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目青山夕照明湖(2)

即以李氏之《纲目》为例，它不独是一部中药学，而且是一部涉及临床辨证，处方用药，经验成方，生物、矿物等多学科之巨著，内藏珍宝，难以统计。因而应为医家必读之书。读则需精，切不可于性味功能间知其梗概，而应于“发明”、“附方”中探索宝藏。不过其书卷帙浩繁，读来不易，所以应一则利用闲暇，留心阅读，虽不能记忆，但可留印象于头脑。一斑应用时，根据平昔之印象，有目的地翻阅，常可以从中受到启发，而解决疑难问题。

又如治一例“多型性红斑。患者，青年女性。红色斑块遍及全身，高热持续月余，而病情愈重，红斑此起彼伏，渐有水泡形成。初按温病发斑治法，全无效果。故知常法难以奏效，而虑及变法。察患者红斑满布，而痛痒明显；高烧月余而无舌绛、神昏，痉厥等情。知热毒郁怫于血络之中，既不能从外透解，亦不能内陷脏腑，故凉血化斑无功，而清络宣透或许有效。治以《串雅内编》之治火丹(丝瓜予、玄参、当归、升麻、柴胡)为主，加重清热宣透之品，如银花、连翘之类。果收热静身凉，斑退瘴止之功。后用此法，再治一例，亦顺利痊愈。说明医学经验，有时藏于小书杂说之中。俗语云，“小小单方，气死名医”，不为无据。当然，首先必须强调练就坚实之基本功，然后处处留心，方能相得益彰。反之，不论基础，而一味东寻西觅，以图巧遇良方，则常常枉费精力，而一无所获。

勇于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欲证实或发展医学理论，必须认真实践。欲丰富临床经验，亦须勇于实践，善于实践。余年轻时，常对自己所开处方发生怀疑，欲往病家观察，又受“医不扣门”之旧思想束缚，而踌躇不前。因而多方侧面打听，甚至暗自立于病者窗外，昕其动静。后被病家发觉，非但不以医术低而嗤之，相反，表示感激之情。从此经常深入病家，观察病情变化，不觉有碍情面，反认为是临床工作之重要环节，久而久之，习以为常。自参加国家中医教育工作以后，临床诊疗，在医院进行，为随时观察病情，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时不论当班与否，对重痖患者，一日多次观察，有时在深夜亦然。有些经验的取得，正是在此艰苦细致的观察之中。

抗日时期，“登革热”流行，其病憎寒牡热，重者亦有生命危险。若按外感热病之一般规律辨证论治，疗效甚差。查阅文献，一无先例可循，而发病之多，几乎沿门圆境。病家急如星火，医者并无良策，因而不得不仔细思考。自忖病发于日寇统治时期，人民饱尝战乱饥馑之苦，卫生条件十分恶劣，故其病因有类瘴气、疫疠。其症憎寒壮热，，起伏不定，似疟非疟。

查《本草纲目》，有瘴疟寒热，用常山、革果治疗之记载，又访得民闻有类似验方，用治本病，尚有·定作用。综合各方面情况，余拟订四昧药之处方(田茶，乌梅、草果、常山)，随证略加一、二味，果然收到理想效果。一般服药二、三剂告愈，治验颇多。从而受到启发，中医所论疟疾，是依据临床症候诊断，并非依据疟原虫之病原诊断，故类其证者，可酌用其方。

一九六四年，余参与中医治疗“甲亢”和“急性菌痢”的科研工作。此二病，就西医学来说，有确定的诊断标准及特效疗法，而采用中医治疗，能与比肩否，是个严肃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其中“甲亢”病组，共系统观察十五例，先由西医明确诊断，详细记录各项客观指针，后由中医辨证治疗。据其病机，主要由于五志过急，肝失调达，风木化火，上而震撼心包，下而消灼阳明，旁及少阳经脉，致经气郁结，津液凝结为痰。故舒郁平肝，清降相火，软坚消痰，养阴滋燥，是其主治之法。自拟“舒肝消瘿饮”(柴胡、生地玄参、知母、花粉、当归、白芍、昆布、海藻、牡蛎、黄药子、香附、柏子仁)为基本方。服至症状消失，基础代谢及甲状腺吸z3l碘率正常后，改服消摩丸(昆布、海藻、荔枝核、川楝、玄参、香附、浙贝、柴胡、黄药子、牡蛎、桔核、皂角刺)，以巩固疗效。十五倒中有十四例服药后七至十五天内出现疗效，症状逐渐减轻，基础代谢率开始下降。一般在二至三月内症状全部消失。体重平均增加四公斤，最高达九公斤。基础代谢率有十例降至正常，一例接近正常，二侧改善。服药后有十二例作吸，钉碘率对比测定，其中九例恢复正常，三例无明显改善。

“急性菌痢”组系统观察一百例。全部根据一九五九年全国传染病学术会议拟订标准进行诊断。中医辨证属湿热蕴结者三十七倒，主方为当归、白芍、黄连、黄芩、槟榔、枳壳、木香；湿热兼表者三十六倒，主方为葛根、黄芩、黄连、银花、连翘、焦植、厚朴，术香；湿热挟滞者十八例，主方为藿香、：苏叶、法半夏、竹茹、枳壳、黄连、焦棱、神曲、大腹皮、茯苓}湿热化风者九例，主方为银花、连翘、黄芩、黄连、钩藤、茯神、鲜荷叶、木香。治愈率87．87％，进步3％，未愈lO％。一百僦中，大便培养阳性者九十二倒，治疗后三次培养阴转率为78．26％。从以上两组病例之疗效来看，不亚于西药治疗结果，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优胜。

一九六六年武汉地区“流脑”大流行，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余受组织派遣，参加中医治疗流脑工作，共收治二百八十七例(多属轻型、普通型，亦有少数重型)。入院时，多有明显的发热、恶寒、头痛，或鼻塞流涕，或兼咳嗽等表证。但因其传变迅速，甚至发热伊始而斑疹显露，恶寒未罢而神昏痉厥已成，若循“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之常规论治，必延误病机，甚则奠救。余师愚云，温疫病“颇类伤寒”，是说明温疫初起，有类似伤寒表证者，“误用辛凉表散，燔灼火焰，必转闷证”。因此必须严格把握疫毒深入营血之病理特性，不论表证有无，概以大剂清热解毒，凉血化斑，或兼熄风，或兼开窍为治，竞能收里和表自解之效。自拟“流脑】号方”(银花、连翘、生地、丹皮、赤芍、大青叶、生石膏、知母、殭蚕、蝉衣、黄芩、菊花、玄参，芦根)，“流啮号方”(银花、连翘、生地，花粉，钩藤、生石膏、地龙、殭蚕、玄参、丹皮、黄芩、蝉衣、大青叶)，必要时配合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之类。通过四个月左右的悉心治疗治愈率达78．41％(其余病人转西医治疗)。工作中发现病者呕吐严重，服药困难，影响疗效，因而积极赞助中药剂型改革。余拟订“流脑注射液”之处方(十味中药组成)，当时制成肌肉注射液，在少数病人中试用，初见疗效。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余被迫停止工作。而“流脑注射液”之研制任务，及临床观察，在许多同志努力下，得以继续进行，并制成300％之静脉注射液。通过几年临床实践，治疗各型流脑(配合西药对症处理)，大大提高了疗效，同时用于多种感染性疾病，亦有满意效果。

余虽未能参加其后之工作，但看到此项课题有所进展，亦以自慰。

十年浩劫中，余被贬入深山数年，除随身衣物外，书无一卷，文具尚且困难，自知钻研医学理论无望，而以医疗实际，补其不足之想犹存。故不畏山高水险，走村串户，为群众防病治病，从中学到不少草药知识。如熊黄连之治湿热、温热，朱砂莲之治胃痛，景天三七之治血小板减少等等。当地干部群众不因余之被贬见疑，使余看到献身中医事业之希望。

现在党为每个科技工作者创造了优越条件，开拓了光明前最，余虽老朽，但觉”满目青山夕照明”。故愿竭尽愚诚，与后学诸君共同奋斗，携手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