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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其实有很多方式

看见她自己带来的医疗转介单时,这位医师并没有太大的兴奋或注意,只是例行地安排应有的住院检查和固定会谈罢了。

会谈是固定时间的,每星期二的下午3点到3点50分。她走进医师的办公室,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还有高耸的书架分围起来的严肃和崇高,她几乎不敢稍多浏览,就羞怯地低下了头。

就像她的医疗记录上描述的:害羞、极端内向、交谈困难、有严重自闭倾向,怀疑有防卫掩饰的幻想或妄想。

虽然是低低垂下头了,还是可以看见稍胖的双颊还有明显的雀斑。这位新见面的医师开口了,问起她迁居以后是否适应困难。她摇摇低垂的头,麻雀一般细微的声音,简单地回答:没有。

后来的日子里,这位医师才发现对她而言,原来书写的表达远比交谈容易许多了。他要求她开始随意写写,随意在任何方便的纸上写下任何她想到的文字。

她的笔画很纤细,几乎是畏缩地挤在一起的。任何人阅读时都是要稍稍费力,才能清楚辨别其中的意思。尤其她的用字,十分敏锐,可以说表达能力太抽象了,也可以说是十分诗意。

后来医师慢慢了解了她的成长。原来她是在一个道德严谨的村落长大,在那里,也许是生活艰苦的缘故,每一个人都显得十分的强悍而有生命力。

她却恰恰相反,从小在家里就是极端怯缩,甚至宁可被嘲笑也不敢轻易出门。父亲经常在她面前叹气,担心日后可能的遭遇,或是一些唠叨,直接就说这个孩子怎会这么的不正常。的。到了后来,脆弱的神经终于崩溃了,她住进了长期疗养院,又多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而她也一样惶恐,没减轻,也不曾增加,默默地接受各种奇奇怪怪的治疗。

父母似乎忘记了她的存在。最初,还每月千里迢迢地来探望,后来连半年也不来一次了。就像从小时候开始,4个兄弟姐妹一听到爸爸的脚踏车声,就会跑出纠缠刚 刚下班的爸爸。爸爸是个魔术师,从远方骑着两个轮子就飞奔回来了,顺手还从黑口袋里变出大块的粗糙糖果。只是,有时不够分,总是站在最后的她伸出手来,却 是落空了。

从家里到学校,从上学到上班,她都独立于圈圈之外。直到一次沮丧,自杀的念头又盘踞心头而纠缠不去了。她写了一封信给自己最崇拜的老师。

既然大家觉得她是个奇怪的人,总是用一些奇怪的字眼来描述一些极其琐碎不堪的情绪,也就被认定是不知所云了。家人听不懂她的想法,同学也搞不清楚,即使是 自己最崇拜的老师也先入为主地认为只是一堆呓语与妄想,就好心地召来自己的医生朋友来探望她。这就是她住进精神病院的原因。

医院里摆设着一些过期的杂志,是社会上善心人士捐赠的。有的是教人如何烹饪裁缝,如何成为淑女的;有的谈一些好莱坞影歌星的幸福生活;有的则是写一些深奥的诗词或小说。她自己有些喜欢,在医院里又茫然而无聊,索性就提笔投稿了。

没想到那些在家里、在学校或在医院里,总是被视为不知所云的文字,竟然在一流的文学杂志刊出了。

原来医院的医师有些尴尬,赶快取消了一些较有侵犯性的治疗方法,开始竖起耳朵听她的谈话,仔细分辨是否错过了任何的暗喻或象征。家人觉得有些得意,也忽然 才发现自己家里原来还有这样一位女儿。甚至旧日小镇的邻居都不可置信地问:难道得了这个伟大的文学奖的作家,就是当年那个古怪的小女孩?

她出院了,并且依凭着奖学金出国了。

她来到英国,带着自己的医疗病历主动到精神医学最著名的Maudsly医院报到。就这样,在固定的会谈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过了两年,英国精神科医师才慎重地开了一张证明没病的诊断书。

那一年,她已经34岁了。

只因为从童年开始,她的模样就不符合社会对一个人的规范要求,所谓“不正常”的烙印也就深深地标示在她身上了。

而人们的社会从来都没有想象中的理性或科学,反而是自以为是地要求一致的标准。任何逸出常态的,也就被斥为异常而遭驱逐。而早早就面临社会集体拒绝的童年和少年阶段,更是只能发展出一套全然不寻常的生存方式。于是,在主流社会的眼光中,他们更不正常了。

故事继续演绎,果真这些人都成为社会各个角落的不正常或问题人物了。只有少数的幸运者,虽然迟迟延到中年之际,但终于被接纳和肯定了。

这是新西兰女作家简奈特·弗兰的真实故事,发生在四五十年代的故事。她现在还活着,还孜孜不倦地创作,是众所公认当今新西兰最伟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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