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一个球砸到三个总统

5、一个球砸到三个总统

我第一次去达沃斯是2001年，那个机会很特别。之前我采访过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他问我：“你今年多大？”我含糊作答：“不到30岁。”施瓦布先生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继续追问：“到底是二十几呢？”我只好实话实说：“24岁。”没想到他很高兴地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想做事的年轻人！我会亲自提名你竞争‘全球明日一精一英’（GlobalLeaderforTomorrow）。”于是那年冬天，我来到冰雪小镇达沃斯，开始了11年的达沃斯生涯。

我在达沃斯有过多重身份：世界青年领袖评审委员会委员、达沃斯全球事务理事会（GlobalAgendaCouncil）理事、媒体理事会理事、论坛会议的主持人之一。每年，我们列出一个名单，在世界范围内遴选百余位优秀人才，作为达沃斯青年后备力量。至于达沃斯全球事务理事会，则是一个研究世界发展趋势的机构。每一位理事通过电话、邮件、网上社区进行讨论，确定每年达沃斯经济论坛的议题。这些议题往往存在于当前的视线之外，具有一定前瞻性，，有心人能够从这里更清晰地看出世界未来的走势。

电视里的达沃斯，是一个美丽素净的冰雪王国，天地洁白的童话小镇，所以这个地方在人们心中总有一种“传说中的色彩”。事实却没有这么美好浪漫，每到年会，正是达沃斯最冷的时节，雪大路滑，每年都有人摔倒受伤，但第二年仍然乐此不疲。

对于重要的国际会议，location（地点）的选择很重要。达沃斯地处山区，与世隔绝，进去一趟不容易，出来一趟也不容易。所以人们一旦进去了就不想再挪窝，踏踏实实住上三天，把各种会议开完了再走。想象一下，如果下一次论坛转战巴黎或纽约，得有多少人中途开溜啊。正因来亦难，走亦难，达沃斯的硬件设施也就不那么讲究，反正你别无选择。

小镇上星级酒店只有寥寥数家，早已被各国政要包下来，像比尔?盖茨这样不可或缺的角色，据说已经向酒店预交了未来十年的订金。所以我们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能订上一家与“如家”档次相当的，已实属万幸。

记得有一年和同事一起去达沃斯，我们花大价钱订下一个房间，进门一看，屋里空荡荡的，除了两个柜子什么也没有。我想这大概是客厅，随意感慨道：“不错啊，还是个套间！”可是继续往里走，并没有发现卧室的存在。睡在哪儿呢？难道是打地铺？我打开柜子寻找被褥，却惊喜地发现科技以人为本，柜子里竟有一张折叠床，稍微用力一压就可以放下来，不需要的时候拉一下，它又自动弹回柜子里。

达沃斯酒店房间里的电视机都很小，大小跟iPad差不多，好在还是彩色的。而且跟我的很多同事相比，柜子里有张折叠床已经相当不错。我们一位同事在微博上分享了今年他在达沃斯的住处——一个地下篮球场改装的简易房，躺在床上，头顶正上方便是一个挂在墙上的篮球架。

过去很多年间，中国人在达沃斯论坛上总感觉自己是个打酱油的围观者。第一，这种西方人主导的游戏规则会令很多人不舒服；第二，达沃斯论坛不允许带太多随行人员，突然没有了前呼后拥的风光，还要忍受简陋的食宿条件，很多人不习惯。第三，英语是达沃斯的通用语言，而且重要的私人会晤不可能带翻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面对面直接交流，如果你的英文不够好，也会有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我因为工作关系，算得上参加达沃斯论坛次数最多的中国人之一。很多人表示不解，不好好在国内待着，去达沃斯凑什么热闹？人家也未见得爱带你玩儿。

原因很简单：那里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言论集散地，如果中国人不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有其他对你不利的声音和观点冒出来，左右别人对你的看法，严重影响你在世界上的声誉。

2010年，在我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议题首次进入达沃斯论坛的官方议程，中国主动参与议程设置、议题选择，在嘉宾的取舍方面有一半的发言权，这意味着中国的软实力也在日益提升。为了争取这一块自己的阵地，我们奋斗了十年。

一次在天津举办的达沃斯夏季论坛上，施瓦布主席握着我的手说：“成钢，十年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我们世界经济论坛为数不多的中国朋友之一。论坛在中国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和你的贡献分不开。”他的这些话，是对我十年达沃斯生涯最好的鼓励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