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地名：地方 18

　　“怎么？人家出身再好不过了，人家姓西莫内，只有一个‘n’！”
　　自然，这一切事情发生在金钱起着那么重要作用的阶层。在这个阶层中，风姿绰约可以叫人对你发出邀请，却不能叫人娶你为妻。阿尔贝蒂娜虽然受到如此特殊的厚爱，这厚爱并不足以补偿她的贫寒。这种厚爱的有益后果，对阿尔贝蒂娜来说，似乎绝不会是一桩“过得去的”婚事。这样的“出风头”，即使不能带来成就婚烟的希望，也已激起某些心怀恶意的母亲的妒羡。她们见银行总裁的妻子，甚至安德烈的母亲，将阿尔贝蒂娜当做“自家孩子”来接待，而她们自己几乎不认识这两位太太，一个个气得要死。于是，她们向她们自己共同的朋友以及这两位太太共同的朋友说，这两位太太如果得知事情真相，一定会怒火满腔。那真相便是阿尔贝蒂娜在这家（“反过来亦然”）讲了在那家的一切发现，人们不慎十分亲密地接待她，便使她有了这些发现。这千百种小小的秘密，当事者见到被揭露出来，是很不舒服的。这些嫉妒心重的妇人道出这些话语，目的便是希望有人去传话，好叫阿尔贝蒂娜与她的保护人之间产生不和。但是像常常发生的那样，托人办这种事，一点也没办成。主使他们干这些事的恶意动机，人们感觉太明显了，结果只会使人更加蔑视打这种主意的女人。安德烈的母亲对阿尔贝蒂娜的看法早已固定，不会改变。她把阿尔贝蒂娜视为一个“可怜的孩子”，天性善良，只会想出各种名堂来叫人喜欢。
　　阿尔贝蒂娜这样风靡一时，看上去并不包含任何实实在在的结果，倒使安德烈的这个女友形成了某些人的那种特性。这些人一向成为别人追求的目标，从来不需要自己主动送上门（由于相同的原因，这种性格在社会的另一极端，即某些风姿绰约的女性身上，也可以见到），但她们从不把别人对她们的追求拿来夸耀，更确切地说，她们总是把这些隐瞒起来。谈到某某时，她从来不说：“他很想见我。”谈到任何人，都怀着极大的善意，似乎追求别人的是她。一个小伙子几分钟之前与她面对面谈话，因她拒绝与他约会而对她大肆谴责。谈起这个小伙子的时候，她不但不以此当众吹嘘或责怪他，反而称赞他说：“这个小伙子真热情！”她甚至为自己如此讨人喜欢而感到烦恼，因为这样她势必要惹人难过，她的天性却是喜欢叫人高兴。
　　她喜欢叫人高兴，甚至达到使用某些只求实利的人和某些爬上高位的人所特有的那些谎言的地步。这种不诚恳，其实在很多人身上都以雏形状态存在着，其内容便是不善于以办一件事只叫一个人高兴为满足。例如，如果阿尔贝蒂娜的姨妈希望她的甥女陪她去出席一次并不好玩的白日聚会，阿尔贝蒂娜去了，她本应该以得到叫自己的姨母高兴这种精神收获而感到满足的。但是，当她受到聚会的主人热情接待时，她更喜欢对他们说，她早就想与他们见面，因此选定这个机会并征得姨母同意而前来。这还不够：这次聚会上，有阿尔贝蒂娜的一个女友，正好刚刚失恋。阿尔贝蒂娜还要对她说：“我不愿意让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我想到我在你身边，可能你会好过些。如果你希望咱们离开这聚会，到别处去，你说怎样，我就怎样，最重要的，是我希望看到你情绪好一些。”（再说，这也是真话。）
　　有时，假目的毁了真目的。阿尔贝蒂娜为她的一个女友要去求别人办件事，为此前去看望某夫人，情形就是如此。一到这位善良而又热情的太太家里，这位姑娘不知不觉地遵循自己“一事多用”的原则，觉得如果作出纯粹是因为自己感到见到这位太太会多么高兴才前来的样子，就更热乎一些。这位太太见阿尔贝蒂娜纯粹出于友谊这样长途跋涉而来，真是无比感动。阿尔贝蒂娜见这位太太几乎被感动了，便更加喜欢她。可是问题出在这里：她谎称自己纯粹出于友情动身前来，她那样强烈地感受到友情的快乐，如果她为自己的朋友请求这位太太帮忙，反倒担心会叫这位太太怀疑她的感情了。事实上，她是真心实意的。那位太太会以为，阿尔贝蒂娜是为这件事来的，这倒是实情；但她会得出结论说，阿尔贝蒂娜见了她高兴，并非没有利害得失考虑。这倒不确切。结果是阿尔贝蒂娜没有提出要求帮忙便走了。这与那些对一个女人极其殷勤周到，指望得到她的青睐，但是为了使这种热情保持高尚的性质，便不向女人表白自己的爱情的男人情形相似。
　　在其他情形中，倒也不能说，她总是为了次要的、事后想出的目的而牺牲真正的目的。但是真正的目的与次要的目标针锋相对，如果阿尔贝蒂娜向那个人道明了一个目的，使之大受感动，而当她也得知另一个目的时，她的快乐立刻会变成最深沉的痛苦。下面的故事讲下去，会叫人更加明白这类矛盾之所在。
　　我们借一个与此完全不属于同类型的例子，可以说明在生活所呈现的五花八门的情形中，这类矛盾比比皆是。一个丈夫将情妇安顿在自己驻防的城市里。他的妻子留在巴黎，对事情真相有所耳闻，很难过，给丈夫写了几封充满妒意的信。正好情妇不得不到巴黎来一天。情妇求他陪同前往，这位丈夫抵挡不住，于是请准了二十四小时的假。可是，他心眼很好，因自己使妻子难过而感到愧疚，到巴黎以后便去妻子那里，流着真诚的眼泪对她说，读了她的信自己真是心乱如麻，设法逃出一天以便前来安慰她、拥抱她。这样，他就想到了办法，用一次旅行同时向情妇和向妻子证明了爱情。但是，如果他的妻子得知他来巴黎的真正原因，她的快乐肯定会变成痛苦，除非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不管怎么说，使她感到的幸福胜于用谎言给她带来的痛苦。
　　依我看，一贯使用这种“目的多用”体系的人，应首推德·诺布瓦先生。有时他接受在两个发生龃龉的朋友之间进行调停的任务，以获得“最热心的人”这个美名。在前来请他帮忙的人面前，他作出热心相助的姿态还嫌不够，在另一方面前，他还要将自己进行斡旋说成并非因前者的请求而干，而是出于对后者的利害考虑。这样他便轻而易举地说服了对方，事先向对方作出了暗示，说明站在他面前的是“最肯帮忙的人”。这样，他两面讨好，干着用行话称之为“里外光”的事，他的声望不会冒任何风险。实际上他所帮的忙，并不构成什么割让，相反，却构成他的一部分威望结出的硕果。另一方面，他帮的每一个忙，似乎都对双方有益，这就使他“肯帮忙的友人”的名声更增加一分，而且是极有成效的“肯帮忙的友人”，并不是抽刀断水，而是每一次斡旋都有成效。这表明双方当事人对他都感激不尽。这种热心相助中的口是心非，再加上任何人身上都有的种种矛盾，是德·诺布瓦先生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内阁中，他常常一面利用我父亲，一面还叫我父亲相信他是为我父亲效力。我父亲相当幼稚，也就轻易信以为真。
　　阿尔贝蒂娜比她自己希望的更讨人喜欢，她不需要对自己的情场得意大吹大擂。对于在她床边发生的、我与她之间的那一幕，她始终守口如瓶。如果是一个丑八怪，恐怕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她在这一幕中的态度，我始终不得其解。对于她绝对贞洁这种假设（阿尔贝蒂娜那么粗暴地拒绝让我亲吻，拒绝让我得到她的肉体，我首先归结为这样的假设。但就我对自己女友的善良、基本正直的观念而言，这种绝对贞洁绝非必不可少），我不得不反复揣测多次。这种假设，与我第一天见到阿尔贝蒂娜时作出的假设，是那样截然相反！其次，为了逃脱我，她拉了铃。这个粗暴的动作四周，又环绕着那么多与此截然不同的行动，对我均为热情倍加的行动（抚慰性的，有时是焦虑不安的，警觉性的，嫉妒我偏爱安德烈等等）。为什么她要我前去，在她床边度过晚上的时光？为什么她一直使用柔情的语言？想见一个男友，担心他喜欢你的女友胜过喜欢你，设法讨他欢喜，浪漫地对他说别人不会知道他在你身边度过晚上的时光，可是你又拒绝给他这么简单的快乐。如果对你来说，这不是一种快乐，那么，这种种欲望又以何为依托？无论如何，我不会相信阿尔贝蒂娜的女性贞洁竟会达到这种地步。所以我又自忖，是否她的粗暴之中，有些搔首弄姿的缘由，例如，可能她觉得自己身上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怕我不喜欢；或者是胆怯，例如，她对情爱的真实情形完全无知，以为我的神经衰弱症状也会通过亲吻而得以传染呢？
　　她肯定因未能叫我快活而悔恨，便送我一支烫金铅笔。有的人为你的热情所感动，但是不同意将你的热情所索取的东西给予你，却同意为你办其他的事，例如批评家本该写文抬举小说家，却邀请小说家在广场上用晚餐；公爵夫人则并不亲自把纨绔子弟带到剧院去，而是哪天晚上自己不占那个包厢时才叫他去！做得越少，且可以什么都不干的人，谨慎小心却推着他们去干出什么事情！阿尔贝蒂娜送我一支烫金铅笔就是这种美德心理的反常行为！我对她说，她送我这支铅笔，叫我很高兴。但是与她来旅馆过夜那天晚上，如果她允许我亲吻她，我会得到的快乐相比，这种高兴便大大逊色了。
　　“那该叫我多么快活！对你又有什么坏处呢？你拒绝了我，我真是奇怪。”
　　“使我奇怪的，”她回答我道，“是你竟觉得这事令人奇怪。真不知道你过去都见识过什么样的姑娘，以致我的行为才会使你感到奇怪。”
　　“叫你不快，我深感歉疚。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能对你说，我认为自己错了。我的看法是这些事无关紧要，我不明白，一个能够轻而易举使人快乐的姑娘，竟拒绝这样做。咱们说好了，”我又加上一句，为的是叫她那些道德观念得到一半满足，同时也回忆起她和她的女友们是怎样鞭挞女演员莱亚的女友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少女可以什么事都干，没有任何不道德的事。你听着，有一天你对我谈到住在巴尔贝克的一个小女孩，谈到她与一个女演员之间的那种关系。我认为这种关系太丢人了，太丢人了，以至于我认为是少女的敌手编造出来的，并非真有此事。我认为那不大可能，不可能。但是任凭一位男友拥抱，甚至更有甚者，既然你说我是你的朋友……”
　　“你是我的朋友，但是在你之前，我也有过别的朋友。我见识过一些小伙子，我向你保证，他们对我有着同样的友情。可是，没有一个人敢这么干。他们知道，如果这么干，头上会挨上两巴掌。再说，可能他们连想也没这么想，大家就是很直截了当地，很友好地，作为好伙伴，握握手。从来没有人说过拥抱的事，可是并没有因此降低友情。好啦，你看重我的友情的话，你就会满意，我肯定相当喜欢你才会饶恕你。不过我可以肯定，你不会把我放在心上。请你承认，讨你喜欢的是安德烈。归根结底，你说得对，她比我热情得多，她又那么叫人心醉神迷！啊，男人们！”
　　我最近虽然非常失望，阿尔贝蒂娜如此坦率的一番话，倒叫我对她敬重万分，给我留下十分良好的印象。说不定这种印象此后对我产生了巨大而不良的后果，因为从这个印象开始，形成了那种几乎亲切的情感、那种道德的内核，在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中，这种情感和内核一直持续存在。这种情感可以成为最大痛苦的根源。因为要真正为一个女人而忍受痛苦的折磨，必须首先对她完全信任不可。目前，这个道德、敬重、友情的雏形，在我的心中仍像一块石头一般留在那里。如果它就这样停留下去，不再增长，像第二年，甚至像我初次在巴尔贝克小住的最后几个星期那样保持着其毫无生气的状态，只这一个因素，对我的幸福是丝毫不会起到破坏作用的。有些客人，无论如何，较为谨慎的办法还是将他们赶走，但是人们让他们留在原地，不去招惹他们，他们的弱点，是在一个陌生的心灵中感到孤独，这已经使他们暂时不会伤害人了。上述这种情感在我心中，就好像这样的一位客人。
　　现在，我的幻梦重又可以自由自在地落在阿尔贝蒂娜的这个或那个女友身上，首先是安德烈身上了。安德烈对我的热情是否会被阿尔贝蒂娜得知，如果我对这一点没有把握，她的热情可能就不会那么叫我感动了。当然，长期以来我佯装偏爱安德烈，交谈习惯，表白柔情的习惯，为我对她现成的爱情提供了材料。迄今为止，只缺一样，那就是加上点诚挚的情感。现在我的心又自由了，可以提供这种诚挚的情感。可是，安德烈聪明过分，神经过敏，过分病态，与我过于相像，我不会爱她。如果说我现在感到阿尔贝蒂娜似乎过于空虚，安德烈则充满了某种我过分熟悉的东西。第一天，在海堤上，我本来以为见到的是自行车运动员的情妇，沉醉于对体育运动的爱好之中。可是安德烈对我说，她之所以从事运动，乃是遵从医嘱，为的是治疗她的神经衰弱和营养紊乱，而她最美好的时光是翻译乔治·艾略特的一本小说。对于安德烈是什么样的人，我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了。结果是我很失望，事实上，这种失望对我无关紧要。这个错误属于这样的类型：虽然这样的错误仍可以允许爱情产生，但是，只有在爱情再也无法改变时，这样的错误才会为人所承认，因而也就成为痛苦的根源之一。这种错误——可以与我在安德烈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很不相同，甚至相反——尤其是就安德烈而言，常常是由于相当看重外表，希望如此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的举止，以致第一次接触便产生了幻想。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除了他们的外表，装腔作势，模仿他人，希望为人欣赏以外，还要加上言谈、举止的假象。有些厚颜无耻的人，残忍的人，也不比某些善良的人，讲义气的人更能经受得住这种考验。同样，人们常常会发现一个以慈善闻名的人原来是一个虚荣的吝啬鬼，一个老老实实、观念正统的女孩竟是梅萨琳娜式的人物。我本来以为安德烈是健康而单纯的姑娘，实际上她只不过是一个寻求健康的人。安德烈认为许多人是健康的，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一个肥胖粗大、面孔通红、身穿白色法兰绒上衣的关节病患者并不一定就是大力士一样。因为某人显示出来的健康而爱上了他，而他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病人。这种病人只从别人身上得到健康，就像某些星球借其他发光星体的光以及某些物体只容电流通过一样。有些情况下，这种情形对幸福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这些都无关紧要。像罗斯蒙德和希塞尔一样，安德烈毕竟是阿尔贝蒂娜的女友，甚至胜过罗斯蒙德和希塞尔，她与阿尔贝蒂娜共享生活，效仿她的举止，以至第一天刚开始时，我分辨不出她们这个与那个来。这些少女是一枝枝玫瑰，其主要魅力是散布在海上，她们之间仍然保持着我与她们尚未相识时的那种不可分离性。那时，她们之中不论哪一位出现，都会叫我那样激动，向我宣告那一小群已经不远。现在依然如此，看见其中一个人，便使我感到快乐。这快乐中含有见到其他人随她出现或过一会来与她会齐的快乐的成份。即使其他人这一天不来，还有谈论她们的快乐，知道别人会告诉她们说我在海堤上的快乐。至于这成份究竟占多大比例，我就说不上来了。
　　这已经不再单纯是初来时期的那种吸引力，而是真正在爱情上的三心二意，在她们每个人之间犹豫不决，显然她们每个人都可以代替另一个人。我最大的悲哀，并不是这些少女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抛弃了我，而是我无法做到立刻喜欢上哪一个。如果能做到，我倒可以将不清不楚地在所有人身上飘荡的全部忧伤和幻想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即会抛弃我的那个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在她的所有其他女友眼中，我会立刻威信扫地，是不是我会不知不觉地留恋她的所有其他女友，因为在那之前我对她们怀着一种集体性的爱呢？政治家或演员对公众也怀着这种集体性的爱，他们得到公众的厚爱之后，如果被丢在一边，是无法感到欣慰的。我未能得到阿尔贝蒂娜的青睐，现在，哪一个少女晚上离开我时，对我说上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向我飞过一个意义不明的眼神，我便骤然希望从这个少女那里得到这青睐。借助于这么一句话，这么一个眼神，我的冲动会一整天围着她打转。
　　在她们那机灵活泼的面庞上，线条刚刚开始相对固定，足以叫人辨认出可塑的、飘忽不定的人像来，哪怕此后还要变。正因为如此，这种冲动就更加带着肉欲成份在她们之间游荡。这些少女的面庞虽然彼此那样不同，倒说不定能够一一重叠起来，她们的面庞长、宽方面的差异，远远比不上五官之间的差异。但我们对面庞的认识是非数学性的。首先，这种认识并非从衡量每一部分开始，而是以某一表情、一个总体印象为出发点。以安德烈为例，温和的双眼、细腻的线条好像与细小的鼻子连接在一起，鼻子窄而细，有如画出来的一条简单的曲线，为的是叫分在双眸中的微笑那高尚的意念能在一条线上得以继续。她的秀发中也画出一条同样的细线，轻盈而幽深，有如风儿在沙上犁过而画出的线条。这一点上，她大概受遗传影响，因为安德烈母亲那满头银丝也完全是如此造型，这里形成一块凸起，那里形成一块凹陷，如同随着地形起伏隆起或下陷的白雪。
　　自然，与安德烈鼻子那秀气的线条相比，罗斯蒙德的鼻子似乎提供了宽大的平面，有如一座高塔耸立在宽大的底座上。一条无比细小的线条能构成极大的差异，面部表情便足以使人相信这差异是多么大——一条无比细小的线条本身就能构成一个绝然特殊的表情，一个人的个性——使这些面庞显得彼此不会雷同的，还不仅仅是无比细小的线条和表情的特点。在我这些女友的面庞之间，面色构成更深刻的区别，那原因倒也不在面色为面庞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美。罗斯蒙德沉浸在撒了琉粉的玫瑰色中，双眼那发绿的光芒又作用于这玫瑰色。安德烈雪白的双颊从她乌黑的秀发中得到那么多庄重高贵之气。她们的肤色是那样不同，以致我站在罗斯蒙德面前与站在安德烈面前领略到的，是先后凝望生长在阳光普照之海滨的一株绣球与夜色朦胧中的一株茶花时所得到的同样的快乐。肤色构成更深刻的区别，更主要地是因为通过颜色这个新因素，线条之间无比细小的差别，无比扩大，平面的比例完全改变了。这个新的因素与配色器一样，是一个大发生器，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一个比例改变器。结果是，可能构造差异不大的面庞，视其为火红的头发、粉红的肤色之火或为不反光的苍白光线所照耀而会变长或变宽，成了另外的面庞，如同俄国芭蕾的道具，如果白天观看，有时就是简单的一张圆纸片。而巴克斯特这样的天才，视其将布景笼罩在肉红色或月光的光线之下，便可在一座宫殿的正面镶上绿松石，或者使一座花园中孟加拉玫瑰柔和地盛开。我们认识面孔也是这样，我们是以画家身份仔细衡量面孔，而不是以土地测量员身份去衡量的。
　　阿尔贝蒂娜及其女友们，情形均如此。某些日子，她身材纤弱，面色发灰，神态抑郁，紫色的半透明的光线下她的双眸深处，如同大海有时呈现的颜色，她似乎忍受着放逐者之悲哀。另外的时日，她的面孔更加光滑，放着釉彩的表面粘附着欲望，又防止那欲望走得更远。除非我突然从侧面看她，因为她那无光泽的双颊，就像一支白蜡烛，表面上由于半透明而呈现玫瑰色，真叫人想去亲亲那双颊，去触触这为他人所看不见的不同的肤色。还有的时候，幸福使她的双颊沐浴在那样颤动的明亮之中，以致皮肤变成了流体，变得模糊不清，似乎有日光偷偷地闪过，使皮肤呈现出与双眸不同的另一种颜色，而不是另一种质地。有时，完全出你意料，望着她那撒播着棕色小斑点，又只有两处更显蓝色的痕迹飘浮的面孔，似乎为金翅鸟的卵做成。又常常像是用只在两处加工并磨光的乳白色的玛瑙做成。在棕色宝石中，她的双眸闪闪发光，如同一只天蓝色蝴蝶那透明的双翅。肌肉成了明镜，使我们产生比起身体的其他各部分来，更让我们心灵接近的幻想。更常见的情形，是她面色更鲜艳，于是也更生机勃勃。有时在她白皙的脸上，只有鼻子尖是粉红的。她的鼻子很纤巧，好似一头狡猾的小猫的鼻子，你真想跟那小猫玩耍片刻。有时她的双颊是那样光滑，以致目光在那玫瑰色的珐琅质上滑下去，就像在一个小巧玲珑的艺术品小壶那玫瑰色的珐琅上流淌下去一样。她乌黑的秀发构成半开而又多重的壶盖，使这玫瑰色的珐琅显得更加优雅、内在。有时她的双颊达到仙客来花朵那种粉红带紫的程度。有时她充血或发烧，更使人想到她是病态体质，这使我的欲火下降，成为某种更性感的东西，也使她的目光表现出更邪恶、更不健康的东西。这时她的面色呈现某些红得几乎发黑的玫瑰的那种深紫色。
　　这样的一个个阿尔贝蒂娜，各不相同，就像一个女舞蹈演员，随着舞台灯光的千变万化，她的色彩、身影和性格不断变化，每次出场都各不相同一样。说不定正因为那个时期我在她身上欣赏到的人物是那样变化多端，后来我也养成了习惯，根据我想到的是哪一个阿尔贝蒂娜，我自己也化成另一个人物：或妒火中烧，或毫不在乎，或追求肉欲，或郁郁寡欢，或怒气发作，不仅仅随着复苏的记忆偶然而至，而且根据我理解同一回忆的不同方式所施加的信念强度去重新创造这些人物。应该反复地谈这个问题，谈这些信念。大部分时候，这些信念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填满了我们的心灵，对我们的幸福来说，它比我们看到的某个人本身更为重要，因为我们是通过这些信念来看他的，是这种信念赋予这个被注视的人以转瞬即逝的大小。为了表述得更准确，我大概应该给以后想到阿尔贝蒂娜的每一个我起一个不同的名字，更应该给在我面前出现的每一个阿尔贝蒂娜起一个不同的名字。在我眼前出现的阿尔贝蒂娜，从来不是一个模样，正像接踵而至的各不相同的各种大海——为了更方便起见，我简单地叫它大海，阿尔贝蒂娜是另一个海中仙女，她在大海中轮廓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更有甚者——以同样的方式，而且据说更为有益，在一处叙事中，提到那一天天气如何——我应该一直将天气这名称交给信念，哪一天我看见阿尔贝蒂娜，哪一种信念笼罩着我的心灵，构成这一天的气氛。人的外表，就像各种各样的大海的外表一样，这些都取决于那些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云团。这些云团以其集中的情形，流动的情形，撒播的情形，逃遁的情形，改变着每样事物的色彩——正像有一天晚上，埃尔斯蒂尔停下脚步与那些少女谈话，而没有将我介绍给她们，他撕破了一片云，这些少女远去的时候，她们的形象在我眼中骤然显得更加美好一般——过了几天，我与她们相识了，那云团又形成了，遮住了她们的光彩，经常横亘在她们与我的双眼之间，这云团是不透明的、温和的，好似维吉尔笔下的琉科忒亚。
　　自从这些少女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向我指出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观看她们的面部表情以后，对我来说，无疑她们每个人面孔的意义都改变了很多。我用提问题的方式，按照我的意愿挑起她们的话语，使话语千变万化，就像一个做实验的人通过反证来证明他的假设一样。对这些话语我就可以赋予更高的价值。将从远处看显得优美而神秘的人与事移到近处，便足以使我们意识到这些人与事既无神秘也无优美之处。总的说来，这是解决人生问题的一种方式。在许多种方式中，这也是可以选择的一种有益于健康的方法。这种方法可能不值得特别推荐，但是这会使我们得到某种平静用以度日，用以忍受死亡——这种方法会使我们毫不留恋，使我们确信我们已经接触到最杰出的人与事，而这最杰出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原来以为，在这些少女的头脑深处，是蔑视贞洁，并且靠对贞洁的蔑视，回忆日常那些短暂的男女私情过活。现在，我认为在她们头脑深处是正直的原则在起作用了。这些原则可能还会动摇，但是迄今为止防止了那些从他们的布尔乔亚阶层中接受这些原则的女孩走上任何歧路。一个人一开始就误入歧途时，甚至在小事上也是如此。假设错误或记忆错误使你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寻找某一流言蜚语的制造者或丢失物品的地方时，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发现了谬误，但是并没有用真理去代替，而是用另一谬误去代替。我与她们亲切交谈时，从她们脸上确实见到清白无邪这个词，就这些少女的生活方式和与她们相处的行为而言，我确实体验到这个字眼的全部效果。不过，说不定我观察得丢三落四，解字过于仓促有误，在她们脸上并没有写着这个词，正像我第一次看拉贝玛的日场演出，朱尔·费里的名字并没有写在那次的节目单上，而这并没有妨碍我对德·诺布瓦先生说，朱尔·费里很可能为那次演出写了开场小戏。
　　既然在我们有关一个人的回忆中，凡是对我们每日发生的关系没有立竿见影的用处的事，头脑一律将其排除（甚至而且特别是如果这些关系还染上一点爱情的话，这爱情从未得到满足，在最近的将来还活着），对于这一小群少女中我的任何一个女友来说，我所见到的最后一张面孔，怎么能不是我回忆的唯一面庞呢？头脑任凭往日组成的链条通过，只死死留住这链条的最后一截。制成这一截的金属常常与消逝在黑夜中和我们人生旅途中的各截链条完全不同。我们的头脑只把我们现在所在的国度当做真实的国度。我最初的印象已经那样遥远，在我的记忆中无法找到什么凭证防止其每天变形。在我与这位少女一起聊天，吃茶点，一起游玩所度过的漫长时光里，我竟然不记得，她们与我从前如同在壁画上见过一般、在大海前列队走过的无情而又肉感的处女是同一批人。
　　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会把我们带到卡利普索岛去，会挖掘出米诺斯的宫殿。只是卡利普索不过是一个女子，米诺斯不过是一个毫无神气息的国王。甚至历史告诉我们的作为这些极为真实的人的特性的长处和短处，也常常与我们赋予那些叫同样姓名的想象中的人物的长处和短处很不相同。我初来乍到那几天创造的优美的大海神话，就这样消失了。但是，至少我们在曾认为不可企及而热烈向往的不拘礼节气氛中度过了一些时光，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那些我们开始时觉得别扭的人，在与他们相处中，即使最后在他们身边终于会体验到不自然的、做作的快乐，这快乐之中也始终滞留着他们掩盖住了的缺点的那种掺假的味道。在我与阿尔贝蒂娜及其女友这样的关系之中，构成其根源的真正的快乐，则留下一股馨香。这股馨香，任何人工的办法都无法将它赋予强摘下来的水果，或赋予未曾在阳光下成熟的葡萄。在一段时间内，对我来说，她们是仙女。甚至在我不知不觉中，她们在我与她们之间最普普通通的关系之中，加进了某些奇妙的成份，或者说，她们防止这些关系中有任何平庸的成份。我的欲望那样贪婪地寻找双眸的含义，如今这双眸了解了我并对我微笑，但是第一天，这双眸与我的目光相交时，犹如另一宇宙的光芒。我的欲望那样广袤地、细致周到地将色彩与芳香撒播在这些少女那有血有肉的表面上，她们卧在悬崖上，纯朴地向我递过三明治或者玩猜谜游戏，以致常常一个下午，我躺在那里——就像那些画家，他们要在现代生活中寻找古代的雄伟，赋予正在剪脚趾甲的一个女人以《拔刺的人》那样的高尚，或者像鲁本斯一样，将自己认识的一些女人画成女神以构成古代神话场面——这些类型很不相同的长着棕发和金发的美丽身躯，在草地上散布在我的周围。我望着这些美丽的身躯，说不定它们并没有去除全部平庸的内涵，日常的体验使她们充满了平庸的内涵，然而（我并没有回忆起她们那天仙般的出身）我却像赫拉克勒斯或忒勒玛科斯一样，似乎正在仙女之中嬉戏。
　　此后，音乐会结束，坏天气来临，我的女友们离开了巴尔贝克，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燕子那样一起走，却都在一周之内。阿尔贝蒂娜第一个走了，突然走了，她的哪一个女友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都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她忽然回巴黎去了，既没有功课，也没有什么消遣呼唤她到巴黎去。
　　“她一声不吭就走了。”弗朗索瓦丝嘟嘟哝哝地说。其实，说不定她巴不得我们这样。她觉得我们在旅社的雇员面前和经理面前太不谨慎。雇员数目已大大减少，但仍有极少数顾客留在这里，依然留下一些雇员。经理则“侵吞钱款”。
　　确实，旅馆很快就要关门，几乎所有的人都走光了。可是旅馆从未这样舒适。当然经理并不这样认为。客厅里，人们冻得发抖，客厅门口再没有一个侍者照应。经理沿着各个大厅，在过道上踱着方步。他身穿崭新的礼服，头发理得那么讲究，那枯燥乏味的脸似乎构成了一个混合体，一份肉大概就有三份化妆品。他不断更换领带（这样摆阔要比保证取暖和保留工作人员少花钱，这就像一个人再也无法为一件善举送上一千法郎，但是还能毫无困难地摆出大方的样子，给前来送电报的电报员一百个苏小费）。他那样子像在视察虚无，似乎要借助于个人的良好衣着，赋予这凄凉景象一种临时性质。在这个时令已经不佳的旅馆里，人们对这凄凉景象感受良深。经理宛若君主再现的幽灵，出没于自己昔日宫殿的废墟之中。这条地方性铁路见旅客不足，已停止运行，直到明年春季才会恢复。经理对此特别不满。
　　“这里缺的就是交通手段。”他经常这么说。
　　虽然出现了赤字，他仍为今后几年进行宏伟的规划。不论如何，当一些漂亮字眼施用于旅馆业，而且又能使这一行业显得宏伟壮丽时，他还能准确地记住一些。
　　“尽管在餐厅里我有一个优秀班子，我的帮手仍然不够，”他常常说，“穿制服的仆役仍有待改善。明年我会聚集什么样的优秀部队，你们会看到的！”巴尔贝克邮政总局服务中止，使他不得不派人去取信，有时用蹩脚马车去送旅客。我经常要求上车，坐在车夫旁边，这样，不论什么天气，我都可以出去走走，就像在贡布雷度过的那个冬天一样。
　　有时暴雨如注，游艺场早已关闭，外祖母和我只好留在空荡荡的一些房间里，就像狂风呼啸时，待在船舱尽头一样。与远渡重洋一样，每天在这船舱里，我们在他们身边度过了三个月而并不了解的人当中，会有一个朝我们走来。雷恩的首席审判官呀，冈城的首席律师呀，一位美国太太及其女儿呀，与我们搭搭话，想出点什么花样，让时间不要显得那么漫长，或露出点什么本事，教我们一种玩牌的办法呀，请我们喝茶呀，或请我们弹奏些乐曲呀，请我们某个时刻聚一聚呀，一起设法消遣呀，等等。这些消遣的真正奥秘就是自寻快乐，不要声称烦闷得很，只是互相帮助度过这烦闷的时光。这些人终于在我们小住的末尾与我们结成了友谊。第二天，他们相继离去，又使这友情中断了。
　　我甚至认识了一个有钱的小伙子，他的两个贵族朋友当中的一个，以及又来住几天的女演员。这个小圈子已经只有三个成员，另一个朋友已经返回巴黎。他们要我和他们一起到他们常去的那家饭馆去用晚餐。我没有接受，我想他们相当高兴。不过他们发出邀请时，是极尽和蔼可亲之能事的。虽然实际上这邀请只来自有钱的小伙子，其他几个人只不过是他的客人罢了。由于陪同他的朋友莫理斯·德·福代蒙侯爵出身于名门望族，那个女演员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时，为了抬举我，她本能地说道：“这会叫莫理斯喜出望外。”
　　待我在大厅中碰到他们三个人的时候，那个有钱的年轻人退后一步，倒是德·福代蒙先生对我说：“您不赏光来和我们一起进晚餐吗？”
　　总而言之，我没有充分利用巴尔贝克，这倒叫我更想再次前来。我觉得自己在那里待的时间太少。可是我的朋友不这样看，他们给我写信，问我是不是打算永远在巴尔贝克生活下去，是不是他们以后将不得不在信封上写上巴尔贝克这个地名。我的窗子不朝着田野，也不朝着一条街，而是朝着大海这边，每天夜里我听到大海的呼啸。入睡之前，我像一只小船一样，将自己的睡梦托付给大海。我有一种幻觉，便是这与波涛一起构成的喧嚣，大概在我不知不觉中就像睡梦中教的功课一般，具体地向我头脑中灌输了其魅力的概念。
　　旅馆经理主动提出明年给我更好的房间。我现在对自己的房间已经十分眷恋，走进房间里再也闻不到印须芒草的味道。从前在这个房间里，我的思路是那样难以展开，现在，这思路终于那样准确地占据了整个空间，以致当我应该在巴黎我从前那个天花板很低的房间里过夜时，不得不对自己的思路进行反方向的处理。
　　确实应该离开巴尔贝克了。在这个没有壁炉和取暖器的旅馆里，寒冷和潮湿已经这样浸人骨髓，不能再待下去了。最后的几周，我几乎立即就忘记了。每当我想到巴尔贝克，几乎不加变化地重现在我眼前的，便是每天早晨的时刻。天气晴朗的季节，因为我下午要同阿尔贝蒂娜及其女友外出，外祖母遵照医嘱，强迫我每天早晨在暗中躺在床上。经理发出命令，不许在我这一层弄出声响，并且亲自照看，要人们服从命令。光线很强，我尽量长时间地让那大紫窗帘拉着。我刚来的第一天晚上，这窗帘曾对我表现出那样大的敌意。为了不让光线透进来，每天晚上，弗朗索瓦丝都把毯子、桌子上的红印花布、从这里那里弄来的料子接到窗帘上去，用别针别住。也只有她能把这窗帘解下来。她无法把各处都拼接得恰到好处，于是这黑暗并不完全彻底，窗帘还是让有如秋牡丹鲜红的叶子一样的东西撒播在地毯上。我忍不住要上去赤脚踏住那些“秋牡丹”。
　　对着窗户的那面墙，已被局部照亮。墙上，没有任何支撑的一个金色圆柱体垂直地立在那里，像在荒漠中作为希伯莱人前导的光柱一样缓缓移动。
　　我再次躺下，静静地只通过想象去品味游戏、洗海水浴、步行的快乐，而且同时品味所有这一切快乐，上午很适宜做这些事。快乐使我的心怦怦跳动，好似一台充分开动的机器。但这台机器不能移动，只能自我转动，将其速度就地传递出去。
　　我知道那些女友此刻正在海堤上，但我看不见她们，她们正从大海那高高低低的支脉前经过。有时短暂放晴，在大海尽头可以望见里夫贝尔小城。阳光将这座小城精心地分成一个个小块。它犹如一座意大利小镇，栖息在大海蓝莹莹的峰巅上。我看不见女友们（而报贩——弗朗索瓦丝管他们叫“报人”——的叫卖声，洗海水浴的人和孩子们玩耍发出的呼喊，如海鸟的鸣叫一般为轻轻撞碎的海浪敲击着节拍。这些声音都传到我这高台上来），我推测得到她们的存在，柔和的涛声一直传进我的耳鼓，我听见她们卷进波涛中发出如同涅瑞伊得斯的笑声。
　　“我们看了半天，”阿尔贝蒂娜当天晚上对我说，“想看看你是不是会下来。可是你的窗板一直关着，甚至到了音乐会的时间还关着。”
　　确实，十点钟时，音乐会在我的窗下轰响起来。如果海水涨潮，在乐器间歇之中，一个浪头打来，似乎能将小提琴的节拍卷进自己那水晶涡状物之中，泡沫溅到海底音乐那断断续续的回声上，然后那形成浪花的海水重又流淌下去，流水倾注，永不间断。
　　还不把我的衣物送来，让我可以穿衣起床。我着起急来，时钟敲响正午十二点，弗朗索瓦丝终于来到。连续几个月，在这个我将之想象为只受暴风雨袭击并笼罩在烟雾之中因而那样向往的巴尔贝克，晴朗的天空是那样明亮，那样宁静，弗朗索瓦丝前来将窗户打开时，我总能毫无谬误地推想，我会找到折到外墙角上的那一方阳光。其颜色永恒不变，作为夏天的标志，则不如毫无生气的假珐琅那样抑郁而动人。弗朗索瓦丝将窗帘上的别针一一取下，拿掉布料，拉开窗帘时，她展露出来的夏日似乎与一具华丽的千年木乃伊一般死气沉沉，他是那样亘古有之。我家这位老女仆只是小心翼翼地为这具木乃伊除去原来身上的衣物，叫它身着金袍、散发着香气出现在人们眼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