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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为信仰而战

  1979年5月底,布托被害7个星期后,贝娜齐尔和母亲被释放,她们回到卡拉奇克里夫顿70号家中。
  一切看上去还是原样,但又不一样。克里夫顿70号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现在没有了往日的浓浓亲情和家庭温馨,有的只是悲恸。花园里每天聚集着数百名群众,大门外还拥挤着几百人,他们耐心地等待着向布托的家属表示哀悼。贝娜齐尔代替因守丧而不能露面的母亲接待致丧的人们,接受人们的悼念和慰问。
  布托夫人努斯拉特现在已经是寡妇,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她要过4个月零10天的隐居生活,不见生人。因此,贝娜齐尔承担了家里和人民党内的一切重任。
  贝娜齐尔决定去拉卡纳给父亲扫墓,向父亲表示敬意。由于当局取消了原定的班机,贝娜齐尔只得乘火车去。在沿途几乎每个火车站都挤满了来看望她的人群。在没有车站的地方,人们躺在铁轨上,迫使火车停下。“报仇!报仇!”人们怒吼着。
  贝娜齐尔深受感动,她激动地对人群说:“我们一定化悲痛为力量,在大选时击败齐亚!”贝娜齐尔把这次扫墓变成了竞选宣言。
  一回到卡拉奇,贝娜齐尔便忙于会见人民党领导人及党的支持者,每隔10分钟见一批,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9点。每隔12小时便去庭院接待来致哀的人们。夜晚,贝娜齐尔便埋头于党的组织、政策事务、控诉及有关政治大逮捕的问题,并准备一些摘要供母亲阅读,同时积极准备大选。
  由于巴基斯坦人民党的主席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已经遇害,人民党领导机构遂推选自布托被捕后一直任人民党代理主席的布托夫人努斯拉特·布托为人民党终身主席。
  在9月份的地方选举中,人民党大获全胜。人民党在是否参加大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有的人主张抵制,贝娜齐尔则表示:“我们绝不能放弃选举场上的竞争机会。”
  此时,齐亚·哈克颁布了一系列大选指导原则,推行比例代表制,以免大党占优势,规定各政党在选举委员会登记并呈报帐目。
  “要进行政党登记,否则不许参加选举。”,当局通知人民党。
  但人民党拒绝登记。“我们作为独立人士竞选。”贝娜齐尔代表人民党与政府针锋相对。
  “独立竞选人必须获得51%的多数票。”当局又一次提醒道。
  “好,我们照此办理。”贝娜齐尔等声明。
  1979年10月15日,人民党再次在克里夫顿70号召开会议。在大选问题上,党内又出现了分歧。
  “抵制大选!抵制大选!”一些党的领导人向布托夫人呼吁。他们中有些人私下叫贝娜齐尔“傻丫头”、但贝娜齐尔立场鲜明地说:“齐亚不断地修改法规,表明他已失去信心,我们决不能失去信心,我们已在地方选举中获胜,也一定能在大选中获胜。”直到深夜,人民党才以微弱多数通过参加选举的决定。
  但是,由于齐亚·哈克的选举指导原则遭到各主要政党的反对,人民党等主要政党拒绝登记,使大选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了。
  1979年I0月16日,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齐亚·哈克将军向全国发表讲话说:“目前,少数政党由于各自的原因而不能参加竞选。我和我的同事研究了这种情况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政党害怕选举而又想把推迟选举的责任推给政府。”“为了使国家摆脱因选举而造成的不稳定的局面。我宣布已经作出的某些重要基本决定:选举已无限期推迟。”
  齐亚·哈克又第二次取消了他曾亲自许诺的大选。
  “房屋已被包围。”哪天午夜,家人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贝娜齐尔。贝娜齐尔急忙把自己辛勤积累的所有政治性文件——党的文件、党员名单、信件、狱中人员名单等,抛进浴池烧掉。几分钟后,军人们冲进室内,用枪逼着手无寸铁的贝娜齐尔和母亲。随后将她们押送到老家拉卡纳乡间住宅穆尔塔扎,开始了他们长达六个月的监禁生活。
  贝娜齐尔在穆尔塔扎的走廊里踱步。自两年前军事政变以来,这已是布托夫人第9次、贝娜齐尔第7次被囚禁。然而,贝娜齐尔依旧不适应这与世隔绝的生活,毕竟她才26岁。尤其把她囚禁在穆尔塔扎,更使她愤怒。
  穆尔塔扎曾是布托家族的心脏,是布托家族真正的家,也是布托家族的发家之地。布托家族的成员经常从四面八方回到这里度假,在斋月结束时来这里过尔德节,在这儿祝贺生日,参加数百年一直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家族成员及亲友们的婚丧大礼。而今,这里却成了贝娜齐尔母女的牢房。
  穆尔塔扎成了监狱,贝娜齐尔母女的电话被切断,她们不能外出,不能会见客人,只有萨娜姆偶尔来看她们。
  院墙内外是来自西北边境省巴丹族人组成的准军事部队。巴基斯坦似乎也在努力忘记贝娜齐尔和她的母亲。人民党党报《平等报》被关闭了。印刷机器被查封。其它报纸受到全面审查。自这以后的六年中,报纸极少刊登贝娜齐尔及其母亲的照片,也很少提到她们的名字。
  贝娜齐尔在努力寻找打发日子的办法。在她们被监禁的第二个月刚开始,贝娜齐尔终于有事可做了。花园里的花草开始枯萎和调落了。这个花园需要10个人管理,但自从这里变成监狱后,就只有3名园丁进行管理。为了不使花草枯死,尤其不忍心看到鲜花、父亲种养的那些玫瑰花枯萎,贝娜齐尔加入了园丁的行列。
  每天早晨7点钟,已是酷暑难当,贝娜齐尔走进花园,帮助花工拖拉沉重的粗帆布水管,给一块块花圃浇水。原来花三天时间就可给花园浇一遍水,但现在得花七八天。当要浇最后一丛玫瑰时,最先浇的那丛已开始萎蔫。
  贝娜齐尔给花园多拉了几条水管,经常浇水。她打扫院子里的树叶,用耙子耙草坪,干得两只胳膊酸疼,她的手掌日益变得粗糙,起了不少水泡。
  “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中午时,布托夫人看到精疲力尽的女儿,心疼地问。贝娜齐尔回答说,总得干些事,而且这样使自己浑身酸痛,也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贝娜齐尔挖了一个新花坛,栽下玫瑰枝条,但没有活。倒是布托夫人种植的美人指菜、辣椒和薄荷大多长得挺好。傍晚,贝娜齐尔向一对驯养的鹤吹了一声口哨,它们便拍打着翅膀飞来,啄起一块面包,令贝娜齐尔兴奋不已。
  不在花园劳动,时间就难以打发。贝娜齐尔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祖父留下的书籍。每晚8点15分,母女俩必定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乌尔都语新闻报道。12月的一条新闻令母女俩大为惊讶。1979年12月27日,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听到这一消息,母女俩面面相觑,又彼此心照不宣。她们都深知这将涉及重大的政治问题,苏军入侵阿富汗,将把巴基斯坦推到国际争端的前沿。
  1980年1月,贝娜齐尔的耳疾又一次折磨她,她又开始感到耳中那熟悉的嗡嗡声,耳内压力越来越大。贝娜齐尔请求当局去请那位曾在卡拉奇为她动手术的医生,但他们带来的却是一个陌生人。
  “请放松、你一直太紧张了。”这位医生彬彬有礼,他边检查边安慰贝娜齐尔说。
  “哎唷!”贝娜齐尔尖叫道,“你在害我。”
  “不要乱想。”那位医生不愠不恼,“我只是朝你的耳朵里看一眼。”
  “你把耳鼓膜桶穿了,你肯定是用发夹捅的。”这位医生说。
  发夹!我为什么要用发夹捅耳朵?贝娜齐尔大为恼火。
  医生开了两种药,让贝娜齐尔每天服用三次,但这些药的唯一作用就是让她睡觉。第三天贝娜齐尔仍不能起床,不思饮食,甚至刷牙的力气都没有了。布托夫人大惊失色,连忙把所有的药扔了。
  此后许多天,贝娜齐尔的耳朵时痛时好,而周响声越来越大,搅得她无法安宁。为了分散注意力,白天贝娜齐尔在花园拼命干活。但汗水流进耳朵,淋浴时水又渗入耳朵。晚上她无法睡觉,便在院内走来走去。
  在贝娜齐尔和母亲被关押五个月之后,妹妹萨娜姆终于获准来看她们。一群军官看守照例紧随不舍。布托夫人因为长期患低血压症正躺在卧室里。贝娜齐尔要求女看守陪着她和妹妹去母亲的卧室,可当她和妹妹向母亲卧室走去时,忽然发现后面跟来的是陆军军官伊夫提哈尔上尉。按照伊斯兰风俗,除了亲眷外,任何男人都不能进入私人内宅。保持家庭的圣洁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贝娜齐尔提醒伊夫提哈尔上尉:“不是连监狱里也规定了只许女看守进入女牢房吗?”
  “我就是要跟你们一起去。”他蛮横地说。
  “要是这样。我们就不去了。我把妹妹叫回来。”萨娜姆已经走向布托夫人的房问,贝娜齐尔加快脚步追赶上去,想去告诉妹妹和母亲,会见推迟了,可身后伊夫提哈尔上尉紧跟了上来。
  “你想去哪儿?这儿你不能进来。”贝娜齐尔惊奇地问道。
  但伊夫提哈尔却毫不在意。“你知道我是准吗?”他洋洋得意地说,“我是巴基斯坦陆军上尉,我要去哪儿就去哪儿。”
  “你知道我是谁吗?”贝娜齐尔终于发怒了,“我是你们在达卡可耻地投降后把你们救出来的那个人的女儿。”
  伊夫提哈尔上尉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恼羞成怒地扬起手。
  贝娜齐尔怒斥道:“你敢在这间房子里打人,真无耻!你竟敢在救过你们的人的墓地附近的这间房子里向我抡拳头!你们这些军人只会跪倒在印度将军的脚下,是我父亲使你们恢复了名誉,现在你竟敢打他的女儿!”
  伊夫提哈尔抬起的胳膊突然放下了。“咱们走着瞧!”他碎了口唾沫,转身走了。萨娜姆的会面也被取消了。
  事后,贝娜齐尔因此向法院控告伊夫提哈尔上尉,但最终不了了之。
  在穆尔塔扎被监禁6个月后,贝娜齐尔和布托夫人被释放,她们自由了。但她们谁都知道,她们随时可能再次失去自由。
  回到拉瓦尔品第,贝娜齐尔感到耳内压力使她越来越难以忍受,第二天朋友们将她送到医院。
  “你很幸运。”急诊室的医生清理了她的耳朵之后说,“飞机里的气压使你耳朵的感染向外扩散了,如果向内扩散就会造成严重损害。”医生还建议贝娜齐尔回卡拉奇后每两周找医生检查一次。
  贝娜齐尔回到卡拉奇,布托夫人忧心冲忡,“给当局写封信,要求他们批准你出国治疗。”她催促女儿,并说:“你的健康同政治无关。”贝娜齐尔按母亲说的做了,但没有得到答复。
  在母亲的劝说下,贝娜齐尔回到拉卡纳去清理布托家的农场财务。贝娜齐尔翻阅帐本时,常常想起8岁时在厨房里同巴布管家一起乱翻着家用帐簿,煞有其事地计算家庭开支的情景。每天早晨,贝娜齐尔赶在天热前驾驶着吉普车穿行在石榴园和稻田及甘蔗田之间。她包着头巾或者戴着草帽在灼热的阳光下和管家们一起漫步在田间,听他们介绍机井和水渠的分布情况,帮着种棉花和稻子,回来还阅读关于甘蔗种植及土地防涝、防盐碱化问题的书。
  农村妇女很守旧,很少不戴面纱出门,当然更不用说开车了。而贝娜齐尔却抛开了这些,她别无选择,父亲死了,弟弟们为逃避逮捕只好流落在阿富汗。她不得不每天早上奔走在田间,生活中已经顾不得那些传统的东西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贝娜齐尔超越了男女性别上的差异。在一个土地所有者家庭中,年轻女人如果没有家里男人陪同是不让外出的。按照传统,妇女就是家庭的名声荣誉,为了保护这种名声荣誉和她们本人,妇女只能呆在深闺中,在面纱的遮盖下生活。
  贝娜齐尔的四个姑母就体现了这样的传统。由于伊斯兰教赋予妇女有财产继承权,为了保持土地和财富不外流,只能依靠“族内婚姻”。但由于没有合适的堂兄弟予以婚配,她们只能在海得拉巴高墙大院的宅第里待字闺中。她们在家中很受尊敬,因为家里人知道她们为什么没有结婚,她们自己好像也过得很快活,对别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她们的脸上毫无忧愁的表情。”布托夫人看望她们回来后百思不得其解。
  贝娜齐尔认为这种生活枯燥无味,但她的姑母们却感到很满足。她们学到的阿拉伯文,足以念通《古兰经》;她们下厨房监厨,腌制可口的胡萝卜泡菜和甜肉以及缝纫、编织。休息时就在院里散步。有时候,卖布郎挺周到地把布放在门外供她们拿进去挑选。她们是老一辈的人了,而贝娜齐尔属于新一代。贝娜齐尔认为伊斯兰教对妇女不加歧视,束缚和限制妇女的机遇仅是男人们对宗教的解释,而并非宗教本身的限制。
  贝娜齐尔还从先知身上为自己的见解寻找根据和理由。她说,实际上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对妇女相当开明和进步。先知穆罕默德曾严禁屠杀女婴,这是当时阿拉伯人共同遵守的天律,并要求妇女受教育,妇女享有继承权——妇女享有这些特权远远早于西方国家。
  贝娜齐尔为历史上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伟大女性而自豪而倾倒。她慷慨陈词:“比荜·赫蒂彻是一个做生意的寡妇,雇用了年轻的穆罕默德先知,后来同他结了婚,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在穆斯林早期的对敌战斗中,乌米·乌玛拉与男人并肩作战,用自己强健的右臂挽救了穆罕默德的生命。恰德·比荜是南印度阿赫迈德纳格尔邦的女统治者,打败了莫卧儿王朝皇帝阿克巴尔,并迫使他与她签定了和平条约。努尔一捷汗是捷汗吉尔皇帝的皇后,印度事实上的统治者,她以管理才能而出名。在穆斯林的历史上,有许多妇女完全像男人一样在社会上发挥了杰出的作用。伊斯兰教中没有任何东西阻止妇女和我继续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贝娜齐尔不愿过姑母那样的生活,她要为妇女的解放而斗争。她是新一代的女性。
  然而,贝娜齐尔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陌生的东方传统中。在穆尔塔扎,作为布托家族在这里的唯一成员,她被当地村民当成了“长辈”。他们来到地里一座小土房的院子里,请她去解决纠纷和问题。这令贝娜齐尔感到压抑。
  “40年前,我的儿子被这个人的堂兄杀了。”一位没牙的老人对贝娜齐尔说,“当初你的叔祖父裁定,如果这个人有了女儿,就嫁给我做老婆,你看他现在已经有女儿了,就站在那儿呢!可是他现在不干了。”
  贝娜齐尔转眼看见一个只有8岁的小女孩畏畏缩缩地躲在他父亲背后。
  “可是我女儿出生后他从没提过这件事。”女孩的父亲反驳说,“我以为他已经饶恕了这个多年前的罪恶。如果我早知道他还想要我的女儿,我就会告诉女儿她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人了,而让他把我的女儿带走。可现在我已经和另一家谈妥了我女儿的婚事,我怎么好再反悔呢?”
  贝娜齐尔看到那任人摆布的小女孩就感到不寒而栗。农村妇女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够自主地生活,也没有人过问他们的疾苦。贝娜齐尔可怜那小女孩,她要尽自己的努力让这位女孩经历的痛苦少一些,她能做到的仅仅是尽量减轻女孩的不幸。
  “你不能娶他的女儿,但可以给你一头牛和两万卢比的赔偿费。”贝娜齐尔对那老人说,“这就是我的裁决,你不能在她订婚后再宣布要娶她。”那老人很生气,嘟哝着走了。
  然而,贝娜齐尔却不能给另一位妇女以任何帮助。
  “我的妻子被绑架了。”一个男人来到贝娜齐尔面前哭诉,他的岳父也来帮腔:“天塌下来了,我家的末日到了,外孙儿们整天哭喊着找他们的妈妈,你一定要帮忙把我女儿找回来。”
  “你怀疑是谁干的?”贝娜齐尔问。
  他们把名字告诉了她后,她派人与村里的长辈商量了解决办法,那个年轻妇女也很快被送回来了。她怒气冲冲地对贝娜齐尔说:“我不愿意和我的丈夫在一起,我爱上了另一个人,我已经是第三次逃走又被送回来。你也是个女人,你应当理解和同情我。”
  贝娜齐尔惊得目瞪口呆,她知道严格的家族传统准则在束缚着女人,一个得不到快乐的妻子不能想逃就逃。她是女人,作为女人,她同情这个女人的遭遇,但她却不能为这个女人主持公道。贝娜齐尔已不止一次耳闻目睹了家族传统与人类的平等和自由选择价值之间发生的冲突。后来那个可怜的女人没有再逃走。
  贝娜齐尔在老家拉卡纳农村主持仲裁时,齐亚·哈克将军也在各省成立了特别军事法庭,颁布了一系列军法管制令。1980年夏天,贝娜齐尔刚回到卡拉奇,布托夫人便提醒女儿要格外小心。8月,贝娜齐尔等人去拉合尔参加一位亲友的婚礼,警察突然包围了他们住的饭店,要把他们驱逐出旁遮普省。他们在警察和武装士兵的押解下到达机场,登上了一架飞往卡拉奇的飞机。
  而一项政治机遇却在等待着贝娜齐尔及人民党。1980年秋天,人民党的老对手“巴盟”又提出了与人民党合作的建议。
  1977的大选结果揭晓后,巴基斯坦全国联盟指责布托政府在大选中“舞弊”,曾掀起广泛的抗议活动,使全国陷于混乱,并导致齐亚·哈克将军发动政变,推翻布托政府,在全国第三次实行军法管制。齐亚·哈克执政后,“巴盟”一直支持政府,一些代表人物还参加了齐亚·哈克的政府。但1979年4月布托被处死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巴基斯坦政治力量的组合发生了变化,独立运动党、巴基斯坦伊斯兰神学者协会、巴基斯坦民主党决定退出“巴盟”和政府;留在“巴盟”中的政党也于4月15日宣布退出齐亚·哈克政府。因为齐亚·哈克总统3月24日曾宣布,1979年11月17日大选后他将不再担任任何政治职务,因此,各政党领导人决定退出政府是为了参加11月举行的全国大选。
  1979年8月30日,齐亚·哈克政府颁布了对1962年制定的“政党法”的修正法令,其企图控制和操纵11月大选的意图十分明显,因此遭到各政党的强烈反对,局势的发展已对齐亚·哈克政权的存在构成了威胁。
  10月16日,齐亚·哈克宣布:鉴于目前国内政治局势不稳定,巴基斯坦又处在一个危机时期,因此,只有军队,只有加强军法管制,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为此,无限期推迟原定于11月17日举行的大选;立即取缔所有的政党和集会;禁止工厂关门、工人罢工;接管和封闭反对军管法令的所有报刊、杂志,加强新闻检查;任何法院、法庭不得重议军事法庭作出的裁决。
  齐亚·哈克的决定,立即引起各政党的强烈不满,反对军法管制和齐亚·哈克政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齐亚·哈克采取措施一步步地加强军法管制。1980年5月26日,齐亚·哈克宣布修改1973年宪法,赋予军事法庭至高无上的权力。军事法庭对被指控犯有“判国罪”、“贿赂和诱使政府及军队官员渎职”的人,无需审讯即可拘留,进行审判,而且军事法庭的任何判决,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在内的任何法院都不得复议、复审。
  面对齐亚·哈克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一步步加强军事独裁统治的严峻形势,巴基斯坦国内各政党在反对齐亚·哈克政府、结束军管、举行全国大选等问题上形成共识,人民党与“巴盟”的主张又趋于一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昔日誓不两立的两大政治力量又有了合作共事的新的政治基础。
  面对“巴盟”伸出的橄榄枝,人民党开始还迟疑不决。人民党怎能忘记正是“巴盟”在1977年大选中反对布托和人民党,并与齐亚·哈克一起把布托送上了绞架。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当上了齐亚·哈克政府的部长。但不久,齐亚·哈克使解除了这些人的部长职务,并且禁止所有政党活动,“巴盟”与齐亚反目成仇。“如果你不叫我们当部长,我们就将同人民党站在一起。”“巴盟”中一些人毫不客气地警告齐亚。
  1979年10月,“巴盟”第一次表示愿意与人民党合作反对齐亚·哈克,人民党也打算以此作为反对军法管制当局的政治策略,但最终两党未能联合。现在“巴盟”又一次伸出了手,人民党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赶在齐亚·哈克施展花招之前,用灵活的策略挫败他。”9月间,布托夫人得知齐亚·哈克通过许愿让古拉姆·穆斯塔法·贾托伊担任总理诱使他脱离人民党一事后对女儿说,“尽管我也不愿意这样做,但还是应该接受‘巴盟’的合作姿态,没有理由不团结反对齐亚的力量。”
  贝娜齐尔吃惊地看着母亲,“这样做会受到党内领导人的强烈反对,我们怎能忘记,是‘巴盟’首先指责人民党搞选举舞弊,是他们为军队上台铺平了道路,是他们把父亲送上绞架后当上了齐亚的部长。”
  “可是我们别无选择”,布托夫人苦口婆心地对女儿解释说,“今天出了个贾托伊,明天还会有别的人,理想的条件出现不了时,我们就得与丑恶的现实打交道。”
  布托夫人召开了一次有30多名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的争论是激烈的。
  “‘巴盟’是凶手,凶手,如果今天我们同他们打交道,谁能保证明天我们不会直接与齐亚将军来往呢?”信德省的一位成员表示坚决反对。
  “但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了合作。”赞成合作的人反驳说,“他们为了民族利益能够合作,我们为什么不能与‘巴盟’合作呢?”
  赞成与反对与“巴盟”合作的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双方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贝娜齐尔站起来说:“我们同意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的看法,但是我们还能干什么呢?要么让这一倡议从我们手中溜掉,要么吞下‘巴盟’给的这个苦果,由我们掌握主动。我建议作出妥协并且在不放弃党独立的原则下,与他们组成一个联盟。”
  经过7小时的争论,赞成合作的一派终于占了上风。
  “现在没有必要我们两人再一起去蹲监狱了,你要保持政治上的低调。这样,咱们俩就能有一个人在狱外领导党了。”布托夫人对女儿说。
  从1980年10月到1981年2月,人民党与“巴盟”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谈判,才由九个政党共同制定了一个协议草案,组成“恢复民主运动”,与齐亚·哈克政权展开了斗争。
  1981年2月5日晚,在克里夫顿70号,各党领导人和代表终于济济一堂。看着这些昔日的敌手,这些把父亲送上绞架的人,贝娜齐尔心里如打翻了的五味瓶,酸甜苦麻辣一些涌上心头。这些人坐在父亲曾经坐过的地方,用父亲用过的茶杯喝茶,竟然那样怡然自得,贝娜齐尔怒气冲冲。
  “你不是要建立这样一个联盟吗?这有政治意义,你就勉为其难地克服这一切吧。”朋友阿米娜劝说道。
  经过贝娜齐尔的努力,1981年2月6日“恢复民主运动”成立了,它由人民党、穆斯林联盟、民族民主党、民族解放阵线、民主党、工农党、独立运动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自由查漠和克什米尔穆斯林大会共九个政党组成,共同目标是要求齐亚·哈克下台;取消军管;举行大选。
  “恢复民主运动”成立的消息一传出,全国为之振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迅速掀起。
  “连肉铺也准备响应‘恢复民主运动’的号召起来罢工。”厨师兴奋地告诉贝娜齐尔。
  2月21日,齐亚·哈克政府逮捕了很多“恢复民主运动”领导人,并严令把其他“恢复民主运动”和人民党成员驱逐出旁遮普省。
  形势日益严峻,布托夫人对女儿的限制也越来越严格。“你现在不要搞任何政治活动,如果我被捕了,得由你负起领导担子。”布托夫人坚决地对女儿说。
  不久,布托夫人在参加拉合尔的秘密会议时被捕,并被遣送到卡拉奇。“恢复民主运动”向当局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结束军法管制并在三个月内举行选举。“恢复民主运动”在拉合尔发出宣言;“我们要求齐亚立即下台,否则不可抗拒的人民意志将推翻这个政权。”“恢复民主运动”还决定3月23日在全国举行大罢工和示威游行。
  事情并不像布托夫人设想的那样发展,在她被捕后不久的3月8日,贝娜齐尔也被捕了,原因是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肮空公司的飞机被劫持了。
  “你现在能谈一下对这次事件的看法吗?”路透社驻卡拉奇代表易卜拉欣·汗打来电话采访贝娜齐尔。
  “一切劫持活动都是不好的,无论是劫持一架飞机还是劫持一个国家。”贝娜齐尔不加思索地回答。
  当时贝娜齐尔并不知道是谁劫的飞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劫机。但她却因此被捕,而且由于发生了劫机事件引起了当局在全国展开大逮捕。在事件发生后的五天里,当局以劫机事件为借口,大肆镇压支持“恢复民主运动”的浪潮,每个与“恢复民主运动”或人民党稍有联系的人都被投入监狱。据“大赦国际”公布的数字,估计在1981年3月被齐亚·哈克政府逮捕的人数超过了6000人。
  “我母亲在哪儿?”贝娜齐尔被捕后质问警察。
  “卡拉奇中心监狱。”他们回答。
  “你们要把我送到哪儿去?”贝娜齐尔又问。
  “你母亲那儿。”他们回答。
  贝娜齐尔到了卡拉奇中心监狱,却没有见到母亲。她在这里呆了五天,没有替换的衣服,没有梳子、牙刷和牙膏,什么都没有。由于过度紧张,贝娜齐尔得了妇女病,需要吃药,但却找不到医生或女人诉说。
  3月12日夜,一位慌张失措的警长来告诉贝娜齐尔:“今天夜里两点半钟把你送走,你先作好准备。”
  “把我带到哪儿去?”警长没有回答。
  “我母亲现在什么地方?”依旧没回答。
  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贝娜齐尔曾经听说过,棘手的案犯有时会在夜里被拉到荒野处死了事。他们的尸体被埋掉后,狱方才通知犯人家属说,犯人因越狱而被击毙或已死于突发的心脏病。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那封信是否已交到法院。那是贝娜齐尔刚来时写给信德省高级法院,抗议对她的逮捕,并要求允许她出庭作自我辩护或聘请律师的信。她把信交给了一个看守。贝娜齐尔在心里祈祷:真主保佑,如果他真把信送去了,至少有人知道我现在何地和我是从什么地方被抓进来的。
  夜里两点半钟,一辆载着女警察的囚车开来把贝娜齐尔带走,后面是坐满士兵和警察的押送车。汽车在寂静的街上飞驰,车窗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贝娜齐尔在竭力估计着汽车在什么地方行驶。突然,车身猛一斜停住了。“把她放在跑道上”,对讲机里一个声音命令道。贝娜齐尔长长地出了口气,“感谢真主!这不是荒野,而是机场,可他们要把我送到哪儿去呢?”
  早晨6点钟,贝娜齐尔才被押上了飞机,5名女警察前呼后拥着她。
  “我们去哪儿?”贝娜齐尔忍不住问女乘务员。
  “你现在被捕了,不许和别人讲话。”女警察严厉地说。
  少乘务员递来一张报纸,这是贝娜齐尔自被捕后看到的第一张报纸,报上没有“恢复民主运动”的消息,全是关于劫机事件的报道。劫机者要求释放55名巴基斯坦政治犯。劫机者自称是一个叫“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的成员,其本部设在喀布尔。消息称,贝娜齐尔的弟弟米尔·穆尔塔扎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
  贝娜齐尔被关押在苏库尔监狱里,她对当局把人民党特别是把她和母亲与“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连在一起的情况一无所知,她正努力争取被释放。律师为她起草了反对拘留的起诉书,贝娜齐尔写给信德省高级法院的那封信也送到了法院,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3月底4月初,报上的消息越来越搅得贝娜齐尔心神不安,劫机事件和对米尔的指控仍是头版新闻。一篇报道称,米尔在被采访中承认对劫机负有责任;另一篇报道又说他否认与劫机有关。甚至有人影射说“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是人民党的武装组织。贝娜齐尔对此不屑一顾,她认为人民党的行动原则是采用合法的政治手段并通过和平方式进行变革。
  4年之后,贝娜齐尔就此问题同弟弟米尔发生了争论。12年之后,在她再度任总理时,她弟弟因劫机事件被起诉并被缺席判处死刑,但贝娜齐尔最终赦免了他。
  “他们正在用刑讯逼一些人说你与‘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有牵连,”监狱监察长在巡视苏库尔监狱时告诉贝娜齐尔。
  “可我是无辜的,他们不能凭空捏造。”
  监察长同情地摇摇头,走了。
  “把你的东西收拾好。你将被转移到卡拉奇。”4月16日清晨,也就是贝娜齐尔被关进苏库尔监狱五个星期后,女看守对她说。
  “为什么?”
  “你身体不好,我们要把你送到卡拉奇。”
  到了卡拉奇机场,警察告诉贝娜齐尔,他们将送她回家。贝娜齐尔听后欣喜若狂,但警察把她押到一个陌生的房子里。一位自称医生的女人给她看了病,并告诉贝娜齐尔,说怀疑她得了癌症,需要进一步确诊。然后,警察又送她到卡拉奇中心监狱,说是去看布托夫人。
  “妈妈!妈妈!”贝娜齐尔边喊边冲向卡拉奇中心监狱招待室。“妈妈,萍姬来了!”
  室内悄然无回声,贝娜齐尔知道自己又被骗了。
  第二天,警察把贝娜齐尔送到一座庞大的公共医院里,在没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给贝娜齐尔做完了手术。贝娜齐尔不知道她几乎被谋杀在手术台上。几年以后,贝娜齐尔才从在伦敦过政治流亡生活的前人民党政府部长贾姆·萨奇·阿里那里得知,当贝娜齐尔被送进医院时,他接到一个从巴基斯坦打来的电话。
  “想点办法吧。”对方在电话里说,“他们打算在手术台上把她除掉。”阿里立即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说贝娜齐尔的生命正受到威胁,抢先把当局的阴谋计划公布于众,贝娜齐尔因此才幸免一死。
  劫机事件被越炒越热。1981年4月28日米尔被列为巴基斯坦“最重要”的通缉犯。军法管制副执行官来狱中视察时,特意来看贝娜齐尔。
  “为什么要监禁我?”贝娜齐尔质问他。
  “因为‘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副执行官回答。
  “我与这个组织毫无关系。”
  “要由法庭裁决你和‘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体育场爆炸事件以及拉拉·阿萨德的关系。”
  两天后,骇人听闻的谣言纷至沓来。《战斗报》头版头条刊登消息称,“材料证明,布托妻女知晓该事件的原委。”
  “看来,我们又在做一场恶梦”。贝娜齐尔在她的日记中写道,“首先是‘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和米尔的事使我们大为震惊,现在当局又在千方百计的把我们平白无故地卷进去。这看来是多么荒谬,但他们是另有企图的。他们过去就是用这样的手段对付我父亲的,现在他们又在重复世人皆知的骗局。也许他们仍认为人民不会知道这是骗局。重要的是让人们了解真相。但是军事法庭怎能提供这样的机会呢?齐亚从政治上击败不了我们,他现在要从肉体上来彻底消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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