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归去来兮的政治隐喻(2)

　　这让司徒雷登惊骇万分。他所呈报的秘密谈话等全被公诸于世，“我越来越不安地想到：这一切将对美国、中国、美中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呢？那些被提了名字、引用其言论的中国人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对那些一字不改地重新发表观察、估计和报告的美国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不出其所料，蒋介石认为司徒雷登对其“支持不力且背后拆台”，毫不客气地拒绝老朋友到台湾履新。而胜利的一方——毛泽东在随后一个多月亲自为新华社撰写5篇“评白皮书”，其中包括那篇流传甚广的《别了，司徒雷登》。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司徒雷登不久中风，经抢救后幸免于难，从此行动不便。一年后，他辞去了大使一职。

燕京的肢解，传教士大半个世纪以来种种努力的结果——医院、学校、教堂被毁，友人们所遭受的迫害，让晚年的司徒雷登沉浸于巨大的伤痛之中。让他最为痛苦的，是在那片土地上所遭受的污名——“我自己的处境也是一种嘲弄，过去我是美国自由主义和对中国亲善的代表，而现在却被污蔑为美帝国主义政府的官方代表。”

从名利角度衡量，他的晚年近乎窘迫。他一生持守着清教徒的生活方式，没有个人积蓄；由于长期在华工作，他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住房和养老金。人生最后十多年是在傅泾波一家的照顾下度过的。做牧师的独子也很少来探望他。后来，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得知他的情况后，每月寄来六百多美元的生活资助。

1962年9月19日8时，86岁的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去世。寥寥数人出席的葬礼上，管风琴奏出的是中国古曲——《阳关三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