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成长与宗教 凯茜的故事
凯茜是我接待过的最胆小的病人。我清晰地记得初次见到她时的情形。当时我走进房间，她蹲坐在角落里，嘴里嘟嘟嚷嚷，就像是在做祷告。看到我出现在门口，她立刻瞪大眼睛，目光充满恐惧。她尖声哭叫，缩成一团，背部紧贴着墙壁，似乎是想缩进墙壁里。我对她说：“凯西，我是心理医生，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你不用害怕。”随后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离她稍远的地方，静静地等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只是缩在墙角处。渐渐地，她的神态放松了些，随即放声大哭。哭了一会儿，她停了下来，又自言自语地祷告起来。我问她是怎么了，她的声音含煳不清，“我就快要死了。”她没有中断祷告，也不想同我说话，嘴唇不停地蠢动，念念有词。大约每隔五分钟，她会因疲倦而停顿一下，咳嗽几声后，又继续祷告。不管问她什么问题，她总在祷告的间隙偶尔回答我：“我就快要死了。”好像只要不断祷告，她可以既不休息，也不睡觉，就可以阻止死亡的来临。
凯茜的丈夫叫霍华德，是个年轻的警官，他向我讲述了凯茜的基本情况。凯茜22岁，他们结婚两年，婚姻正常，凯茜也没有任何心理异常症状。那天早晨，凯茜一切正常，还开车送丈夫去上班。两个小时后，霍华德的姐姐给他打来电话，说她去看凯茜时，发现她变成了现在的模样。于是他们把凯茜送到医院。霍华德告诉我，凯茜最近几天，没有任何怪异的言行，不过在过去的四个月里，她很怕到公共场所去，霍华德甚至不得不替她进超级市场购物，让她独自坐在车里等候。凯茜也害怕孤单一人。结婚以来，凯茜一直有做祷告的习惯。她的家人是虔诚的教徒，她的母亲每周至少两次去做弥撒。奇怪的是，凯茜自从结婚以后，就再也没有去做过弥撒，霍华德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过他注意到，凯茜经常独自祷告。“那么，凯茜的健康怎么样呢？”“非常好，她从没有住过院。”“她婚后采取过避孕措施吗？”“她经常吃避孕丸。”值得注意的是，大约一个月以前，凯茜曾告诉霍华德，她不准备再吃避孕丸了。她从报纸上了解到，避孕药品可能对健康有害，霍华德听后也不以为然。
我给凯茜开了大量镇静药，让她按时入睡。随后两天，她的病情没有多少起色，每天仍在祷告，念叨着说她很快就会死掉，此外什么也不肯说。显而易见，她有着某种强烈的恐惧感。到了第四天，我给她进行了静脉注射，说：“凯茜，我给你打的这一针，会使你很想睡觉。你不会真的睡过去，你也不会死掉。药效发作以后，你就会停止祷告。你会觉得很放松，愿意同我说话。现在我要求你告诉我，来医院的那天早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发生什么事。”凯茜说。
“你送丈夫去上斑了，对吗？”
“是。然后我就开车回家了。后来，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把丈夫送到单位，然后直接开车回家的吗？”
凯茜不再同我说话，又开始祷告起来。
“别念了凯茜。”我对她说：“你现在绝对是安全的，你可以放松下来。那天早晨，你在开车回家途中，发生了一件事，告诉我是什么事？”
“我走了另外一条路回家。”
“什么路？”
“我从比尔家门前经过，我走了那一条路。”
“谁是比尔？”
凯茜又开始祷告。
“比尔是你的男朋友吗？”
“是，不过是在结婚以前。”
“你还常想着比尔，对不对？”
凯茜突然哭了起来，“啊，上帝！我就快要死了！”
“你那天见到比尔了吗？”
“没有。”
“不过你很想见到他。”
“我快要死了。”
“你认为自己想去见比尔，上帝就会惩罚你，对吗？”
“是的。”凯茜又开始祷告。
我让她祷告了十分钟，而自己则在一旁，紧张地整理着思绪。
我对她说：“凯茜，你认为自己快死了，是你自以为了解上帝的想法。你对上帝的了解，都是来自别人的看法，但那大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十分了解上帝，但我想，我知道的比你多，也比那些自以为了解上帝的人多。我每天都能接触到许多和你有同样想法的男人女人，他们都产生过背叛伴侣、与人私通的念头，有的还真的做了那种事。可他们都没有受到惩罚。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们都来找我看过病，后来也都变得乐观而开朗，没有任何心理压力。我想，你也同样会快乐起来。你一定会意识到，你根本就不是坏人。你会了解真相，知道上帝的想法。现在，你好好睡一觉，明天醒来时，你就不用害怕马上死去了。明天见到我，你就能和我自如地交谈了。我们可以谈谈上帝，也谈谈你自己。”
次日早晨，凯茜的情况有所好转，不过恐惧感并没有消除，她还是担心自己随时可能死去（尽管不再像以前那样肯定了）。她一点点地向我吐露心事。她高中三年级时，和霍华德有了性关系。霍华德要同她结婚，她马上答应下来。两周后，她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不想结婚。极度的痛苦和懊丧，使她当场昏倒在地。后来她更加怀疑，自己也许不该草率结婚。她无法确认是否真的爱霍华德，不过，她毕竟同霍华德发生了关系，她以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使这种关系合法化，不然，她的罪孽就会更大。在确认真的爱霍华德之前，她不想生育子女，并开始服用避孕丸。这样做，显然是天主教禁止的另一种“犯罪”行为。她不敢带着罪孽去面对耶稣，所以婚后甚至都不去做弥撒了。她喜欢同霍华德享受床榻之欢，可是，差不多从结婚当天起，霍华德对此就很冷淡了。他仍然关心凯茜，给她买各种礼物，而且似乎很疼爱她，甚至不让她外出工作。然而，凯茜一再恳求，他才答应同她做爱。凯茜的生活很单调，大约两周一次的性生活，成了她惟一的调剂。凯茜也从未想过离婚—那又将是一种难以饶恕的罪孽。
凯茜孤独难耐，居然有了与人私通的幻想，她希望借助祷告，驱除头脑的杂念。她每个小时都会抽出五分钟用于祷告，这遭到霍华德的嘲笑，于是凯茜决定，趁白天丈夫上班，独自在家里祷告。为弥补夜晚漏掉的祷告，她必须增加白天祷告的频率，每隔半小时就祷告一次，祷告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并没有消除她的性幻想，反而使之变得更加强烈。她甚至到了每次外出，就会死死盯着别的男人发呆的程度。她开始害怕和霍华德一起外出。即使有霍华德陪伴，她也不希望置身于有男人的场合。她曾想过到教堂去做弥撒，不过她知道，到了教堂，却不向牧师“忏悔”她的性幻想，仍然是一种犯罪。无奈之下，她增加了祷告的时间和频率，还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祷告方式：将祷告词的字句进行缩读，甚至以个别字词代替整篇祷告。她整天念念有词，其实是在重复单个的音节或者词语。不久后，她就把这套方法演绎得更加熟练了，可以在五分钟内“念完”一干多遍祷告词。这种特殊的“祷告系统”，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她的性幻想。可是不久后，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她越来越渴望把性幻想付诸实施。她想给过去的男友比尔打电话，还想每天下午到酒吧里约会男人。想到真的有可能做出那种事，她感到极度恐惧。她停止服用避孕丸，希望借着对怀孕的恐惧，阻止自己做出越轨的事。一天下午，她甚至开始自慰，这让她更加紧张，在她看来，这可能是“最大的罪恶”。她洗了大半天冷水浴，以便让自己冷静下来。她好不容易等到霍华德回家。但是第二天，一切却又依然如故。
那天早晨，凯茜终于难以自控。把霍华德送到警察局后，她直接把车开到比尔家门口。她坐在驾驶室，等着比尔出门，可一直不见动静。她下了车，身体倚靠在车前，还做出挑逗性的姿势。她默默祈祷：“求求你，让比尔看见我吧！让他看到我在这里等他吧！”还是没有人出门。“随便什么男人看见我都可以！不管是谁，只要愿意，我都会答应他的要求！我非要跟别人上床不可。”“啊，上帝！我是个裱子，我是巴比伦的婚妇！上帝，你杀了我吧！我就快要死了！”她跳上汽车，飞快地开回家。她找了剃须刀刀片，想割开自己的手腕，最终还是放弃了。“上帝会帮助我，给我应有的惩罚。上帝最清楚我的罪孽，他会了断一切。”凯茜夜以继日地等待，“啊，上帝！我好害怕，求求你，快动手吧！我好害怕啊！”她不停地祷告，提心吊胆地等待死亡的到来，后来，就到了近乎精神失常的地步。
我用了好几个月，才了解到上面的情况。我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围绕其罪恶感的来源进行，比如，她为什么认为自慰是一种罪恶？是谁这样告诉她的？那人又凭什么说自慰是罪恶？与人私通的念头，为什么是一种罪恶？罪恶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在我的心目中，心理治疗是最诱人，也是最值得全身心投入的一种行业，但是，当医生不得不询问病人，询问其亲人和朋友，了解病人头脑观念的一切细节时，工作就会变得单调而乏味。比方说，凯茜对罪恶感自行提出质疑时，才开始透露其性幻想以及自慰带给她的诱惑。她甚至质疑整个天主教会的权威。跟教会对立当然不容易，她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来自我的鼓励和支持。她渐渐相信，我是为她着想，而非带她步人歧途。我们形成的“治疗同盟”关系，是让治疗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
以上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临床治疗的基础上进行的。那天，我给凯茜注射了巴比妥类催眠药，并同她做了深人交谈，过了一个星期，她就出院回家了。又经过四个月的强化治疗，她才说出对罪恶感的想法：“我现在觉得，天主教会的那一套并不可靠。”凯茜产生这样的认识，说明对她的治疗进人了新阶段。
我让她思考这样的问题：她以前为什么对天主教会那样虔诚，几乎完全接受而没有丝毫怀疑？她为什么一直缺乏独立的思考？凯茜说：“我的母亲很早就提醒我，对天主教会不能有任何怀疑。”接下来，我们开始探讨凯茜和父母的关系。凯茜和父亲没有感情，父亲白天在外面工作，晚上回家就捧着啤酒瓶，在椅子上打瞌睡。只有星期五晚上例外—他那天晚上会在外面喝酒。家里是她母亲说了算，任何人都不能和母亲唱反调。她的母亲看上去温文尔雅，但是，她绝不允许凯茜和她顶撞。凯茜只能乖乖听她训话：“你不可以做那件事，亲爱的！好女孩可从不做那种事。”“你不应该穿那种鞋，正派女孩从不穿那种鞋。”“你是否愿意去做弥撒不是你说了算的，这是上帝的要求，你必须去。”在我的帮助下，凯茜逐渐意识到，在天主教会庞大权力的背后，隐藏着她母亲同样庞大的权力。在她母亲貌似温情地言传身教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与母亲冲突和对抗，对于凯茜是不可想象的事。
心理治疗难免出现意外。凯茜出院六个月后，在一个星期天早晨，霍华德给我打来电话，说凯茜又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不停地做起了祷告。在我的建议下，霍华德说服凯茜回到医院。就像我第一次见到的那样，凯茜仍躲在角落里，浑身瑟缩。霍华德不明白，究竟什么原因使她病情发作。我把凯茜带进病房，说：“别再祷告了，凯茜。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能告诉你，我做不到。”
“你做得到，凯茜。”
凯茜不停地喘着粗气。她在祷告过程中对我说：“给我吃那种让我说真话的药吧，这样我才能告诉你实情。”
我说：“不行，凯茜。这一次，你有足够的力量，你要靠自己努力才行。”
她突然哭了起来。然后她看着我，又恢复了祷告。从她的眼神中，我感觉得到，她是在生我的气，甚至有些怨恨我。
我对她说：“你是在生我的气。”
凯茜摇摇头，继续祷告。
“凯茜，我想得出十个以上的理由，证明你有可能生我的气，但是，你不说实话，我就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生气。你告诉我吧，我是不会介意的。”
“我就快要死了！”她哭泣着说。
“不，你不会死的！凯茜，你不会因为生我的气而死去，我也不会因为你生气而杀死你。你有权生我的气。”
她仍然哭泣着说：“我的日子不长了，我的日子不长了。”这些话突然让我感觉有些怪，似乎能让我联想起什么，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我只好再次重复一遍：“凯茜，我是爱你的，我不会因为你恨我而惩罚你。”
她便咽着说：“我恨的不是你。”
我突然想明白了：“我的日子不长了”—在地球上的日子不长了。“凯茜，你说的是不是圣经第五诫呢—孝敬父母，你在地球上的日子就可以长久；不孝敬父母，你就会很快死去？这就是你的心事，对不对？”
凯茜喃喃地说：“我恨她。”仿佛把这些可怕的字眼说出来，就能增加她的勇气，她突然大声说：“我恨她。我恨我的母亲。她从来不让我……从不让我成为我自己。她总是要我像她一样，她老在逼我……逼我……她从来不给我任何机会。”
对凯茜的治疗刚刚开始，前面的路依然障碍重重，她必须战胜困难，才能真正成为她自己。意识到母亲的控制带来的伤害，凯茜决心改变这一切。她需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自行做出决定，这让她感到害怕。在通常情况下，由母亲替她打理生活，做出决定，才让她感到安全。按照母亲和教会的价值观行事，一切便简单得多。自行去寻找人生的方向，显然需要经受更多的痛苦。后来凯茜对我说：“其实我不想回到过去，但是有时候，我还是怀念过去。至少就某些方面来说，我可以不费多少力气，让一切变得简简单单。”
凯茜逐渐走向自立，而且鼓起勇气，跟霍华德讨论起他在性生活上没有带给自己满足感的问题。霍华德答应做出改善，却没有付出实际行动。凯茜开始施加压力，而霍华德益发焦虑，并且和我谈起这件事。我鼓励他另找一位心理医生，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时，他才说起埋在心底的同性恋倾向。原来，他是借着和凯茜结婚，来压抑自己潜在的问题。凯茜有着性感的身材，看上去也很迷人，霍华德便把她当作至高无上的“奖品”—与凯茜在一起，就证明他有男性的魅力。不过，他从未真心爱过她。他们正视了各自的情况以后，就平静地离了婚。
凯茜后来到一家大型服装店做售货员。此后，她在工作和生活中，面临各种选择和决定时，还经常同我探讨。她经受了磨炼，变得坚强而自信。她和男人约会，希望找到理想的伴侣，并且生育儿女。她在工作上也得心应手，始终心情愉快。我对她的治疗结束时，她已晋升为服装店经理助理。我不久前还听说，她转到了另一家规模更大的公司上班。如今，凯茜是个快乐的27岁的女郎，她不再到教堂做弥撒，也不再以天主教徒自居。她不能肯定自己是否仍信仰上帝，不过她会明确地告诉你，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对她无关紧要。
凯茜的病例，显示出宗教环境和心理疾病的密切关系。世界上，像凯茜这样的人成千上万，所以，我有时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感谢那些教会，有了它们，才让我们这些心理医生在职业上更有保障。”我说的教会，包括天主教会、浸信教会、路德教会、长老教会等等。
当然，教会不是造成凯茜神经官能症的根本原因。教会只不过是凯西的母亲大权独揽，建立不合理权威的工具罢了。母亲的颐指气使，父亲的不闻不问，才是凯茜得病的根本原因。即便如此，教会还是难逃其咎。在凯茜就读过的教会学校，神父从不鼓励凯茜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教会的信条提出质疑并自行做出判断。对于教条可能产生的误导，以及教会规定的过分苛刻的要求，教会从来不做任何考查和纠正。凯茜信奉上帝、“十诫”和原罪的观念，她沿袭的宗教观和世界观，其实不符合实际需要。她不能自行提出质疑，也不懂得独立思考。教会根本不能帮助她结合自身情况，去建立适合的宗教观。教会只想让信徒们原封不动地继承上一代的宗教观念。这种情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普遍而典型的现象。
凯茜的病例如此常见，以致许多精神病学家和精神治疗医师把宗教视为“撒旦”，他们甚至认为宗教本身就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一种禁锢心灵的非理性观念。重视科学和理性的弗洛伊德也有类似看法，兼之他在现代精神病学界的先驱地位，更促使心理学界趋向于把宗教视为疾病。心理学家从现代科学出发，与古老的宗教迷信进行较量，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福音。所以他们必须耗费时间和精力，帮助病人摆脱落后而陈腐的宗教观念，使他们的心灵重获自由。
凯茜的丈夫叫霍华德，是个年轻的警官，他向我讲述了凯茜的基本情况。凯茜22岁，他们结婚两年，婚姻正常，凯茜也没有任何心理异常症状。那天早晨，凯茜一切正常，还开车送丈夫去上班。两个小时后，霍华德的姐姐给他打来电话，说她去看凯茜时，发现她变成了现在的模样。于是他们把凯茜送到医院。霍华德告诉我，凯茜最近几天，没有任何怪异的言行，不过在过去的四个月里，她很怕到公共场所去，霍华德甚至不得不替她进超级市场购物，让她独自坐在车里等候。凯茜也害怕孤单一人。结婚以来，凯茜一直有做祷告的习惯。她的家人是虔诚的教徒，她的母亲每周至少两次去做弥撒。奇怪的是，凯茜自从结婚以后，就再也没有去做过弥撒，霍华德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过他注意到，凯茜经常独自祷告。“那么，凯茜的健康怎么样呢？”“非常好，她从没有住过院。”“她婚后采取过避孕措施吗？”“她经常吃避孕丸。”值得注意的是，大约一个月以前，凯茜曾告诉霍华德，她不准备再吃避孕丸了。她从报纸上了解到，避孕药品可能对健康有害，霍华德听后也不以为然。
我给凯茜开了大量镇静药，让她按时入睡。随后两天，她的病情没有多少起色，每天仍在祷告，念叨着说她很快就会死掉，此外什么也不肯说。显而易见，她有着某种强烈的恐惧感。到了第四天，我给她进行了静脉注射，说：“凯茜，我给你打的这一针，会使你很想睡觉。你不会真的睡过去，你也不会死掉。药效发作以后，你就会停止祷告。你会觉得很放松，愿意同我说话。现在我要求你告诉我，来医院的那天早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发生什么事。”凯茜说。
“你送丈夫去上斑了，对吗？”
“是。然后我就开车回家了。后来，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把丈夫送到单位，然后直接开车回家的吗？”
凯茜不再同我说话，又开始祷告起来。
“别念了凯茜。”我对她说：“你现在绝对是安全的，你可以放松下来。那天早晨，你在开车回家途中，发生了一件事，告诉我是什么事？”
“我走了另外一条路回家。”
“什么路？”
“我从比尔家门前经过，我走了那一条路。”
“谁是比尔？”
凯茜又开始祷告。
“比尔是你的男朋友吗？”
“是，不过是在结婚以前。”
“你还常想着比尔，对不对？”
凯茜突然哭了起来，“啊，上帝！我就快要死了！”
“你那天见到比尔了吗？”
“没有。”
“不过你很想见到他。”
“我快要死了。”
“你认为自己想去见比尔，上帝就会惩罚你，对吗？”
“是的。”凯茜又开始祷告。
我让她祷告了十分钟，而自己则在一旁，紧张地整理着思绪。
我对她说：“凯茜，你认为自己快死了，是你自以为了解上帝的想法。你对上帝的了解，都是来自别人的看法，但那大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十分了解上帝，但我想，我知道的比你多，也比那些自以为了解上帝的人多。我每天都能接触到许多和你有同样想法的男人女人，他们都产生过背叛伴侣、与人私通的念头，有的还真的做了那种事。可他们都没有受到惩罚。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们都来找我看过病，后来也都变得乐观而开朗，没有任何心理压力。我想，你也同样会快乐起来。你一定会意识到，你根本就不是坏人。你会了解真相，知道上帝的想法。现在，你好好睡一觉，明天醒来时，你就不用害怕马上死去了。明天见到我，你就能和我自如地交谈了。我们可以谈谈上帝，也谈谈你自己。”
次日早晨，凯茜的情况有所好转，不过恐惧感并没有消除，她还是担心自己随时可能死去（尽管不再像以前那样肯定了）。她一点点地向我吐露心事。她高中三年级时，和霍华德有了性关系。霍华德要同她结婚，她马上答应下来。两周后，她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不想结婚。极度的痛苦和懊丧，使她当场昏倒在地。后来她更加怀疑，自己也许不该草率结婚。她无法确认是否真的爱霍华德，不过，她毕竟同霍华德发生了关系，她以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使这种关系合法化，不然，她的罪孽就会更大。在确认真的爱霍华德之前，她不想生育子女，并开始服用避孕丸。这样做，显然是天主教禁止的另一种“犯罪”行为。她不敢带着罪孽去面对耶稣，所以婚后甚至都不去做弥撒了。她喜欢同霍华德享受床榻之欢，可是，差不多从结婚当天起，霍华德对此就很冷淡了。他仍然关心凯茜，给她买各种礼物，而且似乎很疼爱她，甚至不让她外出工作。然而，凯茜一再恳求，他才答应同她做爱。凯茜的生活很单调，大约两周一次的性生活，成了她惟一的调剂。凯茜也从未想过离婚—那又将是一种难以饶恕的罪孽。
凯茜孤独难耐，居然有了与人私通的幻想，她希望借助祷告，驱除头脑的杂念。她每个小时都会抽出五分钟用于祷告，这遭到霍华德的嘲笑，于是凯茜决定，趁白天丈夫上班，独自在家里祷告。为弥补夜晚漏掉的祷告，她必须增加白天祷告的频率，每隔半小时就祷告一次，祷告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并没有消除她的性幻想，反而使之变得更加强烈。她甚至到了每次外出，就会死死盯着别的男人发呆的程度。她开始害怕和霍华德一起外出。即使有霍华德陪伴，她也不希望置身于有男人的场合。她曾想过到教堂去做弥撒，不过她知道，到了教堂，却不向牧师“忏悔”她的性幻想，仍然是一种犯罪。无奈之下，她增加了祷告的时间和频率，还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祷告方式：将祷告词的字句进行缩读，甚至以个别字词代替整篇祷告。她整天念念有词，其实是在重复单个的音节或者词语。不久后，她就把这套方法演绎得更加熟练了，可以在五分钟内“念完”一干多遍祷告词。这种特殊的“祷告系统”，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她的性幻想。可是不久后，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她越来越渴望把性幻想付诸实施。她想给过去的男友比尔打电话，还想每天下午到酒吧里约会男人。想到真的有可能做出那种事，她感到极度恐惧。她停止服用避孕丸，希望借着对怀孕的恐惧，阻止自己做出越轨的事。一天下午，她甚至开始自慰，这让她更加紧张，在她看来，这可能是“最大的罪恶”。她洗了大半天冷水浴，以便让自己冷静下来。她好不容易等到霍华德回家。但是第二天，一切却又依然如故。
那天早晨，凯茜终于难以自控。把霍华德送到警察局后，她直接把车开到比尔家门口。她坐在驾驶室，等着比尔出门，可一直不见动静。她下了车，身体倚靠在车前，还做出挑逗性的姿势。她默默祈祷：“求求你，让比尔看见我吧！让他看到我在这里等他吧！”还是没有人出门。“随便什么男人看见我都可以！不管是谁，只要愿意，我都会答应他的要求！我非要跟别人上床不可。”“啊，上帝！我是个裱子，我是巴比伦的婚妇！上帝，你杀了我吧！我就快要死了！”她跳上汽车，飞快地开回家。她找了剃须刀刀片，想割开自己的手腕，最终还是放弃了。“上帝会帮助我，给我应有的惩罚。上帝最清楚我的罪孽，他会了断一切。”凯茜夜以继日地等待，“啊，上帝！我好害怕，求求你，快动手吧！我好害怕啊！”她不停地祷告，提心吊胆地等待死亡的到来，后来，就到了近乎精神失常的地步。
我用了好几个月，才了解到上面的情况。我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围绕其罪恶感的来源进行，比如，她为什么认为自慰是一种罪恶？是谁这样告诉她的？那人又凭什么说自慰是罪恶？与人私通的念头，为什么是一种罪恶？罪恶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在我的心目中，心理治疗是最诱人，也是最值得全身心投入的一种行业，但是，当医生不得不询问病人，询问其亲人和朋友，了解病人头脑观念的一切细节时，工作就会变得单调而乏味。比方说，凯茜对罪恶感自行提出质疑时，才开始透露其性幻想以及自慰带给她的诱惑。她甚至质疑整个天主教会的权威。跟教会对立当然不容易，她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来自我的鼓励和支持。她渐渐相信，我是为她着想，而非带她步人歧途。我们形成的“治疗同盟”关系，是让治疗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
以上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临床治疗的基础上进行的。那天，我给凯茜注射了巴比妥类催眠药，并同她做了深人交谈，过了一个星期，她就出院回家了。又经过四个月的强化治疗，她才说出对罪恶感的想法：“我现在觉得，天主教会的那一套并不可靠。”凯茜产生这样的认识，说明对她的治疗进人了新阶段。
我让她思考这样的问题：她以前为什么对天主教会那样虔诚，几乎完全接受而没有丝毫怀疑？她为什么一直缺乏独立的思考？凯茜说：“我的母亲很早就提醒我，对天主教会不能有任何怀疑。”接下来，我们开始探讨凯茜和父母的关系。凯茜和父亲没有感情，父亲白天在外面工作，晚上回家就捧着啤酒瓶，在椅子上打瞌睡。只有星期五晚上例外—他那天晚上会在外面喝酒。家里是她母亲说了算，任何人都不能和母亲唱反调。她的母亲看上去温文尔雅，但是，她绝不允许凯茜和她顶撞。凯茜只能乖乖听她训话：“你不可以做那件事，亲爱的！好女孩可从不做那种事。”“你不应该穿那种鞋，正派女孩从不穿那种鞋。”“你是否愿意去做弥撒不是你说了算的，这是上帝的要求，你必须去。”在我的帮助下，凯茜逐渐意识到，在天主教会庞大权力的背后，隐藏着她母亲同样庞大的权力。在她母亲貌似温情地言传身教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与母亲冲突和对抗，对于凯茜是不可想象的事。
心理治疗难免出现意外。凯茜出院六个月后，在一个星期天早晨，霍华德给我打来电话，说凯茜又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不停地做起了祷告。在我的建议下，霍华德说服凯茜回到医院。就像我第一次见到的那样，凯茜仍躲在角落里，浑身瑟缩。霍华德不明白，究竟什么原因使她病情发作。我把凯茜带进病房，说：“别再祷告了，凯茜。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能告诉你，我做不到。”
“你做得到，凯茜。”
凯茜不停地喘着粗气。她在祷告过程中对我说：“给我吃那种让我说真话的药吧，这样我才能告诉你实情。”
我说：“不行，凯茜。这一次，你有足够的力量，你要靠自己努力才行。”
她突然哭了起来。然后她看着我，又恢复了祷告。从她的眼神中，我感觉得到，她是在生我的气，甚至有些怨恨我。
我对她说：“你是在生我的气。”
凯茜摇摇头，继续祷告。
“凯茜，我想得出十个以上的理由，证明你有可能生我的气，但是，你不说实话，我就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生气。你告诉我吧，我是不会介意的。”
“我就快要死了！”她哭泣着说。
“不，你不会死的！凯茜，你不会因为生我的气而死去，我也不会因为你生气而杀死你。你有权生我的气。”
她仍然哭泣着说：“我的日子不长了，我的日子不长了。”这些话突然让我感觉有些怪，似乎能让我联想起什么，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我只好再次重复一遍：“凯茜，我是爱你的，我不会因为你恨我而惩罚你。”
她便咽着说：“我恨的不是你。”
我突然想明白了：“我的日子不长了”—在地球上的日子不长了。“凯茜，你说的是不是圣经第五诫呢—孝敬父母，你在地球上的日子就可以长久；不孝敬父母，你就会很快死去？这就是你的心事，对不对？”
凯茜喃喃地说：“我恨她。”仿佛把这些可怕的字眼说出来，就能增加她的勇气，她突然大声说：“我恨她。我恨我的母亲。她从来不让我……从不让我成为我自己。她总是要我像她一样，她老在逼我……逼我……她从来不给我任何机会。”
对凯茜的治疗刚刚开始，前面的路依然障碍重重，她必须战胜困难，才能真正成为她自己。意识到母亲的控制带来的伤害，凯茜决心改变这一切。她需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自行做出决定，这让她感到害怕。在通常情况下，由母亲替她打理生活，做出决定，才让她感到安全。按照母亲和教会的价值观行事，一切便简单得多。自行去寻找人生的方向，显然需要经受更多的痛苦。后来凯茜对我说：“其实我不想回到过去，但是有时候，我还是怀念过去。至少就某些方面来说，我可以不费多少力气，让一切变得简简单单。”
凯茜逐渐走向自立，而且鼓起勇气，跟霍华德讨论起他在性生活上没有带给自己满足感的问题。霍华德答应做出改善，却没有付出实际行动。凯茜开始施加压力，而霍华德益发焦虑，并且和我谈起这件事。我鼓励他另找一位心理医生，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时，他才说起埋在心底的同性恋倾向。原来，他是借着和凯茜结婚，来压抑自己潜在的问题。凯茜有着性感的身材，看上去也很迷人，霍华德便把她当作至高无上的“奖品”—与凯茜在一起，就证明他有男性的魅力。不过，他从未真心爱过她。他们正视了各自的情况以后，就平静地离了婚。
凯茜后来到一家大型服装店做售货员。此后，她在工作和生活中，面临各种选择和决定时，还经常同我探讨。她经受了磨炼，变得坚强而自信。她和男人约会，希望找到理想的伴侣，并且生育儿女。她在工作上也得心应手，始终心情愉快。我对她的治疗结束时，她已晋升为服装店经理助理。我不久前还听说，她转到了另一家规模更大的公司上班。如今，凯茜是个快乐的27岁的女郎，她不再到教堂做弥撒，也不再以天主教徒自居。她不能肯定自己是否仍信仰上帝，不过她会明确地告诉你，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对她无关紧要。
凯茜的病例，显示出宗教环境和心理疾病的密切关系。世界上，像凯茜这样的人成千上万，所以，我有时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感谢那些教会，有了它们，才让我们这些心理医生在职业上更有保障。”我说的教会，包括天主教会、浸信教会、路德教会、长老教会等等。
当然，教会不是造成凯茜神经官能症的根本原因。教会只不过是凯西的母亲大权独揽，建立不合理权威的工具罢了。母亲的颐指气使，父亲的不闻不问，才是凯茜得病的根本原因。即便如此，教会还是难逃其咎。在凯茜就读过的教会学校，神父从不鼓励凯茜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教会的信条提出质疑并自行做出判断。对于教条可能产生的误导，以及教会规定的过分苛刻的要求，教会从来不做任何考查和纠正。凯茜信奉上帝、“十诫”和原罪的观念，她沿袭的宗教观和世界观，其实不符合实际需要。她不能自行提出质疑，也不懂得独立思考。教会根本不能帮助她结合自身情况，去建立适合的宗教观。教会只想让信徒们原封不动地继承上一代的宗教观念。这种情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普遍而典型的现象。
凯茜的病例如此常见，以致许多精神病学家和精神治疗医师把宗教视为“撒旦”，他们甚至认为宗教本身就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一种禁锢心灵的非理性观念。重视科学和理性的弗洛伊德也有类似看法，兼之他在现代精神病学界的先驱地位，更促使心理学界趋向于把宗教视为疾病。心理学家从现代科学出发，与古老的宗教迷信进行较量，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福音。所以他们必须耗费时间和精力，帮助病人摆脱落后而陈腐的宗教观念，使他们的心灵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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