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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中国古代的漏泄禁中语

禁中,指皇宫深院,宫廷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禁中语,是指皇帝最近尚未公开的讲话,我们今天称之为小道消息。漏泄禁中语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主道》,讲的便是为君之道。他强调王者要“虚静以待”,“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之正”。要做到虚静,王者必须去想去意,即没有自己固定的想法和意愿。所以韩非子强调“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君王的意欲表露于外,为臣者便能因而谋取私利,君王便不可能看清楚为臣者的真实情况及其本意,故不能让为臣者得知君主所思所欲。反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如此的话,主动权在君王之手。漏泄禁中语者,无非是通过观察君王无意中的言行,向相关人员表述君王眼前之好恶和意愿,为臣者可以借此以达到某种目的。

顾炎武《日知录》卷九宦官条云,天顺八年(公元一四六一四 年)十一月,六科给事中王徽等的谏言,便讲到宦官“如闻陛下将用某人也,必先卖之以为己功。闻陛下将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张其势。人望日归,威权日重。而内官之祸起矣。”反之,从另一个侧面讲,君王有所好,为臣者也能将它引向另一极端。《韩非子·二柄》云:“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妬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燕王子哙好贤,故子之明不受国。故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姿矣。故子之托于贤以夺其者也,竖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哙以乱死,桓公虫流出户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则群臣为子之、田常不难矣。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实际上为君者不见其好,不见其情,匿其端的本质是不授人以柄,使自己保持主动的位置,那么周围人的本来面目才能现其真相,为自己赢得主动权。

以上讲的虽然都是古人古事,若回顾当代我们亲历的这六十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恶果,也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出现在我们身边。故为君者,让人捉摸不透不是坏事,是好事。神奇也就神在捉摸不透上。惟其捉摸不透,才能做到集思广益,多谋善断,才能出奇制胜。在政治斗争中、军事斗争中都是如此。掩其情,匿其端并非不作为,而是在谨慎、耐心、多思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等待适当的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东方思维的特点,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不懂这一点则难以立足。从为君的角度讲是如此,从为臣的角度讲也是如此。

《明史·刘基传》记录了朱元璋与刘基的一段对话:

初太祖以事责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一胡一 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

先分析这一段话,朱元璋与刘基讨论丞相人选,提出这个议题,反映出洪武初朱元璋对李善长不满,所以在考虑丞相的继承人选时要找刘基商量。谈话的时间是在洪武二、三年间,那时刘基与李善长的矛盾已公开化了,故朱元璋会讲李善长欲害刘。洪武四年,李善长便以疾致仕,但李善长在淮西集一团一 的人脉关系仍在,朱元璋想让刘基为相,刘是浙一江一 人,故自知力不胜任,拒绝了朱元璋的邀请。后讨论了三个人选,杨宪、汪广洋、一胡一 惟庸,这三个人都被刘基一一否定了。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器,指器度,言人之度量。李善长的长处是“调和诸将”,杨宪虽有能力但没有这样的器度。讲到汪广洋,刘基则认为汪广洋更比杨宪狭隘。杨宪与汪广洋二人是李善长为相时的左右丞,所以李善长退休后,由杨宪掌事。汪广洋被杨宪排斥在外,杨宪被诛后,汪广洋被召回,洪武十年拜右丞相。汪广洋自知人际关系上不如一胡一 惟庸,仅受人摆布而已。结果在洪武十二年末,朱元璋责汪广洋朋欺,贬其广南,舟次太平,因其在一江一 西包庇朱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罪而赐敕诛之。在那样的条件下,想做老好人,不得罪人,也活不下去。而对一胡一 惟庸,刘基的评语是“惧其偾辕”,那就是冲决朱元璋的控制。这句话传到一胡一 惟庸处,那二人之间还能不成为死结吗?后来,此事不幸为刘基所言中,故在洪武十三年爆发一胡一 惟庸案,也是势所必然。当时朱元璋在选择丞相候选人时,确实是两难。一胡一 惟庸是李善长一手提拔,李善长的侄儿李佑是一胡一 惟庸的女婿,故一胡一 惟庸在相府的人脉关系深远。用一胡一 惟庸,实际上是又一个李善长,比李善长更让朱元璋放心不下。一胡一 惟庸是在汪广洋之后,洪武六年拜右丞相,至七月间为左丞相,以汪广洋为其副。到了洪武十二年,朱元璋与一胡一 惟庸便闹翻了。一胡一 惟庸拜相时,刘基便大戚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明史·刘基传》)实际上刘基伤心的是当年与朱元璋讨论丞相人选时,说过对一胡一 惟庸不利的话。洪武七年刘基便忧愤疾作,害怕一胡一 惟庸害他。史传称:“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这是一个悬案,无法验证。但这也证明朱元璋与刘基的对话是外传了,尽管一胡一 惟庸否认刘基被毒死这件事,但也不能说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有历史的宿怨在。从这一点上讲,君臣之间的对话,如果涉及第三者的话,其间利害关系相当之大,议论他人是非确会招致飞来横祸。他们对君王无可奈何,对进言的臣下却可以趁机下毒手。从刘基与朱元璋的对话及相关谈话人员后来的结局看,可谓高处不胜寒。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君臣之间都难于沟通,一次普通的闲聊谈心,其引起的后果往往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南宋初人洪迈的《容斋随笔》中有两篇涉及到禁中言的问题,如《随笔》卷二有《漏泄禁中语》条,讲到这么两件事。一是汉元帝时,京房向张博泄漏禁中言,张博因此而弃市;二是王章与汉成帝在宫廷议论王凤之罪,王音闻之,告王凤,元后为垂涕而不御食,王章便因此而死于狱中。为什么如此呢?《韩非子·王道》:“主上不神,下将有因。”其之所以神,则在于他常常出人意表,唯其神而灵,才能服众。泄漏禁中语,如果涉及权力结构上的根本性利益冲突,那就关系到相关方面的生死存亡,所有宫廷密谋,历来都是先下手为强,故这直接关系到帝王自身的安危。为了防微杜渐,一旦发现泄漏禁中语,轻者会被帝王所疏远,重者将遭灭顶之祸。

《五笔》卷七的《张蕴古〈大宝箴〉》中,张蕴古应该是直谏敢言的大臣,他之所以得罪唐太宗李世民,倒不是因为《大宝箴》的直言极谏,而是因为李好德一案。好德之言涉妖妄,所谓妖妄,用今天的话讲是对最高领导层有一些不当的攻击性言论。蕴古言其风疾,风疾,是谓其神经有些不正常,不能作数。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对好德密报其旨,并与好德在狱中博戏,为御史所劾奏。可见张蕴古身为法官,泄漏禁中宥赦的密语给当事的案犯,并与相关案犯一起博戏,从而导致唐太宗发怒。洪迈为张蕴古抱不平,称其“无罪受戮”。唐太宗在杀了张蕴古之后,心中不胜懊恼,追悔莫及,下决心对死囚的决审,从一日覆奏改为二日五覆奏,表示对死刑要慎而又慎。

上述两条对洪迈而言,亦是有感而发,因为他自己也碰到过这样的事件。乾道三年(西元一一六七年),洪迈与其兄洪适都受到孝宗的一宠一 信和重用。当时龙大渊、曾觌由于早年曾在孝宗潜邸也深受重用,二人与洪迈相善,他们私下告知洪迈将迁西掖。洪迈见参知政事陈俊卿,讲了这一小道消息,陈俊卿为此与孝宗言:“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两人实与闻乎?抑其密伺圣意而播之于外,以窃弄陛下威福之权也。”孝宗说:“朕何尝谋及此辈,必窃一听 而得之。卿言甚忠,当为卿逐之。”于是黜龙大渊与曾觌二人。朱熹在《陈俊卿行状》中称其曾劾奏洪迈奸险谗佞,不宜在人主左右,罢斥之。故洪迈与其兄洪适在乾道五年(西元一一六九年)便退归乡里。可见洪迈在随笔中所作札记《漏泄禁中语》与《张蕴古〈大宝箴〉》这二条亦系有感而发,既是为自己,亦是为京房、王章、张蕴古三人抱不平的。

同样是泄漏禁中语,若西汉夏侯胜出道汉宣帝语,宣帝是当面责之,夏侯胜说:“陛下所言善,臣故扬之。尧言布于天下,至今见诵。臣以为可传,故传耳。”宣帝也就不加任何处分了。故这类事还得看所言之是非,所牵涉面之大小及君王的肚量而异。从根本上讲,一方面王者无私言,大丈夫应该光明磊落,政事还是公开透明的好,属于陰谋诡计的宫廷密谋毕竟是专制主义帝王制度的伴生物,让政事见陽光,可以避免和减少许多悲剧,也能让政治步上正常轨道,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另一方面,王者是人,他也有私生活,也有随口聊天说笑话的时候,可不能句句当真,如果句句当真,人就难以开口说话了。

有一句老话,叫作“王者无戏言”,《吕氏春秋`重言》讲了一个故事:“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令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如果真要严格实施王者无戏言,那王者就无法开口说话了。毛泽东讨厌有人偷着搞录音设备,不问场合录他的每一句话。人总有说笑话、聊天的时候,如果都当作圣旨办,那就无法说话了,实际上也是封他的嘴了。懂得一点历史知识,可以不犯那样愚蠢的错误。总之,在如何说话的问题上,为君难,为臣亦难。在传话的问题上,同样也难。所以越到高层,越难说话,越难谈话一交一 心,越难在相互之间沟通。一九七二年以后,毛泽东很少见一江一 青,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怕她随便传话,添麻烦,另一个是更怕她假传“圣旨”,对毛、对一江一 都不利。一九七五年时, 毛泽东与芦荻谈《水浒传》,一下子传到了姚文元那儿,姚文元便整理了一个文件给毛泽东,毛泽东就很难办了,传下去就会成为一件大事,而毛泽东讲《水浒传》本来是随感式的,这就说明谈话之难。所以毛泽东到晚年只能与孟夫子那样的女孩子闲聊,说东道西了。这些闲谈现在读来,也别有一番趣味,谁也不会从中去猜测什么政治内涵了。

对于禁中的种种传言,广义地讲,也就是各种小道消息,从闻者的角度讲,无论是什么传言,必须抱分析的态度,要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因势而异,谨慎对待,这样才能全身避祸,并有利于公共事业的发展。当然,对于有一些人拿鸡毛当令箭,不问是非地借此随便整人,那就又另当别论了;对于有的人故意制造内幕新闻,借以为个人谋利,那就同样另当别论了。总之,为人还是直道而行的好,想靠小道消息、内幕新闻办事的人,只能得逞于一时,最终还是难免一败涂地的。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上面说的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拿到现在来说,如果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制度化规范化了,那么小道消息的市场也就会大大缩小了。领一导一人 生活中的闲聊与领一导一人 之间的互相沟通毕竟与正规的政府信息发布有区别,大家言论自一由 的空间扩大了,政治生活也能走上轨道。打一个不十分恰当的比方,证券市场在小道消息满天飞,许多人都靠追逐小道消息来谋利的时候,往往是这个市场很不正常的时候,如果信息发布规范化了,那么投机客兴风作浪的空间便大大压缩了。对股民来说,不能靠小道消息来判断市场行情的变化,而是要根据市场宏观面、公司基本面来判断公司,根据技术趋势来决定进出,这样做也可以免受小道消息的干扰而上当受骗,这样市场才会健康和繁荣。否则大起大落,大多数人受损,少数投机客获利,这就不是一个正规和健康的证券市场了。对于小道消息的传布者,也得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要看他的出发点,要看有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对其处置应该因人因时因事而异,不能一刀切,不能借此伤害无辜者。这个有关小道消息的道理,切换到其他方面,道理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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