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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士族门第(下)

第241节

【265】士族门第(下)

153年,冀州刺史朱穆上书弹劾宦一党一,结果立刻被贬官,随即引发了太学生运动的第一次高一潮。数千太学生到宫门外游行示威,要求桓帝赦免朱穆,令其官复原职。桓帝居然同意了。

舆论的力量,自此可见。太学生成了政坛中不可小视的力量。更何况,日后多少身居高位的中央官员,都可能出自这里呢。

任何一个集一团一都有领袖,外戚、宦官集一团一都是围绕几个主要人物运转的。太学生也不例外。以他们的眼光看去,他们最欣赏的人物,就是朝中出污泥而不染,敢于正面与恶势力作对的直臣,最好还是有学问、有能力的直臣。

第一个标志一性一的领袖人物叫做李膺。此人满腹经纶,曾在家中开馆授徒,学生常在千人以上。而无论是出任边关守将,还是一方刺史,都做得成绩斐然。至于针砭时弊,更是犀利无比,朝中上下无有不畏惧者。这样一个人,太学生们岂有不喜欢的道理。李膺为人孤傲,但偶尔也开口赞人。只要被李膺赞过的人,天下读书人都会将其奉若神明。李膺之影响力如此,那么李膺若是上疏,附和之人何止千万。

如此一来,朝中宦官们大为震惧(当时正值宦官专权时期)。恰好166年,李膺诛杀了一个故意趁大赦时期犯罪的宦一党一之人,宦一党一更加惊惧,便有人出马,上疏言道: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一党一,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桓帝闻言大怒,即刻下令逮捕“一党一人”,李膺等二百余人下狱。后来在舆论压力之下,李膺被赦免回乡,但包括李膺在内的所有“一党一人”均被禁锢终身,不得为官。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党一锢之祸”。

然而,历史一次次地证明,过分压制舆论往往适得其反。清议之风非但未能因此禁绝,反而越来越盛。再到后来,竟然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读书人的目标不再是做官,而是做“一党一人”。

比如,一党一人范滂出狱还乡,慕名前来迎接这位罪犯的,竟有数千辆车。再比如名将皇甫规,一生以刚直不阿闻名于世,屡次犯上。但由于他镇守边疆,职责重大,桓帝及诸宦没敢动他。皇甫规竟深以为耻,上疏自请按“一党一人”治罪。

这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幕。中国独特的儒家哲学,催生出了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富贵不能一婬一,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教诲,在这个时代,化身成了前仆后继的一党一人一精一神,流传千古。

167年末,汉桓帝病死,其子刘宏继位,为汉灵帝。每次这种换皇帝的时候,都是掌权者可能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一次,新的外戚集一团一就向掌权的宦官集一团一发起了反扑。

新任太后窦妙的兄弟窦武,为了能够打压宦官,就想起了曾经饱受宦官迫害的一党一人。于是,窦武?

与太傅陈蕃商议,请出李膺等人重新为官,给宦官集一团一施加压力。

168年8月,窦武与陈蕃密谋铲除宦一党一。不料窦太后却极为信任宦官,结果二人之谋从窦太后那里泄露给了宦官,宦一党一发动宫廷政变,劫持了窦太后和汉灵帝,调动禁卫军发动反击。窦武兵败自一杀,陈蕃率僚属及太学生试图冲入宫门援救,失败被擒。之后是可想而知的大清洗,宦官大肆搜捕一党一人,李膺、范滂等纷纷被捕,且这一次没能逃脱毒手,皆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此为第二次一党一锢之祸。

两次一党一锢之祸,以一党一人为代表的士子名垂青史,为千秋万代所传颂。但这里却有个问题,那就是在第二次一党一锢之祸中,有个惹眼的角色——外戚。

一党一人固然大都高风亮节,但高风亮节之人所做的事,却未必都是对的。第一次一党一锢缘起于清议,无可争议。第二次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斗争。宦官的确为非作歹,外戚就好了么?

陈蕃领太学生冲入宫门时,与宦官王甫相遇。王甫对陈蕃说了这样一段话:“窦武何功之有,父子兄弟并封三侯?他整日设乐饮宴,服侍者竟是宫中宫女。他旬日之间,敛财数万。大臣如此,就是正道么?公为宰辅,与此等人结一党一,还有何面目称我们宦官为贼?”

王甫所言,未必完全与事实相合,但相去恐怕不远,至少封侯的事儿是不能随口瞎说的。可见窦氏外戚,未必就强于宦官了。窦武若举事成功,一党一人们、太学生们就有能力钳制外戚了么?第二次一党一锢之祸,怎么看都像是士子们被利用了。

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些太学生们去做舆论监督,堪为天下榜样,但若涉足政治,不是这么个玩儿法。

于是也有另外一些读书人,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一党一锢之祸固然轰轰烈烈,但对历史产生更重大影响的,是另外一件事——门第的形成。

古文明任何一个社会,几乎都有贵族。甚至近现代都有,只不过通常换了一种称呼,叫做“上流社会”。

贵族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皇族之外,像埃及、印度的祭司,希腊的商人,罗马的元老,也都是贵族的典型代表。中国周王朝的贵族,多以分封下来的诸侯卿大夫为主,但战国将其颠覆之后,秦汉注重中央集权,始终没有新型贵族的出现,但到东汉后期,有了。

贵族形成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埃及、印度是宗教统治的结果,希腊是靠钱堆出来的武装,罗马元老则是自建城时期就把持了城邦的军政大权。那么汉末门第是如何形成的呢?

主要原因,在于汉王朝的官吏选拔制度。当时选拔官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推荐,称为“察举”,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征召,称为“征辟”。

先说察举,举的是什么人呢?一种叫“贤良”,即“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另一种叫“孝廉”,即孝子廉吏。到东汉,废除“贤良”,只举“孝廉”。

看起来,这些是有标准的,但仔细琢磨,其实这两种标准都挺模糊,推荐起来自一由度很大。而这个察举的权力,是完全掌握在地方官手里的,这就很难保证这里面没有营私舞弊的了。而当时,又根本没有任何力量能限制这个舞弊。

于是,这种制度很容易就形成了一种圈子内的循环:甲举荐乙的亲戚,乙举荐丙的亲戚,丙再举荐甲的亲戚;张三举荐李四的学生,李四举荐王五的学生,王五举荐张三的学生……

怎么跳,都跳不出这个圈子。久而久之,圈子外的人,要是不跟谁谁谁有点关系,也就很难有机会挤进去了。

这个圈子,就是门第。至于中央征辟,也不会跟察举有任何区别,还是人选人,就终归逃不出门第的圈子。东汉的贵族,就此形成。

贵族的存在,对一个王朝而言,谈不上是好是坏。但每有重大局势变化,贵族总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世纪末,东汉王朝在宦官的实际统治下越发不成话。由于第二次一党一锢之祸中宦一党一下了重手,牵连极广,此祸之后清议之一声也渐渐微弱,宦官更加无法无天,东汉百姓陷入水深火热。

184年,著名的黄巾起义爆发。但这次农民起义和陈胜吴广、绿林赤眉一样,基本属于吃不上饭被一逼一造反的,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只看它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知道,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政治主张。这样的起义,虽然声势浩大,但注定不能长久。11个月之后,起义被平定。

在这次巨大的冲击中,东汉王朝摇摇欲坠。最终推到它的,还是来自于上层的变乱。而这一场乱局之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也正来自门第之中。他叫袁绍。

这是一个我们无比熟悉的名字。这个名字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大乱世的开始。请看下集——群雄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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