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第2章 列强刺激 太后玩火 端王窃政 群运

2.1民可用，一团一 应抚，匪必剿

发生在二十世纪的第一年，庚子、一九〇〇年的“义和一团一 ”之乱，从星星之火烧成燎原之势，实在是与当时山东巡抚毓贤的三原则分不开的。前文已偶及之，毓贤的三原则是：“民可用，一团一 应抚，匪必剿”。老实说这三个原则本没有错，错的是他把抽象的原则化为具体的运用，不得其当，就要出毛病了。

就以“民可用”这一条来说吧！当年由于列强对中国所作的赤裸裸的侵略——尤其德国人在山东，俄国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已激起中国全民的公愤。

德国人在山东以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已无理已极，而德皇为皇弟海因利盍亲王（AdmiralPrinceHeinrich）率远东舰队远征中国，在汉堡所作之送行训辞，什么：“shouldanyoneessaytodetractfromourjustrightsortoinjureus,thenupandathimwithyourmailedfirst”（原文英译载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伦教观察报》（LondonSpectator）。那时我方奔走一交一 涉的大员之一的翁同龢，在其口记上译为“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德皇这一“挥拳”演说，那时是腾笑欧美的。世人固对德皇之横蛮，嗤之以鼻，而对我华人之不争气，也是怜而鄙之。此事当时对我国我民之刺激，亦至深且痛。斯时在巴黎冷眼旁观之法国史家柯利厄（HenriCordier），便认为这种德国佬加于华民之刺激“纵非义和一团一 兴起的全部原因，也是主因之一”。（见柯著《中西关系史》，卷三，页三六五。转引自摩尔斯《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卷三，页一一一。）

至于德军当时在山东之横行，更是笔难尽述。当地百姓如对若辈稍事抵抗，动辄全村被焚，老幼难逃。某次在鲁东日照县，为一极小的民教冲突，在当地仕绅出面试行调解之时，五位在场仕绅竟被德军强掳而去，送至青岛拘留所，勒令执行极无理之要求。似此绑票勒索之行为，使在一旁观察之美国外一交一 官，亦为之忿忿不平而报请华府留意。（见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致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书。载国务院“外一交一 档”，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

俄国在中国东北所犯的罪恶，就更是罄竹难书了。一八九九年三月某日，俄人自旅顺港违反条约，侵入中国境内征收地税。当地农民召集群众大会并缮具申请书，请求免征，态度极为和平恭顺，而俄军竟突然对群众开槍，当场便打死农民和老弱妇孺九十四人，伤一百二十三人。（据西文《北华捷报》记者的专栏报导。）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当俄军于黑龙一江一 畔的诲兰泡（俄名“布拉戈维申斯克”）开始越境时，华军稍事抵抗，俄军便一举将两岸华民男女老幼六千人，悉数屠一杀 ，弃一尸一江一 中，一江一 为之塞。此一屠一杀 ，中国政府虽末敢澡究，欧美媒体却向莫斯科提出抗议，而沙皇政府竟声言是边远驻军擅杀，俄皇鞭长莫及，无能为力，搪塞了事。（见ArthurH.Smith著（震撼中之中国（ChinainConvulsion），一九〇一年英国爱丁堡出版，第二册，页六〇七。）其后俄人在“一江一 东六十四屯”一带和其它城市中的烧杀，据各方报导，死伤华人二十余万，本篇也就无法详加叙述了。（见李文海等编《义和一团一 运动史事要录》，一九八六年济南出版，页二九七。）

以上所记只是根据西方官员和记者零星的报导，并非受害华人的夸大。当时如作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则入侵者之残暴，就更是罄竹难书了。笔者不学，曾就清末民初各种中外冲突中，双方的死伤数字略作比较，所得比率大概可说是一千比一。换言之，在中外冲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殒命，无辜华民就要以千命“相陪”（不是相赔）。如曹州教案中有德国传教士二人被杀，德人借口入侵时被杀之华人，加上中国官府在洋人要挟之下所杀戮之华民，以及民教冲突所造成的死伤，即不下数千人。——假如鬼神之说真有可信，以数千枉死寃魂，在耶稣之侧、上帝之前，与在曹州殉道的两位神父的幽灵，同时出现，互控寃情，在此情况之下，上帝和耶稣又何择何从呢？

不幸的是，在类似情况之下惨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扬天下，垂誉后世；但是陪他们一道丧命的数千名华人包括妇孺，那就死得虫蚁之不如了。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件惨事；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在那庚子年间，死掉任何一个洋人，都是个惊天动地的“惨事”；死掉千万个华民，甚至连“统计数字”也没有一个。但是中国人究竟不是个麻木的民族。在那千万家披麻戴孝的寡一妇 孤儿的哭声里，稍有良心的血性男儿，都会拔刀而起和敌人拚命的，这就叫做“民愤”。在全国人民都感到国亡无日，都要和入侵者舍命一拚，这就叫做“民气”。这股民气，笔者这一辈在“《年抗战”的日子里，都是亲身卷入、亲身体验的。老实说，《年抗战就是当年全国人民以血肉之躯与不可一世的入侵强寇，死命纠缠，拚过来的。

朋友，在那庚子年间，八国入侵的时候，全国同胞国亡无日的感觉，实数倍于抗战前夕的一寇独来，尤其是在情况最紧迫的山东和东北。所以该两地区民气最激昂，义和一团一 也滋长得最快。毓贤这个好杀成性的地方官，他也深深地体验到这种同仇敌忾的民愤，而感觉“民可用”。他觉得与其杀民媚洋，何如“用”民来除教灭洋呢？毓贤这一心态，事实上是与当时西后以下，那一批在戊戌以后突然掌权而又颛顼无知的满人小贵族的心态，如出一辙。他们但知民气可用，要“用”它来“扶清”。他们怎知甲午、戊戌之后的腐烂朝廷，已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以它来“灭洋”，则洋又岂是气功师徒“刀槍不入”所能“灭”掉的？

对民气但知其有而不知其用；激起了民气，又没个安全塞可保安全，那就非爆炸不可了。义和一团一 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无数次锅炉大爆炸中的一次。

2.2只能造反，不能保皇

再者，毓贤究竞是个非科甲出身而一习一 于杀人的莽汉。下棋不看第二步；为政不作三思，因此他的“一团一 应抚、匪必剿”的原则，应用起来，也漏洞百出。

山东那时是处于王朝末季的黄巾、赤眉时代。饥民遍地、盗匪如毛、邪门盈野。毓贤最初的办法是以杀止乱。但是他纵是个嗜杀的屠夫——他有一个月杀五百人，一任杀五千人的纪录——也杀不胜杀。最后改杀为抚。他抚的办法是化零为整、招匪入一团一 （民一团一 ）。他纵容，甚或授意，乃至干脆鼓励和认可，并发下“毓”字大旗，由徒弟众多、能呼风唤雨的大邪门，并吞那些只有低级气功，组织能力欠缺，而良莠下齐的小邪门，划一名号，整齐服色，统名之日“义和一团一 ”，以示这些组织是由他巡抚衙门认可的私办民一团一 。

这种以大吃小、化零为整，组织并统一指挥起义农民的办法，原不是毓贤所发明的——那是我们的国宝。试翻我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且看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洪、杨乃至我们亲眼看见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成长和扩大，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毓贤所搞的与上述情况有个基本上的不同。上述诸大家都是搞革命，造反，以“打天下”为号召的。毓贤统一组织他们的目的却是“招安”，为大清王朝“保天下”。这样就变成抱薪救火了。

第一，毓贤无法真正把“义和一团一 ”化为“民一团一 ”。农民起义的造反大军，“裹胁”一起来是愈大愈好；官办民一团一 的容量，那就有限了。再者造反打天下搞革命，是泄民坟、主正义的义士之行，士气极高。保卫腐烂王朝，肋纣为虐，那就义士却步，智者不为了。所以义和一团一 运动在山东始终未能步入正轨。它不是个正正堂堂的群众爱国运动，而是以烧香念咒，或问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师为主导，终于走火入魔的工农兵运动。——它缺少个“伟大、光荣、正确”而成熟的革命一党一 从中指导和策画，因此它搞起“扶清灭洋”、“烧教堂、杀教士”，就变成红卫兵式的打砸抢，乱来一泡了。但是红卫兵究竟还要听命于一个老谋深算，也可说是老奸巨猾的“最高指示”：最后在军一警环伺之下，偃旗息鼓，去农村下放学习 。义和一团一 没个最高指示，在军一警也都相率入一团一 之俊，连“老佛爷”也失去控制，使它真的变成了“拳匪作乱”。发展至此，连老太后也只奸丢掉“盆底鞋”，梳上“粑粑头”，化装农妇，逃之夭夭。“拳匪造反”（boxerrebellion）就只有靠洋兵来“助剿”了。——“拳匪造反”原是李鸿章替慈禧推卸战犯责任的外一交一 辞令（见下篇）。

所以毓贤的“匪必剿”的原则也出了大毛病。他不知道“匪”是饥民的化身。饥民在被“剿”得走投无路之时，便入“一团一 ”受“抚”。受抚之后还是没饭吃，那就继续为匪，终于良莠难分、一团一 匪并存。加以毓巡抚对教民有成见，又没有办外事的经验，不知洋人之可怕；而教民教士与洋公使又恃强欺人。民教冲突中，不论屁大小事，往往都要劳动位同总督巡抚的“主教”甚至更高的“公使”（在对一华 文书上自称“本大臣”），来向中国朝廷和地方，加油加醋，甚或无中生有，抗议恐吓。弄得中国官方不胜其烦。巡抚衙门仅为教案一项便案卷如山（原档至今仍满筐满篓），忙不开一交一 。毓贤一怒乃干脆告其属下府县官吏，把教民控告、教士抗议当成“耳边风”，“当成废纸”。（见李宏生着《毓贤与山东义和一团一 》等多不胜数的第一、二手史料。）

但是毓贤并没有忽视他自己标准中的“一团一 ”、“匪”之别。义和一团一 中如有不良 分子对教民杀人绑票，他也绳之以法，大量诛戮。事实上义和一团一 在山东早期最有名的大师兄朱红灯，和遍身气功的本明和尚，就是因为枉杀教民、窃取财货，被毓贤捕杀的。——有些后世史家对事实未加深究，竟把朱红灯与本明之死划在袁世凯帐上，实为误入。然毓贤既有其“耳边风”、“当废纸”一类的指示，则抢匪多劫教民；下级官吏时予纵容，也是事实。这样就要引起洋人严重的抗议了。果然在一八九九年冬季美国公使康格（EdwinH.Conger）乃向北京总理衙门连续抗议，要求中国政府把毓贤撤职。总理衙门不敢开罪康格，乃于是年十二月五日奏请太后把毓贤“开缺”，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并率其新建陆军一万一千人入鲁镇抚。毓去袁来，义和一团一 运动便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山东转入直隶（今河北省）和京津地区了。

2.3毓贤和袁世凯的正反两面

毓贤原是慈禧的一宠一 臣，他在山东的所作所为都是太后所嘉许的，如今受洋人胁迫去职，慈禧亦为之不平。所以毓贤奉旨回京觐见时，太后竟颁赏亲书“福”字以为鼓励，并随即调任山西巡抚。毓贤既受此洋人鸟气，又蒙太后赏识，他一到山西对除教减洋真的就毫无顾忌，大干起来了，甚至不惜亲自操刀去砍掉洋人脑袋。可是这时在山东接任毓贤遗缺的袁世凯，其作风却正是毓贤的反面。

袁世凯是一位比毓贤更为老辣而干练的官僚。甲午战前他在朝鲜即有十年以上办外事的经验。如今虽手握重兵，他知道洋人还是得罪不得的。为着传教等等皮毛小事而开罪洋人，更是得不偿失，亦无此必要。再者义和华民也下只是反教闹教了事，他们是逢洋必反的短视群众。袁氏所统率的“新建陆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现代化的武装部队，在时人的眼光里也是一支洋部队——穿洋服、上洋操、吹洋号、用洋槍、抽洋烟、用洋油、点洋灯……无一不洋。如今扶清学洋之不暇，怎能逢洋必灭呢，可是那时山东省内的工农兵群众在洋人和教民的刺激之下，和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位巡抚的暗地鼓励之中，不但反对筑铁路、开煤矿、办学堂、开报馆，并且要砸海关、拔电杆、封邮局……，所以袁世凯一来就要扭转这项落后反动的群众行为了。袁氏尤其认为义和拳民的画符念咒、刀槍不入的迷信是邪教惑众，断难扶清灭洋。因此他对“义和拳匪”就主张全面镇压。这时在他军中以候补知府衔实任“营官”的胞兄袁世敦，其剿灭“拳匪”的意志似比乃弟更为积极。所以在他兄弟于一八九九年冬领兵入鲁时，世敦衔老弟之命，对义和一团一 民大开杀戒，认真剃办。其后不久，山东的义和一团一 就被袁世凯肃清了。

2.4慈禧太后也有个四人帮

可是袁氏兄弟在山东的行为却有反于当时北京城内的政治气候。——这时满清朝廷的最高决策权是掌握在西后包庇之下的一小撮满族王公贵人之手。尤其是皇族近支和宗室的“载”字辈四兄弟：载濂、载漪、载澜、载勋和他们的近亲密友们更是这权力圈的重心所在。他们依附于那权力无边的西太后裙带之上，把持了朝政。以最无知的头脑，最下流的手段，为着最自私的目的，利用一个最乐于暴动的社会基层的群众组织“义和一团一 ”来“扶清减洋”，夺取政权。他们这一记夺权行为，简直与六十六年之后再度发生于北京，由毛泽东和“林四”所搞起的一小撮无产阶级小贵族，要利用爱奸打砸抢的“红卫兵”来“兴无灭资”、夺权专一政 ，真是前辉后映，历史重演，如出一辙。

载濂、载漪、载澜三兄弟原是惇亲王奕谅的儿子。奕谅是道光皇帝的第五子，比他异母兄咸丰皇帝奕詝只小六天。一八八九年奕谅死后，载濂袭爵为惇郡王；而载漪由于过继给一位早死无后的叔叔瑞亲王奕志，也于一八九四年慈禧六十寿诞时袭爵成为“瑞郡王”。不意“瑞”字被书胥在圣旨上误写为“端”字，将错就错，他就变成庚子年间权倾一时的“端王”了。

【附注】载漪承继的瑞王是奕誌还是奕志。《清史稿》和英文《清代名人傅》有不同记载，容续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