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萨达姆的战争 15、萨达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侯赛因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1967年的阿以战争之后，由于认定美国在战争中给与以色列支持，伊拉克与美国断绝了外交往来。20世纪80年代早期，许多分析人士以各种理由呼吁美国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其中一些理由基于战略考虑：伊拉克拥有庞大的石油资源；在海湾国家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充当着抵抗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桥头堡；以及在阿拉伯世界里有着潜在的领导地位。综合这些因素，学者们认为，与伊拉克进行接触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哈佛大学教授劳莉*麦尔罗伊就是其中一位极力敦促美国恢复与伊拉克的外交关系的分析人士。她认为，两伊战争已经“从根本上永久地改变了伊拉克的立场，因此，美国和伊拉克之间展开合作可以给双方都带来好处。此时不建立外交关系意味着两国将失去一个重要的机会。”麦尔罗伊说，萨达姆的复兴党政权给伊拉克带来了稳定，并且“是一个崇尚世俗理念和理性的政府。它与西方政治传统有着渊源，而与霍梅尼支持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则有着显著区别。”麦尔罗伊继续说道，伊拉克没能赢得战争，甚至也未能很快结束这场战争，这将迫使伊拉克放弃原来狂热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的会是一种寻求稳定的思维。在这种情况下，美伊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可行性。她说道：“……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萨达姆*侯赛因越能控制复兴党及其理念，情况就会越好。权力的集中可以让伊拉克政权放弃不具操作性的原则，转而追求符合自身利益的目标。事实上，不管别人怎么看，这位伊拉克总统已经显示出，他具有作出战略性决策的能力，并且他会依照这些决策行事……伊拉克和美国彼此互相需要。”
　　麦尔罗伊的文章发表几个月后，美国中情局编制了一份秘密报告，赞同她的一些主要观点。这份报告预测，两伊战争结束后，萨达姆会继续寻求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不过“萨达姆可能会放弃巴格达过去的那些激进做法，转而采取一些更为温和的手段，致力于实现他成为地区领导人的目标”。中情局的分析人士认为，伊拉克领导人原先强硬的姿态也会有所软化，同时宣称：“尽管他们可能仍将扮演中东地区一个比较咄咄逼人的角色，我们觉得，战后的伊拉克领导人不会回归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期的那种激进主义。在这两个时期，伊拉克对美国尖刻抨击，并且还试图推翻阿拉伯温和派领导人。20年的国家领导人经历让伊拉克领导人变得更为成熟，除此之外，萨达姆和他的左右手们已经发现，他们的许多早期革命目标都没有很好地为复兴党政权的国家安全目标服务。”
　　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关系在两伊战争期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81年3月，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谈到了伊拉克，他说伊拉克很担心“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帝国主义行径”。4月，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莫里斯*德雷珀访问巴格达。一位常驻巴格达的美国外交人员在莫斯利到达之前向华盛顿拍了一封电报：“在我们决定不向伊朗出售武器后，这里的气氛相当良好。伊拉克与美国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商业联系。相互间的外交人员交往层级也得到提升。最近伊拉克又准备向美国购买5架波音飞机……现在，我们与伊拉克之间的利益联系比1958年这个国家发生革命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紧密。”5月，一位美国驻巴格达外交官与萨达姆的外交政策发言人塔里克*阿齐兹会面。两人明确表明两国政府都有兴趣与对方建立一个更为密切的关系。1982年初，里根政府把伊拉克从美国编制的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删除。
　　1982年秋天，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知会美国商务部，伊拉克农业部的官员有意购买美国产的农药喷洒飞机；双方预计将于1983年6月达成这项交易。众所周知，农药喷洒飞机可以用于投放化学武器，而就在此时，伊朗宣称伊拉克正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1983年11月，一位美国国务院分析人士向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报告说：“我们最近收到了有关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的进一步确切信息。我们还知道，伊拉克已经具有制造化学武器的能力，它的这种技术能力主要来自一些西方公司，其中包括美国某公司在外国的一家子公司。”这位分析人士建议，在与伊拉克人商谈改善双边关系的同时，应该向他们提出这一问题。他总结说：“为了维持美国在化学武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并且减少或者阻止伊拉克似乎每天都在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我们必须加快与伊拉克进行接触，这一点十分重要。”
　　1983年10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分析人士发表了一个报告，认为美国可能会“偏向”伊拉克。这种观点在当时深入人心，因为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改善，还因为伊朗在两伊战争中取得了节节胜利，人们一度以为这场战争可能会让伊拉克出现“政治崩盘”现象。这份报告指出，美国现在拥有许多选择，其中包括允许“在美国监控下通过第三方向伊拉克运送（军事）设备”。没过多久，伊朗正式要求联合国对伊拉克在这场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一事展开调查。考虑到伊朗这份公开声明可能带来的后果，美国官员马上与伊拉克政府进行接触，并警告说：“……我们认为，如果伊拉克继续使用化学武器，就会被那些希望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的人所利用……我们注意到，伊拉克在很久以前就签署了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1925年日内瓦协议》。”
　　美国政府认为，它的警告可以促使萨达姆停止使用化学武器。然而，一份联合国的调查报告证实，伊拉克在1984年2月再度对伊朗部队使用了化学武器。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了两伊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现象，但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伊拉克。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个简短声明，声称：“我们一直在努力减少化学武器相关材料的流通，并阻止西方公司参与伊拉克和伊朗的化学武器计划，迄今为止，在这两点上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由于许多材料具有多用途的特性，在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实施全面贸易禁运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阻止所有可能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技术和相关材料进入这两个国家。”
　　一位伊拉克军方发言人曾经肆无忌惮地宣称：“入侵者们应该明白，每一种害虫，不管数量有多大，都会有一种能够消灭它们的杀虫剂。伊拉克现在就拥有这种毁灭性的杀虫剂。”美国政府把这个声明当作伊拉克承认使用了化学武器，立刻通过美国驻巴格达的代表以及伊拉克驻华盛顿的代表向伊拉克政府重申了它的警告。1984年3月，美国政府告诉联合国官员，它将阻扰通过任何谴责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的联合国决议。与此同时，美国发布一份声明称：“在谴责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呼吁伊朗政府接受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调停，停止制造流血事件。”
　　在此期间，推动美国和伊拉克之间关系发展的外交活动仍在继续。1983年12月，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访问巴格达，并与萨达姆进行了会晤。拉姆斯菲尔德被授权告知萨达姆，美国政府“会把伊拉克的任何重大挫折视为西方的一个战略性失败。”12月20日，拉姆斯菲尔德与萨达姆举行了90分钟的会谈，并转交了一封里根总统写给这位伊拉克领导人的信。会谈中，拉姆斯菲尔德告诉萨达姆，美国政府“对世界形势和中东局势的理解与伊拉克是一致的。”谈到两伊战争时，拉姆斯菲尔德对萨达姆说：“美国认为，如果两伊冲突带来更大的不稳定因素，或者冲突的结果是伊拉克的地位被削弱而伊朗的利益和野心得以满足，那么这与中东地区的利益，或者与西方的利益是不相符的。”拉姆斯菲尔德与萨达姆进行会面时，恰逢伊拉克对伊朗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被公开揭露。美国国务院曾授意拉姆斯菲尔德向萨达姆提及此事；但是拉姆斯菲尔德在这次会面中是否传达了美国官方的关注仍然是个问号。
　　1984年秋，美国国防情报局针对伊拉克拟定了一份报告，指出“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接下来两年里仍将掌握权力。他对警察和安全机构的控制仍然滴水不漏，反对派团体是一盘散沙……复兴党政权将继续积极推动同化反对派的进程，同时安抚突出的不满情绪，并对那些它认为不合适的行为实施惩罚。”很显然，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对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本质有着深刻了解。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仍然认为，与伊拉克建立外交关系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1984年3月，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再次访问伊拉克，与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进行会面。1984年9月，美国与伊拉克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两国把原先设在对方首都的“利益处”升格为全权大使馆。
　　自亨利*基辛格与伊拉克人进行初步接触以来，美国政府就一直对与伊拉克建立经济关系十分感兴趣。1981年，黑格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对美国人参与建造伊拉克地铁系统的可能性进行讨论。1984年初，美国进出口银行发布了一份报告，认为伊拉克是一个具有高信贷风险的国家，因为伊拉克正在打仗，而且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伊拉克的债务数额高达数百亿美元，它的最大债权国是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而且据估计伊拉克每年的财政赤字达100亿美元之多。报告中列出了一个可以与伊拉克进行商业往来的美国公司名单，其中包括：参与伊拉克电力项目的西屋公司与通用电气公司；参与巴格达地铁项目和通往约旦的石油管道项目的柏克德公司；向伊拉克出售直升机的贝尔公司与洛克希德公司；以及向伊拉克提供油田设备的美联集团与哈里伯顿公司。乔治*舒尔茨从1982年至1989年一直担任美国国务卿，他在美国与伊拉克恢复外交关系的进程中投入了大量精力。舒尔茨与柏克德公司有着十分深厚的渊源。1974年至1982年，他担任柏克德公司总裁兼董事会成员。1989年辞去政府职务后，他成了该公司董事会的一名成员。1984年夏天，美国进出口银行似乎推翻了自己原先的评估，给伊拉克提供了近5亿美元的贷款。1987年，美国“成为伊拉克民用物资最大的供应国”，对伊拉克的出口额大约为7亿美元。
　　然而，伊拉克与美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很快就走到头了。1987年春天，美国海军部署在波斯湾的军舰“斯塔克”号遭到伊拉克攻击，，舰上37名美国水兵死亡。伊拉克官员很快为这次事件道歉，声称这是一次误炸。然而，这次事件让那些对美国政府采取倾向伊拉克的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士有了说法。《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吉姆*霍格兰长期以来一直在关注伊拉克政治，他写道：“就因为他比过去更不那么咄咄逼人，就因为他用一层现代思想的外衣隐藏了自己的残酷统治，从而与其它波斯湾国家普遍存在的令人窒息的神权政治有所区别，现在的萨达姆被我们的外交官们赞美为是一个务实的人……‘务实’实际上成了当前美国人形容萨达姆的流行用语。而当初，当伊拉克政府把许多政治反对派吊死在巴格达广场上的绞刑架上时，当萨达姆公开挑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时，美国人用的是‘残酷无情’一词。”
　　与此同时，1986年底，“伊朗门事件”被曝光，里根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安排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以换取资金介入尼加拉瓜的内部事务，这引起了伊拉克政府的愤怒。1988年7月，美国政府允许一名库尔德反对派领导人访问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一些官员还与他进行了会面，这更进一步加重了萨达姆-侯赛因的愤怒。同时，伊拉克官员大声抱怨说，美国正在给伊朗人提供极具战略意义的军事情报。当伊拉克和伊朗采取措施结束它们之间长达8年的战争时，美国与萨达姆政权之间的关系却走向了一个紧张的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