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发育

阎莉，姑且让我叫她阎莉吧。因为，我吃不准她会不会同意我写她的经历和种种属于我们俩的陈芝麻旧事。

阎莉比我大两岁，正在读初三。她住在我家隔壁。当我从贵州搬回成都，搬到这家老公馆时，她是院子里的小孩中，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阎莉个子中等，身体其实凹凸有致，但是，在那个年代，它被巧妙地遮蔽了。不过，它又若隐若现，靠的是她虽不能穿高跟鞋，但犹如穿了高跟鞋一样昂首挺胸的步态。我那时也已开始发育，与她相反的是：我每天诚惶诚恐，如临大敌，恨不得将自己身体上凸出来的部分，一巴掌摁下去。当然，这做不到。于是，我就只能成天垂头丧气、耸肩缩脖地低头走路。这养成了我日后前倾四十五度、埋头走路的坏习惯，多年后，这习惯导致我颈椎后面，突出来一个让谁摸一下都会吓一大跳的骨节；由此引起的颈椎病，就不必去说它了，我有诗为证。

那些年，成长期中的我，之所以活得如此尴尬和卑微，当然是与那个年代的风气有关。现在的女孩听说这样的故事，打死都不会相信。在七十年代前期，也就是我进入了初中，并且发育迅猛的时候，学校里弥漫的是昂扬的革命斗志和中世纪式的禁欲风气。发育，是让女生们十分懊恼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发育”二字，是万万不能说出口的，说出来就是秽词淫字。记得有一天，上生理卫生课，正好讲到了女性的生理卫生期。全班女孩的头都恨不得钻到桌下去，全班女孩的表情好像都在说对不起。男生们倒是全都兴奋异常，脸上全都绷着，嘴里却都在传递着一个如同暗号式的数字：“四十九页”。老师则毫无表情，照本宣科，一字不拉地将四十九页读了一遍。下课铃终于响了，女生们如释重负，男生们大失所望。现实中也是如此：我们就这样秘而不宣、偷偷摸摸、诚惶诚恐地度过了四十九页所描述的女性青春生理期。

由于耻辱的“发育原因”，我还被剥夺了参加校宣传队的资格。这样的剥夺，与“黑五类”子弟的待遇几乎一样。未发育的女生，挺起骄傲的、童真的胸脯和目光，奚落着早熟女孩的落选。我还清楚地记得（因为耻辱总是让我们的记忆最清晰），有一次年级里排演《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这个节目，我从小就在大院里，与阎莉她们练过多次。那一手叉腰，一手作挽缰纵马状的舞姿，我是蹦跳自如。但是，排练完毕，工宣队员们在一边嘀咕了一阵，就把我叫过去，东说西说，说了半天，意思是“出于革命需要”，这个节目中我的角色，换作别人了。为什么呵，我心里无比委屈。我清楚，别的女孩绝对没有我跳得好。但是，在工宣队员支支吾吾的理由中，在同学们闪闪烁烁的眼神中，我一下就明白了原因。我拿起了扔在一边的外套，带着含羞受辱的自卑，逃离了现场。

相信是同样的原因，阎莉也没有能被吸收为“校宣”（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尽管我俩都酷爱跳舞，并且跳得比别人都好。在那时的中学，有“班宣”、“排宣”、“连宣”，而“校宣”就像现在的“名模”一样，是女孩们所向往的。它代表一种时尚，一种那个年代特殊的红色时尚。“校宣队员”无论男女，在学校都是令人瞩目的，也是引领风潮的。在当时，“校宣队员”这个特殊名词，偷偷地取代了“校花”的概念（尽管它已被抹去了性的特征）。

不能上台跳舞，使我的兴趣转向了体育。我很快就迷上了篮球，并立即发现了自己的运动天赋，成了全校女生中的篮球女王。北方人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身高和速度使我在全校的篮球赛中，处于东方不败的位置。

但是，发育的烦恼仍然跟随着我们。篮球队的女孩都发育健康，穿上球服，让我们看起来更加成熟。每次比赛，男生都聚集在篮球架下，不怀好意地鼓着掌。这让篮球队的女生们畏手畏脚，很多时候，球在中场传来传去，大家都不愿意三大步上篮。七十年代的中学女孩，没有电影《美国美人》中那些啦啦队女孩的骄傲，有的只是革命的禁欲意识和身体不听指挥的耻辱经验。这让我练就了一手三米圈外准确定投的绝活。

阎莉自始至终地热爱表演，哪怕在我们的大院里，她也要跳舞给那些比我们小很多的女孩看。并且，她把她们都聚拢来，成立了一个宣传队，每天乐此不疲地排练。

我不知道我和阎莉在性心理成熟度上，谁更成熟一点？因为，我意识到了性，并以为羞耻；而她，浑然不觉。她继续地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脚踩虚拟中的高跟鞋，走得风情万种而不自知。我则小心翼翼地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对旁人的指点和议论，敏感到一种病态的地步。我总是穿一件我妈的宽大衣服，以隐藏自己的生理特征，而阎莉，却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服装“合身”，不经意地露出身段来。比如，我总是要在毛衣外面穿上一件外套，而她，总是单穿着一件套头薄毛衣，就这一点点，造成了阎莉的与众不同的“气质”。而且，她还想方设法在当时千人一面的服饰上，制造出一点点与众不同来。后来有一阵子，街上流行穿蓝色工装服，她总是用硬木刷把工装服刷得透白，与别人颇不一样。后面这个细节，在日后与贾樟柯合作剧本《二十四城记》时，我贡献出来，用在了陈冲扮演的厂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