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激流勇进的民族旗手(2)

5月14日，印度官方报号外公布了协约国瓜分土耳其领土与伊斯兰圣地的和平条款。同时，亨特委员会的调查书也于5月28日通过，该调查书歪曲事实，颠 倒黑白，满纸胡言。这两件事给甘地当头一棒，使甘地真正认识到英国当局不但根本无意兑现战时谎言，而且蓄意侮辱印度人民的感情，“再不配享有印度人民的好 感与合作。”
这两件事也等于在民怨沸腾的印度火上浇油，大大激发了印度人民同英殖民者的矛盾。甘地审时度势，决定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推动反英斗争的发展。
5月28日，哈里发委员会在孟买通过了甘地所提的不合作运动方案。5月30日，国大党中央委员会在贝那勒斯召开，甘地主张：为了抗议对土耳其的和平条 款以及亨特报告书所宣布的zheng府对旁遮普事件的决定，国大党应立即通过不合作运动方案。但国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与阿姆利则会议所通过的原决议精神不符，且 在国人尚未能明察全部情况之前似乎不宜立即有所行动，因而一致决议，年内另于加尔各答召开一次特别全体会议，讨论甘地的建议。
6月1日，印穆两教300多代表集会，贝桑特夫人、玛拉维亚、沙甫诺、秦塔玛里等人出席，贝桑特夫人试图劝阻在场的代表不要参加不合作运动，但代表们不置可否。大会未获具体结论，但甘地借此已了解民心所向，他已不能再等国大党作最后决定。
6月9日，全印哈里发委员会在阿拉哈巴德举行，一致重申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原则，同时还指定一执行委员会草拟各项行动细则，并决定给总督一个月的时限，过此则在甘地领导下发动运动。
6月22日，甘地再次上书总督，希望总督纠正在哈里发问题上的错误，但毫无结果。7月7日，不合作委员会颁布行动方案，其中包括退回封号、辞去荣誉职位、抵制学校与学院以及拒绝法院诉讼与退出立法会议、推进土布运动等。
8月1日，在被定为不合作运动发动之日，20年代印度政治舞台上最具声望的国大党领袖提拉克逝世。提拉克是印度伟大的民族英雄，早在1895年他就首 先提出自治口号，一直是国大党激进派领袖，1905～1908年印度民族斗争的实际领|导|人。在1915年温和派领袖戈克利去世后，开始了国大党历史上的提 拉克时代，在他的努力下，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终于携手合作，为印度民族革命高|潮的来临准备了基础。提拉克的死使印度全国陷入空前的悲哀之中，甘地闻讯悲恸 万分。这天早上，甘地偕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小尼赫鲁）立即从信德省赶往孟买，加入了万人参加的送葬礼，在万民悲咽声中，提拉克的遗骨在薄暮浓雾中火化。
提拉克的死给甘地巨大打击，甘地在《青年印度》中写道：“我最坚强的堡垒垮了，提拉克已不在了，我很难相信他已经死了，他是人民这么重要的部分。今天 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像提拉克这样获得群众支持，他受同胞的爱是无可比拟的。他无疑是人民的偶像。他的话是千万人的法律，我们中间的巨人已经长眠不起，再也听 不见他狮子般的吼声。”
提拉克之后，谁将领导印度？在人民的企盼中，甘地开始了他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
1920年8月1日，甘地写信给总督蔡姆斯福德爵士，退还英皇授予他的勋章，并表明自己将不再敬爱一个“无耻、不道德、不讲理”的zheng府，发出了不合作运动的讯号。
总督对甘地此举大光其火。他指责不合作运动为“最无用的”、“设计恶劣的”、“内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形容整个运动是一切方案中最愚笨的，企图以此挫败甘地的信念。
甘地随即予以回敬。他说：“不幸得很，就在阁下的讥讽侮骂中，此一运动将渐次扩大，亦如zheng府之高压即将来临，任何一项伟大的运动都可能打消，但决非暴 怒、忽视或辱骂其创始人所能奏效，我乃注意行动之人，又是不合作委员会之一员，负责领导此一运动足见它不是空洞的，它也不会不切实际，只要人民响应。”
不合作主张一开始在国大党多数政治家中也得不到支持。批评、怀疑、责难来自四面八方。有人怀疑非暴力不合作将导致暴力，认为群众一旦被广泛发动起来， 要控制在非暴力范围内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完全的不合作没有必要，殖民当局已宣布实现改革，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也算是多年斗争的结果，实现不合作等于前功 尽弃。还有人对不合作计划中包括的各种抵制能否行得通表示怀疑，等等。
为了廓清误解，让其主张深入人心，甘地通过他主办的《青年印度》及《新生活》杂志，大力宣传不合作运动的真义，从各方面阐述不合作运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青年印度》当时的发行量已由2500份上升到40000份，甘地的宣传自然在各阶层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撰写文章外，甘地经常采取的另一手段就是到各地旅行演讲。这一次，他同萧克·阿里及其他穆斯林领袖分别赶赴旁遮普、信德、马德拉斯各地。甘地赤裸 双脚，身缠土布，鼻端架着钢架眼镜，出现在偏僻落后的山村、人群密集的都市或三等车的车厢里，无论路途多么遥远，也不论是刮风下雨，他从不停止演讲。其实 他不仅仅是用他的语言、思想，而且是在用他的赤诚忠心和整个人格力量在从事宣传群众的工作，在饥馑肆虐的印度，在宗教影响无所不及的印度，甘地苦行者的形 象及其惯常使用的宗教语言与仪式赢得了那些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却崇拜偶像的人们的狂热拥护，人们把他作为印度的先知和神明加以顶礼膜拜，这是国大党其他著 名领袖望尘莫及的。
为了让国大党接受他的不合作方案，甘地没有坐等国大党特别会议讨论通过后再采取行动，而是先开展运动，以便充分显示效果。由于他注意宣传和组织群众， 运动开展后得到积极的响应。在信德、旁遮普、古吉拉特、联合省、比哈尔、孟买、孟加拉、马德拉斯等地，运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
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国大党领导机构不可能再坐等旁观，而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
国大党特别大会于1920年9月4日～9日在加尔各答举行，这次会议是新旧力量的一次激烈的斗争，出席代表5800多人，几乎包括所有国大党著名领导 人，如贝桑特夫人、玛拉维亚、老尼赫鲁、达斯等。甘地前去参加会议时，见这阵势，也不免有些惶恐，对于他正在开展的运动能否得到通过没有把握。他回忆说： “我像是处在茫茫大海中，不知谁将支持谁将反对，……我只看到众多老将都都已出席会议。”
会前，国大党政治家中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准备联合反对甘地的不合作计划，其代表人物有老尼赫鲁、达斯、贝桑特夫人等。甘地在会上提出了他在旅途中起草 的不合作运动决议案，尽管有贝桑特夫人等始终公开强烈地反对甘地意见，但会议结果却令人满意，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案分别以144∶132和1855∶873 在提案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通过。
这主要是因为甘地的不合作计划有许多支持者。一是来自各省的普通代表，他们多属资产阶级下层，即普通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二是受甘地影响最直接 的和原来政治上不太发展的地区的代表，如哈里发运动最早发动的联合省、阿姆利则惨案发生的旁遮普、甘地领导过坚持真理运动的比哈尔与孟买省内古吉拉特的代 表，他们投甘地票最多。三是孟加拉、孟买地区的资产阶级代表。四是国大党内的穆斯林代表。上述四部分人支持甘地，说明甘地的策略得到资产阶级、广大小资产 阶级及普通知识分子的拥护。
但多数老政治家还不准备后退，按规定，特别会议决议须经国大党年会最后认可，所以他们决定在年会上作最后较量。特别会议之后，首光面临的是抵制立法会 议问题，必须明确表态。国大党内的反对抵制的势力鉴于加尔各答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不好公开对甘地的纲领和观点提出反对，加之群众对抵制立法会议选举积极 拥护，使一些政治家们从维护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的角度考虑，也不敢贸然行事，所以选举前夕，达斯、麦尔卡尔等人改变了态度，也宣布抵制选举。多数政治家宣 布抵制选举，这就从根本上打乱了反对势力的防线。
抵制立法会议选举充分显示了不合作运动的力量。由于大批人拒绝投票和作候选人，使选举信誉扫地。如中央省只有22％选民投票，52个选区中有7个选区 没有候选人，有33个选区只有一个候选人，其他省份参加投票的人数也只在20％～30％，比例最高的孟加拉省也不过40％。
不合作运动在其他方面也有些进展，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共有44名律师抵制出庭，46名治安长官放弃职位，33名自治机构成员退出自治机构，61 人退回勋章或放弃荣誉称号，120名zheng府职员和教员放弃公职。不合作运动在资本家和商人中所获支持加强。不过，由于国大党许多政治家对不合作还三心二意， 所以这些方面的进展不如群众性*抵制立法会议选举那样引人注目。
由于抵制立法会议不成问题，对甘地的不合作纲领反对的焦点转移到抵制学校、法庭和放弃公职等问题上。
1920年12月，国大党那普尔年会召开，出席代表14582人，创历史最高纪录。
甘地的优势从会议的头一天就显示出来，选举提案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是除孟加拉外，所有省份都是甘地支持者占多数。持反对意见的一些著名领|导|人本已作 好各种联合起来反对的准备，但会上的倾向性*如此明显，他们只好服从多数人的意志，转向甘地。结果甘地的不合作决议原案经过些许修改补充后，由达斯提议，甘 地附议，比·帕尔、拉·拉伊、穆罕默德·阿里等各位领|导|人署名支持，获得一致通过，成为指导国大党活动的总路线。
这次年会还通过了甘地起草的新党章。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斗争目标是以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实现自治。如果可能，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自治，如果不可能，就 脱离英国而自治。这是国大党第一次把争取自治明确纳入党章。党章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国大党的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其主要点是：建立中央常设办事机构——国大 党工作委员会（中常会）领导日常工作；各省党组织按语言区建立，党组织建到县级（某些地方建列税区一级）；国大党年会代表和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成员按人口比 例选举产生。这样改革的结果是“使国大党真正具有了群众性*、代表性*与能动性*”。尤其是它把原来很少受国大党注意的普通群众和原来落后地区的群众大量吸收到 党内来，使各省在党内决策上具有同等地位，从而打破了先前由孟买、孟加拉等少数几个省的头面人物把持国大党的局面。它也意味着最积极拥护不合作策略的力量 进入国大党，取得重要地位，这为今后贯彻执行不合作策略提供了组织保证。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甘地一向主张的建设性*纲领，如印穆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和推广土布等，从此国大党籍的印度教徒党员便负起了从印度教中消除不可接触 制的责任；国大党也由于提倡土布而和印度工农大众建立实际接触，大会通过的为哈里发问题进行不合作的决议则是国大党为促进印穆团结所作的一个重大的实际尝 试。
甘地在那普尔会议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孟加拉纪事报》称那普尔年会是“甘地的大会”，一位英国高级官员在给总督的信中说：“这次会议的显著事实是建立了甘地个人对所有政治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统治。”
国大党的加尔各答特别会议和那普尔年会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标志着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路线与策略终于被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家们共同接受，也标志 甘地在国大党内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亦即国大党“甘地时代”的开始。国大党在甘地领导下焕发出新的精神面貌，它不仅同广大群众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而且以不 合作代替响应性*合作，以群众性*直接行动代替了宪政鼓吹，从而使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向深度、广度发展，并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即非暴力的道路。
那普尔年会通过甘地的不合作计划，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正在开展的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开辟非暴力革命的途径，国大党号召国民加紧进行抵制运动并全力推行手纺手织，同时劝告律师退职、学生退学。
不合作主张首先在孟加拉获得了积极响应，1月初，成千上万的男女学生走出公立学校。甘地对群众的热情积极鼓励，他访问了帕迭拉，主持该地的比哈尔民族 学院开学典礼，不到4个月时间，在帕迭拉、阿利迦、阿赫米达巴德、孟买、贝加勒斯、德里等地都开始创办民族学院，孟加拉、古吉拉特、比哈尔等处创办了国立 大学，甘地与穆罕默德·阿里合办了国立伊斯兰大学。
律师停业、官员退职也蔚然成风。大名鼎鼎的律师如老尼赫鲁、帕泰尔、卜拉沙德等人均放弃律师职务，领取月薪不超过一百盾的薪水为公众工作服务，尤其老 尼赫鲁这位收入丰厚、从思想到生活方式都模仿西方的知名人士也同过去的生活告别，的确是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再如鲍斯这样一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zheng府官 员，也受到甘地人格的感召，放弃高官厚禄，出任刚刚创立的加尔各答民族学院院长，积极致力于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在这次运动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携手，表现出空前团结、友善的气氛。有些正统的印度教徒甚至请穆斯林到其家中吃饭并参加伊斯兰教集会，穆斯林也常举行集会请印度教徒参加，穆斯林领袖常请甘地为他们举行的集会演讲。
不合作运动使印度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个饱经忧患的苦难民族满怀激*情、充满自信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即使在偏远乡村，国大党、自治、旁遮普事件、 哈里发问题也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甚至哈里发一词也被人民理解成“反抗zheng府”的意思。正像尼赫鲁所说：“一个精神萎靡不振、落后的、四分五裂的民族忽 然昂首挺胸参加全国有纪律的行动，这种行动本身就使群众产生了不可抵抗的力量。”
一方面是群众热情高涨，另一方面是zheng府的威信日薄西山。一个失信于民却又不愿顺应时势、改弦更张的zheng府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威胁利诱、恩威并用。此时贝 桑特夫人及其亲信与自由主义分子结成联合阵线，反对不合作方案，与国大党分道扬镳。英国zheng府加紧拉拢这批人，试图借此组成一支有影响的阵线。于是一些自由 主义分子很快跃居改革方案实施后的部长或高级官员职位，帮助zheng府反对不合作运动，如班纳吉获得爵位，辛罕爵士被任命为第一个印度籍比哈尔·奥利省省督。沙 斯迭里则被冠以皇家特使的头衔受命前往英国各自治领土乃至美国等地访问，等等。
3月中旬，zheng府开始镇压行动，它下令禁止所有未经许可或不受津贴的活动，对一些重要人物的行动也大加限制，但是这些不仅无济于事，相反起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不合作运动各项计划仍在循序渐进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也在各地不断发生。1921年，全国的罢工次数增加到396次，参加人数达60万人。虽是非 暴力运动，但群众在斗争中，往往冲破非暴力约束，如在联合省、孟加拉省、旁遮普省爆发了农民武装斗争，特别是马德拉斯省的摩普那农民的起义时间最长，规模 最大，起义者宣布成立“哈里发王国”，建立村管机构。
时局的发展令甘地感到棘手，在甘地看来，暴力斗争是对他殷切期望的运动的严重打击。为防止大规模暴力发生，甘地决定暂缓群众性*不合作运动，而将主要精 力转向推进土布运动。1921年7月18日，依新党章选出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孟买开会，决定国大党的中心工作是限于9月30日以前禁绝洋布，同时加紧提 倡手纺手织的土布工作。工作委员会号召国大党党员从8月1日起均不得穿着洋布衣服。
为表明禁绝洋布、推广土布的决心，7月31日，甘地在伯利的乌玛索巴里广场举行焚烧洋布的群众集会。数千群众参与了这一烧布壮举，他们将搜集到的洋布及其制成的衣服集中起来，付之一炬，当火焰腾空而起时，群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笑声，仿佛他们因此挣脱了枷锁。
8月1日，甘地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大会，讲述了这次焚烧运动的深远意义。他宣称：“不接触洋布是一种德性*。”
“因此我们昨天所做的，乃是一种高贵的牺牲。……不能实现土布运动，印度便不能得救。我们昨夜所燃起的，乃是真实的、必须的牺牲。”“昨夜我们所烧的 火应为烧除我们内心污浊之火的象征。我们净化了理智，必可指示我们土布的真正经济价值。我们净化了内心，必可使我们能够坚决抵制住洋布的诱惑。”
甘地聚众烧布令很多人不可思议，甚至包括甘地的追随者。如安德列斯就写信给甘地：“当你对一切罪行，如酗酒、吸毒、不可接触制、种族歧视等作巨大打 击，甚至在处理娼妓问题上的那些美妙意念皆使我们感到极大快慰。可是当你叫人烧掉洋布，指穿洋服为宗教上的罪恶，要大家将海外兄弟姐妹的高贵产品付之一炬 时，我们的愤慨简直难以言表。”
然而，甘地在孟买点燃的烧毁洋布之火并未就此熄灭，印度各地争相效法，成批成批的英国布在烈火中化为灰烬，表明人们誓不穿洋布的决心。
甘地发动此一运动并非一时冲动，甘地认为这是印度经济与道德自救的关键。从伦理道德上讲，他认为爱好华服正像嗜好烟酒、女色*一样，会导致道德沦丧。而 从更深层的政治经济角度讲，正是英国殖民者的入侵，破坏了印度以手纺手织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使其得以低廉价格购买印度的棉花，然后运往英国工厂加工成产 品，以高昂的价格在英国垄断的纺织品市场上出售，从而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为了挫败英国工厂的机器，甘地多年来苦苦探索、实践，终于发掘了印度世代相传的 木制纺车。他想让印度自纺自织代替进口洋布，以阻止印度的滚滚财源流入英国人的腰包。多年来甘地一直为这个发现作不懈地宣传。
1921年9月，为进一步推动土布运动的开展，甘地郑重宣布，在他有生之年，他决定放弃穿其他任何衣服，只穿手工纺织制作的缠腰和披巾。正因为这个原 因，甘地后来惯常的装束是上身赤裸，下身用一片土布裹住，必要时才搭上一条土布披巾。不论是对群众演讲，还是同对手谈判，不论是在印度各地考察，还是到国 外访问，他都不改常态。对于自己的装束，他后来曾解释说：“淡泊生活，志虑深远”；“腰布代表简朴，代表印度化。它代表着不同信仰以及基于地理环境等形成 的一种综合性*文化特征”；“如果我往英国去，我就是以代表的资格去，不多一点，不少一点。……我若代表国大党，也就是半饥半饱状态、衣衫褴褛的人民的代 表。如果我代表有地产者、有教养的印度人，我也需要穿着简朴，为的是替穷苦同胞谋福利。”
甘地每天抽出半小时纺线，从不间断，同时他敦促同事们也这样做。每天的纺线成了一个宗教仪式，纺线时间成为祈祷和禅坐的间歇。不管怎么说，从此以后， 一项普通的纺线活动成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象征，成为甘地领导和平革命的象征，成为民族团结和自由的标志。
正当甘地缓步推行其不合作计划时，阿里兄弟领导的哈里发运动却在急速发展。7月初，中央哈里发委员会由阿里兄弟主持在卡拉奇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历史 性*决议，宣布“穆斯林如继续在英国军队中服役或促旁人入伍，在宗教意义上皆系非法”。并宣称，“如果哈里发的要求在圣诞节前不能得到满足，则国大党阿赫米 达巴德全会将宣布成立印度共和国。”
9月14日，阿里兄弟被捕。两天以后，孟买省督发表一项公报，宣称逮捕阿里兄弟及其同僚5人的原因是他们企图煽动印度军队叛乱。
10月1日，卡拉奇zheng府判处阿里兄弟及其被捕同行两年苦刑。
zheng府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运动的发展，甘地原定9月30日为完成抵制洋布的期限，并开始发动民事抵抗。为了表示对穆斯林战友的声援，甘地决定提早发动群众性*不合作运动。
9月21日，甘地剃光了头发，他认为这是一个哀悼的记号。10月4日，甘地在孟买召集各方领|导|人会议，并联名签署发表一项宣言。宣言针对zheng府逮捕阿里 兄弟的理由，郑重宣告：无保留的言行自由是天赋人权。不管他批评的对象，是与zheng府合作或受雇于zheng府者，也不管是针对民政抑或军政部门，我们认为一个印度人 竟去充任民政人员，特别是投身行伍，协助一个造成印度经济、道德、政治的堕落的制度，并使用军警镇压民族的愿望，以及使用部队摧残并未为害印度的阿拉伯、 埃及、土耳其人的自由，这些都是违反民族自尊的。我们更认为，与zheng府断绝关系、另谋出路是印度士兵和每一民政官员的义务。这实际上是甘地不合作运动的更高 发展：准备抵制军队和抗税。10月5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在孟买召开并通过决议，支持上述宣言。宣言在各地也一再重复通过。
因为这次行动，甘地终与他所崇敬倾慕的诗哲泰戈尔发生重大分歧。泰戈尔认为甘地这么干是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是假自由的美名行毁灭自由之实。他要 人们不要盲从，要以科学的态度从事理智的斗争，“经济学家必须找出实际的解答，教育工作者必须教书，政治家去运用手腕，工人必须工作。……”从而公开地与 甘地的不合作计划唱对台戏。
阿里兄弟的被捕、受审及被判刑2年的判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11月4日，德里举行的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批准了工作委员会的孟买决议，授权各省自行负责，展开群众性*不合作运动，包括拒绝纳税。
为防止群众的轻举妄动，甘地希望大家耐心等待，让他率先示范性*地在古吉拉特的一个税区巴多里领导一次群众性*不合作运动。对此，自然有人反对，认为应同 时在各处发动运动，但甘地自有他的道理。他一向奉行持久渐进的战略，每次行动都倾向于从小处着手，然后缓步推进，步步为营，直至迫使对手作出让步。所以在 操作上，他不主张一开始就全面铺开战线。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定于11月17日——威尔士王子抵达孟买之日举行。当这位英国皇室贵宾到达时，除了少数人表示欢迎外，广大人民反应冷漠，而且成群的 市民集中到帕里，参加焚毁洋布的示威。甘地当场宣布：他将赴巴多里亲自开展和平反抗运动。可能会有人民被军警扫射，但不管将来巴多里发生什么事，他要求孟 买市民保持冷静。
可就在甘地演讲的时候，一些市民对那些参加欢迎仪式的人施行报复。他们将那些人所穿的洋服和所戴的洋帽撕下来放火烧掉，还砸毁了酒店，焚烧电车和警察 局，打死打伤警察。孟买的暴力行动，使正准备取道孟买去巴多里亲自指挥民事不服从运动的甘地，痛悔万分。当晚他便决定取消巴多里之行，并让儿子迪瓦达斯前 往巴多里，让大家暂停一切准备工作。
次日，遭受攻击的一方，包括英印混血儿及犹太人，采取了报复行为，报复继之以反报复，使孟买陷入极度的紧张与混乱，局势的发展令人无法控制和预测。
甘地深感痛心，他为群众不能理解他的非暴力主张和良苦用心深感不安。这样下去势必打乱他的全盘计划。面对这些群众，他似乎又一次感到无计可施，不得不再一次使用他的致命武器——绝食。
11月19日，甘地正式宣布绝食的决定。“除了饮水以外，我将不吃不喝任何东西，直到孟买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能和帕西族、基督教徒及犹太人和睦相 处，直到不合作运动者能与同zheng府合作的人和睦相处。”他还召回他的幼子迪瓦达斯，并公开宣称：如邻区再有暴乱发生，他的儿子将被当作“牺牲品”，送至乱 区，让暴民杀死。
甘地的绝食使那些已丧失理智、陷入滥杀的人们逐渐恢复了平静，市区的秩序趋于正常。11月22日，甘地开始进食。但他自此决定，以后每逢周一，便绝食24小时，直到印度获得自治。
鉴于孟买市民的表现，甘地认为，在群众心理上还没有做好准备时，群众性*非暴力斗争不可操之过急。11月23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孟买开会，决定巴多 里运动暂缓发动，同时关照各级党部，在征收义勇工作人员或其他工作人员时，一定要宣誓服从非暴力，且言行一致，并以此耐心劝告国民。
运动的松懈使zheng府有了喘息之机。11月19日，孟加拉zheng府宣布凡国大党及哈里发委员会下的各种义勇工作队均属非法组织，同时禁止举行政治性*的会议。旁 遮普、联合省、比哈尔及阿萨密各省省zheng府也接着颁布同样的命令。大规模的搜捕便接踵而来。正在阿拉哈巴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的联合省全体负责同志55 人，被警察机构悉数逮捕，国大党主席达斯于12月10日被捕，其他知名领袖，如老尼赫鲁、阿萨德及小尼赫鲁等也相继被捕。孟加拉和联合省闹得很凶，在这些 省里，不仅著名的国大党领袖和工作人员全部被捕，连一些穿戴甘地服饰的人也受到百般侮辱，有的义勇工作队员甚至被警察剥光衣服抛进泥池中，警察奸掳烧杀， 无所不为，普通的志愿队员入狱的不计其数。对zheng府的高压，群众毫不畏惧，如在一些城市里，自愿去坐牢的人源源不断，有许多向来不参加国大党活动或任何政治 活动的人，受了群众激愤情绪的感染，也坚持要被捕坐牢；甚至有些zheng府小职员，晚上下了班不回家，却走向监狱高墙；有时警车带了逮捕证去捉人，实际上带回的 人数却比原来规定的多得多。监狱官对这种现象无所适从，后来他们也改变手法，只抓有名的工作人员。据估计，从1921年至1922年1月，因参加不合作运 动被判处徒刑的大约有33万人。
残忍的高压政策也难以奏效，一些与zheng府合作的人相机而动，他们开始出面调解，如玛拉维亚建议总督与甘地谈判。当时，总督也希望威尔士王子的印度之行能有完满结局，他授意玛拉维亚先去与甘地谈条件，甘地的答复是：“zheng府若不悔悟，谈判必然流产。”
12月的最后一周，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阿赫米达巴德举行。
大会期间主要有两派意见。玛拉维亚想要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即建议召开一次圆桌会议，此案遭多数否决。多数代表对zheng府大肆逮捕爱国人士表示极为愤慨，建 议对zheng府实施反报复。穆盟主席摩汉里建议修改党章中的奋斗目标与斗争路线，主张在政纲中正式标明独立的字样，遭否决后他又坚持与英国断绝一切关系。纵使哈 里发问题获得满意解决，也不再和英国人合作。甘地认为这类建议不合实际，提议否决。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议案则获6000名代表的表决通过。决议要求：“对zheng府的所有法律一概予以民事不服从，同时遵守非暴力原则。虽在zheng府禁令之下，亦当继续举行群众大会，并盼全印人民踊跃加入义务队，随时准备接受逮捕。”
大会授权甘地为“执行统领”，除变更全国的信条和与zheng府议和须获国大党同意外，甘地有权决定一切。
大会再次呼吁国民加紧手纺手织，宗教团结，禁酒，解除“贱民”。
当绝大部分的领袖已锒铛入狱后，依然自由的甘地成为这场运动的唯一统帅。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利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深刻的思想，加上锐利无比的笔 锋与口才，坚强地支撑着这场运动。他在《青年印度》上不断刊登被捕者的名单，公布来自监狱的报道和呼声，连篇累牍地发布反暴檄文，传送非暴力抵抗的真谛。 当时印度的天空尽管黑云压城，但人民依然能感受到阳光明媚。
1月14日，玛拉维亚与当时已脱离国大党的著名领袖真纳，联名在孟买召集了一次各党派会议，讨论和解条件。不合作运动者以来宾而非代表资格出席。
玛拉维亚与真纳已准备好一份和解条件的草案，其中没有包括释放阿里兄弟及其他穆斯林政治犯的条款，甘地坚持必须有这一项。大会接受并通过一项决议，以 释放阿里兄弟及其他哈里发政治犯作为举行圆桌会议的先决条件，谴责zheng府的高压措施，吁请国大党暂缓民事不服从运动，以待与zheng府磋商，同时建议负责当局早日 召开圆桌会议，解决哈里发、旁遮普及自治问题。
总督没有接受调解条件，甘地早已预料到结果会是如此。他激励人民加紧准备不可避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准备工作包括：登记新志愿队员，土布宣传，废除“贱民”，促成各教派与各阶级间的团结及加强非暴力教育。
1月29日，帕泰尔主持巴多里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得到甘地同意。1月31日，工作委员会在苏拉迭开会，训令其他各地应对 巴多里运动合作，暂不发动集体的或个别的民事反抗，除非获得甘地的正式认可。2月1日，甘地向里丁总督发出最后通牒，强烈谴责zheng府对印度人民的迫害，要求 zheng府恢复人民的言论、结社、出版等自由，并限zheng府7日之内作出政策性*宣告，否则将采取若干非暴力抵抗运动。
2月6日，zheng府发布公告，拒绝甘地所提各项要求。总督还坚持把镇压措施说成是孟买暴乱及不合作运动带来的结果。2月7日，甘地又向zheng府提出抗议，指出zheng府歪曲事实。
当甘地还在与zheng府唇枪舌战时，人民早已按捺不住。一些地方的暴动已先期而起。2月5日，在联合省哥拉克坡区的一个小村乔里乔拉村，村民游行示威与警察 发生冲突。警察开枪射击，弹尽后退出警署。愤怒的群众纵火烧掉警察局，致使21名警员丧生。这则新闻直至2月8日才被当时正在巴多里指挥运动的甘地获悉， 甘地惊愕之余，立即作出反应，决定取消集体民事反抗计划，撤回对zheng府的最后通牒。
2月11日，甘地要求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撤销这一计划，他还决定从12日起绝食5天以自谴。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屈于甘地的压力，最终决定取消群众性*不合作 运动，代以纺织、改革和教育性*的建设性*工作。就这样，人民期盼已久、甘地和国大党为之精心准备多时的大规模集体抵抗运动流产了。2月24日，国大党全印委 员会在德里举行会议，在一片灰心失望与反对抨击声中，巴多里协议经过些许修改后获得通过。这次大会的一个保留意见是如国大党省党部同意，即可开展个别民事 反抗运动。
对于甘地的突然中止运动，国大党著名领袖差不多都表示愤慨与不满。如老尼赫鲁、拉吉佩迭·雷及其他诸领袖均从狱中写信给甘地，反对他的决定。当时在狱 中的尼赫鲁对此万分苦恼，他说，“尽管乔里乔拉事件与非暴力精神完全相反，但难道因为穷乡僻壤一群激动的农民的行动，我们争取自由的民族斗争就该在一段时 间内停止吗？如果说这是个别暴力行为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么非暴力斗争的哲学和技术一定有缺点。”“因为在我们看来，要保证不发生这类意外事件是不可能的。 难道我们必须使3亿多印度人受了非暴力行动的理论和实践训练后才能前进吗？即令如此，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敢说，我们在警察极度挑衅的情况下还能斯斯文文呢？ 即令我们办得到，但是那些打进我们运动中来的暗探及内奸采取暴力行动或煽动别人从事暴力行动，我们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如果这是非暴力运动的唯一条件， 那么非暴力抵抗方法必然失败。”
可是，甘地却不这样认为。他在2月12日的《青年印度》上说：“神对我充满仁爱。他曾三度警告我：在印度坚持非暴力与真理以展开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运 动的时机尚未成熟。所谓非暴力的反抗就是说，应是温和的、合乎真理的、卑微的、自知的、自愿的，同时又是出于爱心的，永不伤害他人的。”“而乔里乔拉事件 是前车之鉴。它显示如果防范稍一疏忽印度很容易铤而走险。如我们不要在非暴力中卷入暴力的漩涡，则我们应赶紧止步，重建和平空气，重订方案，不要再想发动 集体民事反抗之事，直到我们确信和平业已取得。”
不过，当时也有人认为甘地停止不合作运动并不只是乔里乔拉事件，可能有他不肯承认的理由。如尼赫鲁就认为乔里乔拉事件只是导火线。他的依据是甘地做事 往往凭本能，那个时候，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却快要解体了、组织，纪律正在消失中，如果运动继续下去，若干地方必然发生暴力行动，zheng府则会用血 腥手段加以摧残，建立恐怖统治，而使人心涣散，意志消沉，从根本上扼杀运动，所以甘地才会断然中止这项运动。
但不管怎么说，突然中止不合作运动大大挫伤了群众士气，使几个月来一直被运动弄得焦头烂额的zheng府第一次有了主动镇压运动的机会。印度事务大臣孟太古当 即宣布：“如果因为帝国的生存受到挑战，英国zheng府在印度履行责任时受阻就误以为英国将从印度撤退而提出要求，则印度对世界上最坚决的民族所提的挑战，决不 能获胜。且吾人将必以所有的决心和力量，再度答复挑战。”保守党的发言人贝铿赫德爵士警告印度：“英国并没有丧失‘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