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决不首先使用暴力 1

1960—1961年

1960年的“非洲年”以及非洲许多国家的赢得独立，有力地推进了南非的斗争。人们感到危机四伏。在纳塔尔，2000名群众被捕，黑人警察被杀，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大型集会要求“采取行动”。在特兰斯凯、庞多兰起义蓬勃发展，政府为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西南非洲，温得和克群众抗议政府强迫当地居民迁出首都，遭到警察枪击，死亡11人，受伤44人。在开普敦，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2月3日发表的“改革之风”正吹遍非洲的讲话，使得南非政府及其支持者大为震惊。

卢图利酋长呼吁抵制南非商品；非国大不同寻常地联合其他13个不同种族的组织，筹备发起反通行证法运动——南非每年有近50万非洲人因该法而被宣判有罪。

反通行证法运动约定于3月31日举行。在此前10天，罗伯特·索布克韦领导的泛非主义者大会发起了反通行证法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德兰士瓦南部韦雷尼京郊区的黑人城镇沙佩维尔，泛非大会志愿人员故意不带通行证，在警察局门前进行示威。许多旁观者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记者称示威群众态度“和善”，但警察说“咄咄逼人”。75名警察向人群开了700多枪，打死69名非洲人，打伤至少180人，其中有妇女儿童，大多数后背中枪。

在叛国罪审判案中，起诉人就曼德拉1952年发出的如下警告大作文章：“自由力量与反动力量清算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在沙佩维尔大屠杀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南部开普敦郊区兰加大约有1万名示威群众在“单身汉”区聚集，那里是几千名男工的临时居所。当时，只有少数人听见警察要求在3分钟之内离开现场的命令。随后，旧戏重演：警察用警棍驱赶人群，群众向警察投掷石头，警方下令开枪。2名非洲人被打死，49人受伤。群众怒不可遏。

上述事件的发生，使沙佩维尔、兰加等地名迅速传遍世界。人们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积恨以及南非政府先镇压非国大长期的非暴力活动，后又镇压泛非主义者大会刚刚举行的示威活动，在各地激起巨大反响。随着骚乱席卷全国，政府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在约翰内斯堡，西苏鲁、曼德拉、杜马·诺克韦(非国大总书记)和乔·斯洛沃整夜开会，研究非国大对政治危机的对策。3月26日，诺克韦向在比勒陀利亚等候作证的卢图利酋长传达了他们的紧急建议。卢图利同意这一建议，在当晚当众烧毁了通行证，并号召其他人采取同样行动。非常巧合的是，这时政府暂停实施通行证法。随后卢图利又发出第二个呼吁，号召举行全国哀悼活动。这一活动后来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取得成功。由于罢工、群众性葬礼、示威游行和骚乱此起彼伏，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警察在兰加的野蛮行径，激起3万非洲人举行反对开普敦警察的大规模抗议游行。但是，悄悄进入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层的年轻组织者菲利普·科萨纳被1名高级警官所欺骗，他暗中驱散了游行示威群众，但他本人后来却被逮捕和监禁。

与此同时，南非白人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抛售股票的浪潮冲击着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司法部长呼吁全国平静，财政部长号召向南非移民，土著人事务部长称种族隔离是全球的模式。还有1名白人企图谋杀时任总理维的沃尔德。

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干预南非事务，它以9票对0票通过了1项决议，英国和法国弃权。决议谴责南非政府制造屠杀。迄今为止，共有83名非洲人平民和3名非洲人警察被杀；白人无一死亡，有60人受伤。

4月7日，政府宣布重新实施通行证法。已经飞往伦敦和纽约的大资本家又恢复了对南非的投资。

紧急状态法实施后，曼德拉和叛国罪审判案的29名被告、以及卢图利和其他被告证人都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他们见不到自己的同志，也无法在最关键的时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紧急状态下，共有2000名积极分子被拘留，几千名所谓“无业游民”被逮捕。

4月8日，政府取缔了非国大和泛非主义者大会。议会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以128票对16票(投反对票者包括4名“土著人”代表和新建的进步党议员)宣布这两个组织为非法组织，并规定继续从事该组织活动的人将被判处10年以下的徒刑(从此，报纸称那些被指控为非国大和泛非大会成员而受审的人为“赤色分子”)。非国大最后一次“合法”行动是呼吁召开“国民大会”，以便为建立一个全体南非人民的新联盟奠定基础。奥利弗·坦博当时已离开南非，前往英国和坦桑尼亚等国筹建非国大驻国外的办事处。

叛国罪审判案重新显现其重要性。被告辩护律师团抗议在实行紧急状态期间没法为政治案件辩护，宣布退出法庭。他们一致推举曼德拉和杜马·诺克韦律师在受审期间兼任被告辩护律师。

比勒陀利亚监狱的条件让人不堪忍受：一间6英尺宽、12英尺长的牢房住着5名非洲人被告，厕所是一个有盖的便桶，旁边就是饮水桶；毛毯和草席上虱子肆虐；饭菜是玉米和玉米粥，偶尔有几片肉。10天可以洗一次澡，每天去院子里“放风”10分钟。曼德拉被选为监狱犯人的发言人。一次，他向一个特别挑剔的看守提出监狱条件恶劣，看守立即威胁要按紧急条例对他进行惩罚。曼德拉引用监狱条令予以反驳。看守大声嚷道：“撒谎！”“政府法令没有要求犯人读书！”这一回曼德拉发了脾气，他怒视看守，要求会见监狱高级官员。在法庭受审时，他也向审判长提出意见：“阁下，出于礼貌，用最婉转和最不夸张的语言来讲，监狱给我们提供的饭菜根本不适合于人类食用。”不久，监狱总监走访了被拘留者，随后，监狱条件有了些改善。

几周后，曼德拉因为受到新的妨碍又向法庭提出正式抗议。根据规定，他和诺克韦有权会见其他被告和将代表被告出庭作证的Z·K·马修斯教授。但当他们会面时，监狱管理机构提供的是一间小牢房，里面没有一把椅子，只有一个装满了脏物的马桶。

休息的时间多，他们就从事学习。曼德拉认为他应当学习阿非利堪语，西苏鲁学习速记，诺克韦学习法语。有时候，他们也在一起做拼字游戏。

曼德拉一直想念温妮和刚出世的女儿泽纳妮。但他并未因此而影响斗争决心，他还经常鼓励同伴们振作精神、坚持下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非国大成员应当局邀请每天在法庭上介绍该组织的原则和活动。毫不夸张地说，这等于是“在继续从事”被禁组织的“活动”。

审讯到最后仍一无所获，当局只好求助于能说明非国大奉行暴力政策的证据。但是这一企图也没能得逞。于是它又后退一步，想证明被告事先就预见到他们的行动会导致与政府的暴力冲突和进一步的颠覆活动。

卢图利曾被长期拘留，在烧毁通行证被捕后，他积劳成疾。法庭在审讯中向他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解放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分子策划阴谋的一部分，旨在推翻那些不给人民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政府。卢图利说，当说到“东方”或“西方”的问题时，非国大倾向于根据各国在联合国会议对待种族隔离的态度来作出判断。

1960年8月初，曼德拉出庭辩护。他作为主要辩护人所作的发言以及后来的询问和答辩，记录了411页长的官方档案。温妮也在法庭旁听。

四年前叛国罪审判刚开始时，曼德拉给一些观察家留下的印象是：精明能干的律师和讨人喜欢的人物。如今，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正如一位被告律师所说的那样，他的辩护词论据清楚，一针见血。从更深刻的原因来分析，他是在挑战中成长起来的，他的能力反映出非国大高层领导人的水平。

辩护律师还注意到非国大另一方面的优势：它有连续性，而且接纳政治观点不尽相同的非洲人，其中包括熟悉自己人民的农民领袖。这些人物以及象马修斯、曼德拉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非国大有时好象要死亡了，突然间成千上万的人在其动员下又行动起来。非国大的弱点存在于日常的组织工作、与基层支部的联系、收集经费和贯彻执行决议等方面。正如非国大所承认的那样：“枯燥无味的家访工作”没有人贯彻，因为人们更喜欢象“街头集会、群众集会和代表大会”这样的“捷径”。

当局主要针对曼德拉的讲话和文章向他发问。三位法官不时打断他的辩护。曼德拉叙述了青年联盟成立的过程和奉行的政策：“我们当时感到，非国大考虑采取更有战斗性的政治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还介绍了蔑视运动取得的成绩。

“你的自由难道没有对欧洲人形成威胁吗？”一个法官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