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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缘身在此山中

来源: 《只缘身在此山中》 作者: (台湾)张香华 时间: 2014-06-16 阅读:
只缘身在此山中

2008年4月29日,柏杨在台北病逝,走完89年跌宕的人生。《丑陋的中国人》等著作让他享誉华文世界,“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更确立了他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

本刊谨转发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的回忆文章,以飨读者。

遇见柏杨前,他给我的印象是:文笔恣纵,外表嬉笑怒骂,而内心愤世嫉俗,是一个怒目金刚型的人物。我从没料到,有一天自己和这位手持矛槊,出入人间的人物,会有任何关联。

第一次见到柏杨,他的气质沉静,举止温文,十分出乎我的意料。尽管他手中一根接连一根的纸烟,隐隐地透露出内心的焦灼不宁,然而,大致说来,他给我一种文质彬彬的印象。

翌晨,我到学校去,一进办公室,就赫然发现他的一封信,没贴邮票,显然是派人送来的。短短的几句话,很令我感动。我拨了一个电话给他,这个电话拨开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序幕。后来,我们每一次会面,他总是随身携带着稿件,利用等候的片刻,不停地修改校订。看到他勤奋的一面,我领悟到,这个人是不能错过的。他的速度太快,效率太高,他不会在你的面前再三徘徊。

我曾经给柏杨一句评语:“你这个人,既复杂而又统一。”复杂的是他对社会众生百态的洞悉,和历经险的曲折人生。统一的是他仍然是那么真挚,那么奔放,始终保持着他活泼生动的感情。他直着脊梁述说长坐冰块和右膝伤残的惨痛遭遇;他用顽皮而淘气的口吻,叙述他趁隙捡取一小截烟屁股,卷成细细的老鼠尾巴来吸食的故事,一小片碎玻璃,就是代用的火柴,被他珍宝般地珍藏着……这些狱中禁锢生活的一二,听得我心痛如绞,滴下泪来。有谁知道,这个倔犟、坚韧的灵魂,竟有处世天真像孩子的一面,以及一颗感情澎湃像海潮般热烈的心!

那时,柏杨寄住在罗祖光先生改装过的汽车间里。生活所需品,几乎无一物无来历。罗祖光夫妇供应的家具器皿,梁上元赠的洗衣机,寒爵送来电扇,林紫耀为他装电话,陈丽真、谈开元选购的衣物……每样东西,都充满一份深挚的情意。此外,汽车间里还有一两件深含历史纪念意义的物品,那是一床旧毯子,和几套颜色不相搭配,补了又补,破得不能再破的衫裤—柏杨在绿岛时所穿的囚衣,上面赫然用墨笔写着同一个号码:297。啊,那段名字被抹去的日子啊!

更深人静的夜晚,柏杨常常和我谈起他在绿岛时的生活情景:无尽的潮音,寂寞地拍打崖岸的绝响。夏天太阳毒热,炙晒着溽热的囚室。一日三餐,囚房的铁门定时打开一个小洞,饭菜从外边地上推送进来。每天晨起,在荷枪实弹兵士的监视下,做规定40分钟的户外散步,不准弯腰,不准坐下,动辄遭到叱喝。夜晚,室友们围绕着唱一首苍凉的老歌—《老黑爵》……

我们决定结婚的那段时候,柏杨常无端觉得心悸,经常要吃镇静剂。夜晚,他在梦里发出惊叫和长长的叹息,仿佛一个人被推下峭壁悬崖所发出来的绝望呼喊。也有时,他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在梦中无端地哭泣。

就在这时,另一个困扰人的问题出现了:头痛和眼球胀痛困扰着他,我陪他到医院去检查,发现是眼球内微血管破裂,淤血沉淀淤积。9年多来,在囚室内只有一支高高悬在天花板上的日光灯,柏杨不停地写作,完成了三部历史研究丛书,以及一堆可与腰齐的尚未完成的稿件。光线微弱、过度辛劳和营养不良,损坏了他的眼睛。医生宣布说,这种症状分为四级,第四级是全盲,而柏杨已到了第二级。药物治疗的效果很有限,唯一的办法是节制看书,减少写作。

这对柏杨的打击太大了。他案上永远堆积着做不完的工作,单是历史研究丛书的校对,就已足够使他的眼疾加重。我建议由我代劳,他说:“校对和生孩子一样,都是没有办法请人替代的。”

有人把创作比作生产。柏杨是个多产的母亲。在我们生活的天地里,柏杨最乐于厮磨其中的是书房。他常对我说:“书桌是我喜欢的地方,每次一坐在书桌前,我的心就特别地宁静。”他总是坐下来执笔就写,写倦了,从书房踱出来,自我排解地说:“我真不想写了,我想出去玩玩,悠悠闲闲,多好。”话才说完,只见他又踱回书房,继续埋首伏案。

柏杨是个梁山泊好汉型的性格,看到别人遭遇困难,喜欢自告奋勇地表示:“我帮你想个办法。”“和你为难的是谁?我去找他干。”而这种爽直、勇于承担的行为,常常把一些乡愿型、老于世故的人吓住。

曾经有一位出道不久的女作家,因为书籍被盗印,由她父亲出面向一家出版商求助。那天,正巧柏杨也在场,登时气得跳起来,叫道:“我去找他算账。”女作家父亲的反应,却是顾左右而言他。事后,我们听到这对父女对柏杨的批评是:“这个人太冲动。”

冬天早晨醒来,柏杨谈起他的童年故事:继母冷酷无情,把他这个十岁不到的孩子,孤零零地丢在和全家人隔离、坐落在后院一间独立的空房里。每年冬天,他一双手生满了冻疮,痛痒难当,抓得溃烂,出血流脓。清晨起床,冻得直打哆嗦,一心只盼望,在那件破棉袄内,能有一套弟妹们都有的棉布衫裤。可是,寒风从四壁钻进来,他仍旧套上那件油渍污垢,已经穿了多年的“空壳榔”棉袄,瑟缩地爬起来,面对冷酷无情的新一天。
 

荷包蛋酒酿之类的点心,永远轮不到他,只有看着继母所生的弟妹们吃,而他呆立在一旁垂涎。有一回,他忘情地奔到继母的面前,想讨好她,却换来一顿叱责和冷嘲。从此,他只有把一份很深、很浓的爱,寄托给长年在外工作的父亲。父亲回家的日子总是那么渺茫,但只要有父亲在家,柏杨已经享受到最大的天伦之乐。他快乐地跳蹦着,活泼地唱着歌,恣意地向父亲撒娇,向父亲讨钱买糖果来解馋……

他倔犟的个性,成形在他17岁的那一年,跳起来用拳头反抗继母的殴打和辱骂。在这之前,他总是逆来顺受,可是,这次已忍无可忍,他在地上画了一条线,凌厉地警告继母,不准越过。继母疯狂地扑过来,他迎头给了她一顿痛击,然后立刻逃离了这个缺乏温暖的家。柏杨说:“有能力报复而不肯报复,和根本没有能力报复而空言不报复是两回事。”他,绝不伪善。

柏杨喜欢围棋。他说下围棋必须先建立两个据点,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人生的棋局上,几仆几起,愈挫愈坚的柏杨,也有他的两个据点,那就是敢爱和敢恨。除了对人充满了浓烈的感情,所放射出来的阳光一般和煦的爱心之外,他从不讳言他的嫉恶。他憎恨人们因私害公,忧心社会的腐败落后。他想打破闭塞、固陋和僵化。他想消除凶残专横黑暗的恶势力,指责非理性死不认错的心理。他不能谅解那些不为别人着想的人,和嫉妒别人长进的人。他认为那都是进步的最大障碍,他为这一切奋斗,付出了几乎摧折的代价。

柏杨交往的朋友,有两个必备条件,那就是“真交情”和“真性情”。有的读者频频写信来要和他见面,或索要签名照片等,有的称兄道弟,有的尊他为老翁。有的呼冤、求救,要求代为伸张正义,也有的和他论辩争执,更有的破口大骂,指他离经叛道。不论这些来信立场如何,他从不肯让任何一个读者失望,总是亲自执笔回复,并且把这些信件收藏起来。因为每一封信的往返,都是一个问题的探讨,一份感情的交流,没有一封信是交际应酬。我们也因此结识了不少良友。

他总是教我分析各种聚会的意义,什么是交际宴会,什么是应酬知己。水至清则无鱼,要用什么样的心情去承受不同的友谊,我从他那儿学习到许多处世和人情。而他一再告诉我说:“我是个过感情生活的人。”每当我们旅行到一处,他一定不忘吊古访友。在嘈杂的街头,他会倾听一个卖口香糖孩子讲述自己的家庭状况。当他被囚在绿岛时,从报端知道了贫苦患病者的消息,他仍辗转寄他能力所及、为数很小的钱去给人家。当然,他会冷面对待一些见利忘义、势利凉薄的熟人,然后,开一句国骂:“他妈的!”

柏杨在人生舞台上,扮演过许多不同的角色。他除了成为一个作家之外,还经过商,在东北时,卖过矿场用的坑木。来台湾之后,一面鬻文维生,一面做出版生意。他还奉过公职,当过报馆编辑,干过小学中学教员,当过大学教授。当然,他还失过业,流过浪,一心只想吃个馒头。

生活经验这么丰富的人,竟会糊涂,头脑不清,真令人不可思议。事实上,他时时坐上公车,心不在焉,不是发现坐过了站,就是搭错了路线。有一天,我回家来,走到二楼时,发现他手上拿着钥匙,正在开别人家的门,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才发觉自己的家在三楼,他气呼呼地说:“怪不得,怎么也打不开。”

柏杨视线的障碍,使他常常在写稿时,停下来辍笔长叹,他闭紧了双眼,用双手捂着脸,一语不发地靠在椅背上养神。我突然发现他像一个身经百战归来的老兵,脸上刻着风霜的痕迹和光荣的标志!我心胸中有太多的话想说,却鲠在喉头,我走过去,靠着他,轻声地告诉他:“我在你的身旁,我就是你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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