收藏家历尽千辛万苦的收藏、保护是一种谜；某器物的真伪争论也是谜……有些谜已经解开，有些谜则尚在探索中；有些谜可能永远无法 水落石出，有些谜则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新的考古发现等，会在将来找到答案——谜是多种多样的。

在众多的同类读物面前，这本小书的写作坚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尽可能介绍新的考古发现和其他新发现。比如《圆明园四十景图》之回归祖国，虽然已经由文物部门作了高科技复制和发行，但是毕竟价格昂贵，数量有限，作 者既已亲眼目睹，于是在书中写了专篇。又如在上海博物馆展示过的陕西省发现的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器皿品质高，种类繁多，引起了中外文博 界的普遍关注，我们在书中也写了专篇。

二是反映了作者部分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在介绍传国玺时，认为秦始皇根本没有制作过什么传国玺，而是他的六方实用玺在汉朝代代相传而有了“传国玺”之名。魏 晋南北朝期间，群雄纷争，又不知传国玺的原委，于是纷纷自制了象征“君权神授”的玺印，编造神话故事，实为符瑞说的产物。这一研究结果已经发表于拙作《中 国印章史》，现在借此机会再度向读者介绍。

三是在众多已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新见解。如大禹铸九鼎的问题，根据史书记载则有之，而至今未见实物，又据考古获得的青铜器，证明那时并未掌握铸造大型青铜 器的技术，而学术界僵持在两种相反的意见上。作者从“革故鼎新”的成语得到启发，认为夏有九鼎，商汤灭夏，获得夏九鼎，毁夏九鼎乃是殷革夏命的一项措施。 商也铸造九鼎，这在技术上已无疑问，史书也明确记载武王克商，把九鼎迁走，可是后来楚庄王想一赌九鼎的真容，周室却派王孙满说了一通“在德不在鼎”之类的 话作搪塞，其实毁商之九鼎恐怕也是周革殷命的一项措施。周也铸造九鼎，可是秦统一后，秦始皇确实派了一支军队去洛陽迁鼎，结果只获得八鼎，还未必真的是周之九鼎中的八鼎，恐怕是周王室自毁或自埋重宝。这一见解虽然没有过硬的证据，却是合情合理的。

四是有选择地介绍作者的所见所闻，而这些见闻往往于其他信息媒体不易读到。如民国政府在“九·一八”后组织的故宫文物大迁移，过去鲜为人知，笔者在 1980年代初曾听恩师沈熙乾先生讲述过。沈熙乾先生曾为南京政府文物工作组的专家之一。现在虽然已经将故宫文物转移到大西南以及后来民国政府又怎样将文 物运到台湾，建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事实公之于众，但是沈先生讲述的民国政府仅运走近3000箱文物的原因，人才才是真正的国宝，也是十分重要的。笔者在讲 述“故宫出海”的故事时作了介绍。又如西周晋侯苏编钟16件，其中14件由著名的青铜器专家、前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从香港古董市肆购回，人皆以为伪 器，及另外两件在晋侯墓地回填土中发现，证实了晋侯苏编钟确为西周古物，16件编钟的铭文并非单独成篇，而是“连篇累牍”的。马老慧眼识宝的故事也是十分 生动的。还比如宣德炉问世后成了天下名器，明清两代不时有仿制品，现当代也有不少假冒者，以至于不少朋友动辄便问宣德炉。有不少专家认为，宣德炉的真伪问 题很难说清，很难鉴别。及笔者读到于谦所编《宣德鼎彝谱》，又见十三陵内和青海省矍昙寺内大型宣德炉，以及某清真寺内铸有回文的墨色宣德炉，才知宣德炉的 真伪问题是可以讲得清、可以鉴别的。首先铸造宣德炉的铜材是经过十余次提炼的优质暹罗铜，当时称为“风磨铜”，其色黄亮，有珠光宝气，而镀金或掺以黄金之 谓者皆非，而墨色者是以墨点色而成。底款则为秀丽的赵体楷书陽文“大明宣德年制”，壁厚体重，造型仿宋朝定、均、汝诸官窑鼎彝。

总之，我们在坚持做了以上这些努力后，这本小书也就具有一定的价值。当然，缺点和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廷洽

于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