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涯六十年(2)

有些青年中医总感觉老中医手中似乎有什么诀窍。我常常用两句话回答这一问题；“活泼圆通医家诀，不离不泥是津梁”。通过熟悉和掌握辨证论治的法则，从而步入“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的境界。诀窍，也许就在这里。

有一同道之孙女，年仅两岁，患腹泻。先以渗湿分刺无效，继投温中健脾，泻仍不止，乃邀会诊：视患儿形瘦，面色无华，汗多烦躁，常夜啼惊醒，指纹青淡，日泻七，八次，食油泻甚。我根据《灵枢》“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污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的原则，权借《金匮》治妇人脏躁之甘麦大枣汤，假其至平至甘之性，调治“明阳形气俱不足”之疾，并于方中酌加蝉蜕、仙鹤草、楂炭，处方共享六味药，服二剂而泻止神安。

大约是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当时我在中医直属门诊部妇科应诊。一妇女以白带多而就诊。自述心烦、心慌、胸闷呃逆，常坐卧不安，失眠多梦。并云脾胃素弱，近来便溏，带下特别多，医治月余无效。诊其脉细中稍有数象，舌质淡而苔微黄。追询病史，知月前曾患外感风热。综观脉证，我认为患者虽属虚体，而现证余热未清，补之无益；倘若徒清其热，又恐虚虚其体。思之再三，乃从《伤寒论》栀予豉汤立法。但义考虑到便溏非苦寒之栀子所宜，时值栀予花盛开的季节，不妨来个“偷梁换柱”之法，爰拟一方：栀子花7朵，香豉9克，腊梅花12克，佛手花6克，远志4克，甘草3克，另以冬瓜子60克单煎代水。诸药先浸泡半小时，微煎数沸，分次温服。患者接过处方，颇为不悦。认为慕名求诊，不料处方只见几味市售观赏之花，莫非敷衍塞责?我向她耐心作了解释，劝其姑且试服，以观疗效。三天后，患者高兴地来门诊部致歉，谓服药后顿觉心胸开朗，烦闷若失，眠食亦香，带下随之而愈。

另有一妇人患崩证，血大下不止。察其脉证，寒热皆无明显之征，惟询得血下时阴中觉热，我根据平素审苗窍诊断疾病性质所积累的经验：血下阴中觉热，必属血热致崩。乃出方：地榆120克，米醋同煎，单刀直入，期冀速效。患者昼夜连服二剂而血止。事后，跟随我同床的西医同志问我：“老师治病，用方极其平常，且少执全方，选药亦属平淡，剂量轻重不定，为何收效同样显著?。我回答道：“遣方不以罕见邀功，用药不以量重取胜，关键在于辨证准确，立法吻合病机，方药切中病情，虽四两之力，可拔千斤之重，神奇往往寓于平淡之中。”我常常对学生讲：“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孙思邈这两句话，言简意深，临证者当镂刻铭记。

中医宝库包罗万象，不可小视草药单方

人们常以“浩如烟海”一词来形容中医药宝库内容丰富。广阔的海洋总是由火川涓流汇集而成。祖国医学体系也正是由各家学派，中药、草药，甚至散在民间的单方、验方、秘方等各个部份所组成。不能一谈到继承就只想到几部经典著作。就连清代崇古遵经的医家徐大椿都承认：单方、验方，“病各有宜，缺一不可”。他在《医学源流论·单方论》中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我个人数十年来，每治疑难险证，常在辨证论治法则指导下，选择适宜之单方、验方以辅助主方，“且为急救之备”、衰其标邪，“或为专攻之法”、顿挫病势，收效显著。例如，治疗膨胀、积聚、癃闭等证，凡在虚不任攻，虚不任下，而又不能不攻，不能不下的情况下，我往往用新鲜马蹄草冲绒，合以白酒炒热包肚脐。可收攻而不伤正气，下而不损阴液之效。再如《济生》乌梅丸，书载治疗便血淋漓。我早年试用于西医诊断的肠息内(其症表现为便血)获效，因此，进一步深究该方殭蚕、乌梅、蜂蜜三药组合之义，始知该方合于《素问》“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阻酸收之，以苦发之”，“燥者润之……坚者软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的理论。继而推之以广，用浩多种息肉及干宫肌瘤等，皆历验不爽。诸如此类之单、验、秘方，不仅需要继承和发掘，更应该通过科学实验，复经临床验证，由此及彼，逐步摸索出一条使专病治有专方的路子，这对发展祖国医学是很有意义的。

早在农村行医时就广泛采用草药治病，人颇称便。到了大城市，为避“俗嫌”，曾中断使用草药。解放后，由于当局重视中医药的发展，我叉重新研究草药。常思古代神农为研究药物的治疗作用，尚可“尝百草”而不畏其毒伤身，，虽系传说，然这种身体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却是值得学习的。为了证实《本草纲目》上关于蓓草、鼠曲草(四川民间称清明莱)等草药的确切疗效，我曾不顾年老体弱，数临悬崖峭壁，采集标本，并先在自己或家人中试用。经过反复试验，证实了穰草对西医诊断之肺结核、肠结核、肾结核、淋巴结核等有显著的疗效。此外，我还广泛运用其治疗尿路感染、风湿、低热、肺炎、屎毒症等，都取得较理想的效果。我自己患咳喘，曾煎服鼠曲草月余，不仅收到止咳、化痰、平喘之效，而且未见任何副作用。再如腊梅花，人皆知为观赏之品，鲜见入药。我从古人“稀痘汤”中用此解先天胎毒受到启发，用其治疗咽喉、肝炎、肺炎、流感等由病毒感染所致之疾病以及尿毒症，收效显著。据个人观察，腊梅花擅长于舒肝解郁却无香燥耗阴之流弊。

多年来，我一直主张中草药台用，力图按传统之中药理论，从“四气”五味”来归纳草药的主治范围，以便临床时能循理遵法地组方，充分发挥药效。惜乎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

甲观今宜鉴古：古为今用，探索新知

“古方不能治今病”，这种认识肯定不对。不过，对前人的著作必需去粗取精，扬长避短，从而使之“古为今用”。比如，杨栗山着《寒温条辨》，制升降散为代表的十四个方剂为“天地间另为一种偶荒旱潦疫疠烟瘴之毒”所致疾病而设，并谓升降散一方主治“表里三焦大热，其证不可名状者”。在消灭了瘟疫这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的今天，治疫专方之升降散还有作用吗?每于诊余之暇，我常潜心杨氏《条辨》，参诸明清温热论著，琢磨有年，始渐悟得升降散痊病愈疾的机理就在于“升降”二字，杨氏也正于升降出入手眼独到。所谓“升降”是指气化功能而言。经谓“百病生于气”，“气乱则病”，“气冶则安。。因此，在湿热、疫毒疾病的某些病变阶段，予以疏动气机，调节升降，无疑是很重要的一环。从该方组成药味殭蚕、蝉蜕、姜黄、大黄、蜂蜜、黄酒来分析，亦深得《内经》风淫，热淫、湿淫所胜，治以辛凉、成寒、苦辛，佐以甘缓、淡泄之旨。其功效则通里达表，升清降浊、清热解毒、驱风胜湿、镇惊止痉可知。使用在临床上，对外感热病，尤其流行性感冒、麻疹、风疹、咽喉疾病等，都有很可靠的疗效，决非银翘散诸方所能代替者。

作为一个缺乏现代医学知识的老年中医，探索新知的惟一手段只能借助临床观察，并以临床疗效为标志。一九六二年，我所名老中医周湘船邀我会诊一尿毒症患者。病人已神智不清，躁扰不宁，大小便三日未解，历经中西医两法治疗，几次导尿，收效不显。其人年逾七旬，证涉险境，命在垂危。诊毕，我对周老说：“巧取或可冀生，猛攻必然毙命。”经协议处方；以滋肾通关丸为煎剂内服，外用莱菔子、生姜，火葱加白酒炒热，温熨腹部，内外合治，希冀于万一。上午药后，下午得矢气，尿通。不料，通而复闭，又增呕吐，再施前法加减失效。怎么办?夜间殚思极虑，穷究息策，偶然翻到王旭高治肿医案一则，案云：“肺主一身之气，水出高原，古人『开鬼门，洁净府』，虽曰从太阳着手，其实亦不离乎肺也。”这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此证何不下病上取，导水高原?进而联想到《金匮》治百合病亦不离乎肺，其症状描述与此患者颇多吻合之处，又何不权借百合病诸方以治之；清肃肺气，百脉悉安，导水高原，治节出焉。翌日，陈所思于周老，遂与百合地黄汤，百合知母汤，百合滑石代赭石汤三方合宜而用，并加琥珀粉、腊梅花，煎水频服；外治法改用新鲜马蹄草冲净，炒热，加麝香少许包肚脐。经内外合治幸得吐止，二便通快，神智渐苏。如此，随证加减，月余而竟全功。通过此例治疗后，近十余年来，陆续又治了七、八例尿毒症患者，只要其证偏于肺肾阴虚而伏内热者，沿用此法，成可奏效。从以上这些病侧的治疗获效，使我深刻认识到：祖国医学不仅有丰富的遗产亟待继承，更重要的尚有许多未知数需要我们去解答，需要我们探索新知。

沙里淘金费苦辛，愿得几番百年身

“沙里淘金费苦辛，医中奥妙细追寻。天然璞玉精琢磨，愿得几番百年身。”这首打油诗是我学医、行医几十年之切身体会。“业患不肯嘴”，“行患不能成』。每念及此，辄觉心里空虚。忆往昔，岁月蹉跎，颠沛半生，术业未能精深，观如今，政策英明，百花齐放，却叉风烛残年，无所作为。但是，由于党的关怀，同志的帮助，病员的信任，鞭策着我不敢因衰老而懈怠学习，激励着我不断求知，还想在术业上精益求精。近于病榻中读到报刊有关气功研究的报道：通过医学科学研究气功原理，发现肺还具有调节血流，转化和释放激素，摄取和利用葡萄糖，以及防止呼吸道感染等非呼吸功能。祖国医学认为，人体的阴阳平衡是依校气血的调整来维持的。中医常用益气固表之玉屏风散防治体虚易感风邪者，我运用百合病诸方，从治肺着手，治疗尿毒症(也曾用治肾病练合征)收散，是否与此有关?由此联想到还有很多疾病是否也可根据“肺主一身之气”、“肺朝百脉”的传统理论，结合现代研究，通过治肺而取得意想不到的疗效呢7．目前，这些想法已经有了初步概念，只不过我太缺乏现代医学科学知识，加之其它条件的局限，致使这一设想还极不成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寄希望于青年中医和西医学中医的同志能够艰苦学习，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己任，使中医事业代有传人。作为一个老年中医，虽不能跃马横枪，冲锋在前，而老马则应效识途之劳。我愿意和一切志诫中医事业的有识之士“红专道上争先进，宏开宝库同战场”。为使古老的中国医药学焕发青春，为早日实现我国统一的新医药学而奋斗。

(袁熙傻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