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成家立业 走向议会 第二节 婚姻、家庭和法律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１９５０年的选举结果并不是事物的终结。在最初的兴奋过后，这种结果使有关的人们感到十分扫兴。没有多少人会怀疑工党在这次选举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不久工党将再次举行大选以挽回面子。同时，全国也十分不稳定。我继续在达特福德干也不大方便。如果我要想在政治生涯上更进一步，我应着手找一个能够获胜的选区。但我又觉得从情理上讲我应该在达特福德再竞选一次。如我现在离开达特福德，让他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另找候选人是不对的。另外，恐怕很难想像我在第二次竟选运动中会产生与刚刚结束的第一次竞选运动类似的影响。我已经极其疲惫，固然没有一个从政的人当提到选举时会不感兴奋，我仍觉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再来一次竟选运动对我不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
我早就决定搬到伦敦去。由于有了Ｊ·莱昂斯公司的工作，我可支配的钱多了些。于是我在皮姆里科的圣乔治广场公寓租了一套不大的房子。老索华德先生从达特福德来帮我装饰房子。有了房子，我可以经常与丹尼斯见面，比在达特福德嘈杂的保守党活动中见面更为轻松。
我也学会了开车，并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我姐姐穆里尔有一辆父亲在战前花１２９英镑为她买的福特牌汽车，现在给了我。我的福特车在达特福德无人不知。我再次被接受为达特福德的候选人后，这辆车真为我帮了大忙。结婚后，我以几乎以与原价相同的价钱将它卖了。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举行了大选。这次，我又将工党议员诺曼·多兹的优势减少了１０００张票。当听到全国选举结果——保守党现在在议会拥有比工党多１７个议席的优势时，我欣喜若狂。
我在达特福德期间又认识了许多党内要人。１９４９年安东尼·艾登（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牛津）在达特福德的足球场向一次规模很大、群情激昂的群众集会发表讲话，我提议向他表示感谢。第二年，我又在艾伯特大厅召开的保守党妇女集会上作为赞扬丘吉尔和艾登的领导才能的动议的附议者讲话，丘吉尔热情地致答辞。能够见到这些大人物本人并与他们交谈，对我来说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因为在格兰瑟姆的时候，我常与家人坐在无线电旁听他们讲话，他们的讲话使我倍受鼓舞。１９５０年，我被确定为参加保守党全国联盟执委会的保守党毕业生代表。这次会议使我第一次详细了解党的全国组织情况。
但使我感兴趣的总是政策，而不是组织情况。假期期间，我常常到斯温顿学院上课。院长雷吉·诺瑟姆慷慨大方，很会关心人，是约翰·麦纳德·凯恩斯的朋友。他在３０年代时曾到南威尔士亲身体验失业者的生活。他教导我们真正的政治战役是争取“民心和民意”。我经常应邀在斯温顿及不同选区的保守党政治中心的会议上讲话。 这时候， 我开始考虑“统一的国家”、“资产拥有的民主”及“安全网（社会保障福利）”等人们广泛提到的概念对政策的真正影响。
在我的日程中，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是议会开幕前夕，艾尔夫雷德·博瑟姆爵士——梅德斯通选区的议员——在他的卡尔顿花园区５号的富丽堂皇的家里举行的聚会。院子里搭起了几个大帐篷，灯火辉煌，暖风习习，篷子里大人物及像玛格丽特·罗伯茨不太伟大的人物欢聚一堂。艾尔夫雷德爵士高兴地把自己称为战争期间经常举办此类聚会的伦敦德里夫人的继任者。他这个人外表看来为人和气，容易相处，你将很难想像他是一个设计纽约的最早的一些摩天大厦的天才。他对我尤其热情慷慨。我就是在他的家里结婚的，婚礼招待会也是在这里举行的，也是他提议为我们的幸福干杯。
我是在１２月的一个寒冷多雾的日子在城市路的威斯利教堂结婚的。结婚仪式在伦敦举行对大家都更方便。格兰瑟姆卫理公会牧师、我们的老朋友斯金纳协助城市路的牧师斯皮维主持仪式。然后，格兰瑟姆、达特福德、埃里斯及伦敦的朋友们回到艾尔夫雷德·博瑟姆爵士的家里。一切结束后，丹尼斯带我去马德拉岛度蜜月。在那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坐水上飞机在水上运动的经历。从这令人惊心动魄的经历中缓过劲来后，我在这美丽的小岛上开始了我的婚后生活。
从马德拉岛回来后，我就搬进了丹尼斯座落在切尔西福拉德街的天鹅公寓。这套房子在六楼，十分明亮，能够饱览伦敦美景。我也第一次感到住在同一层楼面多么方便。正像以后我在唐宁街１０号所感到的一样，在同一层安排生活更容易些。房子很宽敞。一个大屋用作起居室兼饭厅。有两个面积适中的卧室，还有一个房间是丹尼斯的书房。丹尼斯每天早晨开车去埃里斯上班，晚上回来得比较晚。但我发现我有许多事情要做。这是我第一次管一个家。我们很快与邻居们交上了朋友。住在一个需乘电梯的单元房的一个好处是你会认识每个人。到第一个月末，我就认识了大多数邻居，其中不少人还相当有名气。深夜，总有可能听到院子里传来女低音的歌声，那准是西比尔·桑代克刚演出结束口来。我们住在那的时候，经常招待客人，平常晚上备有各种饮料，周末举行晚宴。
只要你的婚姻是幸福的，居住环境又舒适，作一个已婚年轻女人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的婚姻就是幸福的。而在５０年代，在那样舒适的环境里作一个已婚年轻女人简直是天堂。听到人们把５０年代描述成压制、无聊、循规蹈矩的时期或令人忧虑的时代，我总是感到十分诧异。无论从哪个方面讲，５０年代都不是上面描述的情形，而是人们在经历了战时的艰辛和战后节衣缩食的简朴生活之后正常幸福生活的重新开始。配给制结束了。工资开始增加。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香蕉、葡萄、水果突然又出现在商店了。衣服不再是单调的制服，给人自信、色*彩丰富的时装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有蒂奥式宽裙子，无带的晚礼服及阿斯科特式帽子。以前用板围起来的商店外面冒出了意大利餐馆。 出售当时被称作“泡沫咖啡” 的卡普契诺（一种咖啡品牌）的咖啡店在各大街上随处可见。还有人创造了“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指１１至１９岁的人）这样的词。寻常百姓家开始有了电冰箱、吸尘器、洗衣机。公告板上zheng府的通知少了，商业广告多了（默里薄荷糖，默里薄荷糖，越嚼越有味）。英格兰房顶的电视天线越来越密。为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好莱坞发明了西尼玛斯柯普系统宽银幕，拍摄了不少宽银幕电影片，既有像《你往何处去》的圣经史诗性*电影，也有像《南太平洋》那样的风景音乐片。以前从未想到能够花得起钱到国外度假的人们去了西班牙。
那是一个富足的时代。富足了，战争时期以来，甚至在那以前我的格兰瑟姆青年时代以来的英国生活中的诸多限制也开始放松。不能说我喜欢或者甚至理解了这种新获得的自由的各种表现形式。当美国的摇滚乐及比尔·哈莱、埃文斯·普莱斯利等名字传到英国时，我当时认为这可能是新闻界一时关注的新奇事（摇滚乐从来没有减少我对《沙漠之歌》的钟爱）。《愤怒的年轻人》以及描写普通人生活的戏剧开始向伦敦西区的传统戏剧挑战。我同样觉得这些会很快消失殆尽。而且，在我的真实生活中家务事已经够多了，晚上不再愿意出去看这种戏剧了。我也很少想到后来我会读约翰·奥斯本的作品，并且欣赏他的作品，还成为金斯利·阿米斯的好朋友。我很感谢他在我任首相时在文化战斗中给予的支持。阿斯科特赛马场、德比马赛、亨利的国际划船比赛及温布尔登的国际网球赛均恢复了昔日的风彩，战后不知隐藏在什么地方的那些闲聊专栏作家又出现在《讣告》或《花园笔记》中。阅读这些文章，好像大口咀嚼酒心巧克力一样品味不高，但我又不得不承认没有多少人能忍住不去读。读者们知道了新的家喻户晓的名字，如多克尔夫人、亚里士多德·澳纳西斯、斯塔夫罗斯·尼亚尔雷斯等。蒙特卡洛再次成为上层生活的同义词。
人们觉得在此前的２０年中他们做出了许多牺牲，现在应该享受生活的乐趣了。虽然我可能比我的同代人更认真些，但是丹尼斯和我与大多数人一样享受生活，甚至比一般人享受得多。我们去剧院，也到罗马、巴黎度假（虽然住的饭店总是低档的）。我们也举办聚会，也参加别人的晚会，我们生活得很愉快。
但那时我们生活中的高峰算是１９５３年６月伊丽莎白女玉登基了。家里有电视的——我们没有——举行家庭聚会，邀请朋友们一起来观看这一盛典。丹尼斯和我都是君主制的衷心支持者，我们认为应该奢侈一次买一张票以便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人口对面的议会广场上有遮篷的看台上目睹这一盛典。丹尼斯当时买票对不知道他的这一投资是十分明智的。那天瓢泼大雨下了一天。大多数观众都浇透了，更不用说那些坐在敞篷车里参加盛大游行的人们了。汤加王后的那套衣服以后再也没法穿了，而我的衣服则第二天仍旧可以穿。
在伦敦，我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除了干家务外，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法律。我一直对法律感兴趣。我对政治的向往是父亲培养的，我对法律的兴趣也是父亲培养的。父亲虽然不是当地司法长官，但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任格兰瑟姆市市长期间可以理所当然地坐在法官席上。我在大学假期里经常跟他去参加每季开审的地方法庭审判（就许多轻微犯罪进行审判）。有一位富有经验的律师会坐在椅子上当法官。他就是王室律师诺曼·温宁。有一次，我父亲和我与他共进午餐。我在法庭上所见的一切已深深地吸引了我，而诺曼·温宁关于法律理论与实践的谈话更使我着迷。谈话问我突然脱口而出，“我希望能作一名律师，但我只懂化学，我又不能改变我正在牛津学习的专业。”诺曼·温宁说，他在剑桥读初级学位时是学物理的，后来拿第二学位时改学法律。我说，在大学再呆几年我根本负担不起。他回答说还有另外一种途径完全可行，但要下苦功夫，可以在伦敦或伦敦附近找个工作，参加任何一个律师学院，晚上学习准备法律考试。这正是我在１９５０年所做的。现在，有了丹尼斯的帮助，我可以不必工作而集中精力学习法律。我需要阅读的东西很多，还在法律教育委员会听课。
由于既要操持家务又要攻读法律，我曾经决定不得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暂时搁置我的政治追求。我刚２６岁，可以这样做。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保守党总部。但作为一名年轻的女候选人， 我有时仍受到公众的注意。 例如，１９５２年２月，《星期日写真报》刊登了我就妇女的地位写的文章《伊丽莎白新时代的晨光》。我也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的选区发表讲话。总之，我虽然努力想下决心暂时搁置政治，但对政治难以割舍，我难以那样去做。
我同丹尼斯商议该怎么办，他说我无论怎么做他都将支持我。因此，６月份我去总部见贝丽尔·库克并告诉她：“没有用，我必须面对现实，我不想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我知道她会怎么说。她对我表示全力支持并介绍我去见负责候选人事务的党的副主席约翰·黑尔。他以极其亲切的方式告诉我，当一个下院议员会给家庭生活带来许多的压力。我告诉他，我和丹尼斯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准备承受这样的压力。我说我希望下次能有机会在一个比较容易获胜或有把握获胜的选区竟选，我们一致认为，由于我要照顾家庭，又要学习法律，这个选区最好是在伦敦或在伦敦周围３０英里范围内。我当即要求他考虑我作坎特伯雷选区的候选人，因该选区即将选拔候选人。虽然我没有成为坎特伯雷的候选人，我离开中央总部时对此行的成果还是十分满意的。
约翰·黑尔向我提出的问题——我将如何兼顾家庭生活与政治很炔变得更加现实了。１９５３年８月，我的双胞胎儿女马克和卡罗尔降临人间。离“那个孩子”出生还有六个星期的一个星期四晚上，我开始疼痛。白天，我已看过医生，他让我下周一再去医院做Ｘ光检查。他说，有点事他需要再查一下。现在看来我不能再等星期一了，我马上被送进医院。医生给了我镇痛药，帮助我晚上睡眠。星期五早晨做了调光检查。令大家十分惊奇的是检查发现我要做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不幸的是，还有别的事，我需要在第二天做剖腹产手术，两个基本点小婴儿，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出生时并没有马上见到他们的父亲。因为丹尼斯预计一切正常，他就去椭圆板球场看国际板球决赛了，无法跟他联系。那天，他得到两条同样惊奇的好消息。英格兰板球队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他自豪地成为一对双胞胎的父亲。
我要在医院住两个多星期。实际上，那个时候，产妇一般要住三个星期的院才能出院。这就意味着在产后恢复期的最初几天不舒服的日子过后，我发现我又有时间了。当然，我们过去一直以为撒切尔家庭将只再添一名成员，因此，第一件也是最急的任务是给有关商店打电话，订购两套婴儿用具，而不是一套。很奇怪、将马克和卡罗尔带到这个世界上既使我感到巨大的轻松和幸福，也使我感到不安。母亲对孩子的爱可能是我们拥有的最强烈、最本能的感情。许多人把“只”做一个母亲或“只”做一个家庭主妇看作是第二重要的事情，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人。无论我当首相前还是当首相时，每当我听到这样的暗示，都十分气愤。当然，做一个母亲及家庭主妇是某种高尚的天职，但是我却感到它不是我唯一的天职。我知道我也想有自己的事业。我经常引用泰恩茅斯的议员艾琳·沃德说过的一句话，“家庭必须是一个人生活的中心，但是一个人的抱负不应局限在家的范围内。”我确实需要有个事业，因为，很简单，我就是那样一种人。而且，并不是任何事业都行。我希望的是一种能使我保持思维敏捷，并能为我的政治前途做准备的事业，我相信我完全适于从政。
因此，我在医院住了一周后就下定了决心。我让人把１２月份律师最后考试的申请表寄给我，填好后连同考试费一起寄出。我知道我对自己玩的这点心理游戏将保证我带着我的双胞胎子女一回到天鹅公寓就投入法律学习，而且我需要好好组织我的生活，以便既能做一个母亲，又做一个有专业的职业妇女。
实际上，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难。我们在天鹅公寓的房子挺大，足够用，但也有不足之处。因为是六楼，我们就在所有窗子上装上窗棂。没有花园，就把孩子带到朗尼拉公园去玩，每天两次。这反而对他（她）们有好处，因为他（她）们开始习惯于见到其他孩子并与他们一起玩耍。起初，我们不懂公园的规定，球曾被公园管理员没收过。一般都是保姆芭芭拉带马克和卡罗尔去公园。周末时，由我带他们出去。芭芭拉曾在巴那多护理所接受过训练，孩子们特别喜欢她。
５０年代，妇女的作用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那之前，家庭一般比较大，等最后一个孩子长大离开家时，妇女一般年过中年；由于还没有可节省劳动的电器，做家务花的时间比较多；家里也常常是一个社交场所，全天都有从送奶工到擦窗户的各种生意人光顾，有的也许只是进来聊会儿天或喝杯茶。因此，很少有妇女有机会或感到有必要出去工作。５０年代，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到８０年代的时候，一切大有改变，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家庭变小了，孩子们离家时，妇女还比较年轻；由于有了家用电器，家务负担轻了；每周去一趟市场或超市，代替了以前等人送货上门。８０年代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变化，即这样一种趋势：妇女开始在结婚后继续工作，３０来岁时离开工作去生儿育女。
这些变化使许多人主要是中产阶级强烈要求对儿童保育机构实行税收减免，如保姆、游戏组织，或者以教育的形式出现的托儿所。作为首相，我顶住了这种压力。有工作的妇女本来就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而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妇女的家庭只有一个人的收入。我认为不应该用后一类夫妇交来的税去补贴前者的家庭，这是一个是否公正的简单问题。
当然，以上这些看法并不影响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做出自己的决定。我特别幸运，我可以依靠丹尼斯的收入来雇用一位保姆在我不在家时照顾孩子。只要我能够巧妙地对每件事作出细致。的安排，我就能既作一个称职的母亲，又作一个有效率的职业女性*。只靠别人照顾孩子是不够的，我得安排好我的时间，以便有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而等我成为一名出庭律师后，我还可以在接多少案子上有一定的自由。我可以根据家庭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调整自己的工作量。至于政治，我们生活在伦敦，我的丈夫在伦敦地区工作，议会也在伦敦——很明显，我必须找一个在伦敦的或伦敦附近的选区。正是综合以上这些不太寻常的情况，我才决定我的孩子虽小，我仍可考虑当议员。
我有了双胞胎后不久，约翰·黑尔从中央总部给我写来了信：
“我很高兴获悉你生了双胞胎。你太聪明了。这将对你作为一名候选人产生什么影响？我已高兴地把你的名字列入候选人名单，如果你不希望我这样做，请告诉我。”
我回信表示感谢并写道：
“在出乎意料地生了一对双胞胎后——此前我们从未想到会有两个孩子——我想我最好至少在６个月内不考虑当候选人。家里需要很好地重新组织一下，还需要找一个可靠的保姆，然后我才能放心地去做别的事。”
因此，我的名字，像约翰·黑尔所说，“暂时冷藏起来”。什么时候再列入候选人名单由我来做出决定。
我自己划定的６个月的政治过渡期很快过去了。我也已经通过了律师最后考试。我起初考虑专攻专利法，因为我想这样我就能够利用我的工业和科学知识。但看来搞专利法的机会是有限的，也许搞税法会更好。无论做什么，我都需要刑法的基础。因此，１９５３年１２月，我参加了内殿律师学院的弗雷德里克·劳顿律师事务所，开始了６个月的见习。弗雷德里克·劳顿律师事务所是一个习惯法事务所。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优秀的刑法律师之一，他机智，他对人的本性*及自己的职业看得很清楚，用词通俗易懂。他给了我精心的指导。
实际上，我必须取得不少于四类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经验，这部分是因为要想专门从事税法工作，首先必须在几个领域内都有一定基础。所以我领略了刑事法庭的唇枪舌战，也欣赏了财务法庭里精确的表述，然后又研究公司法的细节。但我越来越自信地认为税法将是我的长项。它与我的政治兴趣交汇在一起。税法是理论和实际的极好结合。还有一点我们很有把握的是，搞税法绝不会缺乏客户，因为许多客户急于从极其复杂并不断变化的大量税法中找到路子。
学习、观察、讨论及最终从事法律工作对我的政治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可能有点不寻常。熟悉法律往往至少使人产生某种程度的玩世不恭，如果说不是油滑的话。 而对我来说， 熟悉法律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法治”的意义。“法治”是保守党人挂在嘴边上的一个词。
从我上大学时及以前读到的材料中，我就已经清楚地知道自由制度和非自由制度的区别是，前者是法治的制度，而后者则是暴力的制度。但“法”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演变过程是什么？它为什么在英国根深蒂固而在别处却根基很浅——近代历史已证明这一点。我正在学习的法律教材基本上不是来口答这些问题的。但这些教材中所阐述的法律原则使我不断想到这些问题。同样，当我读到英国法律形成阶段的著名法官的故事时，我对英国法院为英国的自由奠定基础的神秘的积累过程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
我早就决定搬到伦敦去。由于有了Ｊ·莱昂斯公司的工作，我可支配的钱多了些。于是我在皮姆里科的圣乔治广场公寓租了一套不大的房子。老索华德先生从达特福德来帮我装饰房子。有了房子，我可以经常与丹尼斯见面，比在达特福德嘈杂的保守党活动中见面更为轻松。
我也学会了开车，并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我姐姐穆里尔有一辆父亲在战前花１２９英镑为她买的福特牌汽车，现在给了我。我的福特车在达特福德无人不知。我再次被接受为达特福德的候选人后，这辆车真为我帮了大忙。结婚后，我以几乎以与原价相同的价钱将它卖了。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举行了大选。这次，我又将工党议员诺曼·多兹的优势减少了１０００张票。当听到全国选举结果——保守党现在在议会拥有比工党多１７个议席的优势时，我欣喜若狂。
我在达特福德期间又认识了许多党内要人。１９４９年安东尼·艾登（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牛津）在达特福德的足球场向一次规模很大、群情激昂的群众集会发表讲话，我提议向他表示感谢。第二年，我又在艾伯特大厅召开的保守党妇女集会上作为赞扬丘吉尔和艾登的领导才能的动议的附议者讲话，丘吉尔热情地致答辞。能够见到这些大人物本人并与他们交谈，对我来说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因为在格兰瑟姆的时候，我常与家人坐在无线电旁听他们讲话，他们的讲话使我倍受鼓舞。１９５０年，我被确定为参加保守党全国联盟执委会的保守党毕业生代表。这次会议使我第一次详细了解党的全国组织情况。
但使我感兴趣的总是政策，而不是组织情况。假期期间，我常常到斯温顿学院上课。院长雷吉·诺瑟姆慷慨大方，很会关心人，是约翰·麦纳德·凯恩斯的朋友。他在３０年代时曾到南威尔士亲身体验失业者的生活。他教导我们真正的政治战役是争取“民心和民意”。我经常应邀在斯温顿及不同选区的保守党政治中心的会议上讲话。 这时候， 我开始考虑“统一的国家”、“资产拥有的民主”及“安全网（社会保障福利）”等人们广泛提到的概念对政策的真正影响。
在我的日程中，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是议会开幕前夕，艾尔夫雷德·博瑟姆爵士——梅德斯通选区的议员——在他的卡尔顿花园区５号的富丽堂皇的家里举行的聚会。院子里搭起了几个大帐篷，灯火辉煌，暖风习习，篷子里大人物及像玛格丽特·罗伯茨不太伟大的人物欢聚一堂。艾尔夫雷德爵士高兴地把自己称为战争期间经常举办此类聚会的伦敦德里夫人的继任者。他这个人外表看来为人和气，容易相处，你将很难想像他是一个设计纽约的最早的一些摩天大厦的天才。他对我尤其热情慷慨。我就是在他的家里结婚的，婚礼招待会也是在这里举行的，也是他提议为我们的幸福干杯。
我是在１２月的一个寒冷多雾的日子在城市路的威斯利教堂结婚的。结婚仪式在伦敦举行对大家都更方便。格兰瑟姆卫理公会牧师、我们的老朋友斯金纳协助城市路的牧师斯皮维主持仪式。然后，格兰瑟姆、达特福德、埃里斯及伦敦的朋友们回到艾尔夫雷德·博瑟姆爵士的家里。一切结束后，丹尼斯带我去马德拉岛度蜜月。在那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坐水上飞机在水上运动的经历。从这令人惊心动魄的经历中缓过劲来后，我在这美丽的小岛上开始了我的婚后生活。
从马德拉岛回来后，我就搬进了丹尼斯座落在切尔西福拉德街的天鹅公寓。这套房子在六楼，十分明亮，能够饱览伦敦美景。我也第一次感到住在同一层楼面多么方便。正像以后我在唐宁街１０号所感到的一样，在同一层安排生活更容易些。房子很宽敞。一个大屋用作起居室兼饭厅。有两个面积适中的卧室，还有一个房间是丹尼斯的书房。丹尼斯每天早晨开车去埃里斯上班，晚上回来得比较晚。但我发现我有许多事情要做。这是我第一次管一个家。我们很快与邻居们交上了朋友。住在一个需乘电梯的单元房的一个好处是你会认识每个人。到第一个月末，我就认识了大多数邻居，其中不少人还相当有名气。深夜，总有可能听到院子里传来女低音的歌声，那准是西比尔·桑代克刚演出结束口来。我们住在那的时候，经常招待客人，平常晚上备有各种饮料，周末举行晚宴。
只要你的婚姻是幸福的，居住环境又舒适，作一个已婚年轻女人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的婚姻就是幸福的。而在５０年代，在那样舒适的环境里作一个已婚年轻女人简直是天堂。听到人们把５０年代描述成压制、无聊、循规蹈矩的时期或令人忧虑的时代，我总是感到十分诧异。无论从哪个方面讲，５０年代都不是上面描述的情形，而是人们在经历了战时的艰辛和战后节衣缩食的简朴生活之后正常幸福生活的重新开始。配给制结束了。工资开始增加。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香蕉、葡萄、水果突然又出现在商店了。衣服不再是单调的制服，给人自信、色*彩丰富的时装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有蒂奥式宽裙子，无带的晚礼服及阿斯科特式帽子。以前用板围起来的商店外面冒出了意大利餐馆。 出售当时被称作“泡沫咖啡” 的卡普契诺（一种咖啡品牌）的咖啡店在各大街上随处可见。还有人创造了“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指１１至１９岁的人）这样的词。寻常百姓家开始有了电冰箱、吸尘器、洗衣机。公告板上zheng府的通知少了，商业广告多了（默里薄荷糖，默里薄荷糖，越嚼越有味）。英格兰房顶的电视天线越来越密。为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好莱坞发明了西尼玛斯柯普系统宽银幕，拍摄了不少宽银幕电影片，既有像《你往何处去》的圣经史诗性*电影，也有像《南太平洋》那样的风景音乐片。以前从未想到能够花得起钱到国外度假的人们去了西班牙。
那是一个富足的时代。富足了，战争时期以来，甚至在那以前我的格兰瑟姆青年时代以来的英国生活中的诸多限制也开始放松。不能说我喜欢或者甚至理解了这种新获得的自由的各种表现形式。当美国的摇滚乐及比尔·哈莱、埃文斯·普莱斯利等名字传到英国时，我当时认为这可能是新闻界一时关注的新奇事（摇滚乐从来没有减少我对《沙漠之歌》的钟爱）。《愤怒的年轻人》以及描写普通人生活的戏剧开始向伦敦西区的传统戏剧挑战。我同样觉得这些会很快消失殆尽。而且，在我的真实生活中家务事已经够多了，晚上不再愿意出去看这种戏剧了。我也很少想到后来我会读约翰·奥斯本的作品，并且欣赏他的作品，还成为金斯利·阿米斯的好朋友。我很感谢他在我任首相时在文化战斗中给予的支持。阿斯科特赛马场、德比马赛、亨利的国际划船比赛及温布尔登的国际网球赛均恢复了昔日的风彩，战后不知隐藏在什么地方的那些闲聊专栏作家又出现在《讣告》或《花园笔记》中。阅读这些文章，好像大口咀嚼酒心巧克力一样品味不高，但我又不得不承认没有多少人能忍住不去读。读者们知道了新的家喻户晓的名字，如多克尔夫人、亚里士多德·澳纳西斯、斯塔夫罗斯·尼亚尔雷斯等。蒙特卡洛再次成为上层生活的同义词。
人们觉得在此前的２０年中他们做出了许多牺牲，现在应该享受生活的乐趣了。虽然我可能比我的同代人更认真些，但是丹尼斯和我与大多数人一样享受生活，甚至比一般人享受得多。我们去剧院，也到罗马、巴黎度假（虽然住的饭店总是低档的）。我们也举办聚会，也参加别人的晚会，我们生活得很愉快。
但那时我们生活中的高峰算是１９５３年６月伊丽莎白女玉登基了。家里有电视的——我们没有——举行家庭聚会，邀请朋友们一起来观看这一盛典。丹尼斯和我都是君主制的衷心支持者，我们认为应该奢侈一次买一张票以便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人口对面的议会广场上有遮篷的看台上目睹这一盛典。丹尼斯当时买票对不知道他的这一投资是十分明智的。那天瓢泼大雨下了一天。大多数观众都浇透了，更不用说那些坐在敞篷车里参加盛大游行的人们了。汤加王后的那套衣服以后再也没法穿了，而我的衣服则第二天仍旧可以穿。
在伦敦，我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除了干家务外，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法律。我一直对法律感兴趣。我对政治的向往是父亲培养的，我对法律的兴趣也是父亲培养的。父亲虽然不是当地司法长官，但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任格兰瑟姆市市长期间可以理所当然地坐在法官席上。我在大学假期里经常跟他去参加每季开审的地方法庭审判（就许多轻微犯罪进行审判）。有一位富有经验的律师会坐在椅子上当法官。他就是王室律师诺曼·温宁。有一次，我父亲和我与他共进午餐。我在法庭上所见的一切已深深地吸引了我，而诺曼·温宁关于法律理论与实践的谈话更使我着迷。谈话问我突然脱口而出，“我希望能作一名律师，但我只懂化学，我又不能改变我正在牛津学习的专业。”诺曼·温宁说，他在剑桥读初级学位时是学物理的，后来拿第二学位时改学法律。我说，在大学再呆几年我根本负担不起。他回答说还有另外一种途径完全可行，但要下苦功夫，可以在伦敦或伦敦附近找个工作，参加任何一个律师学院，晚上学习准备法律考试。这正是我在１９５０年所做的。现在，有了丹尼斯的帮助，我可以不必工作而集中精力学习法律。我需要阅读的东西很多，还在法律教育委员会听课。
由于既要操持家务又要攻读法律，我曾经决定不得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暂时搁置我的政治追求。我刚２６岁，可以这样做。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保守党总部。但作为一名年轻的女候选人， 我有时仍受到公众的注意。 例如，１９５２年２月，《星期日写真报》刊登了我就妇女的地位写的文章《伊丽莎白新时代的晨光》。我也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的选区发表讲话。总之，我虽然努力想下决心暂时搁置政治，但对政治难以割舍，我难以那样去做。
我同丹尼斯商议该怎么办，他说我无论怎么做他都将支持我。因此，６月份我去总部见贝丽尔·库克并告诉她：“没有用，我必须面对现实，我不想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我知道她会怎么说。她对我表示全力支持并介绍我去见负责候选人事务的党的副主席约翰·黑尔。他以极其亲切的方式告诉我，当一个下院议员会给家庭生活带来许多的压力。我告诉他，我和丹尼斯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准备承受这样的压力。我说我希望下次能有机会在一个比较容易获胜或有把握获胜的选区竟选，我们一致认为，由于我要照顾家庭，又要学习法律，这个选区最好是在伦敦或在伦敦周围３０英里范围内。我当即要求他考虑我作坎特伯雷选区的候选人，因该选区即将选拔候选人。虽然我没有成为坎特伯雷的候选人，我离开中央总部时对此行的成果还是十分满意的。
约翰·黑尔向我提出的问题——我将如何兼顾家庭生活与政治很炔变得更加现实了。１９５３年８月，我的双胞胎儿女马克和卡罗尔降临人间。离“那个孩子”出生还有六个星期的一个星期四晚上，我开始疼痛。白天，我已看过医生，他让我下周一再去医院做Ｘ光检查。他说，有点事他需要再查一下。现在看来我不能再等星期一了，我马上被送进医院。医生给了我镇痛药，帮助我晚上睡眠。星期五早晨做了调光检查。令大家十分惊奇的是检查发现我要做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不幸的是，还有别的事，我需要在第二天做剖腹产手术，两个基本点小婴儿，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出生时并没有马上见到他们的父亲。因为丹尼斯预计一切正常，他就去椭圆板球场看国际板球决赛了，无法跟他联系。那天，他得到两条同样惊奇的好消息。英格兰板球队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他自豪地成为一对双胞胎的父亲。
我要在医院住两个多星期。实际上，那个时候，产妇一般要住三个星期的院才能出院。这就意味着在产后恢复期的最初几天不舒服的日子过后，我发现我又有时间了。当然，我们过去一直以为撒切尔家庭将只再添一名成员，因此，第一件也是最急的任务是给有关商店打电话，订购两套婴儿用具，而不是一套。很奇怪、将马克和卡罗尔带到这个世界上既使我感到巨大的轻松和幸福，也使我感到不安。母亲对孩子的爱可能是我们拥有的最强烈、最本能的感情。许多人把“只”做一个母亲或“只”做一个家庭主妇看作是第二重要的事情，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人。无论我当首相前还是当首相时，每当我听到这样的暗示，都十分气愤。当然，做一个母亲及家庭主妇是某种高尚的天职，但是我却感到它不是我唯一的天职。我知道我也想有自己的事业。我经常引用泰恩茅斯的议员艾琳·沃德说过的一句话，“家庭必须是一个人生活的中心，但是一个人的抱负不应局限在家的范围内。”我确实需要有个事业，因为，很简单，我就是那样一种人。而且，并不是任何事业都行。我希望的是一种能使我保持思维敏捷，并能为我的政治前途做准备的事业，我相信我完全适于从政。
因此，我在医院住了一周后就下定了决心。我让人把１２月份律师最后考试的申请表寄给我，填好后连同考试费一起寄出。我知道我对自己玩的这点心理游戏将保证我带着我的双胞胎子女一回到天鹅公寓就投入法律学习，而且我需要好好组织我的生活，以便既能做一个母亲，又做一个有专业的职业妇女。
实际上，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难。我们在天鹅公寓的房子挺大，足够用，但也有不足之处。因为是六楼，我们就在所有窗子上装上窗棂。没有花园，就把孩子带到朗尼拉公园去玩，每天两次。这反而对他（她）们有好处，因为他（她）们开始习惯于见到其他孩子并与他们一起玩耍。起初，我们不懂公园的规定，球曾被公园管理员没收过。一般都是保姆芭芭拉带马克和卡罗尔去公园。周末时，由我带他们出去。芭芭拉曾在巴那多护理所接受过训练，孩子们特别喜欢她。
５０年代，妇女的作用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那之前，家庭一般比较大，等最后一个孩子长大离开家时，妇女一般年过中年；由于还没有可节省劳动的电器，做家务花的时间比较多；家里也常常是一个社交场所，全天都有从送奶工到擦窗户的各种生意人光顾，有的也许只是进来聊会儿天或喝杯茶。因此，很少有妇女有机会或感到有必要出去工作。５０年代，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到８０年代的时候，一切大有改变，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家庭变小了，孩子们离家时，妇女还比较年轻；由于有了家用电器，家务负担轻了；每周去一趟市场或超市，代替了以前等人送货上门。８０年代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变化，即这样一种趋势：妇女开始在结婚后继续工作，３０来岁时离开工作去生儿育女。
这些变化使许多人主要是中产阶级强烈要求对儿童保育机构实行税收减免，如保姆、游戏组织，或者以教育的形式出现的托儿所。作为首相，我顶住了这种压力。有工作的妇女本来就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而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妇女的家庭只有一个人的收入。我认为不应该用后一类夫妇交来的税去补贴前者的家庭，这是一个是否公正的简单问题。
当然，以上这些看法并不影响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做出自己的决定。我特别幸运，我可以依靠丹尼斯的收入来雇用一位保姆在我不在家时照顾孩子。只要我能够巧妙地对每件事作出细致。的安排，我就能既作一个称职的母亲，又作一个有效率的职业女性*。只靠别人照顾孩子是不够的，我得安排好我的时间，以便有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而等我成为一名出庭律师后，我还可以在接多少案子上有一定的自由。我可以根据家庭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调整自己的工作量。至于政治，我们生活在伦敦，我的丈夫在伦敦地区工作，议会也在伦敦——很明显，我必须找一个在伦敦的或伦敦附近的选区。正是综合以上这些不太寻常的情况，我才决定我的孩子虽小，我仍可考虑当议员。
我有了双胞胎后不久，约翰·黑尔从中央总部给我写来了信：
“我很高兴获悉你生了双胞胎。你太聪明了。这将对你作为一名候选人产生什么影响？我已高兴地把你的名字列入候选人名单，如果你不希望我这样做，请告诉我。”
我回信表示感谢并写道：
“在出乎意料地生了一对双胞胎后——此前我们从未想到会有两个孩子——我想我最好至少在６个月内不考虑当候选人。家里需要很好地重新组织一下，还需要找一个可靠的保姆，然后我才能放心地去做别的事。”
因此，我的名字，像约翰·黑尔所说，“暂时冷藏起来”。什么时候再列入候选人名单由我来做出决定。
我自己划定的６个月的政治过渡期很快过去了。我也已经通过了律师最后考试。我起初考虑专攻专利法，因为我想这样我就能够利用我的工业和科学知识。但看来搞专利法的机会是有限的，也许搞税法会更好。无论做什么，我都需要刑法的基础。因此，１９５３年１２月，我参加了内殿律师学院的弗雷德里克·劳顿律师事务所，开始了６个月的见习。弗雷德里克·劳顿律师事务所是一个习惯法事务所。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优秀的刑法律师之一，他机智，他对人的本性*及自己的职业看得很清楚，用词通俗易懂。他给了我精心的指导。
实际上，我必须取得不少于四类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经验，这部分是因为要想专门从事税法工作，首先必须在几个领域内都有一定基础。所以我领略了刑事法庭的唇枪舌战，也欣赏了财务法庭里精确的表述，然后又研究公司法的细节。但我越来越自信地认为税法将是我的长项。它与我的政治兴趣交汇在一起。税法是理论和实际的极好结合。还有一点我们很有把握的是，搞税法绝不会缺乏客户，因为许多客户急于从极其复杂并不断变化的大量税法中找到路子。
学习、观察、讨论及最终从事法律工作对我的政治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可能有点不寻常。熟悉法律往往至少使人产生某种程度的玩世不恭，如果说不是油滑的话。 而对我来说， 熟悉法律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法治”的意义。“法治”是保守党人挂在嘴边上的一个词。
从我上大学时及以前读到的材料中，我就已经清楚地知道自由制度和非自由制度的区别是，前者是法治的制度，而后者则是暴力的制度。但“法”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演变过程是什么？它为什么在英国根深蒂固而在别处却根基很浅——近代历史已证明这一点。我正在学习的法律教材基本上不是来口答这些问题的。但这些教材中所阐述的法律原则使我不断想到这些问题。同样，当我读到英国法律形成阶段的著名法官的故事时，我对英国法院为英国的自由奠定基础的神秘的积累过程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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