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荆公之用人及交友(2)

由此来看，王安石与吕惠卿开始合作最后分道扬镳，确实是事实，而他们的分离，是因为公事呢，还是私怨呢？还不能知道。根据王安石的信中所说应该是公 事，从史书中来考证，也有可以考证到的地方。王安石刚被罢免后，吕惠卿接任，创立了手实法和鬻祠法，都是害民的政策，不是王安石的想法。王安石重新担任丞 相后就把这些都废除了。吕惠卿敢于搅乱王安石所制订的法令，就是说他背叛王安石也是可以的，然而这是由于他学识不足造成的罢了，还是可以原谅的。而吕惠卿 自己说“反思自己很浅薄”，不知是不是别有所指。还是王安石大度，不与他计较呢？我私下以为吕惠卿当时肯定非常痛恨那些阻挠新法执行的人，想办法惩治他 们，而这些又常被王安石所否定。看一下王安石被罢免后的数月中，很快有了流放郑侠的事，这可以看出了。也因为这个，阻挠者恨吕惠卿，比恨王安石更厉害。又 因为他和王安石之间有矛盾，更授人以口实。于是史家评他的为人，说他猪狗不如。我以为吕惠卿确实不是什么品行才学优良的人，然而私下怀疑纣的错误，也不如 他严重。

（考异十六）《宋史》吕惠卿传中引用司马光的话，说吕惠卿“是变法的谋主，而王安石全力施行”，好像所有的新法，都是由吕惠卿提出的，而王安石不过 是个傀儡。我认为这肯定不是司马光所说的；如果真是司马光所说的，也是荒谬的无稽之谈。王安石的新法，在他的心中酝酿已经很久了，看一看他平时的诗文和上 仁宗书就可以看出。《答吕吉甫书》中说：“整个朝廷中，只有你帮助我”，是说吕惠卿辅助王安石，怎么能说是王安石辅助吕惠卿呢？

（考异十七）《宋史》记王安石和吕惠卿相攻的事很多，那些言辞都很粗俗。如果真像里面所写，那不只是吕惠卿是奸邪之臣，王安石也就成了奸邪之臣。蔡 上翔对此辨析得很全面，这里就不把这些烦琐的内容引用过来了。只看一下《答吕吉甫》这封信，他的品德和度量是何等的宏大。凭王安石的为人，怎么肯做出这些 卑劣的事情呢？读者如果相信王安石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那么读这一封信就足够了；如果还是不信，则我再多说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就不再多说了。

曾布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他辅佐王安石施行新法，功劳与吕惠卿差不多，《宋史》也将他列入《奸臣传》中。我用他传中的文字来考证，看不出说他是奸臣的 原因。当时的那些新法虽说是由王安石拟定的大纲，而编成条目，形成法典，有一半是出于曾布之手。朝廷中的大臣有非难新法的，曾布都一一为他们解释，《文献 通考》中还记载了他的一些事，那么他文理考察周密的才能，和收放自如、深奥广博的论辩，肯定有非常过人之处。在他的传中记述他第一次被召见时，给神宗上 疏，让神宗拿出真诚果断的行动来，让四方都知道君主不可违抗，新法不可欺侮，他这话可算是说到了要害之处，可以弥补王安石的不足之处。他对新法是很用力 的，只有对吕嘉问办市易不得力的事而狠狠地弹劾了他，说相关的官员自己兼并土地，最终也因此而得罪了吕惠卿而被贬出做饶州知州。所说的和而不同，不是这样 吗？司马光执政，下令增加和减少役法，曾布拒绝说：“免役这件事，法令很详细，都是我写的，现在让我自己来改换，从道义上说是不能做的。”他真是不会变通 而又倔强。之后在崇宁年间因为得罪蔡京，蔡京诬陷他受贿赂，让吕嘉问逮捕了他和他的儿子们，刑讯逼供诱使他说自己的罪名，这也是因为曾布不肯依附蔡京的缘 故（以上所说根据的都是《宋史》曾布的传）。凭《宋史》对曾布诋毁得如此严重，以至列他到奸臣中，而记述他的所作所为却是如此，那么他做的其他好事被删除 不记载的，怎么能数得清。那些被指责为奸臣罪状的，不过绍圣年间、建中靖国年间，两次提倡绍述之论罢了。如果说这是“奸”，那么何不把王安石也列入奸臣之 列？我认为曾布是千古正直之士，而他的学识和才华，都足以配得上。曾巩有这样一个弟弟，而王安石得到这样一个人，就像得到夔一样而满足了。王安石的冤情， 数百年来为他昭雪的，尚且有数十人，而曾布的冤情，真如同万古长夜，我必须要把这些说出来！

章 惇也是《宋史》奸臣传中的一名。王安石才开始起用章 惇的时候，他是编修三司条例官，之后让他去平定南北江的蛮族，避开湖南四府的地域。因为有功而得罪，前面的章 节中已经详细论说过这些。元丰三年拜为参知政事，当时王安石已经被罢相。不久因为他父亲冒占民田而被贬出知蔡州。元祐初年驳斥司马光所更改的役法，共有数 千言，司马光的政策施行后，章 惇愤愤地与司马光在门前争辩，史书上称他的言语很混乱，大臣交章 弹劾他，因而被罢免。元祐七、八年间，又多次被谏官所弹劾。哲宗亲政后，起用他为丞相，只以绍述所说作为国家大事。凡是元祐间所更改的法令都恢复了，大兴 党狱，并想追废宣仁太后。哲宗死后，皇太后商议要立的国君，章 惇说：“按礼法律条来说，他的弟弟简王应当册立。”太后说：“我没有儿子，各个王都是神宗的妾所生的儿子。”章 惇又说：“按大小则应当立申王。”太后说：“申王有病，不能够立他。”最后立了端王，这就是宋徽宗。被贬知越州，不久又被贬到潭州，又贬到雷州，最后转到 睦州时死去。章 惇不肯用官爵暗地里照顾亲友，四个儿子参加科举都被录取，只有三儿子章 援曾做校书郎，其他三人都在州县里做官，最终也没有做大官的。《宋史》章 惇的传中所讲大概就是这样。以此来看，足可以让他是奸臣吗？就拿他不肯把官位给自己的亲友一件事来说，他洁身自好的品格已经可以影响世俗了。哲宗死后与太 后争论要立的人，最终也因此被贬出以至于死去。即使他主张所立的简王和申王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像徽宗这样荒淫无道的国君，最终使宋灭亡，这是世世代代 人们所共同看到了。 怎么知道不是章 惇平时观察他这个人不适合做国家的君主而故意阻拦呢？即使不是这样，也不足以加罪给章 惇。如果认为绍述在熙丰年间为奸，那么也是以奸上加奸罢了。他最为世人所诋毁的，莫如驱逐元祐诸大臣和请求废宣仁太后这两件事。请求废除太后确实是有罪， 说到驱逐流放元祐的那些大臣，则又是以元祐间的大臣用来对待熙丰的方法来做的。如果元祐的那些人做的对，那章 惇做的也对；如果章 惇做的不对，那么元祐间的人所做也不对。议论者人肯定要说：元祐的那些人是君子，所以可以驱逐小人；章 惇是小人，所以不可以驱逐君子。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君子和小人是怎么来区分的。如果按私德来论，章 惇的耿直，恐怕是元祐间的那些贤人比起来也是有愧的；如果按政见来论，我没有听说有用政见来判别君子和小人的。攻击新法的人既然可以把奉行新法的人认作小 人，那么奉行新法的人也可以指责攻击新法的人为小人，他们之间能差多少呢？章 惇之所以要报复元祐那些人，而且他的残酷程度确实比元祐那些人更甚。即使这样，也要算一下元祐这些人是怎样报复熙丰年间的大臣的，他们的残酷程度也远远超 过熙丰年间的人？以德报怨，确实是美好的，但这只有那些有高尚品德的人才能做到，怎么能用来要求章 惇呢？再说元祐那些自命为君子的人，他们的品德还达不到这么高，况且是章 惇呢？我认为章 惇有才，只是赌气而已，他是不是奸，那不是我所知道的了。

蔡确以《宋史》他的本传所记载的内容来考查，他确实是个小人。然而王安石主持国事八年，始终没有派他大用，官职最大做到知制诰罢了。所推行的新法，也没有借助他的力量，不能说他是被王安石所用的

王韶王韶的功劳都在前面，《宋史》他的传中严重地诋毁了他，这里没有工夫为他辩白。

熊本熊本的功绩也列在前面，《宋史》他的传中也对他有微词，这里没有工夫为他辩白。

郭逵、赵卨都是王安石所用的边将，在西夏和安南都立有战功，《宋史》对他们也都有微词。以上四个人，都是功劳和过错不能相抵的。自古以来的名将，往往都是这样。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目的是为了成功，这些也不足以当做王安石的错误。

范子渊是王安石起用来兴修水利的人。《宋史》中没有他的传，而《河渠志》中讲述他所建设的内容很详细。他极力主张疏通河道，并能发明一些新的器具用 于水利，可算是一名有才的人。史书上对王安石的政绩，没有不诋毁的，所以说范子渊“迎合取宠”，又说他“其器不可用”，但今天那些陈迹已经湮没很久了，其 中的是非也无法查明了。

薛向唐炯弹劾王安石，说薛向、陈绎、王安石等人颐指气使，与家奴无异。王安石在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曾推举薛向做管理马政，熙宁初年（公元 1068年）又荐举他为江淮发运使，不久又荐举他做了权三司使，对他的信任可以说是非常深厚。而薛向所到之处，政绩卓著，马政和漕运，经过他治理，大大地 去除了长久积累下的弊端。熙河战役，物资转运没有出任何差错。他理财的功绩，可以与刘晏相当，就是《宋史》也很称赞他。王安石能用人，也就是一个例子。只 是奇怪的是，《宋史》在薛向的传中，对王安石多次举荐他的事，一点儿都没有提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用心，是不是不想玷污薛向呢？唉！

陈绎唐坰拿他和薛向放在一起说，也应当是王安石极为信任的人。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1077年）曾知开封府（就像今天的顺天府，是当时的一个 重要职位）。《宋史》中他的传，寥寥几行，只有“论事不避权贵（是神宗评陈绎的话），当政必定摧毁豪强结成的朋党，审理诉讼经常为人平反”三句话，之外则 诋毁他的私人品德，说“他的儿子和儿媳一天晚上一起死于士兵的手里”。又说：“他伪装成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多事的人看他像颜回。”在传的最后说到：“陈 绎迎合人来做事，本来就不值得说。闺门管理不严，丢尽了脸。即使他通晓为官之道，又怎么能用他呢？”据此来推断，那么陈绎肯定是一个操守严正，办事聪敏的 人，古代的好官，政绩可观的很多，史书上都去除了，只说他“装作忠厚老实的样子”，我不知道写史的人凭什么说他是伪装的。他儿子和儿媳的事与他有什么关 系，因此而指责他“丢尽了人，即使他通晓为官之道，又怎么能用他”，自古至今有这样评说人的方法吗？自古至今有这样的史笔吗？重要的是，凡是经由王安石举 荐的人，善良的也会被认定为盗贼，这是全部《宋史》一贯的宗旨。

邓绾邓绾确实是一个反复小人，王安石所提拔的许多人中，他是最不行的一个了，所以王安石虽举荐了他，之后恨他谄媚自己，就自己弹劾自己举荐不当。王安石不掩饰自己的过失，更可以看出来了。而世人说王安石爱听谄媚之言，为什么他做的正相反呢？

许将他是不是王安石举荐的史书中没有明确的文字，而熙宁初年被破格录用，不能不说是王安石提拔的他。欧阳修曾称赞他的文章 风格像王沂公，被选中进士外任期满后，不经考试就任了馆职，与王安石一样，他对名利的淡泊可以看得出。王安石欣赏他，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在做流内铨 的判官时，因为考核汇总官员的名声和政绩而闻名。辽国用二十万大军威胁代州边境，要求割让代州，宋要派使者去，都不敢去，许将慷慨请求前往，当面指责辽使 萧禧，完成使命而返回。他在宴席上大获全胜的功劳，不在富弼之下。他做尚书兵部的判官，整理保甲法，取得卓著成绩。在他知郓州时，百姓没有犯法的，老人们 感叹说：“自从王沂公后五十六年，才见到监狱空了。”他做兵部侍郎，所列的军事策略很全面。等到对西夏用兵，神宗让宦官问他兵马数，许将马上写好呈上去。 第二天问那些权重的大臣们，没有人能说得上来的。到绍圣初年扒司马光的墓，许将进谏制止。由此来看，许将的才能谋略，品德度量，都是很优异的，王安石执政 时破格提拔他，不是没有原因的。而《宋史》在他的传后对他的评论，只说他全力制止扒司马光的墓一件中是可取的，其他的都放在一边，这样判断善恶公平吗？

邓润甫因王安石的举荐而被任命为编修中书户房事，随即被提拔为知谏院知制诰，多次升迁，做到御史中丞。他成为进士后，曾举荐贤良方士之士，召他应试 他不去，王安石是不是欣赏他的淡于名利呢？元丰年末，宋神宗命李宪征西夏，邓润甫进谏，不久就被蔡确所陷害，被贬去知抚州，他也是耿直的人。《宋史》评论 他说：“邓润甫最早称赞绍述的谋略，虽有其他的长处，也不足以看了。”唉！这也和韩绛、元绛、陈绎这些人的传是同一个笔法。 只要一旦奉行新法，有再多的好处也看不到了。王安石所用的人，怎么会不都是小人呢？

王子韶王子韶几乎是一个钻营、追求名利的人，王安石开始任他为制置条例司的属官，后提拔监察御史里行，然而马上被罢免，去知上元县。大概王安石自己感到自己错了。

吴居厚吴居厚虽不是王安石所提拔使用的，却是王安石记录了他的功劳并提拔了他。他开始时做武安节度推官，奉行新法很出力，调查闲田并给了梅山猺。根 据他的功劳，被授以大理丞的职位，后又补司农属。后又授以提举北常平仓，修改役法五十一条。史书上称赞他精于心计，控制审查，收取盈余的利息钱数百万。又 说他到莱芜和利国这两个地方的官属自己铸钱，一年得到十万缗。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1093年）治他的罪。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1097 年），做江淮发运使，疏通支家河以通漕运，楚、海之间的人靠这得利，崇宁年间（公元1102年~1106年）做丞相。史书上称他在政的时间长，没有做过很 大的恶事，一时的聚敛财物，被看做是他最大的污点。现在以《宋史》他的传中所指出的他的罪状来看，他查核闲田给了猺民，是很得招抚之道的；就他冶炼铸钱， 使一国的金融界得利，国和民都得到实惠；他疏通河运，史书上也称赞他。这些都不足以说他“聚敛”。只有他每年收数百万的利息钱，是真的有损于百姓而有利于 政府吗？还是因为他办事适当得法，自然而然得到的结果呢？现在我们无法去猜测。是功还是过，是不好说清的。然而写史的人这样的痛恨他，还说他“没有做过分 的坏事”，那他的为人处事自尊自爱的程度就可以看出了。 既然他能够自爱，又能够这样地理财，那么王安石把他从一名小吏提拔上来，也不算是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