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四节 亚洲与远东(2)

　　在外表上，上海是我参观过的最西方化的城市：我们一行人被带去坐船游江而我们全都被昔日公共租界的西方风格的建筑物完全迷住了，看起来这些建筑物很像是１９４１年日本侵略结束殖民地租界以前建造的。但是城市中的气氛是令人心烦和格格不入的。树丛中有扩音器在大声宣读政治文告。上海曾经是“四人帮”中３名成员的老窝，但是新政权已经能够以惊人的安详在那里确立它的权威。我曾与新市长共进过午餐，他正忙于肃清政治反对派。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过火行为——这包括火烧英国大使馆图书馆，那里收藏着无法补偿的中国书籍和手稿——有些最珍贵的宝物被暗中保存下来。我对中国绘画的兴趣使我要求参观市博物馆和美术馆。展示给我的轴画和悬挂物太容易损坏，不能放在陽光下观看，我是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看到它们的。还有古代瓷器和金属制品，前者对我有种特殊的吸引力。在经过文革动乱之后，一些属于中国精华的东西侥幸地保存下来了。０个人有希望。确实，这告诉剩下来的那些人，我们并没有忘记他们。
　　第三，我们必须记住，罪恶像美德一样是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这是一种关于人类天性*的奇怪反映，即一个统治者可能在上午下令杀害一名政敌，可是在下午却又执行他在一项条约中所作的承诺。有些人我与之打交道时保持着警惕，但他们遵守了他们向英国所作的诺言，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在物质上帮助过另一个国家反抗侵略与占领。
　　最后，国际关系总是在最佳者中择其善，而不是理想的抉择。即使我有能力用一个统治者来取代另一个统治者——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我也很少能够以一个较好的统治者来取代一个坏的统治者，而且往往会是以一个更坏的来取代他。例如，那些为伊朗国王垮台而感到欢欣鼓舞的人，今天必须使自己顺从这样一个令人悲痛的现实，即毛拉政权对它本国的公民压制得更加厉害，并且在国外助长恐怖主义和颠覆活动。在这个国家里伊朗国王是稳定的支柱，如果说后来只不过是一根摇摇晃晃的柱子而已。
　　各个国家倾向于按照它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别国人民的利益行事。这越发使民主国家的人民有理由不仅对压制人权的外国zheng府施加压力，而且也对他们本国的zheng府施加压力，要求把改善人权状况作为西方外交的一项目标。我可能有时怨恨过对于我在掌权时的行为的这种第二种批评；然而，不久以后，如果有人提醒我，我通常感到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