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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梦境 5、哦,瞧瞧你

  我看看小多,她看看我。谁来把这两个年轻的女孩儿从噩梦中叫醒?
  门越拍越急,越拍越狠。我绕过小多,走过去,开了一条小缝儿。外面是四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其中的一个顺手一推,我们的门被大打开来。
  “秦多方,齐慧慧?”
  我们俩的名字被怪声怪调地叫出来,我点点头。
  警察看了看一地的香烟,一扫刚才敲门时的急躁,忽然从容了,四平八稳地说:“你们两位被怀疑跟一宗香烟走私案有关,请跟我们去警局协助调查。你们可以委托别人进行辩护,也可以自己辩护。从现在起你们说的每一个字都会被视为与本案相关。”
  已经出门的小多回头说:“跟她没关,她是我的室友。”
  我呆呆地说不出话来。
  我们两个被四个警察前后看管着下楼,螺旋形的黑色楼梯像是个没有底的深井,我们向下走,越陷越深。
  房东在楼下,倚在门边上看着我们。
  后面的警察催促道:“请走快一点。”
  大门外面忽然进来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他手里拿着一个方形的金色盒子。他与刚刚下楼的我们打了一个照面,立时闪到一边,给被警察簇拥的“囚犯”让路。
  快要出门的时候,我听到那位年轻人提到我的名字,他问房东:“齐慧慧小姐住在几楼?”
  我回过头来。
  房东努努嘴巴:“喏,就是她。”
  年轻人看上去蛮失望的,他双手把盒子托起来让我看:“能不能把这个礼物收了再走?”
  警察的手扣在我的头上,向下一按,我被塞到了警车里。
  为了防止串供,我和小多在警察局里被分开。我被关押在一间不到五平方米的长方形的小房间里,没有窗子,门是铁栅栏的,就像动物园的笼子。挨着墙有一圈长条形的木板,宽不到二十公分,人坐上去,只够支撑半个臀部,那是一个无比尴尬的姿势。
  除了我以外,这个房间里还关着两个人:一个白人女孩儿,年纪不大,画着浓重的黑色眼影,满脸的铜环铁钉,她坐在我对面,双腿交叠,不停地抖动着;另一个是看不出来年纪的黑人妇女,戴着花头巾,身体臃肿,身上的气味很大。
  我是在送我们来的警车上彻底醒过来的,不再发呆,此刻脑袋再清醒不过。只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从没坐过任何一个国家的班房,也没有自己的律师,更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于是我开始回忆自己十九年的人生道路,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导致自己现在在这里。我不应该来法国,还是不应该念一个好学校?我似乎应该省下学费住一个干净或者安全些的房子,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想着想着,我听见呜呜的哭声,从隔壁传来,原来小多就在旁边。我站起来,向门口走了几步,听见她说:“这个该死的小裴……”
  我说:“你为什么骂他?”
  小多在那边说:“一定是他害我。”
  我们两个隔着墙壁嘀咕,女警官从对面的位置噌地一下站起来,走到这边来,手压在腰间的警棍上,威严地看着我。她的意思很明白:要安静还是要吃家伙?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我双手抓着栏杆说:“怎么会是他呢?他是你的男朋友啊,怎么会害你呢?”
  女警官挥着手里的电棍说:“退回去!闭嘴!”
  后面那个白人女孩儿哈哈地笑起来,像乌鸦碰到了最好玩的事情。
  我看着警官说:“我渴了。”
  她用警棍指着我的鼻子说:“退回去!闭嘴!”
  我不知道等了多久,白人女孩儿被带走了,黑人妇女也走了。我坐在地上,直到肚子疼,倒了三班的警官才过来叫我的名字:“齐慧慧,出来。”
  我从里面出来,跟着一个警察穿过长长的、阴暗的走廊,来到另一个房间,一个只有一张桌、一面镜子、两把椅子的房间,灯光是暗蓝色的。一个便衣手里拿着卷宗,向自己的对面一指:“请坐在那里。”
  我走过去,坐在那把稍舒服一些的椅子上,说:“我渴了。”
  便衣倒了一杯凉水给我,我一饮而尽。
  便衣说:“有女孩子被利用,替人走私,跟我们合作后,陈述了她们知道的所有情况,我们不仅不予以起诉,还为她们安排了就业和上学的机会。有人之后一直奉公守法,直到入了法兰西国籍。”
  我什么都没有说。
  他说:“也有人拒不合作。可是做了的事情不能当作没有发生过,证据确凿,她们被送进班房。”
  “……”
  “法国电影不好,拍监狱的都是喜剧。其实根本并非如此,你想去看看吗?”
  “你让我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
  “说你们的香烟从哪里经过谁弄来的;说你们是怎样倒卖出去的—说跟这些相关的所有的情况。”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是口渴。”
  我知道他在心里骂我是母狗。可是无论我是痛哭流涕还是歇斯底里地号叫,他都不会相信我与此事毫无关系,我没有必要让他看热闹。
  我与便衣相持了半个小时,直到他接了一个电话。那个电话的通话时间不到一分钟,打电话的过程中,他通过镜子打量我,神色有微妙的变化。
  没过多久,一位衣着考究、模样体面的先生进来说:“我是齐小姐的律师。从现在开始,她不会回答您的任何问题。我来为齐小姐办理保释手续。”
  便衣没有任何意见。我后来猜测,他的上司应该已经在刚才的电话里告诉了他,他该怎么做。
  我在律师仔细审核过的一些文件上签字,然后被带出警局,走到外面的时候我才发现,已经是夜里了。律师先生说:“我的车子在附近,请等一等,我送您回家。”
  我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我的朋友呢?她怎么办?”
  “她有点复杂,因为她直接涉案。不过,我会想办法把她保释出来的。怎么样?齐小姐,您是要回家,还是要去吃些东西?我可以载您去。”
  “我还不知道您是谁呢。”我说。
  “我是傅里叶律师,为海格先生工作。”
  其实我刚才猜出了一半,只是我的心情是那样的复杂—我眼巴巴地指望着被营救,又卑微地希望那不是丹尼·海格,而是别人,因为我不想在他面前那样狼狈。我站在那里看着丹尼·海格派来的律师,好长时间一动都没动。
  律师先生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是的,齐小姐现在在我身边。”然后他对我说,“是丹尼,他问您是否愿意同他讲话。”
  我把电话接过来,拿在手里,鼻子和喉咙都疼痛起来,我很久说不出话来,哽咽着。过了好一会儿,丹尼·海格在另一边忽然笑了一声,很轻很轻的一声笑,像一对打牌的伙伴,一个出错了,另一个给她收拾残局,又安慰又促狭:“哦,瞧瞧你。”
  他用亲切的声音说:“我本该去接你,可是在日内瓦有点急事,不得不离开里昂。”
  “嗯。”
  “微微,别为你的朋友担心,好好休息。”
  “嗯。”
  后来,当我成了丹尼·海格的情人,当我们在香贝里那个临着贝尔热湖的房间里缱绻的时候,我会平白无故地回忆起这一天的事情,很多细节得以求证。
  “你在警局里有朋友?从上面施加压力保我出来,是吗?”
  “也没有施加什么压力,只是有朋友而已。”他说。
  “法国也搞这一套?你凭什么还说中国腐败?”
  “哦哦。”他指着我的鼻子,“居然在这里等着我?听我说,我们原来并非如此。有法国的公务员去了一趟意大利出差,回来后便有了这样的风气。”
  我笑起来。他压在我身上,手指插在我的头发里,亲我的嘴巴。
  “等等,”我说,“我从警局出来的时候,你真的在日内瓦吗?”
  “……我在对面的街上。”
  “……”
  “我想,你可能不愿意在那个时候见到我。”
  我翻一个身,背朝着丹尼:“当然不愿意。一整天我都没有洗脸刷牙,头发黏在一起,身上都是汗水味……我那么狼狈,谁都不想见,最不想见到你。”
  “对这个我倒是无所谓。”他在后面,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腰上,“我只是觉得好奇,为什么这个孩子每次见到我,每次跟我说话,都是要哭出来的样子?”
  我把脸埋在被子里,笑:“那个时候我又傻又小……哎,但你是怎么知道我在那一天倒霉,被人带到警察局去的?”
  “让我想一想……哦,派去送礼物的人回来通风报信,幸亏有他。”
  哦,对了,还有那个装在金色盒子里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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