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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的使命是什么?

1405年至1433年,郑和受明成祖朱棣及明宣宗朱瞻基的派遣,先后7次率领舟师,乘风破浪,扬帆远航,途中经历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郑和下西洋,这在明初被传为一时“盛事”,且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空前的刨举。郑和不辞辛劳,出没风波,屡下西洋,往返再三,究竟负有何种神秘的使命?

《明史。郑和传》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由此看来,明史的纂修者,把到海外跟踪询查惠帝,看作是郑和出使的主要目的,而沿途炫耀武威,则是附带的行为。传中所说的惠帝,即朱元璋长孙建文帝朱允奭.建文帝登极之初,鉴于诸王兵权过重,尾大不掉,曾决心进行削藩。

当时燕王朱棣公开反叛,以“清君侧”为理由起兵北平,号称“靖难”。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有传说他已逃亡海外,若果真如此,那岂不是祸根!因此朱棣遣郑和出洋追查,以绝后患。《明史》的说法,以后修史者多有因陈,就是解放后出版的著述,完全承袭此说的也不乏其例,如许立群在《中国史话。三保太监下西洋》一节中写道:“永乐皇帝(朱棣)派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因为永乐篡了建文帝的帝位之后,建文帝失踪了,永乐皇帝怕他逃到国外,将来回来复辟,所以派人去找他。”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说郑和下西洋的用意是“以探寻朱允奭踪迹为首”。

然而,建文帝是否逃亡海外,却还是悬案一桩。永乐年间修撰《明太祖实录》,据载当朱棣的燕兵攻入南京金川门时,建文帝纵火焚宫,已死于宫火。清初开馆修《明史》,史馆诸臣对建文自焚的问题看法不一,雍正元年王鸿绪进呈《明史稿》,史稿之首有《史例议》一册,论定建文帝必以焚死的内容竟占此册的一半,若确如王氏之言,则寻找建文的说法就成了空中楼阁,于是史家们便试图从其他方面,解释郑和下西洋的原因。

近人梁启超据“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一语,在其《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书中指出,朱棣雄主野心,想通过扬威的壮举,达到震慑与笼络海外诸国来朝受封的目的,其实只不过是“聊以自娱”罢了。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史》甚至干脆把下西洋的动机说是“耀兵异域”,别无他意。

与以上两说不同,韩振华的《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载《厦门大学报》1958年第1期)、陈得芝的《试论郑和下西洋的双重任务》(载《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3期)、剪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的《中国古代史常识。明清部分》等著述则认为,郑和下西洋,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经济意图。朱棣以燕王身分凭武力强占了侄儿允炆的帝位,自知“夺嫡”声名不佳,遣使出洋炫武异域,使万国来朝,并安抚或镇压那些逃居沿海岛屿和海外的不愿与他合作的臣民,自然不失为提高国际威望和巩固统治的积极措施,另一方面还可打开一条通往西洋诸国的海上航道,扩大明朝官方的对外贸易市场,用中国一精一湛的瓷器、绞罗绸缎等手工业品,去换取外国的香料补药、奇珍异宝,以满足王公贵族的奢侈享用,这从郑和统率的船队被称为“宝船”或“西洋取宝船”,即可得到证明。不过也有人认为,郑和一再远航,又是出于建立广泛的国际友好关系,瓦解朱允奭残余势力的政治需要;或说主要是为扩大对外贸易、借此增加财源的经济目的。前者见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中册)、冯尔康的《郑和下西洋的再认识》(载《南开史学》1980年第2期);后者见于田培栋的《明朝前期海外贸易研究——兼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载《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

还有些人说,郑和七下西洋,其使命应随时间推移而有所不同。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认为,15世纪初,帖木儿帝国崛起于中西亚,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帖木儿调兵数十万准备东征中国,但于永乐三年(1405年)二月死于途中,所以同年六月朱棣遣郑和第一次出使,“大概是想联络印度等国抄袭贴木儿帝国的后方,牵制它东侵”,后6次则是为了“寻求通西方的航路和达到通商的目的”。李光壁的《明朝史略》虽同意郑和后6次的使命如尚钺所述,但又指出第一次则带有扩大贸易、提高“威望”、联络印度等国的三重任务。郑鹤声、郑一钧在《郑和下西洋简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1期)中认为,郑和前3次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和东南亚,南亚沿海诸国建立一种国际和平局势,附带解决“疑惠帝亡海外”的问题,后4次则主要是向南亚以西,继续向未知世界前进,通过开辟新的航路,让从来不通中国的海外远国“宾服中国”。以上各家之言,无不持之有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哪一种说法才符合历史的真相呢?

(吴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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