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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督师“剿捻”

从 1866 年底开始,李鸿章在继续推进“自强”活动的同时,披挂上阵,取代曾国藩肩负起督师剿捻的重任,公然把“自强”与“剿捻”紧密地结合起来。

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成了反抗清朝统治的主力。1864 年 12 月捻军与太平军遵王赖文光部会合,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共推赖文光为统帅,“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兵制、纪律和训练方法,整编了捻军,并把“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作为奋斗目标。赖文光根据捻军精骑善走的特点,创造出一套步骑结合、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术,出奇制胜,击毙僧格林沁,打败曾国藩。但是,由于全国革命形势低落,赖文光深感“独立难持,孤立难久”。1866 年 10 月捻军在河南杞县、陈留附近决定分为东西两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的一支,继续在山东和中原一带坚持斗争,称为东捻军;由张宗禹率领的一支,“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称为西捻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走上了剿捻前线。

曾国藩成了捻军的手下败将,而李鸿章却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把捻军投入血泊之中,这除了捻军内部的消极因素起着作用之外,主要是因为李鸿章妥善地解决了粮饷供应问题和灵活地实施了“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

李鸿章深知粮饷与用兵的关系。他在奉命督师剿捻之初,就上疏声称:“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按济。”他赖以剿捻的粮饷军火,主要是依靠曾国藩在两江筹措的。当时后路有四大粮台,即设于祁州的“山内粮台”,设于安庆的“江外粮合”,设于南京的“金陵粮台”和“北征粮台”,全为两江总督一手统辖。在两江地区,江苏最为重要,“银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李鸿章属僚郭柏荫署理江苏巡抚,丁日昌出任布政使专理饷务,颇为得力。从个人关系看,曾国藩并不喜欢丁日昌等人,但他从筹饷以支持剿捻军务着想:对其采取宽容态度,而不加掣肘。至于饷源,除各地厘金为大宗外,江海关税亦属可观要项。原先拨归淮军的江海关洋税为一成,1867 年由曾国藩奏准增至两成(其中一成直接济军,一成拨归江南制造总局专造轮船)。曾国藩向李鸿章报喜说:“两成洋税奉旨谕允,今岁饷事似不至误。”李鸿章闻讯大为感奋,立即复信道谢,说“前敌淮军月饷,经吾师竭力经营,洋税两成,鸿章上年屡商总署截用,复函动色相戒,兹竟奉旨俞允,固由天鉴忠诚,亦疏稿剀切有以致之也。今岁九关当不甚缺,但望提早赶解。”当时黄淮地区“枯旱至数十年所未有”,“淮南稻未浸种,河北麦已干死”。在这种所谓“乱机渐长”的情势下,曾国藩在后方筹措粮饷支援前敌,事体至关紧要。

李鸿章在剿捻中,还根据战争态势的变化,灵活地实施了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方针。曾国藩剿捻方略的基本原则是“以静制动”。在以前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以静制动”是作为战术原则为“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服务的。及至与捻军作战,情况就有所不同,捻军没有象太平天国那样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单纯的流动的军事斗争,“以走制敌”,为捻军的最大特点。李鸿章说”捻逆狡猾善走,我军急进则疲乏,或为所乘,辎重或为所掠。又彼可到处掳粮,而我须裹粮前进。迨交锋一不敌,则转瞬数百里”。湘淮军恰恰相反。曾国藩尝说:湘军“行兵之例,每日行军支帐埋锅造饭,不向州县索米供应,略师古法,日行仅四十里或二三十里。李鸿章之淮勇亦仿楚师之法,其步步稳妥在此,其行军迟钝亦在此。”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一改僧格林沁“威力追剿”的方针,确定了“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在具体部署上,有所谓“四镇六游”之说。他以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四处为“老营”,“各驻大兵,多蓄粮草子药,为四省之重镇,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并增设了六路“游击之师”,负责“追剿”,所谓“六游分进,梭织不断”。在此基础上,他又东在运河、西在豫东的沙河和贾鲁河设立“河防”,力图圈制捻军。在地方上则“查办民圩”,加强坚壁清野和治安防范,割断捻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以清根本”。曾国藩意在以湘淮军之长,克捻军之短,应该说是极为毒辣的。但是,对于这种部署,特别是沿河堤筑墙设防,“闻者皆笑其迂”。时在后方的李鸿章也不以为然,致书襄办曾国藩军务并建河防之策的刘秉璋讽刺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知秦始皇千年后遇公等知音。”然而,当他挂帅剿捻后,揆情度势,才体察到曾国藩战略部署的深意。纵观李鸿章剿捻战略的实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866 年 12 月至次年 5 月间实施“臼口之围”,主战场在湖北。

李鸿章挂帅剿捻之初,只是提出了“用谋设间,徐图制贼”的原则性设想。而当时东捻军在突破曾国藩的贾鲁河、沙河防线后,迅速进入湖北,企图“长驱西上,一入四川,居已蜀之利,一上紫荆关,合张宗禹攻陕西”。东捻军集给在湖北钟祥臼口一带,拥众 10 余万。李鸿章认定这是聚歼捻军的好机会,于是调动湘淮军 7 万余人“分路并进”,其中包括湖北巡抚曾国荃的新湘军。1867 年 1 月捻军先在安陆府罗家集击败松字营,重伤统领郭松林。半个月后,又在德安府杨家河歼灭树字营,阵斩悍将张树珊。2 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府尹隆河进行决战。清军主力一是刘铭传所部铭字淮军,一是鲍超所部霆字湘军。本来,鲍、刘约定 2 月 19 日(正月十五)辰刻两军发起会攻。但两人向存嫌隙,鲍轻刘后起之辈,刘贱鲍无谋匹夫。刘铭传为了抢夺头功,违约于卯时单独发起进攻。捻军先用流动战术与之周旋,继而在尹隆河设伏败之。刘铭传“衣冠失落”,与各营官幕僚被困待死。鲍超部按预定时间从捻军背后发动突然袭击,捻军转胜为败,折损 2 万余人。鲍超救了刘铭传,但刘铭传却以怨报德,反诬鲍超部误期致败。李鸿章一味迴护铭军,不顾事实,按刘铭传口径上奏,鲍超被严旨斥责虚冒战功,应负铭军致败之咎。而湘系大员因鲍超并非曾国藩嫡系,不但不为其开脱,反而迎合李鸿章落井下石。曾国荃奏称接战捻军为南北两队,北强南弱,而铭军敌北,霆军敌南,故战绩不同。鲍超忧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 32 营以遣散了之。霆军重要将领唐仁廉,挑其精壮,由李鸿章“酌立营制,重整规模”,立仁字营,成为淮军的一支,从而削弱了湘军,增强了淮军的实力。3 月东捻军又在蕲水歼灭湘军彭毓橘所部,阵斩彭毓橘,至此曾国荃新湘军主力全部覆没。这一阶段李鸿章实行的主要是陆路蹙围,但并未能有效地扼制住捻军的流动。

第二阶段从 1867 年 6 月至 1868 年 1 月部署实施运河、胶莱河之防,主战场在鲁东地区。

东捻军乘湘淮军齐集湖北之际,跳出包围圈,进入河南,因鉴于陕西就食困难,四川路途遥远,遂放弃原定西进川陕的计划,改向山东挺进,于 6月在鲁军防守的戴庙附近突破运河防线,直趋胶东半岛。山东巡抚丁宝桢疏于运防,奉旨交部严加议处。一时言路汹汹。曾国藩认定“大局日坏”,担心言路不仅纠弹丁宝桢,也可能波及李鸿章,致书劝其忍辱负重,徐徐图之,“若遇棘手之际,请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其实,东捻军进入运东,正是一大战略失策,给了李鸿章利用河防蹙之于绝地以良机。刘铭传、潘鼎新等淮军将领,一致提出“倒守运河”(即由原来自东岸设防移至西岸设防)之策,李鸿章经过慎重研究决定采纳。李鸿章鉴于捻军深入胶莱一带,不但部署倒守运河,而且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缩小兜剿圈,企图把捻军聚歼于胶莱海隅,万一捻军突破胶莱防线,还有运河防线以资保障。在胶莱河防线上,他安置了刘铭传、沈宏富、董凤高、潘鼎新四军 46 营和鲁军 31 营,分段防守,每营防地三里多长。另外还设有机动的后援部队,全部兵力近 5 万人。运河防线则由淮军周盛波、刘秉璋、杨鼎勋、李昭庆等部和豫军张曜部、皖军黄秉钧、程文炳部负责。为了保障运、胶防线,李鸿章还奏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直隶总督刘长佑率军防守黄河,由漕运总督张之万率军防守苏北六塘河。这样,东西南北四面就各以河为险构成了一个包围圈。但是,东捻军却于 8 月在胶莱防线北端海神庙一带鲁军防地冲破防线,渡过潍河,使得李鸿章苦心经营的胶莱防线告溃。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其辖境变为战场,对李鸿章的方案虚应故事,甚至蓄意破坏。开始,李鸿章调鲁军 31 营布防胶莱河,丁宝桢只答应给 11 营;李鸿章意在严防胶莱河西岸,而丁宝桢却率军深入胶东蓄意驱捻出鲁;同时丁宝桢还对淮军进行粮草封锁,淮军所到之处,“城寨俱闭”,“办粮不出”。胶莱防溃后,李鸿章和丁宝桢为了推卸责任,“腾章相诋”,清廷一面进行调解,一面切责李鸿章“询私诿咎,倒置是非”,“意存忌刻,纵贼误事”,饬令交部议处。是时言路纠弹,清廷惑于群议,认为“河防不可恃”,曾国藩也劝李鸿章“早思变计”。凡此种种,使李鸿章陷于颇为困窘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一面主动致书丁宝桢“讲好”,一面坚持既定方略。他特别加固运防,亲自驻守台儿庄就近督导,并先后设立四支由淮军精锐组成的“游击”之师,计有战马 8 千匹,以骑敌骑,追击捻军。这样,就使东捻军陷入危殆的处境:它虽然突破了胶莱防线,但仍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以走制敌”的特长无法施展,屡屡受挫。11 月任化邦在苏北赣榆战败被杀。12 月东捻军在寿光海滨一战折损 3 万余人,精锐丧失殆尽。1868 年 1 月赖文光虽然率余部突过六塘河,但孤危之中受伤被俘,在扬州被害。东捻军终于被李鸿章镇压下去。这一结局表明,李鸿章的战略指导是基本正确的。

第三阶段是 1868 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作最后决战。

东捻军在危厄之际,曾向在陕西与左宗棠部对战的西捻军紧急求接,西捻军闻讯即决定离陕东进。张宗禹等原拟率部南出潼关,由豫入鲁,后来又考虑到清军聚集山东,河北空虚,遂决定进军直隶,威胁京畿,逼迫清军回救根本,从而达到解救东捻军的目的。西捻军经山西、河南进入直隶,于 1868年 2 月抵达保定一带。清廷大震,急忙调兵遣将防卫京畿。时东捻军已经败亡,清军便得以集结直、东(直隶、山东)战场与西捻军展开战略决战。清廷特派恭亲王奕䜣出面节制,调集钦差大臣李鸿章、左宗棠、都兴阿、直隶总督官文、山东巡抚丁宝桢、安徽巡抚英翰、河南巡抚李鹤年所部和京营、天津洋枪队等 10 余万众。

当时驻在山东济宁的李鸿章,遇到两个棘手问题,一是淮军将领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刘秉璋等纷纷求退,“聚讼不休”,使李鸿章徒呼“奈何”而无法遵旨北援,因此受到清廷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世职的处分;二是与左宗棠积不相能,此次受罚不啻火上浇油。李鸿章愤愤不已,声称“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若使办贼者获罪,何以激劝将士?侍心如古井,恨不投劾归去,断不以目前荣辱介怀。”然而,他迫于所谓“大义”,从维护清朝统治的大局出发,不惜“吃苦受气”,“再与左公议和,但勿相犯,决不失敬。”淮军“诸将虽野,尚知尊亲”,在严旨催迫和主帅劝勉下,除刘铭传“浩然回里”外,余“皆投袂而起”。2 月 13 日李鸿章自济宁启程,督师北援。

李鸿章有了攻灭东捻军的成功经验,在直东战场基本上是“抄袭旧稿”,使用“圈制”故伎。但是,在直东战场实施“就地圈制”战略,却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第一,西捻军鉴于东捻军的覆辙,有了较高的警惕性,“一闻围扎”,立即“死力冲突”,“飚疾如风,一瞬即失”,李鸿章“初意拟蹙之怀、卫之间,继欲扼之卫、黄之交,皆未及谋定而贼已窜逸”,使得李鸿章无法从容布置。第二,所谓“就地圈制”重在利用地利,但“黄河以北,平坦千里,网罗难使”,虽说“就运河一线设防,蹙之海东一隅,较得地势”,然而战线漫长,加之河道水位低,“不能以水为险”,“设防全恃兵力”,但就当时直东战场的清军兵力而言,“有守无战”,难以攻灭西捻军。面对这种局势,李鸿章认为“即严督诸军日以追剿为事,能胜贼而未足以灭贼,且久有覆军疲师之忧”,与其这样,还不如暂且以守待变。但左宗棠却不以为然,他力主“追剿”。李鸿章写信给沈葆桢,批评常以诸葛亮自比的左宗棠说:“诸葛公提偏师从诸将后,到处寻贼,吾谓非计”,“其免于九节度之溃者几希”。事实上,当时李、左等人的战略都失之偏颇。李 鸿章看来“稳慎”,而实则陷于消极被动;左宗棠主观上积极主动,但实际上却不免鲁莽操切,这同样是对捻军胸无良策的表现。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不意天公帮了他们大忙,形势顿现转机。5 月上旬,漳、卫上游,山洪暴发,运河水位陡涨至一丈五六尺。这使清军在运河防线北段有了水险可恃,并且通过沧州以南的捷地坝将运河水灌入减河,从而增加了自捷地坝至海滨牧猪港全长百余里的北面一条水上防线。接着 5 月中旬“黄水陡涨数尺”,这既使清军黄河防线得到加强,又使清军得以在张秋开坝引黄入运,使原来自张秋至临清二百余里干涸可涉的河段,大水漫灌,“炮船鼓棹如飞,直逼德、景”。此后,“黄水复暴涨,自运河以洎马颊诸河,无不盈堤拍岸,横溢四出,流潦纵横,于是运河一线,遂为金城巨防”。这样就形成了南以黄河、西以运河、北以减河为凭藉的包围圈,使捻军受到致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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