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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紫禁城内外 二 丁巳复辟(2)

据老北京人回忆当时北京街上的情形说:那天早晨,警察忽然叫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没办法,只得用纸糊的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看见的清朝袍褂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人物;报馆出了复辟消息的号外,售价比日报还贵。在这种奇观异景中,到处可以听到报贩叫卖“宣统上谕”的声音:“六个子儿买古董咧!这玩艺过不了几天就变古董,六个大铜子儿买件古董可不贵咧!”

这时前门外有些铺子的生意也大为兴隆。一种是成衣铺,赶制龙旗发卖;一种是估衣铺,清朝袍褂成了刚封了官的遗老们争购的畅销货;另一种是做戏装道具的,纷纷有人去央求用马尾给做假发辫。我还记得,在那些日子里,紫禁城里袍袍褂褂翎翎顶顶,人们脑后都拖着一条辫子。后来讨逆军打进北京城,又到处可以拣到丢弃的真辫子,据说这是张勋的辫子兵为了逃命,剪下来扔掉的。

假如那些进出紫禁城的人,略有一点儿像报贩那样的眼光,能预料到关于辫子和上谕的命运,他们在开头那几天就不会那样地快活了。

那些日子,内务府的人员穿戴特别整齐,人数也特别多(总管内务府大臣特别指示过),因人数仍嫌不够,临时又从候差人员中调去了几位。有一位现在还健在,他回忆说:“那两天咱们这些写字儿的散班很晚,总是写不过来。每天各太妃都赏饭。到赏饭的时候总少不了传话:不叫谢恩了,说各位大人的辛苦,四个宫的主子都知道。”他却不知道,几个太妃正乐得不知如何是好,几乎天天都去神佛面前烧香,根本没有闲工夫来接见他们。

在那些日子里,没有达到政治欲望的王公们,大不高兴。张勋在发动复辟的第二天做出了一个禁止亲贵干政的“上谕”,使他们十分激忿。醇亲王又成了一群贝勒贝子们的中心,要和张勋理论,还要亲自找我做主。陈宝琛听到了消息,忙来嘱咐我说:

“本朝辛亥让国,就是这般王公亲贵干政闹出来的,现在还要闹,真是胡涂已极!皇上万不可答应他们!”

我当然信从了师傅。然而自知孤立的王公们并不死心,整天聚在一起寻找对策。这个对策还没想好,讨逆军已经进了城。这倒成全了他们,让他们摆脱了这次复辟的责任。

陈师傅本来是个最稳重、最有见识的人。在这年年初发生的一件事情上,我对他还是这个看法。那时劳乃宣悄悄地从青岛带来了一封信。发信者的名字已记不得了,只知道是一个德国人,代表德国皇室表示愿意支持清室复辟。劳乃宣认为,这是个极好的机缘,如果再加上德清两皇室结亲,就更有把握。陈师傅对于这件事,极力表示反对,说劳乃宣太荒唐,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即使外国人有这个好意,也不能找到劳乃宣这样的人。谁知从复辟这天起,这个稳重老练的老夫子,竟完全变了。

“触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复辟的第一天,我受过成群的孤臣孽子叩贺,回到毓庆宫,就听见陈师傅这么念叨。他拈着白胡子团儿,老光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一道缝,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兴奋。

然而使我最感到惊奇的,倒不是他的兴奋,也不是他在“亲贵于政”问题上表现出的与王公们的对立(虽然直接冒犯的是我的父亲),而是在处理黎元洪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激烈态度。先是梁鼎芬曾自告奋勇去见黎元洪,劝黎元洪立即让出总统府,不料遭到拒绝,回来忿然告诉了陈宝琛和朱益藩。陈宝琛听了这个消息,和梁鼎芬、朱益藩一齐来到毓庆宫,脸上的笑容完全没有了,露出铁青的颜色,失去了控制地对我说:

“黎元洪竟敢拒绝,拒不受命,请皇上马上踢他自尽吧!”

我吃了一惊,觉得太过分了。

“我刚一复位,就赐黎元洪死,这不像话。国民不是也优待过我吗?”

陈宝琛这是第一次遇到我对他公开的驳斥,但是同仇敌忾竟使他忘掉了一切,他气呼呼地说:“黎元洪岂但不退,还赖在总统府不走。乱臣贼子,元凶大憝,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

后来他见我表示坚决,不敢再坚持,同意让梁鼎芬再去一次总统府,设法劝他那位亲家离开。梁鼎芬还没有去,黎元洪已经抱着总统的印玺,跑到日本公使馆去了。

讨逆军逼近北京城,复辟已成绝望挣扎的时候,陈宝琛和王士珍、张勋商议出了一个最后办法,决定拟一道上谕给张作霖,授他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张作霖当时是奉天督军,对张勋给他一个奉天巡抚是很不满足的。陈师傅对张作霖这时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这个上谕写好了,在用“御宝”时发生了问题,原来印盒的钥匙在我父亲手里。若派人去取就太费时间了,于是,陈师傅当机立断,叫人把印盒上的锁头索性砸开,取出了刻着“法天立道”的“宝”。(这道上谕并未送到张作霖手里,因为带信的张海鹏刚出城就被讨逆军截住了。)我对陈师傅突然变得如此果断大胆,有了深刻的印象。

复辟的开头几天,我每天有一半时间在毓庆宫里。念书是停了,不过师傅们是一定要见的,因为每样事都要听师傅们的指导。其余半天的时间,是看看待发的上谕和“内阁官报”,接受人们的叩拜,或者照旧去欣赏蚂蚁倒窝,叫上驷院①太监把养的骆驼放出来玩玩。这种生活过了不过四五天,宫中掉下了讨逆军飞机的炸弹,局面就完全变了。磕头的不来了,上谕没有了,大多数的议政大臣们没有了影子,纷纷东逃西散,最后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陈宝琛。飞机空袭那天,我正在书房里和老师们说话,听见了飞机声和从来没听见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抖,师傅们也是面无人色。在一片混乱中,太监们簇拥着我赶忙回到养心殿,好像只有睡觉的地方才最安全。太妃们的情形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当时各宫人声噪杂,乱成几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空袭,内战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国空军。如果第一次的防空情形也值得说一下的话,那就是:各人躲到各人的卧室里,把廊子里的竹帘子(即雨搭)全放下来——根据太监和护军的知识,这就是最聪明的措施了。幸亏那次讨逆军的飞机并不是真干,不过是恐吓了一下,只扔下三个尺把长的小炸弹。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里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

①上驷院是内务府管辖的三院之一,管理养牧马驼等事务。顺治初叫御马监,后改为阿登衙门,康熙时才改名上驷院。

给张作霖发出上谕的第二天,紫禁城里听到了迫近的槍炮声,王士珍和陈宝琛都不来了,宫内宫外失掉了一切联系。后来,槍炮声稀疏下来,奏事处太监传来了“护军统领”毓逖禀报的消息:“奏上老爷子,张勋的军队打了胜仗,段祺瑞的军队全败下去了!”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太妃那里。说话之间,外边的槍炮声完全没有了,这一来,个个眉开眼笑,太监们的鬼话都来了,说关老爷骑的赤兔马身上出了汗,可见关帝显圣保过驾,张勋才打败了段祺瑞。我听了,忙到了关老爷那里,摸了摸他那个木雕的坐骑,却是干巴巴的。还有个太监说,今早上,他听见养心殿西暖阁后面有叮叮当当的盔甲声音,这必是关帝去拿那把青龙偃月刀。听了这些话,太妃和我都到钦安殿叩了头。这天晚上大家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一清早,内务府报来了真的消息:“张勋已经逃到荷兰使馆去了!……”

我的父亲和陈师傅在这时出现了。他们的脸色发灰,垂头丧气。我看了他们拟好的退位诏书,又害怕又悲伤,不由得放声大哭。下面就是这个退位诏书:

宣统九年五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前据张勋等奏称,国本动摇,人心思旧,恳请听政等语。朕以幼冲,深居宫禁,民生国计,久未与闻。我孝定景皇后逊政恤民,深仁至德,仰念遗训,本无丝毫私天下之心,惟据以救国救民为词,故不得已而九如所

请,临朝听政。乃昨又据张勋奏陈,各省纷纷称兵,是又将以政权之争致开兵衅。年来我民疾苦,己如火热水深,何堪再罹干戈重兹困累。言念及此,辗转难安。朕断不肯私此政权,而使生灵有涂炭之虞,致负孝定景皇后之盛德。著王士珍会同徐世昌,迅速通牒段祺瑞,商办一切交接善后事宜,以靖人心,而弭兵祸。

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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