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上）

第十六章 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上）

国史氏说：我读西方的历史而感叹公党对于国家的好处，是那样伟大。我读国史到宋、明两朝，而感叹私党对国家的毒害，是那样猛烈。那些私党，论他们的 品性不一定是小人，君子也有很多。他们的目的也不一定是寻求禄位，而以辞去禄位为目的的也有，他们所争的，也不一定是政治问题，然而无论从哪种问题出发， 而最终都要牵连到政治上来。他们的党徒也不一定是有意识的结合，然而一旦遇到事，就会兴风作浪，前面有一个对着影子叫的，后面就有跟着声音叫的。总而言之 一句话，意气用事而已。意气胜了，国家的利害就可以置之不顾，这种风气起于王安石执政之前，成于王安石执政之时，而它的高潮是在王安石罢政之后， 宋代是因此而亡的，而它的流毒到了另一个朝代也没有停止。分析它的性质，那么当时新法被阻挠和破坏的原因，就可以看到了。

王安石才执政的时候，第一个弹劾他的实际上是吕诲，那是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的事。现在录下吕诲的上疏来分辨一番：

臣认为大奸似乎是忠良，大诈似乎是诚实，只是要看用他的时机对不对。如少正卯这样的才能，说谎话而坚持是事实，行为怪诞，不接受劝告，自己的错误， 却把它粉饰为好事，记忆力强，学问也渊博，但所知皆丑陋，如果不是孔子圣明，谁能除掉他呢？唐代的卢杞，天下称他为奸邪，唐德宗却不知，最终成为大患。所 以说了解人难，尧舜都受过害。陛下才即位时，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不久召为学士，官吏们都欢庆陛下的明察，提拔有能力的人做他适合做的事。等他坐到高位， 众人就议论不允许，放在秤上，谁也不能以轻重来欺骗。古人说“朝廷上，不是草民百姓能说话的”，说的正是这个。我看参知政事王安石，外表淳朴，内中藏有巧 诈，对上傲慢，阴险残忍，这是人们都知道的。我略说十件事，都是看到的实事，希望皇上从被蒙蔽中醒悟。这里有一句诬陷，万死不避。王安石过去在嘉祐中判纠 察刑狱，因为开封府争鹌鹑公事，理由不当，予以驳回，御史台稍一发文催促，谢恩的话倨傲不恭。之后到仁宗皇帝时，不久王安石丁忧，这事就算罢了。王安石丁 忧丧服满，托病不起，多次诏令他不来，整个英宗朝不做官。就算他有病，陛下即位，也应来朝廷一见，才算稍有一些人臣的礼节。等被任命为江宁府，因为对他自 己方便，才从命，慢上无礼，这是第一件事。王安石任小官，每一次迁转，就不停地躲避不从，在知江宁府时被授予翰林学士，坚决辞谢。先帝临朝，他就有在山林 中隐居的想法，等陛下即位，才有在金銮殿上侍奉皇上的兴致。他为什么前面那么怠慢，而后面那么恭敬呢？见利忘义，难道是他的心思吗？好名想高升，这是他的 第二件事。皇上引见赐对经术之士，讲解先王之道，设置侍讲侍读这样的职位，执经在皇上面前，是为皇上述说，并不是传道。王安石在这个职位，于是坐着讲说， 使皇上的万乘之尊屈于下，而他摆出师长的架子，真是不识上下的礼仪，君臣的名分，何况他本应该明白道德而辅助别人的呢？只是要挟君王自取声名而已，这是他 的第三件事。王安石自从执政，事情无论大小，与同列大臣商议，有时因奏对，自己单独去见皇上，多次求得御批，自己下发，以阻塞同列的议论，正确的都揽在自 己身上，错误的使怨恨指向皇上，感情用事不公道，这是他的第四件事。王安石在纠察司，驳回别人的理由多数不合情理，与法官争论刑名不统一，常怀有怨愤。昨 许遵误断谋杀一案，极力为他主张，妻子谋杀丈夫，审问后意欲为这种罪减刑，挟持感情而损坏法令，用以报私怨。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决定事情，只听到相勾结的 声音。中书省和枢密院研究事情，也都害怕他。徇私报怨，这是他的第五件事。王安石初入翰林，没有听说他举荐过一个人，翰林中的同列，他最赞赏他弟弟王安国 的才能。朝廷给他状元的待遇，王安石还说太薄。主试官判卷时不给王安国优，就被中伤。小恩惠必答谢，一点点私仇也要报复。等他执政，才半年，恃势弄权，无 所不至。从此害怕他的人都曲意听从，依附他的人出卖自己希图仕进，奔走于他的门下，惟恐落后。他个人的死党，现在已经很多了。怙势弄权，这是他的第六件 事。他做宰相没几天，官职的任命就自己做主，凡是被逐放到外地做官的，都是不依附自己的人，还妄言是皇上的意思。如果是这样，就不应是王安石报怨的人。丞 相不写敕令，这是本朝的惯例，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做的。他的用意是显示自己的威风，以惊动朝廷，而现在执政的同列都依顺他，重臣们都回避他，于是他就可以 专横地做任何事。专威害政，这是他的第七件事。凡是在皇上面前奏对，总是放肆强辩。曾经与唐介争论有关谋杀的刑名，导致喧哗，大家否定王安石而肯定唐介。 唐介是忠诚刚直的人，顾大局，不能在口舌上占上风，不幸愤懑，发病而死。从此同列尤其害怕他，即使是丞相也不敢和他较真。任性地评判是非，欺辱同僚，这是 他的第八件事。陛下正要效法唐尧，与九族亲善，奉养亲人关心兄弟，以影响天下风俗。而小人章 辟光提出建议要使岐王迁居到外地，这是离间的罪名，一定是罪不容诛的。皇上有旨意送到中书省，想要判他的罪，王安石坚决抗拒不服从，还进危言以迷惑皇上， 他就是想要离间，于是真造成了那样的结果。他结朋为奸的事已经很明确，这是他的第九件事。现在国家经费方面的会计事务，都在三司，王安石执政，与知枢密的 人一起制置三司条例，军事和财政他都管，所掌握权力的轻重就可以知道了。又举荐三人做事，八人到各路巡行，虽然名为商榷财利，其实是动摇天下。我没有见到 它的利处，先见到了它的害处，这是他的第十件事。我所举的这些猥琐之事，污浊了皇上的耳目，确实害怕皇上欣赏他的才辩，长久倚重亲近，分不清真假，辨不清 邪正，大奸得到势力，那么贤者就会离去，败乱由此而生。我推究王安石的作为，本来没有长远打算，只是务求改革，与人不同。只是修饰自己的言辞，掩饰过失， 蒙蔽皇上欺瞒下面，我很担忧，误天下苍生的，必定是这个人！希望陛下治理天下的大事，还要和众人商议。现在天灾多次出现，人情不和，只有澄清才行，不应当 搅浊。像王安石这样的人久居朝廷，天下肯定没有安定的道理，臣之所以竭诚而言，不考虑横祸，是希望感动皇上，望能判别真伪；况且陛下刚毅果断，对隐藏的一 切都有察觉，应当和贤士们的说法相质对，就知道我所说是否中肯。然而诋毁大臣的罪，我不敢逃避。孤立危险的情况下，我写下这些，是因为职分所在，不说心里 难安。回复奏章 ，请回避怨敌。

吕诲是什么人？就是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1067年）因濮议弹劾韩琦、欧阳修，请求杀欧阳修以谢祖宗的那个人。欧阳修所著濮议，对于他的语 言、状貌、心术，都刻画无余。欧阳修所说扬君之恶以显示自己的善，还不足，何况是以恶名诬陷君子而获取虚名呢？当时的言官们，大都这样认为，而吕诲是他们 的代表。现在就按他所弹劾王安石的话来辩解：吕诲一开始就把卢杞比为王安石，然后才说所疏的十件事，很有点不得已才这样说的意思，而第一件举的是争鹌鹑这 一案。当时王安石所判是否得当，现在全案在史书上查不到，已经无法考证。即使所判不当，也是法官解释法文的错误。法文已经很详细了，况且事情在嘉祐末年， 至此已经六七年了，这难道还不能过去吗？他的第一第二件事，都说王安石养望名声，实际上是怀有营谋官职之心，这本是一件事，而强分为二，目的是要凑够十件 事的数目，已经是很可笑。按他所弹劾的，来看一下事实， 考证治平二年七月，王安石丧服满，英宗召他到朝廷，以至于催了两三次，王安石也有三篇辞谢赴京的三个状，都收在他集中，只是说抱病日久，经不起跋涉，等稍 能支持，再任凭官府驱使，还乞求了一个分司官在江宁府居住，以便休养调理，三个状的意思一样，何尝隐居不出仕呢？因此就说他慢上无礼，吕诲不许人得病吗？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闰三月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还有辞江宁府的状在他的集中，因为病还没有痊愈，何尝有不屑于事英宗而只想事神宗的意思呢？ 王安石自成年到中年，都是因为贫而做官，不认为小官卑贱，所谓隐居山林的想法，他在晚年确实是有，而在此之前不曾有，就是他生平交游往来的书信中，也不曾 流露，更不要说对皇上了。在此之前辞去试馆职，辞集贤校理，辞同修起居注，都有原因，都可在他的集中看到，都能得到考证。到治平四年九月授予翰林学士，从 此不再辞谢，是因为没有必要再推辞了。这之前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授予知制造，本来也没有推辞。知制造与翰林学士，相差有多少？这里说他先前怠慢， 而后恭敬，见利忘义，这文字也太苛刻了吧！他的第三件事因为王安石坐讲，而说他要挟君王而自取名，古代的三公，坐而论道，从汉代到唐代，没有废除过。自从 宋太祖篡夺了周的天下，而范质因为是周的旧相，自己怕有嫌疑，不敢就座，从此沿习为成例。皇上面前，不再有臣下的座位，臣子们开始以奴隶自居，而忘记了是 和天子一同供任天职的。王安石请求恢复坐讲，不只是效法古代，是确实合于道理。像这样就说是要挟君主博取声名，那么唐代以前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臣子了。考证 叶梦得《石林燕语》，说熙宁初传讲官建议恢复坐而讲道，吕申公、王荆公、吴冲卿，同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都赞同申公等言。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王 汾、刘攽、韩忠彦认为讲读官应该为侍，是侍候天子，并不是皇上要向他学习，申公等人的建议就被搁置了。主讲的并不是一个人，为什么只王安石一个被弹劾呢？ 况且那事情已经搁置，为什么还要说他罪不可逃呢？之后的元祐初，程颐为崇政殿讲书，极力请求在殿上坐讲。当时的给事中顾临认为不行，程颐之后就给皇上和太 后上书，说顾临所做不正确，以至有一千五百余字之多。这与王安石前后如出一辙，王安石是要挟君王以取声名，那么程颐难道不是要挟君王自取声名吗？后来《通 鉴纲目》，只记载程颐经筵讲读疏，说是豫养君德，而不提坐讲一事，难道是因为原来吕诲攻击王安石太过，不得不为程颐隐讳吗？况且从此后讲学的人，也没有人 再以坐讲来议论王安石了，难道是因为避程颐的讳，才使王安石免去了罪名吗？宋人对待是非太没有原则了！第四件事是说正确的都揽在自己身上，错误的就把怨恨 都推到君王身上等等，自从新法施行，整个朝廷都把过错归到王安石身上，有恶而无美，有错误而没有正确，如果说把美名都揽到自己身上，不知这时有什么美可以 揽的，吕诲能说出王安石揽得的美名吗？如果说他把怨恨都推在皇帝身上，那么众人所攻击的是新法，所怨恨的是王安石，不知还有什么过失可以使人们怨恨皇帝 的，吕诲也能指出具体的事吗？他的第五件事是登州阿芸的狱案，是从许遵开始议，王安石主持的。即使其中不免有过失，根据他这过错就知道他仁慈，而却说王安 石徇私报怨。试问案中的人，哪一个是王安石所私厚的，谁又是王安石所怨恨的？况且这事是很琐碎的，却叫嚷不停，怎么不怕厌烦呢！第六件事是把王安国的及第 作为王安石的罪责，考证王家人登上进士榜的，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有王贯之，是王安石的从祖；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有王益，是王安石的父 亲；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是王安石；庆历六年有王沆，是王安石的从弟；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有王安仁，是王安石的兄长；嘉祐六年（公元 1061年）有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有王雱，是王安石的儿子。六十年中，祖孙父子兄弟共有七位进士，那么科名也是他家 所固有的，这算什么事，难道必须暗中帮助才能得到吗？王安石的兄弟，在当世都有声名，而王安国与王安石齐名。之前有吴孝宗《上张江东书》，称道王安国的贤 德，想荐举他的人很多。而嘉祐五年，欧阳修有《送平甫下第》诗中有：“自惭知子不能荐，白首胡为侍从官。”则王安国之贤德是可以知道的了。熙宁元年，王安 国由韩绛、邵亢所推荐，召试赐进士及第，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还因此被诬呢？幸亏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先一年成为进士，否则又将为吕诲的弹劾奏章 增加一条资料了！第七件事说王安石专权，真如他所说，似乎有可谈论的地方，然而从宋史中考证，说当时中书授予官职的文书，数日决定下来，皇帝就问王安石， 然而这是出于神宗的意思，不可用“专”来说他。第八件事说唐介被气死的事，考证《宋史》唐介传，说唐介多次与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强辩，而皇上支持他，唐介 不胜愤怒，背上长疽而死，年六十岁。而吕诲说曾与唐介争论刑名，而又是为阿芸的事来说的。人死于病疽，是很平常的；唐介六十而死，尤其平常。唐介曾经和文 彦博因为灯笼锦的事在皇帝面上争论，以至遭到放逐，而没有死；而死于争论有关一个妇人重罪轻判的事，如果确实是这样，则可以说是轻如鸿毛了。因同僚中死了 一人而列为罪状，那谁能没有罪呢？第九件事说章 辟光请岐王居于外等等，自古专制的国家，因兄弟争皇位而导致国家变乱的，史上不断出现，因此后世诸王分封，必定使诸王到外地去，以为与其离得近而苦苦相 逼，不如离得远一些而常保无事。岐王和嘉王，是神宗同母的兄弟，没有比他们更亲热的了。熙宁初，著作佐郎章 辟光请求使他们迁居到外地，这与阴邪小人私下的离间是不同的。神宗想加罪给章 辟光，爱自己的亲人理当如此，王安石独自违背众人的看法，不想给章 辟光加重罪，关键他是作为大臣为国家所谋划；况且岐王和嘉王都是贤王，熙宁以来，岐王多次请求到外地住，表章 呈上就被推却，这是岐王以礼要求自己。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有病。之前二王每天都来问起居，等到降制立延安郡王佣为太子，就不让二王随便进入 了。凭宣仁太后的母子至亲，神宗二十年的友爱，会有什么嫌疑？然而仍然这样，是宣仁皇后以礼来对待二王的。元祐初年，才赐颢亲贤坊与弟对门住，并且下制 说：“先皇帝忠实于兄弟的友情，以恩胜义，不许二王出居在外，如同武王待周公的用意。太皇太后严格遵守朝廷的礼制，以义约束恩，才听从他们的请求，出居于 外宅，使有孔子远其子的用意。二圣不同，而做事的道理相同。”由此来说，章 辟光的请求，符合同归于道的主旨，不能加以重罪的道理就更明确了，而王安石就更没有罪了。他的第十件事是攻击三司条例，开始议论到新法。当时的财政，不能 不整理，而整理财政，必须有一个机关，则条例司就不能不成立，前面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至于派遣使者巡行各路，是先行调查，才立法制，是遵守了为政的次序。 他所派遣的八人中，有像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当时号称为贤者的都在，当初的用心，难道是有意任用小人以败坏天下大事吗？当时均输、保甲、青苗、免 役诸法，还没有施行，荆公之怀抱，尚没有一试，而吕诲凭什么就见到他是误天下苍生的人呢？考证《宋史》吕诲传中说：章 辟光上奏说岐王应迁居外宅，皇太后怒，皇帝下令治章 辟光离间之罪，王安石说无罪，吕诲请求将章 辟光交给狱吏，没有被允许，于是上疏弹劾王安石。吕诲实际上是因为争章 辟光的事没有达到目的，激于意气，而不惜以很严重的言辞来诬告王安石，与之前因争濮仪不随己意，激于意气而不惜去诬告韩琦、欧阳修的事如出一辙。像这样的 人，就算是宽大对待他们，也不免要像孔子那样说他爱好直率却不知礼数，如果严格要求他们，必得像尧帝所说，他的谗巧之说断绝了君子之行，震惊了我们。史书 上说吕诲将要上朝回答皇上的话，司马光在朝房遇到他，悄悄问他“今天要说的是什么事”，吕诲说：“袖中的参文，是新写的。”司马光惊讶地问：“这是大家都 希望得到的人，为什么要评论他呢？”从这里可见当时的贤士大夫，没有一人不相信王安石的为人的，诋毁到王安石私德的，只有吕诲一个人罢了。这与蒋之奇、彭 思永的用帷薄之事诬陷欧阳修没有什么区别，后人没有人能为他申明这一点，我因此不怕费笔墨，辩解如上所述（以上所辩的，一半采自蔡上翔的言论，再加上自己 的内容，因此不再注明，蔡上翔的名字附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