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臣于成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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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当时的福建正值耿精忠之乱，台湾的郑经也时常兵犯漳、泉等郡，局势动荡，连年用兵，又连兴大狱，“民以通海获罪，株连数千人”。于成龙说：此事关系到众多百姓身家性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难道因为大狱已成，就可以不必审慎地复核了吗？经其详查，通海案所牵连的多半为无辜平民，应予省释。他立即禀告当时主管兵事的康亲王杰书，将关押之民尽行释放。每遇疑案，他必令详细审讯、反复核查，务期明允。经他清理，案无沉积，狱无淹滞，“所生全以千计”。福建巡抚吴兴祚上奏朝廷说：“成龙执法决狱，不徇情面，屡伸冤狱，案牍无停。不滥置一词，不轻差一役……屏绝所属馈送，性甘淡泊，吏畏民怀，为闽省廉能第一。”

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被看作是包公式的人物。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他处理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因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有关于他的故事。

其中一个故事说，有一次于成龙外出去邻县办事，见两个人用床抬着病人，病人全身上下捂得严严实实，看不清脸面，只能看到枕上的青丝和发辔上插的凤簪。有三四个健壮的男子跟在旁边，不时用手掖被子，像是怕进风的样子。他们抬一会儿歇一歇，又换另外两个人继续抬。这本来看似平常的场面却引起了于成龙的注意。他让差役去过问，对方答因妹妹病危，将她抬回丈夫家。于成龙走出二三里后，急命差役悄悄返回，看他们把人抬到什么地方。差役奉命尾随，看到那一行人到了一户农家，有两个男子把他们迎了进去。于成龙听了汇报后问邻县的县令：“最近城里有没有劫匪？”对方急忙矢口否认。于成龙住进馆驿后，又派家人细细访查，果然当地有一富户遭抢掠并被杀害。于成龙忙传唤富户之子询问究竟，那个年青人不敢说实情。于成龙说：“我已经把那强盗抓住了。”富翁之子才“顿首哀泣，求为死者雪恨”。于成龙就去见邻县的县令说明情况，派差役到那户农家抓来8个人，经审问，对方供认不讳，又问那个病妇人是谁，他们供称是妓女，几个人串通一气，以送病人为掩护，将金银财宝放在床上抬到住处瓜分。

众人问于成龙何以知之，于成龙说，第一，少妇躺在床上，哪有把脸盖起来的？第二，他们轮换着抬床，说明床上之物甚重，又用手捂着被子，说明其中必定藏着什么东西；第三，如果确是少妇病危，迎接者必定有妇人。现在只见到男子，而且并不惊问一声，因此知道肯定是盗贼无疑了。众人叹服。

以文吏而擅武略于成龙是文官，而他却屡建武功，这也是令人称奇的。

康熙十二年(1673)冬，吴三桂叛于云南，挥师北上，接连攻陷湖南诸州县，兵锋直逼岳、荆等州。吴三桂军进据湖广后，到处散布伪札，煽惑州县人民。麻城、大冶、黄冈、黄安等地各山寨都反叛响应，黄州人黄金龙占据兴宁一带深山作乱，麻城人刘君孚结党呼应。他们拥数千人马，于曹家河一战大败官军，势力日盛。

巡抚张朝珍深知于成龙素为黄州百姓所信服，在当地很有威望，于是派他前往招抚。于成龙说：“黄州的叛贼占据险要，凶悍善斗，仓促之间难以取胜。您如果一定要将此事委托于我，那么必须使我有能够见机行事、临时处断之权，否则我不敢受命。”张闻其言大喜，说：“君能任事，吾何忧？剿抚一听君。”问需多少兵马，成龙答：“兵不足用，得所习数人足矣。”于成龙侦知刘君孚等虽叛，但众心未齐，还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于是兼程赶路，在距叛军营寨十里左右的地方止宿，张榜示民，凡胁从者许自首免罪，如“三日不出，以从贼论”。数日内，前来投诚者数以千计，敌势遂为之瓦解，余众龟缩寨中不敢出动。于成龙乘势命当地乡老宣谕刘君孚部众，凡降者可以免死。他“自骑一骡，一人张盖，一人鸣锣前导”，直闯敌寨。叛军平素即十分畏惧于成龙，刘君孚等见他闯来，仓惶间藏匿山后。众叛军手执弓弩鸟枪夹道林立，于成龙视若无睹，镇定自若，只管鞭骡直前，入寨升堂而坐。诸叛卒为他的气势所震慑，纷纷拜伏在地。于成龙命人脱靴，取水来饮，一会儿便径自睡去，鼾声如雷。醒来便骂道：“君孚老奴，何不出？敢慢客耶！”刘君孚本是于成龙手下旧人，素推服其威信，见于成龙此来并无恶意，遂自出叩头谢罪。于成龙乃“尽降其众数千”，并将他们“分立区保，籍其勇者，督令进讨”，又擒斩了黄金龙等叛乱头目。

后来叛贼再度蜂起：何士荣反于永宁乡，陈鼎业叛于阳逻，石陂有刘启业，泉畈有周铁爪、鲍世庸。他们各自纠众数千，聚啸东山，时号“东山贼”。当时湖北各镇驻军皆奉调前往湖南征剿吴三桂叛军，于成龙所在的黄州也不例外。当时州中仅余吏民寥寥数百人，人心惶惶。有人建议放弃黄州，退保麻城。于成龙认为此议断不可行，因为黄州为战略要地，如果放弃黄州，“荆、岳且瓦解”。他表示自己誓死不离黄州，并率领黄冈知县李继政、千总李茂昇等，募集乡勇两千人。于成龙分析敌情后认为，叛贼虽有多股而皆以何士荣为首，若先击破他，其余叛军自然望风披靡，于是集中兵力首先对付何士荣部。何士荣率部自牧马崖兵分两路，数次夹击乡勇。于成龙身穿旧绒衣，匹马仗剑，当营门立，从容指挥：命千总罗登云率千余众抵御东路之敌；自己率众抗击西路，以武举张尚圣攻右翼，千总吴之兰攻左翼，而自己直冲敌阵之中坚。双方展开激战，炮火密集，声如爆豆，吴之兰不幸中弹身亡。部下劝于成龙稍事躲避，他大声呵斥道：“今我死日也，敢言退者斩！”乃策马直前，奋勇杀敌，战火燎着了胡须也不为所动。士卒也都浴血苦战，终于生擒何士荣等头目，大败叛军。于成龙乘胜追击，又击溃石陂、白水诸敌，“东山大定”。

于成龙此次平叛从出师到告捷，仅用了短短24天，而且是“以乡民数千，破贼数万，不费公家粒粟，不烦师旅，徒手奋身，摧锋陷坚”，大奏奇功。因此，史书上评价于成龙“以文吏而擅武略，屡著奇勋”，是十分中肯的，也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整肃吏治，举荐贤能于成龙对清代官场吏治的腐败有清醒的认识，因而总是尽自己的所能逐项予以革除。康熙十九年，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严戒州县官私加火耗银馈送上官。这里对火耗银稍作解释。自明代起，官府将从民间征收赋税所得之细碎银两重新熔铸为一定重量的银锭，上缴国库，而把熔铸时的损耗部分称为火耗，，亦称火耗银，由纳税者承担。清代沿之。清初有的地方火耗高达正赋的百分之五十，甚至将解运往返之费也摊入其中。这些费用主要用于官吏“分肥”和馈送上官。于成龙为此特地颁布了一个《严禁火耗谕》，严禁额外多收火耗，指出：“凡各州县，务须洗心涤虑，痛除积习，毋额外以横征，毋恣意以朘(juān)削。”并且质问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员：“民力难支，又安忍于正供之外，敲鸠形鹄(hú)面之骨，吸卖儿鬻女之髓，遂一身一家之欲！”十二月，惩处了私自多收火耗、侵吞赈灾银两的青县知县赵履谦。他还经常单骑私访，遇有不法者则立予严惩。从此，“盗以息，民以安”，“滹沱(hūtuó)、易水之间，洋洋乎颂声作矣”。

康熙二十年(1681)十二月，康熙考虑到江南财赋重地，必得清廉能臣前往料理，方能澄清吏治、有益民生，遂特旨授于成龙两江总督。于成龙对好友说：“江左承八代之余，习尚浮靡，奸弊牢不可破。天子命我，我必思所以易之。”江南人听说“于青天”将至，心甚畏之。那些历来习尚奢侈的世家大族都“减舆从，毁丹垩，婚嫁不用音乐”；民间人人争穿布衣，布价因之骤贵；贪墨之吏纷纷落职而去，豪强猾胥率家远避。

于成龙深知“州县各官厉民积弊，处处皆然，而江南尤甚”，为痛加革除，乃手订《示亲民官自省六戒》，提出了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这六条戒律，使州县基层官员“朝夕观省，自为猛惕”，并要求他们“虽自己足食，当思民之无食者；自己披衣，亦当思民之无衣者”；若“无功于国，无德于民”而终日华衣美食，则虽身居官长，实与盗贼无异。紧接着，他又颁布了《兴利除弊条约》，要求各级官员“尽行痛革”种种积弊：严禁滥加火耗和私派，严禁馈送，访拿衙蠹(dù)和地痞、流氓，严禁滥差衙门差役，严禁随便捕人入狱和私刑拷问，严禁包揽词讼、牟取奸利，禁止向行户摊派取索，禁止奢靡逸游，等等。于成龙以身作则，严正声明：“本部院下车，清介自持，誓不受属员一毫馈送。尔司道厅府州县，务期共相砥砺，痛绝馈送。”

江南大省，政务繁多，于成龙寝食为废。总督衙门重门洞开，禀事官员可以直入其寝室，毫无阻挡。他还时常轻车简从，走访民间，问询疾苦，察吏安民。行为不端之人，“遇白须伟貌者，群相指自慑”，颇感胆战心惊。几个月间，兴利除弊，政化大行。

于成龙为官20余年，多次向朝廷举荐贤能官员，如：通州知州于成龙，经他荐举得升补江宁知府；江苏布政使丁思孔“历任既久，参罚因多”，于成龙疏请康熙在其入觐时“亲赐咨访，破格擢(zhuó)用”。丁思孔因得“准为卓异”，不久擢升偏沅巡抚。

于成龙为官清正，不徇私情，不事逢迎，因而为一些权贵所忌，尤其与权相明珠不协。于成龙晚年曾遭弹劾受到降级处分。于成龙病逝之日，讣告至京，康熙谕旨命开复其所降五级，祭葬如礼，谥号“清端”，并赐予御制碑文，以示褒奖。说到底，评价一个官吏好坏的最终标准还是民心向背。俗话说，百姓心中有杆秤。于成龙辞世的消息传开后，江南百姓“皆巷哭罢市，家绘像以祀之”；归葬之日，江南士民数万人，步行相送20里。于成龙真不愧为清代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清官廉吏，堪与宋之包拯、明之海瑞相媲美。

第02臣 于成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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