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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三传 托尔斯泰传 十四(2)

他在凶犯波斯德尼舍夫口中说出攻击爱情与婚姻的激烈的言论:“一个人用肉感的眼光注视女人——尤其是他自己的妻子时,他已经对她犯了奸情。”

“当情欲绝灭的时候,人类将没有存在的理由,他已完成自然的律令;生灵的团结将可实现。”

他更依据了圣马太派的福音书论调,说:“基督教的理想不是婚姻,无所谓基督教的婚姻,在基督教的观点上,婚姻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堕落,爱情与爱情前前后后所经历的程序是人类真正的理想的阻碍”。注意托尔斯泰从未天真地相信独身与贞洁的理想,对于现在的人类是可以实现的。但依他的意思,一种理想在定义上是不能实现的,但它是唤引人类的英雄的力量的一种教训。

但在波斯德尼切舍口中没有流露出这些议论之前,这些思想从没有在托尔斯泰脑中显得这样明白确切。好似伟大的创造家一样,作品推进作家;艺术家走在思想家之前。——可是艺术并未在其中有何损失。在效果的力量上,在热情的集中上,在视觉的鲜明与犷野上,在形式的丰满与成熟上,没有一部托尔斯泰的作品可和《克勒策奏鸣曲》相比。

现在我得解释它的题目了。——实在说,它是不切的。这令人误会作品的内容。音乐在此只有一种副作用。取消了奏鸣曲,什么也不会改变。托尔斯泰把他念念不忘的两个问题混在一起——他认为音乐与恋爱都具有使人堕落的力量——这是错误的。关于音乐的魔力,须由另一部专书讨论;托尔斯泰在此所给予它的地位,不是证实他所判断的危险。在涉及本问题时,我不得不有几句赘言:因为我不相信有人完全了解托尔斯泰对音乐的态度。
要说他不爱音乐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人只怕他所爱的事物。我们当能记忆音乐的回忆在《童年时代》中,尤其在《夫妇的幸福》中所占的地位,本书中所描写的爱情的周圈,自春至秋,完全是在贝多芬的Quasiunafantasia奏鸣曲即俗称月光曲的各个阶段中展演的。我们也能记忆涅赫留多夫在《一个绅士的早晨》的终端与小彼佳见《战争与和平》。——在此我且不说那《阿尔贝》(一八五七)讲一个天才音乐家的故事;那短篇且是极弱的作品在临终的前夜在内心听到的美妙的交响曲。参看《青年时代》中述及他学钢琴的一段。——“钢琴于我是一种以感伤情调来迷醉小姐们工具。”托尔斯泰所学的音乐或许并不高妙,但音乐确把他感动至于下泪;一八七六——七七年事。且在他一生的某几个时代,他曾纵情于音乐。一八五八年,他在莫斯科组织一个音乐会,即是以后莫斯科音乐院的前身。他的内倩别尔斯在《关于托尔斯泰的回忆》中写道:“他酷好音乐。他能奏钢琴,极爱古典派大师。他往往在工作之前弹一会琴。很可能他要在音乐中寻求灵感。他老是为他最小的妹妹伴奏,因为他欢喜她的歌喉。我留意到他被音乐所引动的感觉,脸色微微显得苍白,而且有一种难于辨出的怪相,似乎是表现他的恐怖。”

这的确是和这震撼他心灵深处的无名的力接触后的恐怖!在这音乐的世界中,似乎他的意志,理性,一切人生的现实都溶解了。我们只要读《战争与和平》中描写尼古拉·罗斯托夫赌输了钱,绝望着回家的那段。他听见他的妹妹娜塔莎在歌唱。他忘记了一切:他不耐烦地等待着应该连续下去的一个音,一刹那间世界上只有那段三拍子的节奏:Ohmiocrudeleaffetto!!

——“我们的生活真是多么无聊,”他想,“灾祸,金钱,恨,荣誉,这一切都是空的……瞧,这才是真实的!他,不知不觉地唱起来了,为增强这B音起见,他唱和着她的三度音程。

——“喔!吾主,这真是多么美!是我给予她的么?何等的幸福!”他想;而这三度音程的颤动,把他所有的精纯与善性一齐唤醒了。在这超人的感觉旁边,他赌输的钱与他允诺的言语又算得什么!?事实上,尼古拉既不杀人,也不偷盗,音乐于他亦只是暂时的激动;但娜塔莎已经到了完全迷失的顶点。这是在歌剧院某次夜会之后,“在这奇怪的、狂乱的艺术世界中,远离着现实,一切善与恶,诱惑与理性混和在一起的世界中”,她听到阿纳托里·库拉金的倾诉而答应他把她带走的。

托尔斯泰年纪愈大,愈害怕音乐。但他从未中止他对于音乐的爱好。他老年时的朋友,一个是音乐家戈登魏泽,于一九一○年时在亚斯纳亚避暑。在托尔斯泰最后一次病中,他几乎每天来为他弄音乐。一八六○年时在德累斯顿见过他而对他有影响的人,奥尔巴赫,一定更加增他对于音乐的防范。“他讲起音乐仿佛是一种颓废的享乐。据他的见解,音乐是倾向于堕落的涡流。”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书。

卡米尔·贝莱格问:在那么多的令人颓废的音乐家中,为何要选择一个最纯粹最贞洁的贝多芬?见卡米尔·贝莱格著:《托尔斯泰与音乐》。(一九一一年正月四日《高卢人》日报)——因为他是最强的缘故。托尔斯泰曾经爱他,他永远爱他。他的最辽远的童年回忆是和《悲怆奏鸣曲》有关联的;在《复活》的终局,当涅赫留多夫听见奏着C小调交响曲的行板时,他禁不住流下泪来;“他哀怜自己,”——可是,在《艺术论》中,托尔斯泰论及“聋子贝多芬的病态的作品”时,表现何等激烈的怨恨;在此不独是指贝多芬后期的作品。即是他认为是“艺术的”若干早期的作品,托尔斯泰也指摘“它们的造作的形式”。——在一封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他亦以莫扎特与海顿和“贝多芬,舒曼,柏辽兹等的计较效果的造作的形式”对比。一八七六年时,他已经努力要“摧毁贝多芬,使人怀疑他的天才”,使柴可夫斯基大为不平,而他对于托尔斯泰的佩服之心也为之冷却了。《克勒策奏鸣曲》更使我们彻底看到这种热狂的不公平。托尔斯泰所责备贝多芬的是什么呢?他的力强。他如歌德一样,听着C小调交响曲,受着它的震撼,忿怒地对着这权威的大师表示反动。

“这音乐,”托尔斯泰说,“把我立刻转移到和写作这音乐的人同样的精神境界内……音乐应该是国家的事业,如在中国一样。我们不能任令无论何人具有这魔术般的可怕的机能。……这些东西,(《克勒策奏鸣曲》中的第一个急板,)只能在若干重要的场合中许它奏演……”但在这种反动之后,我们看到他为贝多芬的大力所屈服,而且他亦承认这力量是令人兴起高尚与纯洁之情!在听这曲子时,波斯德尼舍夫堕入一种不可确定的无从分析的境地内,这种境地的意识使他快乐;嫉妒匿迹了。女人也同样地被感化了。她在演奏的时候,“有一种壮严的表情”,接着浮现出“微弱的、动人怜爱的、幸福的笑容,当她演奏完了时”……在这一切之中,有何腐败堕落之处——只有精神被拘囚了,受着声音的无名的力量的支配。精神简直可以被它毁灭,如果它愿意。

这是真的;但托尔斯泰忘记一点:听音乐或奏音乐的人,大半都是缺少生命或生命极庸俗的。音乐对于一般没有感觉的人是不会变得危险的。一般感觉麻木的群众,决不会受着歌剧院中所表现的《莎乐美》的病态的情感所鼓动。必得要生活富丽的人,如托尔斯泰般,方有为了这种情绪而受苦的可能。据保尔·布瓦耶所述:“托尔斯泰请人为他奏肖邦。在第四叙事曲之终,他的眼睛中饱和了泪水。”——“啊!畜生!”他喊道。他突然站起身来,走了。(一九○二年十一月二日巴黎《时报》所载)——实际是,虽然他对于贝多芬是那么不公平,托尔斯泰比今日大半崇拜贝多芬的人更深切地感到贝多芬的音乐。至少他是熟识充满在“老聋子”作品中的这些狂乱的热情,这种犷野的强暴,为今日的演奏家与乐队所茫然不解的。贝多芬对于他的恨意比着对于别人的爱戴或许更为满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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