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消极防御(2)

“时人吴汝纶看出“中国士夫”“唾骂”李鸿章，系“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这里所说的“政府”，显然是指光绪、翁同龢等而言。李鸿章对于来自“政府”和“士夫”的攻击，深恶而痛绝之。11 月他借洋人之口，进行全面反驳。他的顾问、美国人毕德格在美国休假期满返回中国途经日本时，曾与日本外务省官员谈论中日战事。李鸿章特地把他们谈话“节略”呈报清廷。

据“节略”记载：

日本官员：“中国皇上以及枢府是否仍以李中堂为可靠， 信任无疑？”

毕德格：“李中堂勋业冠绝，近今平日复极忠诚恭顺，虽有震主之功，不改忠君之志。故朝廷倚畀极隆，频颁异数， 现方督师，此岂非皇上信任不疑之据！”

日本官员：“李中堂督师无功，朝廷积渐生疑，一切恩赏势必尽行夺回。”

毕德格：“李中堂惟有尽其力之所能为而已。中国素不以与外国战争为事，其兵皆散布各省，由各督抚主政，兵部堂官并无调度会合之权。兵散则力分，故不能与外国争锋，日本改用西法，陆军、海军皆归部臣节制，故能通力合作，积健为雄。此中东之所以异也。言官见东胜而中负，乃任情诬调，归咎于李中堂一人，此等言官以捕风捉影之谈，冀动朝廷之听，而恩自坏其长城，其害中国较之敌人而更甚，殊为可哀之至。试问朝廷不用李中堂，更有何人足与东洋抗手乎？”

日本官员：“中国如罢斥李中堂，我等军务更易成功矣。”所谓“有震主之功，不改忠君之志”，言官“任情诬誷”“自坏其长城”，“朝廷不用李中堂，更有何人足与东洋抗手”云云，都是李鸿章所欲言而未敢吐露者，既反映了他的心声，又增加了对清廷的压力。他甚至不惜借助日本官员之口警告清廷：“中国如罢斥李中堂，我等军务更易成功矣。”

当然，帝党并没有被压服，反而倡议募湘勇以制淮军，选派爵势相当的亲信大员为钦差大臣以分李鸿章之权。12 月，光绪特授湘系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专办故事。文廷式奏请饬令刘坤一驻扎天津，“整饬军务”，“以制僵蹇之疆臣”，“以驭骄惰之将领”，翌年 1 月，光绪任命王文韶为帮办北洋事务大臣。但是，后来事实证明，湘军犹如淮军，刘坤一、王文韶也并非是安邦定国之才。文廷式失望他说：“刘坤一驻山海关，一日伪言倭兵至，坤一惧而三徙，其怯谬如此。举国望湘军若岁，至是乃知其不足恃。”

帝党不仅直接攻击李鸿章，，而且还把矛头对准李鸿章的两个亲信，即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和“东方赘婿”张佩纶。帝党指责丁汝昌“畏缩贻误”，企图以徐建寅代替丁汝昌，夺取北洋海军的控制权，李鸿章“始终出死力”庇护丁汝昌，说“海军人才无出其右”，“从古立大功者类皆谤书盈筐”。帝党虽然没能搞掉丁汝昌，但却把张佩纶“驱令”回籍。张佩纶因马江战败，夺职遣戌三载。1888 年戍满释回，李鸿章把爱女菊耦许配给他为妻。当时菊耦甫逾二十，而佩纶已满四旬，且系三娶。李鸿章颇为得意，声称“老年得此，深惬素怀”。李鸿章择婿佩纶，意在用其长才，并藉其疏通李鸿藻。佩纶以“北学大师”、清流“四谏”之一而“作东方赘婿”，颇受时人讥评。梁鼎芬有诗云：“蒉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见者皆为之失笑”。佩纶就婚李氏后，住在北洋节署，一面“安神闺房，陶情诗酒“；一面干预督署公事，群相侧目。张佩纶被“驱令回籍”后，李鸿章黯然神伤，并上“辨疏”，遭到斥责。

帝党采取的种种措施，目的都在于倒李，削弱后党权势，敏锐的吴汝纶，洞若观火，暗中对密友说：“朝中不信李相，颇有意摧折之，幸大后尚倚重耳。然军事棘手，君臣之间亦在危疑。”用“危疑”来形容光绪与李鸿章的关系，说明统治层中矛盾的复杂而又微妙。当然，光绪“摧折”李鸿章，没有慈禧的默许是不可能的。慈禧不同于光绪之处，就在于她对李鸿章“倚重”大于“摧折”。据翁同龢日记载，有一次慈禧接见军机大臣，谈到中日战事，“斥李相贻误，而深虑淮军难驭，以为暂不可动。”世铎、李鸿藻“颇赞此论”。慈禧还愤愤地表示：“言者杂邃，事定当将此辈整顿。”慈禧既深虑淮军难驭，而不敢罢斥李鸿章，又痛恨言官喧嚣，决意在中日战后加以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