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四节 逆转的路程(2)

　　星期一一般不召开内阁会议，因此，我事先在１９７２年３月２０日星期一这一天安排了长期以来未能安排的一次科学方面的约会。为此，我未参加那天讨论预算和新的工业白皮书的内阁会议。内阁的两项讨论都发出了改变战略的信号，二者相辅相成。预算执行的是高度通货再膨胀的政策，包括大大削减所得税和购买税，提高养老金和社会保障津贴以及对工业给以额外的投资鼓励。很多人谣传说托尼·巴伯和财政部对预算不满意，是特德将预算强加于他们的。预算讲话把这些措施说成是为了帮助英国迎接加入欧共体后所面临的挑战。这一事实多少确认了上述谣传。它公开计划大量刺激需求，而且有人争辩说，在存在大量失业和闲置资源的情况下，提高需求不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升高。货币政策是提到了，但只是强调了它的“灵活性*”；没有为货币量的增长提出数量目标。
　　３月２２日星期三，约翰·戴维斯发表了关于《工业和地区发展》的白皮书，该白皮书是１９７２年《工业法》的基础。在我们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看来，这是比预算更明显的１８０度大转弯。基思和我，也许内阁中还有其他人，对此是极为不满的，有些不满意见在报刊上透露出来了。据我回想，内阁对白皮书事先没有讨论：它通过预算报告向下议院提出，而在zheng府草拟阶段一向按照预算措施的保密要求处于保密状态。从这时开始我感觉到，工党座位上的敌视情绪已经变成蔑视。我当时不在下院，但我读到《泰晤士报》对约翰·戴维斯关于工业法案发言的综合反应的报导：
　　跛足鸭中没有比贸易工业大臣戴维斯先生看来更健康的了。他以本届zheng府上任以来在下院听到的可能是最为出色*的讲话开始对工业法案二读的辩论。最后，工党座位上的喝彩和保守党议员的几乎完全的沉默，比反对党所能说的话更清楚地表明，zheng府在于预工业和援助各地区问题上的转向是多么彻底。
　　我知道，我不是唯一读了这些东西后感到不自在的保守党党员。我应该辞职吗？也许是应该辞职。但是，我们这些不喜欢当前事态的人们还没有对形势作出分析，也没有制定出一条替代方针。实在他讲，我的辞职也不会起很大作用。我的地位不够高，因此我的辞职只不过是最小的“局部困难”。我有更多的理由赞扬像约克·布鲁斯—格丹、约翰·比芬、尼克·里德利，当然还有伊诺克·鲍威尔这些人，他们在下议院的发言中和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揭露了这些愚蠢的做法。
　　在１９７２年３月以来zheng府所执行的政策和我的zheng府以后执行的很不同的方针之间也有着直接的联系。一名叫作阿兰。沃尔特斯的有才华的但鲜为人知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辞去了中央政策审议部的工作，然后不仅尖锐地批评了zheng府的方针而且还正确地预言了将来的发展前景。
　　我们１９７０年所采取的方针还要蒙受一次打击：它不久就发生了。这就是劳资关系法实际上的灭亡。从来没有人设想过该法会造成个别工会会员进监狱。当然，如果捣乱分子一定要殉难的话，没有法律条文能够防止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事。雇主和码头工人之间一个长期的关于“集装箱化”的纠纷就提供了发生这种事情的机会，１９７２年３月，全国劳资关系法庭因运输与一般工人工会违抗准许船只进入利物浦港的命令而对核工会罚款５千英镑。次日，由于工会蔑视法庭命令，在码头上采取了次级纠察行动，该工会被罚款５万英镑。运输与一般工人工会坚持认为，它不能对它的车间代表的行动负责，但全国劳资关系法庭于５月裁决否决了这种看法。然后，突然间，上诉法庭推翻了这些判决，并裁定运输与一般工人工会没有责任。因此，那些车间代表个人要对发生的事负责。这是极为令人不安的，因为它开创了工会会员进监狱的可能性*。在下个月，３名参加抵制行动的码头工人由于拒不到全国劳资法庭出庭而受到逮捕的威胁。此刻有３万５千名工会会员开始了罢工。最后，代诉人请求上诉法庭阻止对工人进行逮捕。然后在７月份，另外５名码头工人由于蔑视罪而被监禁。
　　左派是冷酷无情的。在议会里，议员们对特德群起而攻之。同情罢工扩展开来了。造成全国性*报纸关闭５天。英国职工大会号召进行一天的总罢工。然而，７月２６日，上议院推翻了上诉法庭的决定，并确认工会应对其会员的行为负责。因此，全国劳资关系法庭释放了这５名码头工人。
　　这大体上就是劳资关系法的结束，尽管并不是码头上的风潮的结束。随后发生了一次全国码头工人罢工，并宣布了另外一次紧急状态。这次罢工到８月才结束，而且满足了码头工人的大多数条件。在９月份，英国职工大会的年会又雪上加霜，开除了拒绝按照职工大会的指示撤销其按照劳资关系法注册的３２个小工会。由于我同党一样对劳资关系法抱有满腔热情，我对这种情况感到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