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婚姻,了却半个世纪相思(2)

　　
　　交易会上，喜美子偶然遇到了一位日本华侨。交谈中，喜美子向对方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得知喜美子暮年的心灵里居然还珍藏着这么一份青春的感情，这位华侨感动万分，当即就打电话让在上海的弟弟帮助寻找黄伯平。
　　
　　半个月后，喜美子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已联系到黄伯平，他的妻子已于4年前病故，给他留下一儿一女，子女都在外地。”信中，还附上了黄伯平的住址。
　　
　　奇迹真的来临了。这些年来，失望一次次刺痛喜美子的心灵，如今终于有了昔日恋人的消息。这晚，喜美子无法入眠。自己真的能与那个“中国青年”结合，实现18岁之夏的约定吗？真的要以垂暮之年适应一个陌生国度吗？真的要和那个叫黄伯平，但也许已经很陌生的人朝夕相处吗？
　　
　　当确定自己的回答是肯定时，喜美子起身连夜提笔给远在上海的黄伯平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了分别后自己波折坎坷的经历和对黄伯平的殷殷期待，信的末尾写下了自己的夙愿：“得知尊夫人已仙逝，鉴于目前你我都是单身，可否在年近古稀之年再行婚礼，以践前约？”
　放下笔后，喜美子似乎感到一封信还不足以表达自己对黄伯平的眷恋之情。于是，她拿出录音机，又把自己作词、谱曲的一首歌录下来，歌中唱道：“青春的梦想啊／那夏天银色的海滩／将爱情永远照亮……”翌日清晨，喜美子将这首歌连同长信和自己精心保留了50年的黄伯平的照片一起寄到了上海。
　　
　　黄伯平收到喜美子的信时，内心的激动久久不能平息。其实在此之前，当他得知喜美子的消息时，思考很久，告诉传话人：“算了吧，这么多年前的事，没太大意思了。”但看完信后，他万万没想到这个日本女子如此痴情。听着喜美子情深意切的歌声，黄伯平感动得潸然泪下，即刻回信，希望喜美子早日能到自己身边。
　　
　　半年后的圣诞夜，喜美子搭乘班机从日本飞达中国。在上海虹桥机场，黄伯平手捧鲜花，早早地守候着。虽然分别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但毕竟曾经是恋人，在人群中黄伯平很快认出了喜美子。他快步迎上前，把手中那束漂亮而芬芳的鲜花献给了远道而来的未婚妻。这一刻，两人越过50年的间隔，轻轻相拥，都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3天后，黄伯平和喜美子一起来到上海民政局登记结婚，这对历经半个世纪的中日恋人终于结为伉俪，双方子女都向他们表达了祝福。这一年，黄伯平68岁，喜美子67岁。
　　
　　相守10年的婚约
　　
　　50年相思，终于能重新聚首，那段时光像蜜一样甜。每天一早起来，黄伯平和喜美子就开始互诉衷肠。和许多年前一样，他们还是用简单的汉字加上英文来沟通。
　　
　　黄伯平告诉喜美子自己劫后余生的经历：“因为‘曾经被日本人寻找’住了8年牛棚，后来靠难友帮助在一所党校找了份看门工作，现在退休了。”虽然喜美子并不明白为什么人要住在牛棚里，但她大致知道自己当年的举动给恋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心里充满了对爱人的柔情。
　　
　　喜美子诉说的往事，也让黄伯平唏嘘不已。他拉着喜美子的手，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没有发生战争，我们就不会分离，一切就不会那么坏了吧！”
　　
　　每晚临睡前，喜美子总会依依不舍地说：“平，我要睡了，我们又要隔很多个小时再见了。”这时，黄伯平会轻轻地把她搂在怀里，直到彼此坠入梦乡。
　　
　　50年前的浪漫，50年后的相聚，晚年理应相依相伴，这么美满下去。然而，生活终究不是像童话那般完美。两人在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他们在生活中常常出现小冲突。按照喜美子的生活标准，事情一定要尽善尽美，而黄伯平多年来已经养成了活得不好，也能凑合着活得不太坏的习惯。
　重逢的第一天晚上，喜美子让黄伯平坐在床边，蹲下来用肥皂帮他洗脚。“不要了，我自己洗吧。”黄伯平觉得脚应该自己洗，也似乎用不着肥皂，但又不能过分推辞。可喜美子完全不接受他的“反抗”，不作声地迈着小碎步端来一盆热水，搁在黄伯平脚边，再搁一块肥皂，然后半蹲半跪地脱下他的袜子……此后每一天，给丈夫洗脚就是喜美子这个日本女人的习惯。
　　
　　渐渐地，喜美子的尽善尽美让这个家焕然一新的同时，也让黄伯平觉得生活越来越吃力。喜美子习惯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有条有理，连黄伯平洗完的手帕和袜子，也必须熨得棱角分明。
　　
　　一天，喜美子一边洗碗一边对黄伯平说：“水泥池子太不卫生，沾了污垢都看不出，一定要贴上白瓷砖。”黄伯平心里直发虚：日本“爱委会”的检查员又来了。“不用了吧，水池很干净呀。”80年代的上海，很少有人家里贴瓷砖，黄伯平试图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一定要贴！”喜美子有点急了，又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坚持，对着黄伯平比划了半天，看他还是不认同，索性直接把他推出门外，把门一关，意思是让他去买。被推到门外的黄伯平，一脸苦笑，无奈地摇了摇头。
　　
　　在黄伯平看来，喜美子什么都没有做错，每件事都是建设性的，可家里的气氛还是越来越紧张。连喜美子自己都意识到了，不断解释自己只是想让两人生活得更舒适更卫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之间能聊的话题越来越少，常常四目相望，却看不见彼此心灵，黄伯平开始选择逃避。他每天上下午各去一次复兴公园，表面上对喜美子说自己是去锻炼身体，但他心里明白，其实是为了躲开她，他怕喜美子的尽善尽美，怕与她没话说。
　　
　　可以想象得到，两人50年同样的忧患生活，却是泾渭分明的两种经历，当18岁那年的回忆被反复咀嚼得无味时，让这两个临到暮年的老人，又该如何相濡以沫呢？
　　
　　这种既温存又矛盾的生活，如果没有变故或许就这样一直继续下去。然而，1995年初，喜美子不幸得了一场大病。由于她是外国人，在上海无法享受公费劳保医疗，而日本的一切保险在中国又都无法使用，频繁地出入医院，让两位经济都不宽裕的老人几乎花光了全部积蓄，他们感到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一天下午，黄伯平陪喜美子复诊完回到家中。喜美子把他拉到面前，对他鞠了一躬。这躬鞠得那么深，光是这鞠躬就让两人之间感到了有种陌生感在膨胀。喜美子用夹生中文说：“我要是以后再生病，怎么办？”这话一出，虽然一层纸没捅破，但两人都知道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