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夜歌
来源: 未知 作者: 邹波 时间: 2013-04-02 阅读: 次
“我的肉体也许会害怕；我却不怕。” ——博尔赫斯《德意志安魂曲》
一
去博什瓦黑古岩画的路上，远山走着一个黑色查尔瓦，这披风走起来像移动的蚁冢，山路很烂，山谷却很空阔，像能承受歌声，这红土一直连到云南，开始有烤烟，凉山这里，仍是遍野土豆和苦荞。
如果世间有这么一部电影，开头最美的远景里，该是这么个将你牢牢钉在现实里的小人儿，但谁这么早在外游荡⋯⋯司机九博对穿查尔瓦的人隔空喊起话来，彝语从山谷清清爽爽传了过去。
这小小人影走走停停，进进退退，根据摄影师的要求移动，甚至有点唯唯诺诺，也没争辩和抱怨声传过来，“他好耐心啊”，像是个老人这么早赶着羊群，却没有羊。
等车靠近他，我才感到这温顺是一种失魂落魄——一个在清晨就有点失魂落魄的年轻人——说声“格莎莎”致谢后，他接烟的手微微颤抖，类似酗酒者的症状。
搭我们的车回村，他靠着窗子，又偏了偏身，我才发现坐在了他的查尔瓦一角，他一挣，就飘起些微染黑的羊毛纤维，我俩都咳了一下。彝族披风穿起来得合身，坐下本也没多少铺展的余地。
这人约莫二十出头，个子和脸长得已是成年人了，否则看来还要年少些，眼睛很漂亮，但眼白并不干净，脸色在后排显得暗淡，在车外看起来是黑黄相杂的斑驳，深深浅浅地，鼻梁是彝族人中的瘦子那种陡峭，眼神很忧愁，刚刚那么顺从，现在对我们又毫不好奇，烟夹在耳朵上，关上查尔瓦，像从里关门，身体缩进去，最后两手也缩进去，从内揪住里子，仿佛搂着自己。
我见乡村还有年轻人，就会问他为何没出去打工。
“是。”“你为什么在家？”“不知道。”
“种地。家里缺劳力。他肯定没什么兄弟，或者兄弟也还小。”司机九博似乎在圆场，帮他回答，答案并不可信，还不如说他在外碰到什么挫折，不再想出去。九博又从观后镜看了我一眼，在这过程中，他没有当翻译。
“难想见他火把节欢快的样子。”我心说。
“是。”年轻人像完全能听懂，下车之后，又给我们指了路，否则我们会在那个岔道走错——这唐朝南诏岩画 1996年被发现，路早已年久失修，是个退化的景点，草地上有两所废弃的屋子，据说是守岩画的老人住的，后来老人病死在此，再无人敢在此值班⋯⋯一个小小的公职岗位出于迷信不了了之。
九博对鬼故事和我一样着迷，他父亲是一个毕摩，尽管是后天学得的，不是世家，可凡事要有不好的东西沾了身，都有老爹杀鸡驱鬼。“毕摩诱鬼、驱鬼，苏尼打鬼。”
等路重新平整了点，九博突然回过头来说：“这年轻人看脸色是个吸毒者。这么早就出来寻找什么⋯⋯一个小包，10元，可以管上几小时，然后再去寻找。”
我回想那小伙心不在焉的神情，像刚获得了满足，又像毒瘾刚犯时的厌倦，是满足了，还是没有满足呢？
“这么早就出来，一定是找那东西”。我还是有点不置可否，但一边看岩画，看石上阴刻下动物和人，最后逆时针归于一个混合了毕摩和佛的模样的神，命运那端的神遮蔽在灌木丛里，我们就扒开灌木找——万物没有逃出那命运的，我边像恐艾似的，心魔渐渐上来，越来越担心，“怕是有艾滋病吧？”想到他的咳嗽应是一种深咳，后来我也相信，凉山有大量未经检测的感染者。
“不知道。”——这次轮到九博说不知道了，尽管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彝族乡间的批评家，生活在充斥着高危人群的村里，尽管他喜欢做有罪推定，甚至有些愤世。
二
这片高寒草场，阴天会云雾笼罩，灰色天空吞没黑暗绿野，漫山高压线也建得非常低矮。
凉山是中国水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巨量水电外输，本地山村仍有没通电的，许多村小还在点蜡烛。凉山罩在一张高压线网里。如果现在飞虎队跳伞，可能会落在电网里。
山坡上依稀割草一样割出巨幅的彝文标语，像国境线爱用的大字，省道边的草场拉着围网，是禁牧区，但如果再来些巨石阵，再来些怪圈，或者白马印记，再来颗勇敢的心，就活脱是苏格兰高地。
但今天回程晴朗无云，高压线也显露无遗，远山到处类似蝉鸣的电流嘶嘶声，就不再有啥异国情调，让人觉得还是在中国。
这里叫解放沟，西昌以东数十里，西昌和凉山东五县，隔一个收费站，让人觉得凉山彝族腹地与首府西昌沟通并不易，再加省道失修，简直是城市与乡村的壁垒。
凉山东五县也正是彝族的腹心地，99%是彝人。中国人近千万彝族人，约 240万在凉山，这里出生率高，死亡则频频发生。
我常将“腹心”听为“复兴”，想起当年甘洛土司岭光电接受汉族文明，寻求川边司令羊仁安的庇护，羊仁安对他说：“无知识的土司，就是一个连长都要欺辱他”。
1937年，岭光电回甘洛，改革领地内的彝族社会。他规定：1、禁吸鸦片；2、禁酗酒闹事；3、减案费；4、禁杀牲招待上司亲信；5、限收婚嫁彩礼；6、祭礼时减少杀牲⋯⋯
但我这几天在乡村的见闻是，每条禁令至今也没完全实现——第 1条自不待言，新毒品仍在毁掉一两代人；关于第 2条，街头仍不乏醉鬼，我访过的失依儿童也多有父亲喝酒喝死的；第3条事关官府潜规则；第4条针对的仍是民间礼俗；第5条事关彩礼，仍是造成男方家赤贫重要原因，价码还在上涨，从8万至高达 30万，尤其是彝族年度选美拿过名次的，或读过书的女孩，最近在美姑搞过一个头人倡议，想将彩礼压至 2万以内，最终推行不了；第6条所涉的现象，则是后来我们在美姑县亲眼所见⋯⋯
⋯⋯经一个炮兵姿势的毕摩祖先的黑石像，山顶海拔 3000多米的“苏格兰高地”草场，7月上旬像秋天，羊毛披风里的彝人又让人想起秘鲁牧羊人。这里和拉美一样，也大量种土豆。
同一天《成都商报》的周末版里，报道了墨西哥群山中奔跑的贩毒者，个个面有菜色的神行太保。凉山一个警察则告诉我，严打之下，贩毒路转向高山，一人跑一个山头，从云南四川交界的宁阆那边接力过来，那里的彝族当年的“虎日禁毒”并没有持续。
山势渐猛，断面是皴岩、峡谷和 7月的洪水、小水电站的漫顶形成的瀑布、泥石流，更南面的宁南那水电站被埋的百多人生还希望渺茫，有时在河心落石上看见一件空空的查尔瓦，一群鸭子顺流而下，此外也没有什么东西触碰河流。
三
1991年，瓦其依合考取一个好工作，就在解放沟这片高地当兽医，那时中专生在中国县城乡镇里是吃香的才子，无论彝族还是汉族。
他也在此长大，是一个牧羊的孩子。路边放假的孩子也在牧羊，彝族孩子们放假并不轻松——一个劳力终于回家了，如果不上学，一个穿开裆裤的孩子，明年就可能被送出去打工。
彝族“功勋歌手”、1990年代后期大红过的山鹰组合的黑鹰瓦其依合说：“我的根并不乡土，从小受汉文化影响较多，父亲是上班的⋯⋯老鹰吉克曲布才是毕摩世家，他彝文功底深，他开始用我们的母语唱歌，唱他亲身的孤儿经历——想妈妈，找妈妈，我们听了，觉得和汉语很不一样⋯⋯”
这仿佛是读者和作者的演唱组合。但40岁，各自也认清了自己——黑鹰依合开始潜心自己的世界音乐，老鹰曲布仍不停写忧伤情歌，栽培年轻歌手，这很像毕摩的领袖气质，我在老鹰酒吧里听了整晚，发现中国最细腻的抒情如今只在彝族了。
“不管历史多模糊，彝族一定是战败过、失国的部落，骨子里是忧伤的。”瓦其依合说，“相比之下，藏族音乐则充满大喜。”
昭觉县城是他们青少年时代的城，不是汉人多数的西昌。离西昌 100公里的昭觉本是凉山首府，1979年州府迁到西昌。瓦其依合调到昭觉，卡拉 OK正盛行，昭觉宾馆背后那片草地，县城唱得最好的哥几个开始一起唱。现在，昭觉县亮晶晶的门面也多是歌厅，此外并无往日彝人首府的气派。
1990年代城市与乡村的碰撞多少仍是喜剧，史诗愉快地续写自己，纳入新事物，还撑得住，当年彝人把飞虎队坠机看成龙，1990年代是把录音机电池码在墙边，像过去比谁家烟土换的子弹多。爷爷们都熟悉武器和月琴，云南的爷爷和凉山的爷爷见面，会谈当年相赠的礼物——勃朗宁手枪和机关枪，枪早被收了。1990年代，吉他代替了月琴。
“世界音乐制造了一种氛围，让原生态原封不动地被人接受，不用再迎合。是时候了。”依合继续弹唱那首《火把节》——与 19年前陈小奇填的像外人看热闹般的《七月火把节》早不是一个意境——“烧死地上的虫，烧去心中的苦 ⋯⋯”依合抱怨说，没有更多的经费，他只能慢慢做新的专辑《万物有灵》。
“我只记录我的梦。有晚梦到整段彝语——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看见过什么，梦见过什么，只有你知道，你身体某个部位疼痛，只有你自己知道 ⋯⋯”这让我想到遍布凉山的病人。
“这个民族内在的力量很强大，有自己的文字，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到我们这一代，整个民族慢慢被现代的东西包围，变成弱势，该想想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依合说。
西昌毕竟是 6万多平方公里内，凉山州唯一像样的城市，继续大兴土木，连接成都的高速刚通了，游客和矿老板进一步撑高物价，邛海边停满了好车，房价是四川第二——有时我想：“要是彝人聚居的昭觉能这样该多好？⋯⋯要是昭觉、美姑、布拖、金阳、雷波是这样该多好。”
西昌市的城建体现了汉族城市明清仿古建筑的喜好；州似乎更代表彝族传统，每年火把节由州主持，“自治州”像老鹰盘旋在凉山的乡村上空。让人联想起中国省会城市的扩张与贫穷的省的关系，如出一辙。
有人说，吸毒和艾滋病到西昌就没那么严重，也许是自欺欺人，酒吧突然有喝醉的大喊：“布拖的姑娘啊，我已不敢爱你们了⋯⋯”——据说那里继昭觉之后，又迎来艾滋病发病的高潮，这个“假说”似乎比“西昌免疫论”更可信。
四
西昌外 100多公里、彝族腹心地的乡下，我临时的司机、昭觉县竹核乡中心小农业技术学校的老师九博其实并无太多安全感。
去年九博又做过一次 HIV检测，因为有可能又接触了学生的伤口。我继续追问九博为什么能安心生活在高危人群里。他说只要避免那三个途径就可以了。
小学生没有定期体检——几个小学老师都这么说——遑论艾滋病的检测，这些学生里不乏父母吸毒、感染艾滋病者。
“母婴感染的孩子，通常学龄前就去世了，所以在校生不会有病毒携带者。”一个本地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起初这么消除我的疑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许多感染的孩子顽强地活到学龄，并继续活着，继续生活和学习在其他孩子当中。
作为老师，得会推算一个孩子被怀上的日子，推算当时父母是否已染病。
1995年6月，凉山彝族自治州发现首例因吸毒感染艾滋病者，当时官方统计是700多人感染，2012年，凉山疾控中心最新数字是 25000多人感染，凉山彝族人口 240万，重灾区多是彝族人口占 99%的县城和乡镇。
048
2002年初，昭觉县在九博的家——竹核乡随机抽取 1000个血样，检测出 HIV感染者 96人。人数历来多争议，得承认，本文也许只是描绘了本地人的心理感受—— 2007年至 2008年是发病的高峰期，像昭觉的四开、竹核这样的乡，“一天村里都要死好几个。”
“尔古那边，一个村死了两百多中青年。”九博在那当了 8年老师，“到处是寡妇村。”即使这不是事实，也是真实的“感受”——他们已生活在高危人群里。
竹核有个包工头，最近带 50名布拖的彝族农民工去内蒙古打工，检测出 48个HIV阳性，都给退了回来，我问那工头，他自己是健康的，但他谨慎地沉默。这事多少是印证我在西昌酒吧听到的流言——布拖正成为新的发病区。但也可见异地都在搞检测了，这也许是好事。
2007年至 2008年是凉山第一次发病高峰，重灾区在昭觉，这发病期说明 1990年代末到 21世纪初的几年是凉山彝族人出外打工机会感染和吸毒感染艾滋病的第一个高峰期。凉山本土公益组织——侯远高教授的凉山妇女儿童中心最近准备筹拍一个纪录片：追踪 60个外出打工者的生活史，研究他们可能的接触毒品、感染艾滋病以及经受外面的世界的各种挫折的途径。
当艾滋病到了集体发病期，2008年，昭觉也搞过一次筛查，但无论公益组织还是政府，最苦恼于外出人员无法控制，无法普查，无法干预，有的感染者继续出外打工，再加有时一个小严打，就把在家接受干预的吸毒加感染者赶进群山，难以寻回。我想，本地检测要能和异地检测结合起来就好了。
2008年前后，媒体更多描绘毕摩如何边做法事，边抱怨彝族乡村对这病如何无知。
至少这几年，政府和民间的宣传下，以及多年目击死亡后，人们开始知道这个病，许多人理解的方式也是认一个死理，既坚信了，就不怕正常相处，这是值得城里人学习的正常态度。不像我这样的城里人，戴上安全套，还要问个是否真的绝对安全，碰见艾滋病人，还怕身体接触⋯⋯“但至少现在学校的孩子都懂得了毒品和艾滋病的危害。”
九博心里有幅疾病地图，他开着车沿着这条破烂的命脉省道 208走，这也是“死亡之路”，沿途告诉我，挨着路的、最先出去打工的村落，就是最早带回毒品、最早吸毒、最早感染艾滋病、最早发病、最早大批死亡的村，表面看上去非常宁静，是粉刷一新、统一绘着羊角图案的白墙灰蓝顶的新农村。
“这也是，那也是⋯⋯”——直到往西昌方向，出昭觉很远了，出现了一片沿着河谷分布的大坝子，开满了土豆花，叫做南坝乡，牌子上写着类似政府土豆种植基地，“这是我老婆的娘家，这里情况就好很多，这里的父辈在单位上的多，当干部的多，民主改革更早，子女在单位工作的也多，这里的素质要高些⋯⋯”
气氛终于轻松些，不再老想着疾病，土豆开花了，七月遍野的白色花，代替四五月怒放的索玛花。一路很少有像样的农业基地，这在中国的农业县里也少见了——大部分区域还是最粗放和分散的单户农业。
土豆是无性繁殖，自然生长会代代退化，必须在繁殖中通过其他良种的干预，让其摆脱积淀的弱质。听起来能隐喻这里的现实。
高坡上的索玛花多已谢了，这些高寒区的杜鹃，留下仿佛茶树与荒漠灌木杂交的索玛树，偶尔路边能见一两朵白色或粉色的大花，像路边自语的姑娘。
这也是九博感到愉快的一段，山边的松林是结婚时本地植的，结婚已 14年了。
他曾在村小当老师，山上的雾比解放沟的大多了，大到“会遮住后排的学生”。但学校只有 7个孩子，村里却有上千口人，“这里的人生得又多，可见失学比例有多大”。
这几年中心小集中办学，却多少背离了就近入学的原则，即使山上的娃愿意来住校，住校条件也不够，又需要钱，比如需要父母一起到县城租房，许多想上学的穷孩子，走到学校都已是中午，公办学校领域，失学的孩子还是很多。学龄孩子出去打工问题也很严重。
九博和我、摄影师杨怡以及一路遇见的民间禁毒者，甚至艾滋病人，都是 1960年代末到 1970年代中期之间的人，我们正经验着我们人生的某种果实，它可能是一种阅历，也可能是真正所必须承受的。
40岁的农技老师九博知道一切似的，他说骆驼山上也有古岩画，他在古岩画周围的植被里找到丰富的物种，包括正在捕蝇的草和索玛树下的毒蘑菇，他有旺盛的求知欲，一有空就进大凉山找草药，在陡峭的岩石间行走如飞，他是彝汉混血，外公本是山下汉族地主的小儿子，被彝人捉上山当娃子，外公的哥哥在山下后来作为地主被打死，外公却作为娃子，解放后有了好出身——“这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未受教育的彝族农民工，走出大凉山，与外部世界沟通却都有严重受挫经验，挫折感互相影响，却使偷窃和抢劫这样本质是自卑的行业在某些村庄成为荣耀，这些人沾上毒品后就更不可收拾。我发现九博用的是 iPhone，他说是从抢客手里买的，1000元，抢客说：本县一共有三个 iPhone。
九博说起美姑县前几年有次地下赌博，红了眼就又押老婆又卖孩子，“这算不算没有经过太多阶段？”他和我谈起人类发展史，理论多少有点陈旧，却继续帮助这乡村教师思考社会。
他还是讲了个励志故事：有一个不识字的昭觉人，在外当苦力挣了三万块钱，不会填汇款地址，央求旁边的人帮忙，那人填了自己家的地址，钱就去了那人家里，血本无归的昭觉人回到老家，发誓要好好念书，现在成了本县最老的小学生。可惜这次没时间去采访他。
车沿着他的地图开，以为越接近西昌情况就越好，却又在去岩画的路上，碰到本文开头那穿查尔瓦的吸毒年轻人，地图就有些乱了。
泥泞的省道主路上，洪水与落石不断，路边却仍不时出现衣着鲜艳到不自然的牵牛的彝人家族在走，他们要赴美姑那奢华的葬礼，葬礼已经杀了 300头牛，还要吃一头麋鹿，这是我们亲眼目睹的，当时有一个醉汉围着我绕了一圈，说了类似非我族类都滚蛋的话，加深了这当下的权贵的戾气，每个民族的权贵也许都并非民族复兴的力量，当金钱无孔不入，传统很容易为金钱绑架，成为炫耀权力的工具。
葬礼后半夜照例响起了歌声，也许请来了西昌的歌手，也许我在酒吧还见过，但应该不是山鹰们，也许仍是醉汉的合唱，竟然还是山鹰们的《彝人之歌》，还有彝族经典的《秋波》（朋友），但这些歌出现在这里放肆扰民的堂会，听起来就很倒胃口。
五
这次采访我本试图从文化的角度了解彝族，却渐渐更多地关注它的社会病，艾滋病也是中国局部乡村数十年巨变的现代性后果之一，而凉山妇女儿童中心的侯远高老师这两年却越来越关注文化。
侯老师最急的就是文化项目，那天酒还没有喝到很醉，他就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彝族不怕毒品和艾滋病，怕的是丧失掉自信的精神和道德底限。”他对我解释：是想做“文化自救”，要从根上振兴被毒品摧残的几代人，必须从根上着手。
中央民大教授侯远高最初是来这里做凉山彝族艾滋病问题田野调查的，结果发现必须为故乡做事。他是美姑县人，学者的气质能和官方对接，口才又极好。还是知识分子当一切人的桥梁。
我正好赶上妇儿中心一个漫长而生动的团队建设会，了解了他们的历程——从最早的民间禁毒、艾滋病干预、培训和戏剧宣传到后来最成功的失依儿童爱心学校，以及生计项目。
初看中心的队伍并不那么整齐——相当一部分是当年默沙东资助的民间艺术团的民间演员——该项目已结束，演员就没有工资了。侯老师说：“只有将演员放到其他项目里。”
当年在从凉山到云南巡回演出的彝语禁毒戏剧《噩梦初醒的山寨》就是侯老师说的文化项目——启迪教化、净化人心、普及禁毒和防艾常识，3年共演了 400多场，现场效果强烈，后来他们还搞了广播剧，也很成功。
电视还是最强烈的传播手段，然而此后拍电视剧是一个教训。说到这，憨厚的副导演兼主演尼古抱着脑袋不忍回忆：拍这个电视剧他哭了三次，一次是开机，二次是在雪山上剧组困住了，三次是带子拿到西安制作，人家说受潮了，全毁了，尼古在西安街头第三次大哭。合作的摄制班底是 QQ上认识的，后来知内情的西安人对尼古说：“你们彝族人太天真了。有时候太天真了。”
他也记得，在火车站拍吸毒被抓的那场戏，许多旁观的人，以为尼古这孩子真被警察抓了，传得整个凉山满城风雨。
“真可惜。”尼古说，凉山已经几十年没有拍电视连续剧了，能说得出来的还是老掉牙的《从奴隶到将军》。老侯还是很想拍，很想拍，电视剧太能感染人了，他最想找的人才还是这样的电视人。这就是文化的教化，否则只是挨家挨户说，效率还是低。
民间艺术团的老歌手阿尔拉机原本是个流浪艺人，黑彝毕摩的后代，当时听说有这个戏要演就一定要来，虽然才 56岁，他脸上的皱纹已经老得深不可测，只要不笑，就是非常悲怆和英武的表情。可要是笑起来，就像顽童无法按捺，那天的会，他把自我介绍讲成叙事诗，从他的爹、他的家支力劝罗洪家不要顽抗，到后来如何去劳改营收父亲的“遗骨”，“那是饥荒，80个饿死的一起烧了，平分成 80份，我分到一份，代表我爸爸⋯⋯”
阿尔说得兴起，脱去美国西部牛仔草帽，露出一绺火焰般的天菩萨，干脆唱起来，嗓音已纤细了，据说年轻时是火把节的歌王，美姑年轻的歌王阿培就是他的徒弟。阿尔手不离月琴，他说吉他不如月琴，月琴自己会歌唱，会说话。
“你为什么不当毕摩？”“我不算命。”“毕摩是有真本事的吧。”我说。
他立刻端出架子，模仿毕摩做派，又模仿苏尼转圈，他多少有点轻贱自身地说，“那些毕摩，他们见了人多，说话都结巴，不如我，人越多越有劲，我就看不起他们了。也不当毕摩了。”
老阿尔表面轻佻，骨子里认定中心的事是正直的事，从此中心搬到哪，他就在旁边搭个窝棚跟着，如今成了铁杆职员。
老阿尔表面轻佻，却是这个民间艺术团里的彝文老师，教会年轻的会唱歌的女子阿西和子伍许多彝文。然而默沙东项目结束后，放性的老阿尔也得转型当失依孩子的管理员。
然而，那天在索玛花爱心班上，第一次转行上讲台、教失依儿童唱歌的老阿尔，却犯了个粗心大错——上来就教孩子唱那首悲伤的孤儿歌，歌词说：“我坐在锅庄边，想我的爸爸妈妈⋯⋯”
眼泪立刻从许多女孩脸上流下来，的莫尔石哭得最厉害，仍然坚持跟唱，这首歌就相当汉族歌曲《小白菜》吧。老阿尔唱着唱着也似乎意识到了问题，跑过去歉疚地抚摩孩子们的头。后来我问的莫尔石，讨厌这首歌吗？她让人心酸又感动地对我摇摇头，“爷爷教的，不难过。”
“我们彝族歌曲 80%都是忧伤的，可我们要教孩子们那 20%的欢乐的歌。”同是艺术团歌手转行的管理老师子伍说。这话也让我想起瓦其依合类似的话。子伍自己的父亲也在她很小的时候去世了。这些老师最初不当演员了来当管理员，不知道该做什么，渐渐发现唱歌是最让孩子们振奋的方式。
觉洛乡中心小的爱心班里，子伍老师和阿西老师已经培养了孩子们起床就唱歌，洗口也唱歌的习惯，“清晨唱歌，一天就会很开心。”孩子们的歌声使我耳朵里这几天全是悦耳的和声。但有的中心小要求肃静，那里的爱心班就不能这么自由歌唱。
我笔记本里到处是孩子写下的汉名，有些孩子的模样和秉性我已经不能完全对应，有些是艾滋病感染者。
他们抄的汉字都好，却仅仅是抄，有时考试会整段把课文抄上去，拼音仍是巨大障碍，公办学校的老师抱怨说：我们要教三种语言：彝语，普通话，四川话，有时要把普通话翻译成四川话，再翻译成彝语。
这些失依孩子有的已十四五岁了，还在读一年级，让人想起前文提到的最老的小学生。这里许多女孩子很矮小，面容却很老成，看起来只六七岁，但实际上已经十来岁，早已过了最好的学龄。
也因为是挂靠，妇儿中心资助的失依儿童的主课还是由中心小的公办老师上，中心并不能介入到主课的教学，有时难免碰到一个醉鬼的公办老师，也无法左右，但明年，两笔各上千万的投资将启动妇儿中心真正独立的两所学校的工程——美姑和昭觉的爱心学校。这意味着侯远高可以仍通过 “公办民助”的方式更独立地办学。
侯远高终于将有自己的学校，可以自由地让孩子歌唱，学自己爱学的，而不是整天苦恼他们考试只考几分。他站在美姑一处偏远的村落的高地上，放眼那片梯田，人类学家似乎都有相似的宽厚身材，他说将来这块地会是学校的实验田。这个暑假，爱心班的孩子们在给家里干活之余，暑假作业是学会一首彝族歌曲，认得一种凉山里的植物。
“这里还是太偏，香港建筑师认为好，山清水秀，我还是觉得边缘化，虽然这是县里规划的新城范围⋯⋯” ——“边缘化”似乎是老侯的口头禅，起初我觉得他更像北京的教授，很少提及自己的姓氏阿纽，慢慢我发现他作为彝族人的自尊心极强，很在意记者或左或右却又武断的话，尤其关于彝族传统——“我们的家支在禁毒和抚养失依儿童方面已经尽力了，但如果一个家支太多人吸毒，感染艾滋病，太多失依儿童，家支也难自救了。”
这时正值放暑假，监护人们陆续来学校接走孩子，来的多是叔叔、舅舅，不知道关系远近，偶尔有未改嫁的妈妈，最后剩下的孩子，有的想家想哭了，用我的电话打了一次又一次，中心的老师最终也会设法将他们一一送回家。暑假除了干活，最大的乐趣是放牛时的摔跤运动，在紫云英的草场，九口的孩子，还可以玩家里私采的玛瑙，这是当地农民致富的门路，但最近政府已经禁止民间私采，九口也是一个最早的吸毒艾滋病的重灾区。
对狭义的失依儿童，妇儿中心在美姑实现了地毯式救助，还将把这个模式推广到昭觉等县，但2011年，国家对失去双亲的儿童实行每月 600元补助，这类双亲失去的儿童就不在中心免费教育范围内，如想来，需从 600元补助中拿出 300元给爱心学校。中心所资助的范围实际缩小了。
“一个民间机构救不了整个社会。主要还得靠政府。”侯远高说。
关于文化项目，有时我问老侯有没有找州上，以及西昌那些专业团体和演员，他说没有：“他们是宣传给外面的世界看，我做的是面向民族内部的教育。”这里的需求和西昌酒吧里的歌手们是显然脱节的。
我们访问的美姑的觉洛中心小爱心班和昭觉的庆恒爱心班——两个班最大区别是：觉洛班的儿童父母去世的原因多是喝酒、吵架喝药、车祸、其他疾病所致，114名孩子中，只有一个是父亲艾滋病死亡，老师仔细推算了年龄，孩子不存在感染，尽管我去的那天清晨，孩子们因为变天都在咳嗽。“这只是感冒传染。”老师说。
庆恒班 98个孩子中却已有三个孩子确诊艾滋病感染，还有个孩子新出现疑似症状——深咳，感染孩子中的一个已开始吃药，并依稀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开始变得话少。我问老侯为什么美姑的班情况要好些，他说是美姑更偏僻，出去打工的人年头晚些，发病的时间也要晚些罢了。
我问为什么让感染的孩子也和健康孩子一起生活。
他说：“我们要让他们感觉和其他孩子一样，何况我们放弃了他们，他们又能去哪里？”之前已有一个孩子因病情过重不得不回家。
电视里还报道过一个七岁父母双亡的女性感染者——吉克阿呷，这次我听说这生命力顽强的小女孩一度失踪于武汉，这两天才重新和中心联系上，原来武大一名教授说服她和爷爷奶奶，让阿呷去武汉参加中医实验治疗，“据说阿呷现在疮也没有了，长得白里透红。”
试药有风险，但如果我是感染者，这该是安慰的消息。九博也给我说了个这里医院流传的“千真万确”的事：昭觉一个感染者流浪到西藏，得了一种药，吃了后“全身蜕皮，痊愈了。”我无法完全相信，但这里的感染人口如此多，特例样本出现的概率也自然大些，也未可知。
可这些感染的孩子随着发病和病情发展，最终还是面临辍学。
吉林来的姜老师是位可敬的母亲，是庆恒爱心班 98个孩子的母亲，她12岁的孩子也跟着她来这里当志愿者，俨然是妈妈的小助教，平时就靠自学初中课程，他和妈妈的皮肤都晒出凉山的黝黑。
姜老师发现孩子们竟没吃过水果，就省出预算买水果——他们连西瓜都没吃过，第一次吃西瓜连皮一起吃掉；姜老师还发现这些孩子虽然贫穷却也挑食，就把蔬菜做进包子里给他们吃。响亮的东北话回荡在学校里，非常乐观，非常大大咧咧，非常温暖，非常悦耳。
姜老师之前并不知孩子中有感染者，也许谁也不知，但她平静地说：我百度了基本症状，也了解了要注意什么，对孩子一如从前。我见她擦去孩子们的鼻涕，这些孩子看起来比其他孩子更害羞点，有一两个已懂得咳嗽捂嘴，有个孩子面部已有些变形，脸上也是深浅不一的色斑。
这些孩子也一一在我笔记本里写下名字，温暖的小手一笔一顿很有劲儿很认真很努力，不知为什么，我在这些小小的感染者身上感觉到的全是生命力，而不是死亡，我和他们玩的时候压根也没有担心过他们，也没想象最后如果治疗无效，瘦弱的小身体如何痛苦，此刻他们在群体里是那样活泼可爱⋯⋯我永远牢记：这些感染而活过了学龄的孩子比一般孩子生命力更顽强。
六
我来到省道穿过的竹核坝子。九博的家也在这里，他的生产资料店就在路口。这里的汉语程度糟糕，却最先带回了毒品和艾滋病。路边拿弹弓的中年人竟基本的问候话都听不懂。
这里自古是彝族人的福地——昭觉高山环抱中的竹核坝子，远看仍是童话般宁静的彝族稻作乡村，这里的高寒大米生长期长，曾经是凉山领导吃的米，这里的水土生长出高大的毕摩和高大的美女，门前晒太阳的老人中，就能见到身材高挑的老妈妈，穿着褪色的百褶裙，和男人一样抽着旱烟。
如今也密布更低矮的高压线塔，二滩集团的变电站就在山后，即使在镇上吃饭或栽秧，都无不处在高压跨步触电的威胁中，有时在细雨中撑起伞，伞发出嘶嘶电流声。
这里的人怕打伞，但已习惯身边广泛生活着已检测或未检测的艾滋病人，路边经过的年轻人可能就是，墙边的人群里蹲着的中年阿姐可能也是，无论如何，这里实现了苦涩的不歧视的生活。
W就在人群里，和我年龄相仿，她38岁，我叫她一声姐，她很瘦，但还不至于不匀称的那种消瘦，她的眼睛很妩媚，年轻时一定是这里的美人，目光也灼人，尤其是听我们侃艾滋病研究的新突破，比如德国那个自身产生抗体的人，她的眼睛就发光。
我一个劲地鼓励她坚持治疗，坚持治疗，“保持 CD4的指标就没问题”，她的眼神就更明亮，甚至会微笑起来，高兴得要拍照，“来，给积极分子拍一张。”
我就这样保持说话，就好像自己是一个不间断的电源。我不停地说啊说，她的表情就始终没有黯淡下来，也好像更依附着我们。
她喜欢蹲在邻居里，那样面对面蹲着，站起来就抱着双臂，就好像是隔着看不见的查尔瓦，衣服的颜色搭配得很好，绿色的坎肩，很干净的红色灯心绒外套，但都是 10年前爱美时的旧衣服。
她说她虽不愿说自己的事，但“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病，为了让村里那些不愿吃药的人能接受治疗”，她还是愿意说说自己。但我并没真的刨根问底，屋檐下也不是没流言说她吸毒的丈夫以前在成都做过什么，她跟着做过什么。
现在她拖着病体，为了养育两个孩子，还要下地栽秧，“体力更差了，干一会就会累。”
我深深地感觉到她最大需要是听人不停地讲关于艾滋病的事，并从中听出希望的蛛丝马迹，此外的言辞，只是你向她在索取。
“乡亲们歧视你吗？”“不歧视，他们知道我是无辜的，是我丈夫传给我的，我不是坏女人，在外做小姐才受歧视。这不像麻风病，麻风病我们知道是遗传的，婚姻是歧视的，艾滋病是外面来的，不是我们彝族自己的病。”“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治好。”但她又改口说，“⋯⋯是孩子们能长大。到侯老师那服务。”然后她再次把一种充满希望的眼神抛给了我，想听我谈艾滋病研究的进展，因为我是“北京来的老师”。
一
去博什瓦黑古岩画的路上，远山走着一个黑色查尔瓦，这披风走起来像移动的蚁冢，山路很烂，山谷却很空阔，像能承受歌声，这红土一直连到云南，开始有烤烟，凉山这里，仍是遍野土豆和苦荞。
如果世间有这么一部电影，开头最美的远景里，该是这么个将你牢牢钉在现实里的小人儿，但谁这么早在外游荡⋯⋯司机九博对穿查尔瓦的人隔空喊起话来，彝语从山谷清清爽爽传了过去。
这小小人影走走停停，进进退退，根据摄影师的要求移动，甚至有点唯唯诺诺，也没争辩和抱怨声传过来，“他好耐心啊”，像是个老人这么早赶着羊群，却没有羊。
等车靠近他，我才感到这温顺是一种失魂落魄——一个在清晨就有点失魂落魄的年轻人——说声“格莎莎”致谢后，他接烟的手微微颤抖，类似酗酒者的症状。
搭我们的车回村，他靠着窗子，又偏了偏身，我才发现坐在了他的查尔瓦一角，他一挣，就飘起些微染黑的羊毛纤维，我俩都咳了一下。彝族披风穿起来得合身，坐下本也没多少铺展的余地。
这人约莫二十出头，个子和脸长得已是成年人了，否则看来还要年少些，眼睛很漂亮，但眼白并不干净，脸色在后排显得暗淡，在车外看起来是黑黄相杂的斑驳，深深浅浅地，鼻梁是彝族人中的瘦子那种陡峭，眼神很忧愁，刚刚那么顺从，现在对我们又毫不好奇，烟夹在耳朵上，关上查尔瓦，像从里关门，身体缩进去，最后两手也缩进去，从内揪住里子，仿佛搂着自己。
我见乡村还有年轻人，就会问他为何没出去打工。
“是。”“你为什么在家？”“不知道。”
“种地。家里缺劳力。他肯定没什么兄弟，或者兄弟也还小。”司机九博似乎在圆场，帮他回答，答案并不可信，还不如说他在外碰到什么挫折，不再想出去。九博又从观后镜看了我一眼，在这过程中，他没有当翻译。
“难想见他火把节欢快的样子。”我心说。
“是。”年轻人像完全能听懂，下车之后，又给我们指了路，否则我们会在那个岔道走错——这唐朝南诏岩画 1996年被发现，路早已年久失修，是个退化的景点，草地上有两所废弃的屋子，据说是守岩画的老人住的，后来老人病死在此，再无人敢在此值班⋯⋯一个小小的公职岗位出于迷信不了了之。
九博对鬼故事和我一样着迷，他父亲是一个毕摩，尽管是后天学得的，不是世家，可凡事要有不好的东西沾了身，都有老爹杀鸡驱鬼。“毕摩诱鬼、驱鬼，苏尼打鬼。”
等路重新平整了点，九博突然回过头来说：“这年轻人看脸色是个吸毒者。这么早就出来寻找什么⋯⋯一个小包，10元，可以管上几小时，然后再去寻找。”
我回想那小伙心不在焉的神情，像刚获得了满足，又像毒瘾刚犯时的厌倦，是满足了，还是没有满足呢？
“这么早就出来，一定是找那东西”。我还是有点不置可否，但一边看岩画，看石上阴刻下动物和人，最后逆时针归于一个混合了毕摩和佛的模样的神，命运那端的神遮蔽在灌木丛里，我们就扒开灌木找——万物没有逃出那命运的，我边像恐艾似的，心魔渐渐上来，越来越担心，“怕是有艾滋病吧？”想到他的咳嗽应是一种深咳，后来我也相信，凉山有大量未经检测的感染者。
“不知道。”——这次轮到九博说不知道了，尽管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彝族乡间的批评家，生活在充斥着高危人群的村里，尽管他喜欢做有罪推定，甚至有些愤世。
二
这片高寒草场，阴天会云雾笼罩，灰色天空吞没黑暗绿野，漫山高压线也建得非常低矮。
凉山是中国水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巨量水电外输，本地山村仍有没通电的，许多村小还在点蜡烛。凉山罩在一张高压线网里。如果现在飞虎队跳伞，可能会落在电网里。
山坡上依稀割草一样割出巨幅的彝文标语，像国境线爱用的大字，省道边的草场拉着围网，是禁牧区，但如果再来些巨石阵，再来些怪圈，或者白马印记，再来颗勇敢的心，就活脱是苏格兰高地。
但今天回程晴朗无云，高压线也显露无遗，远山到处类似蝉鸣的电流嘶嘶声，就不再有啥异国情调，让人觉得还是在中国。
这里叫解放沟，西昌以东数十里，西昌和凉山东五县，隔一个收费站，让人觉得凉山彝族腹地与首府西昌沟通并不易，再加省道失修，简直是城市与乡村的壁垒。
凉山东五县也正是彝族的腹心地，99%是彝人。中国人近千万彝族人，约 240万在凉山，这里出生率高，死亡则频频发生。
我常将“腹心”听为“复兴”，想起当年甘洛土司岭光电接受汉族文明，寻求川边司令羊仁安的庇护，羊仁安对他说：“无知识的土司，就是一个连长都要欺辱他”。
1937年，岭光电回甘洛，改革领地内的彝族社会。他规定：1、禁吸鸦片；2、禁酗酒闹事；3、减案费；4、禁杀牲招待上司亲信；5、限收婚嫁彩礼；6、祭礼时减少杀牲⋯⋯
但我这几天在乡村的见闻是，每条禁令至今也没完全实现——第 1条自不待言，新毒品仍在毁掉一两代人；关于第 2条，街头仍不乏醉鬼，我访过的失依儿童也多有父亲喝酒喝死的；第3条事关官府潜规则；第4条针对的仍是民间礼俗；第5条事关彩礼，仍是造成男方家赤贫重要原因，价码还在上涨，从8万至高达 30万，尤其是彝族年度选美拿过名次的，或读过书的女孩，最近在美姑搞过一个头人倡议，想将彩礼压至 2万以内，最终推行不了；第6条所涉的现象，则是后来我们在美姑县亲眼所见⋯⋯
⋯⋯经一个炮兵姿势的毕摩祖先的黑石像，山顶海拔 3000多米的“苏格兰高地”草场，7月上旬像秋天，羊毛披风里的彝人又让人想起秘鲁牧羊人。这里和拉美一样，也大量种土豆。
同一天《成都商报》的周末版里，报道了墨西哥群山中奔跑的贩毒者，个个面有菜色的神行太保。凉山一个警察则告诉我，严打之下，贩毒路转向高山，一人跑一个山头，从云南四川交界的宁阆那边接力过来，那里的彝族当年的“虎日禁毒”并没有持续。
山势渐猛，断面是皴岩、峡谷和 7月的洪水、小水电站的漫顶形成的瀑布、泥石流，更南面的宁南那水电站被埋的百多人生还希望渺茫，有时在河心落石上看见一件空空的查尔瓦，一群鸭子顺流而下，此外也没有什么东西触碰河流。
三
1991年，瓦其依合考取一个好工作，就在解放沟这片高地当兽医，那时中专生在中国县城乡镇里是吃香的才子，无论彝族还是汉族。
他也在此长大，是一个牧羊的孩子。路边放假的孩子也在牧羊，彝族孩子们放假并不轻松——一个劳力终于回家了，如果不上学，一个穿开裆裤的孩子，明年就可能被送出去打工。
彝族“功勋歌手”、1990年代后期大红过的山鹰组合的黑鹰瓦其依合说：“我的根并不乡土，从小受汉文化影响较多，父亲是上班的⋯⋯老鹰吉克曲布才是毕摩世家，他彝文功底深，他开始用我们的母语唱歌，唱他亲身的孤儿经历——想妈妈，找妈妈，我们听了，觉得和汉语很不一样⋯⋯”
这仿佛是读者和作者的演唱组合。但40岁，各自也认清了自己——黑鹰依合开始潜心自己的世界音乐，老鹰曲布仍不停写忧伤情歌，栽培年轻歌手，这很像毕摩的领袖气质，我在老鹰酒吧里听了整晚，发现中国最细腻的抒情如今只在彝族了。
“不管历史多模糊，彝族一定是战败过、失国的部落，骨子里是忧伤的。”瓦其依合说，“相比之下，藏族音乐则充满大喜。”
昭觉县城是他们青少年时代的城，不是汉人多数的西昌。离西昌 100公里的昭觉本是凉山首府，1979年州府迁到西昌。瓦其依合调到昭觉，卡拉 OK正盛行，昭觉宾馆背后那片草地，县城唱得最好的哥几个开始一起唱。现在，昭觉县亮晶晶的门面也多是歌厅，此外并无往日彝人首府的气派。
1990年代城市与乡村的碰撞多少仍是喜剧，史诗愉快地续写自己，纳入新事物，还撑得住，当年彝人把飞虎队坠机看成龙，1990年代是把录音机电池码在墙边，像过去比谁家烟土换的子弹多。爷爷们都熟悉武器和月琴，云南的爷爷和凉山的爷爷见面，会谈当年相赠的礼物——勃朗宁手枪和机关枪，枪早被收了。1990年代，吉他代替了月琴。
“世界音乐制造了一种氛围，让原生态原封不动地被人接受，不用再迎合。是时候了。”依合继续弹唱那首《火把节》——与 19年前陈小奇填的像外人看热闹般的《七月火把节》早不是一个意境——“烧死地上的虫，烧去心中的苦 ⋯⋯”依合抱怨说，没有更多的经费，他只能慢慢做新的专辑《万物有灵》。
“我只记录我的梦。有晚梦到整段彝语——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看见过什么，梦见过什么，只有你知道，你身体某个部位疼痛，只有你自己知道 ⋯⋯”这让我想到遍布凉山的病人。
“这个民族内在的力量很强大，有自己的文字，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到我们这一代，整个民族慢慢被现代的东西包围，变成弱势，该想想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依合说。
西昌毕竟是 6万多平方公里内，凉山州唯一像样的城市，继续大兴土木，连接成都的高速刚通了，游客和矿老板进一步撑高物价，邛海边停满了好车，房价是四川第二——有时我想：“要是彝人聚居的昭觉能这样该多好？⋯⋯要是昭觉、美姑、布拖、金阳、雷波是这样该多好。”
西昌市的城建体现了汉族城市明清仿古建筑的喜好；州似乎更代表彝族传统，每年火把节由州主持，“自治州”像老鹰盘旋在凉山的乡村上空。让人联想起中国省会城市的扩张与贫穷的省的关系，如出一辙。
有人说，吸毒和艾滋病到西昌就没那么严重，也许是自欺欺人，酒吧突然有喝醉的大喊：“布拖的姑娘啊，我已不敢爱你们了⋯⋯”——据说那里继昭觉之后，又迎来艾滋病发病的高潮，这个“假说”似乎比“西昌免疫论”更可信。
四
西昌外 100多公里、彝族腹心地的乡下，我临时的司机、昭觉县竹核乡中心小农业技术学校的老师九博其实并无太多安全感。
去年九博又做过一次 HIV检测，因为有可能又接触了学生的伤口。我继续追问九博为什么能安心生活在高危人群里。他说只要避免那三个途径就可以了。
小学生没有定期体检——几个小学老师都这么说——遑论艾滋病的检测，这些学生里不乏父母吸毒、感染艾滋病者。
“母婴感染的孩子，通常学龄前就去世了，所以在校生不会有病毒携带者。”一个本地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起初这么消除我的疑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许多感染的孩子顽强地活到学龄，并继续活着，继续生活和学习在其他孩子当中。
作为老师，得会推算一个孩子被怀上的日子，推算当时父母是否已染病。
1995年6月，凉山彝族自治州发现首例因吸毒感染艾滋病者，当时官方统计是700多人感染，2012年，凉山疾控中心最新数字是 25000多人感染，凉山彝族人口 240万，重灾区多是彝族人口占 99%的县城和乡镇。
048
2002年初，昭觉县在九博的家——竹核乡随机抽取 1000个血样，检测出 HIV感染者 96人。人数历来多争议，得承认，本文也许只是描绘了本地人的心理感受—— 2007年至 2008年是发病的高峰期，像昭觉的四开、竹核这样的乡，“一天村里都要死好几个。”
“尔古那边，一个村死了两百多中青年。”九博在那当了 8年老师，“到处是寡妇村。”即使这不是事实，也是真实的“感受”——他们已生活在高危人群里。
竹核有个包工头，最近带 50名布拖的彝族农民工去内蒙古打工，检测出 48个HIV阳性，都给退了回来，我问那工头，他自己是健康的，但他谨慎地沉默。这事多少是印证我在西昌酒吧听到的流言——布拖正成为新的发病区。但也可见异地都在搞检测了，这也许是好事。
2007年至 2008年是凉山第一次发病高峰，重灾区在昭觉，这发病期说明 1990年代末到 21世纪初的几年是凉山彝族人出外打工机会感染和吸毒感染艾滋病的第一个高峰期。凉山本土公益组织——侯远高教授的凉山妇女儿童中心最近准备筹拍一个纪录片：追踪 60个外出打工者的生活史，研究他们可能的接触毒品、感染艾滋病以及经受外面的世界的各种挫折的途径。
当艾滋病到了集体发病期，2008年，昭觉也搞过一次筛查，但无论公益组织还是政府，最苦恼于外出人员无法控制，无法普查，无法干预，有的感染者继续出外打工，再加有时一个小严打，就把在家接受干预的吸毒加感染者赶进群山，难以寻回。我想，本地检测要能和异地检测结合起来就好了。
2008年前后，媒体更多描绘毕摩如何边做法事，边抱怨彝族乡村对这病如何无知。
至少这几年，政府和民间的宣传下，以及多年目击死亡后，人们开始知道这个病，许多人理解的方式也是认一个死理，既坚信了，就不怕正常相处，这是值得城里人学习的正常态度。不像我这样的城里人，戴上安全套，还要问个是否真的绝对安全，碰见艾滋病人，还怕身体接触⋯⋯“但至少现在学校的孩子都懂得了毒品和艾滋病的危害。”
九博心里有幅疾病地图，他开着车沿着这条破烂的命脉省道 208走，这也是“死亡之路”，沿途告诉我，挨着路的、最先出去打工的村落，就是最早带回毒品、最早吸毒、最早感染艾滋病、最早发病、最早大批死亡的村，表面看上去非常宁静，是粉刷一新、统一绘着羊角图案的白墙灰蓝顶的新农村。
“这也是，那也是⋯⋯”——直到往西昌方向，出昭觉很远了，出现了一片沿着河谷分布的大坝子，开满了土豆花，叫做南坝乡，牌子上写着类似政府土豆种植基地，“这是我老婆的娘家，这里情况就好很多，这里的父辈在单位上的多，当干部的多，民主改革更早，子女在单位工作的也多，这里的素质要高些⋯⋯”
气氛终于轻松些，不再老想着疾病，土豆开花了，七月遍野的白色花，代替四五月怒放的索玛花。一路很少有像样的农业基地，这在中国的农业县里也少见了——大部分区域还是最粗放和分散的单户农业。
土豆是无性繁殖，自然生长会代代退化，必须在繁殖中通过其他良种的干预，让其摆脱积淀的弱质。听起来能隐喻这里的现实。
高坡上的索玛花多已谢了，这些高寒区的杜鹃，留下仿佛茶树与荒漠灌木杂交的索玛树，偶尔路边能见一两朵白色或粉色的大花，像路边自语的姑娘。
这也是九博感到愉快的一段，山边的松林是结婚时本地植的，结婚已 14年了。
他曾在村小当老师，山上的雾比解放沟的大多了，大到“会遮住后排的学生”。但学校只有 7个孩子，村里却有上千口人，“这里的人生得又多，可见失学比例有多大”。
这几年中心小集中办学，却多少背离了就近入学的原则，即使山上的娃愿意来住校，住校条件也不够，又需要钱，比如需要父母一起到县城租房，许多想上学的穷孩子，走到学校都已是中午，公办学校领域，失学的孩子还是很多。学龄孩子出去打工问题也很严重。
九博和我、摄影师杨怡以及一路遇见的民间禁毒者，甚至艾滋病人，都是 1960年代末到 1970年代中期之间的人，我们正经验着我们人生的某种果实，它可能是一种阅历，也可能是真正所必须承受的。
40岁的农技老师九博知道一切似的，他说骆驼山上也有古岩画，他在古岩画周围的植被里找到丰富的物种，包括正在捕蝇的草和索玛树下的毒蘑菇，他有旺盛的求知欲，一有空就进大凉山找草药，在陡峭的岩石间行走如飞，他是彝汉混血，外公本是山下汉族地主的小儿子，被彝人捉上山当娃子，外公的哥哥在山下后来作为地主被打死，外公却作为娃子，解放后有了好出身——“这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未受教育的彝族农民工，走出大凉山，与外部世界沟通却都有严重受挫经验，挫折感互相影响，却使偷窃和抢劫这样本质是自卑的行业在某些村庄成为荣耀，这些人沾上毒品后就更不可收拾。我发现九博用的是 iPhone，他说是从抢客手里买的，1000元，抢客说：本县一共有三个 iPhone。
九博说起美姑县前几年有次地下赌博，红了眼就又押老婆又卖孩子，“这算不算没有经过太多阶段？”他和我谈起人类发展史，理论多少有点陈旧，却继续帮助这乡村教师思考社会。
他还是讲了个励志故事：有一个不识字的昭觉人，在外当苦力挣了三万块钱，不会填汇款地址，央求旁边的人帮忙，那人填了自己家的地址，钱就去了那人家里，血本无归的昭觉人回到老家，发誓要好好念书，现在成了本县最老的小学生。可惜这次没时间去采访他。
车沿着他的地图开，以为越接近西昌情况就越好，却又在去岩画的路上，碰到本文开头那穿查尔瓦的吸毒年轻人，地图就有些乱了。
泥泞的省道主路上，洪水与落石不断，路边却仍不时出现衣着鲜艳到不自然的牵牛的彝人家族在走，他们要赴美姑那奢华的葬礼，葬礼已经杀了 300头牛，还要吃一头麋鹿，这是我们亲眼目睹的，当时有一个醉汉围着我绕了一圈，说了类似非我族类都滚蛋的话，加深了这当下的权贵的戾气，每个民族的权贵也许都并非民族复兴的力量，当金钱无孔不入，传统很容易为金钱绑架，成为炫耀权力的工具。
葬礼后半夜照例响起了歌声，也许请来了西昌的歌手，也许我在酒吧还见过，但应该不是山鹰们，也许仍是醉汉的合唱，竟然还是山鹰们的《彝人之歌》，还有彝族经典的《秋波》（朋友），但这些歌出现在这里放肆扰民的堂会，听起来就很倒胃口。
五
这次采访我本试图从文化的角度了解彝族，却渐渐更多地关注它的社会病，艾滋病也是中国局部乡村数十年巨变的现代性后果之一，而凉山妇女儿童中心的侯远高老师这两年却越来越关注文化。
侯老师最急的就是文化项目，那天酒还没有喝到很醉，他就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彝族不怕毒品和艾滋病，怕的是丧失掉自信的精神和道德底限。”他对我解释：是想做“文化自救”，要从根上振兴被毒品摧残的几代人，必须从根上着手。
中央民大教授侯远高最初是来这里做凉山彝族艾滋病问题田野调查的，结果发现必须为故乡做事。他是美姑县人，学者的气质能和官方对接，口才又极好。还是知识分子当一切人的桥梁。
我正好赶上妇儿中心一个漫长而生动的团队建设会，了解了他们的历程——从最早的民间禁毒、艾滋病干预、培训和戏剧宣传到后来最成功的失依儿童爱心学校，以及生计项目。
初看中心的队伍并不那么整齐——相当一部分是当年默沙东资助的民间艺术团的民间演员——该项目已结束，演员就没有工资了。侯老师说：“只有将演员放到其他项目里。”
当年在从凉山到云南巡回演出的彝语禁毒戏剧《噩梦初醒的山寨》就是侯老师说的文化项目——启迪教化、净化人心、普及禁毒和防艾常识，3年共演了 400多场，现场效果强烈，后来他们还搞了广播剧，也很成功。
电视还是最强烈的传播手段，然而此后拍电视剧是一个教训。说到这，憨厚的副导演兼主演尼古抱着脑袋不忍回忆：拍这个电视剧他哭了三次，一次是开机，二次是在雪山上剧组困住了，三次是带子拿到西安制作，人家说受潮了，全毁了，尼古在西安街头第三次大哭。合作的摄制班底是 QQ上认识的，后来知内情的西安人对尼古说：“你们彝族人太天真了。有时候太天真了。”
他也记得，在火车站拍吸毒被抓的那场戏，许多旁观的人，以为尼古这孩子真被警察抓了，传得整个凉山满城风雨。
“真可惜。”尼古说，凉山已经几十年没有拍电视连续剧了，能说得出来的还是老掉牙的《从奴隶到将军》。老侯还是很想拍，很想拍，电视剧太能感染人了，他最想找的人才还是这样的电视人。这就是文化的教化，否则只是挨家挨户说，效率还是低。
民间艺术团的老歌手阿尔拉机原本是个流浪艺人，黑彝毕摩的后代，当时听说有这个戏要演就一定要来，虽然才 56岁，他脸上的皱纹已经老得深不可测，只要不笑，就是非常悲怆和英武的表情。可要是笑起来，就像顽童无法按捺，那天的会，他把自我介绍讲成叙事诗，从他的爹、他的家支力劝罗洪家不要顽抗，到后来如何去劳改营收父亲的“遗骨”，“那是饥荒，80个饿死的一起烧了，平分成 80份，我分到一份，代表我爸爸⋯⋯”
阿尔说得兴起，脱去美国西部牛仔草帽，露出一绺火焰般的天菩萨，干脆唱起来，嗓音已纤细了，据说年轻时是火把节的歌王，美姑年轻的歌王阿培就是他的徒弟。阿尔手不离月琴，他说吉他不如月琴，月琴自己会歌唱，会说话。
“你为什么不当毕摩？”“我不算命。”“毕摩是有真本事的吧。”我说。
他立刻端出架子，模仿毕摩做派，又模仿苏尼转圈，他多少有点轻贱自身地说，“那些毕摩，他们见了人多，说话都结巴，不如我，人越多越有劲，我就看不起他们了。也不当毕摩了。”
老阿尔表面轻佻，骨子里认定中心的事是正直的事，从此中心搬到哪，他就在旁边搭个窝棚跟着，如今成了铁杆职员。
老阿尔表面轻佻，却是这个民间艺术团里的彝文老师，教会年轻的会唱歌的女子阿西和子伍许多彝文。然而默沙东项目结束后，放性的老阿尔也得转型当失依孩子的管理员。
然而，那天在索玛花爱心班上，第一次转行上讲台、教失依儿童唱歌的老阿尔，却犯了个粗心大错——上来就教孩子唱那首悲伤的孤儿歌，歌词说：“我坐在锅庄边，想我的爸爸妈妈⋯⋯”
眼泪立刻从许多女孩脸上流下来，的莫尔石哭得最厉害，仍然坚持跟唱，这首歌就相当汉族歌曲《小白菜》吧。老阿尔唱着唱着也似乎意识到了问题，跑过去歉疚地抚摩孩子们的头。后来我问的莫尔石，讨厌这首歌吗？她让人心酸又感动地对我摇摇头，“爷爷教的，不难过。”
“我们彝族歌曲 80%都是忧伤的，可我们要教孩子们那 20%的欢乐的歌。”同是艺术团歌手转行的管理老师子伍说。这话也让我想起瓦其依合类似的话。子伍自己的父亲也在她很小的时候去世了。这些老师最初不当演员了来当管理员，不知道该做什么，渐渐发现唱歌是最让孩子们振奋的方式。
觉洛乡中心小的爱心班里，子伍老师和阿西老师已经培养了孩子们起床就唱歌，洗口也唱歌的习惯，“清晨唱歌，一天就会很开心。”孩子们的歌声使我耳朵里这几天全是悦耳的和声。但有的中心小要求肃静，那里的爱心班就不能这么自由歌唱。
我笔记本里到处是孩子写下的汉名，有些孩子的模样和秉性我已经不能完全对应，有些是艾滋病感染者。
他们抄的汉字都好，却仅仅是抄，有时考试会整段把课文抄上去，拼音仍是巨大障碍，公办学校的老师抱怨说：我们要教三种语言：彝语，普通话，四川话，有时要把普通话翻译成四川话，再翻译成彝语。
这些失依孩子有的已十四五岁了，还在读一年级，让人想起前文提到的最老的小学生。这里许多女孩子很矮小，面容却很老成，看起来只六七岁，但实际上已经十来岁，早已过了最好的学龄。
也因为是挂靠，妇儿中心资助的失依儿童的主课还是由中心小的公办老师上，中心并不能介入到主课的教学，有时难免碰到一个醉鬼的公办老师，也无法左右，但明年，两笔各上千万的投资将启动妇儿中心真正独立的两所学校的工程——美姑和昭觉的爱心学校。这意味着侯远高可以仍通过 “公办民助”的方式更独立地办学。
侯远高终于将有自己的学校，可以自由地让孩子歌唱，学自己爱学的，而不是整天苦恼他们考试只考几分。他站在美姑一处偏远的村落的高地上，放眼那片梯田，人类学家似乎都有相似的宽厚身材，他说将来这块地会是学校的实验田。这个暑假，爱心班的孩子们在给家里干活之余，暑假作业是学会一首彝族歌曲，认得一种凉山里的植物。
“这里还是太偏，香港建筑师认为好，山清水秀，我还是觉得边缘化，虽然这是县里规划的新城范围⋯⋯” ——“边缘化”似乎是老侯的口头禅，起初我觉得他更像北京的教授，很少提及自己的姓氏阿纽，慢慢我发现他作为彝族人的自尊心极强，很在意记者或左或右却又武断的话，尤其关于彝族传统——“我们的家支在禁毒和抚养失依儿童方面已经尽力了，但如果一个家支太多人吸毒，感染艾滋病，太多失依儿童，家支也难自救了。”
这时正值放暑假，监护人们陆续来学校接走孩子，来的多是叔叔、舅舅，不知道关系远近，偶尔有未改嫁的妈妈，最后剩下的孩子，有的想家想哭了，用我的电话打了一次又一次，中心的老师最终也会设法将他们一一送回家。暑假除了干活，最大的乐趣是放牛时的摔跤运动，在紫云英的草场，九口的孩子，还可以玩家里私采的玛瑙，这是当地农民致富的门路，但最近政府已经禁止民间私采，九口也是一个最早的吸毒艾滋病的重灾区。
对狭义的失依儿童，妇儿中心在美姑实现了地毯式救助，还将把这个模式推广到昭觉等县，但2011年，国家对失去双亲的儿童实行每月 600元补助，这类双亲失去的儿童就不在中心免费教育范围内，如想来，需从 600元补助中拿出 300元给爱心学校。中心所资助的范围实际缩小了。
“一个民间机构救不了整个社会。主要还得靠政府。”侯远高说。
关于文化项目，有时我问老侯有没有找州上，以及西昌那些专业团体和演员，他说没有：“他们是宣传给外面的世界看，我做的是面向民族内部的教育。”这里的需求和西昌酒吧里的歌手们是显然脱节的。
我们访问的美姑的觉洛中心小爱心班和昭觉的庆恒爱心班——两个班最大区别是：觉洛班的儿童父母去世的原因多是喝酒、吵架喝药、车祸、其他疾病所致，114名孩子中，只有一个是父亲艾滋病死亡，老师仔细推算了年龄，孩子不存在感染，尽管我去的那天清晨，孩子们因为变天都在咳嗽。“这只是感冒传染。”老师说。
庆恒班 98个孩子中却已有三个孩子确诊艾滋病感染，还有个孩子新出现疑似症状——深咳，感染孩子中的一个已开始吃药，并依稀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开始变得话少。我问老侯为什么美姑的班情况要好些，他说是美姑更偏僻，出去打工的人年头晚些，发病的时间也要晚些罢了。
我问为什么让感染的孩子也和健康孩子一起生活。
他说：“我们要让他们感觉和其他孩子一样，何况我们放弃了他们，他们又能去哪里？”之前已有一个孩子因病情过重不得不回家。
电视里还报道过一个七岁父母双亡的女性感染者——吉克阿呷，这次我听说这生命力顽强的小女孩一度失踪于武汉，这两天才重新和中心联系上，原来武大一名教授说服她和爷爷奶奶，让阿呷去武汉参加中医实验治疗，“据说阿呷现在疮也没有了，长得白里透红。”
试药有风险，但如果我是感染者，这该是安慰的消息。九博也给我说了个这里医院流传的“千真万确”的事：昭觉一个感染者流浪到西藏，得了一种药，吃了后“全身蜕皮，痊愈了。”我无法完全相信，但这里的感染人口如此多，特例样本出现的概率也自然大些，也未可知。
可这些感染的孩子随着发病和病情发展，最终还是面临辍学。
吉林来的姜老师是位可敬的母亲，是庆恒爱心班 98个孩子的母亲，她12岁的孩子也跟着她来这里当志愿者，俨然是妈妈的小助教，平时就靠自学初中课程，他和妈妈的皮肤都晒出凉山的黝黑。
姜老师发现孩子们竟没吃过水果，就省出预算买水果——他们连西瓜都没吃过，第一次吃西瓜连皮一起吃掉；姜老师还发现这些孩子虽然贫穷却也挑食，就把蔬菜做进包子里给他们吃。响亮的东北话回荡在学校里，非常乐观，非常大大咧咧，非常温暖，非常悦耳。
姜老师之前并不知孩子中有感染者，也许谁也不知，但她平静地说：我百度了基本症状，也了解了要注意什么，对孩子一如从前。我见她擦去孩子们的鼻涕，这些孩子看起来比其他孩子更害羞点，有一两个已懂得咳嗽捂嘴，有个孩子面部已有些变形，脸上也是深浅不一的色斑。
这些孩子也一一在我笔记本里写下名字，温暖的小手一笔一顿很有劲儿很认真很努力，不知为什么，我在这些小小的感染者身上感觉到的全是生命力，而不是死亡，我和他们玩的时候压根也没有担心过他们，也没想象最后如果治疗无效，瘦弱的小身体如何痛苦，此刻他们在群体里是那样活泼可爱⋯⋯我永远牢记：这些感染而活过了学龄的孩子比一般孩子生命力更顽强。
六
我来到省道穿过的竹核坝子。九博的家也在这里，他的生产资料店就在路口。这里的汉语程度糟糕，却最先带回了毒品和艾滋病。路边拿弹弓的中年人竟基本的问候话都听不懂。
这里自古是彝族人的福地——昭觉高山环抱中的竹核坝子，远看仍是童话般宁静的彝族稻作乡村，这里的高寒大米生长期长，曾经是凉山领导吃的米，这里的水土生长出高大的毕摩和高大的美女，门前晒太阳的老人中，就能见到身材高挑的老妈妈，穿着褪色的百褶裙，和男人一样抽着旱烟。
如今也密布更低矮的高压线塔，二滩集团的变电站就在山后，即使在镇上吃饭或栽秧，都无不处在高压跨步触电的威胁中，有时在细雨中撑起伞，伞发出嘶嘶电流声。
这里的人怕打伞，但已习惯身边广泛生活着已检测或未检测的艾滋病人，路边经过的年轻人可能就是，墙边的人群里蹲着的中年阿姐可能也是，无论如何，这里实现了苦涩的不歧视的生活。
W就在人群里，和我年龄相仿，她38岁，我叫她一声姐，她很瘦，但还不至于不匀称的那种消瘦，她的眼睛很妩媚，年轻时一定是这里的美人，目光也灼人，尤其是听我们侃艾滋病研究的新突破，比如德国那个自身产生抗体的人，她的眼睛就发光。
我一个劲地鼓励她坚持治疗，坚持治疗，“保持 CD4的指标就没问题”，她的眼神就更明亮，甚至会微笑起来，高兴得要拍照，“来，给积极分子拍一张。”
我就这样保持说话，就好像自己是一个不间断的电源。我不停地说啊说，她的表情就始终没有黯淡下来，也好像更依附着我们。
她喜欢蹲在邻居里，那样面对面蹲着，站起来就抱着双臂，就好像是隔着看不见的查尔瓦，衣服的颜色搭配得很好，绿色的坎肩，很干净的红色灯心绒外套，但都是 10年前爱美时的旧衣服。
她说她虽不愿说自己的事，但“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病，为了让村里那些不愿吃药的人能接受治疗”，她还是愿意说说自己。但我并没真的刨根问底，屋檐下也不是没流言说她吸毒的丈夫以前在成都做过什么，她跟着做过什么。
现在她拖着病体，为了养育两个孩子，还要下地栽秧，“体力更差了，干一会就会累。”
我深深地感觉到她最大需要是听人不停地讲关于艾滋病的事，并从中听出希望的蛛丝马迹，此外的言辞，只是你向她在索取。
“乡亲们歧视你吗？”“不歧视，他们知道我是无辜的，是我丈夫传给我的，我不是坏女人，在外做小姐才受歧视。这不像麻风病，麻风病我们知道是遗传的，婚姻是歧视的，艾滋病是外面来的，不是我们彝族自己的病。”“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治好。”但她又改口说，“⋯⋯是孩子们能长大。到侯老师那服务。”然后她再次把一种充满希望的眼神抛给了我，想听我谈艾滋病研究的进展，因为我是“北京来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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