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灰 色 第五节

　　红砖楼里的那间单身宿舍是纺织厂照顾麦穗母女的。一间狭小的屋子放了一张双层的单人床，是宿舍里统一配置的，麦子睡上铺，母亲睡下铺。另外有两只她们搬家时一直带在身边的木箱子和一些必备的炊具，屋子里已经拥挤不堪。
　　在单身宿舍楼里居住的基本上都是单身职工，没有像麦子一般大的小孩子。白天的时候，大人都上班去了，不上班的人也是在蒙头大睡（纺织厂的工人们大多数都上着十二个小时相替换的轮班），那座空洞而阴冷的红色砖楼总是显得很静谧。而幽暗的楼道里只有一只昏黄的白炽灯，灯泡还时常是坏的，这使麦子每次独自从楼道走过时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母亲已经无暇顾及麦子的感受，她要为两个人的衣食奔忙。很多时候麦子只能独自从楼道经过，上学或者放学，有时也到楼下的小商店帮母亲买一袋咸盐或一瓶醋。她望着黑洞洞的楼道，胆战心惊，如履薄冰。那时候她很相信世界上是有鬼的。在这份恐惧与担忧中，她总算小心翼翼地走出了砖楼，不由得长舒一口气。楼下是一块水泥空地，铺洒着灿烂的阳光，即使真的有鬼它也不会跑到太阳下面来。有关鬼的传说都是这么说的。因此麦子非常喜欢外面的阳光，那明媚的甚至热辣辣的光晕能给她增添无穷的勇气。只要是假期和星期天，不上学的麦子就会到楼下去，做着一个人的游戏：在楼梯口的水泥台阶上抓羊拐骨，或者到大楼前的空地上丢沙包。羊拐骨是她从垃圾堆捡来的，洗干净后用墨水染成红色，一共有四颗；而沙包是母亲用碎布头包着一把绿豆缝的，缝了两只。这是麦子随母亲搬到砂城市区后仅有的两样玩具。
　　然而，每次麦子下楼必须要穿过黑洞洞的楼道，那种在劫难逃的恐惧会紧紧地缠绕着她，她一直以为传说中的鬼就躲在楼道的某个角落。天长日久，麦子没有碰到过臆想中的鬼，却常常被人吓了一跳。
　　有一次麦子碰到两个年轻人在楼道的昏暗处接吻。似乎是麦子惊扰了他们，女人回头瞪了她一眼：“从哪儿冒出来的野孩子，出溜来出溜去的怎么像只灰老鼠啊？”
　　野孩子的身份没有改变，又被形象地比成一只灰老鼠。羞愧难当的麦子赶紧逃回家，紧紧关上房门。
　　还有一次麦子碰到一个醉汉，他将一把零碎的钞票塞到她手里，要她再买一瓶酒来。惊慌失措的麦子跑到楼下，很久不敢再上楼去。
　　他就是这时向她走来的。
　　他叫王强，是纺织厂的机械维修工，兼任单身楼里的电工。有了这份兼职，他比别人多一份奖金，因此他抽烟总抽红盒软包装的“兰州”，而不是在单身楼烟民中相当普及的“海洋”。
　　此时身穿藏蓝色粗帆布工作服的王强就是叼着一支“红兰州”向麦子走来的。他要上楼，对惊惧地站在楼梯口的麦子说：“你是谁家的小姑娘？怎么在这里发呆啊？”
　　麦子扭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赶紧侧身给他让出通道。
　　他是个魁梧的大个子，肤色黝黑，那身很“酷”的像牛仔服一样的工作服上沾着几片油污。因为过于黝黑的肤色和身上的油污，麦子辨不清他的年龄。
　　“你不说话我也知道，你叫麦子，对吧？”他已经走到了她身边，辛辣的烟草味几乎就要喷到她脸上。
　　麦子仍不说话，她不知道眼前这个高大的男人怎么像个老太太似的那么啰唆。
　　他仿佛没有看出她的不高兴，接着又说：“厂里今天发电影票，你妈妈带你去看吗？”
　　“我妈妈是还没有转正的临时工，没有人给她发电影票。”麦子真的有点生气，她瞪了他一眼，瓮声瓮气地说道。
　　“呵呵，你不高兴了？这世道真是不公平啊！发一张电影票还要分出个三六九等。我有两张多余的票，你和你妈妈去看吧？”
　　从麦子和母亲开始频繁搬家的那天起，她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电影了。她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到该吃午饭的时候，王强送来了两张电影票，还给麦子带来了一个用烟盒纸折叠的糖果盒，是白天鹅造型的，精致而漂亮。
　　母亲正在煤气灶上做饭，她放下手里的活，非常客气地为王强泡了一杯茶，是那种很廉价的绿茶，粗枝大叶的，早已经放陈了，泡在玻璃杯里呈褐黄色，飘浮在茶杯口的不是绿茶应有的清香，而是一丝苦涩的气息。这是纺织厂配发给生产一线职工的用于解暑降温的劳保品，每个职工每年夏天半斤。
　　王强将电影票和糖果盒放在饭桌上，然后坐在屋子里唯一的一张油漆斑驳的木椅上和母亲谈论他们即将看到的电影。
　　他说，这部电影是在各大城市火暴了好一阵子的美国大片《亡命天涯》，票价最贵的时候要三十多块。现在降价了，也就十块钱，工会才组织了这次活动。
　　他又说，他的两个哥们儿有事去不了，二十块钱不能白白浪费，他把票要来了。
　　对于《亡命天涯》以及相关的票价问题母亲插不上话，因为她很久没有看过电影。母亲站在灶台边，只是点点头，以示她对他的感谢和对他话题的赞同。然后两个人都无话。
　　坐了一会儿，王强象征性地喝了两口温吞吞的劳保茶就起身走了，走到门口时还回头嘱咐一句：“两点半钟电影正式开演，别忘记了啊！”
　　那天的午饭麦子吃得很香，虽然还是她们平时常吃的汤面条，里面只有零星的几点油炝葱花和几片菠菜叶子。
　　吃过午饭母亲靠在床上，她说她头痛，不想去看电影，也不允许麦子去看电影。
　　麦子实在太想看电影了。趁母亲在床上打盹的时候，她悄悄揣着两张电影票朝外面走去。她希望有人能在楼下等她。
　　王强果然站在楼下。他看见只有麦子一个人，露出失望的神情。但他还是牵着麦子的手向电影院走去。
　　电影院的检票口旁边有几个摆小摊的妇女，麦子羡慕地看着她们和她们的小摊。王强走上前，也不问价，给她拿了瓜子和饮料，还有话梅、果丹皮、巧克力等等一大堆零食。麦子把所有的东西抱在怀里，就像抱住了渴望已久的温暖和幸福。是的，从出生到现在，除了母亲，她还从来没有被别人尤其是一个男人如此娇宠过，她不知道一个有父亲的女孩在看电影的时候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这种奇异的感觉令她激动不已，使她满脑子既混杂又空白，根本没有注意自己是如何走到座位跟前的，也没有注意到银幕上的男主角为什么一路狂奔，为什么要和一些人纠缠在一起打打杀杀。直到电影结束，麦子也没有从混杂的感动中清醒过来。王强牵起她的手跟随人群往外走。那是一双粗糙且厚实的大手，她任由这双手牵着，走出电影院，走到大街上，又走回到单身楼。
　　许多年后，麦子想起那天看电影的情形以及《亡命天涯》中男主角的狂奔，一种温暖和隐约的担忧就会弥漫全身。有时她甚至想，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父亲会不会也是因为某种机缘而浪迹天涯了呢？上天会不会让父亲平安地回到她和母亲的身边？
　　以后，电工王强总有机会到麦子家里去，修电灯开关，换煤气罐，还做一些别的杂事。母亲对殷勤的王强似乎很冷淡，不仅没有再给他泡过一杯那种廉价的劳保茶，哪怕是一杯白开水也没有给他倒过。她总是催促还没有干完活的王强快一点，好像要立即赶他出门。
　　母亲的态度使麦子觉得自己欠了王强什么。欠他什么呢？只有十二岁的麦子一时想不清楚。她还是希望王强能牵着她的手去看电影。但王强偶尔送来电影票的时候母亲总能找到推辞的理由。此时的王强很尴尬，他拿着电影票垂头丧气地走开了。他再也没有带麦子去看过电影。
　　忽然有一天，王强给单身楼里的人发喜糖，还单独给了麦子一小包糖块，是用红纸包着的。他结婚了，新娘是一个带着五岁男孩的乡下女人。那女人长得五大三粗黑黑壮壮，从外表看起来与他倒很般配。他们结婚的第二天早晨，王强的妻子就在单身楼前的十字路口支起锅灶炸油饼，从路口经过去上早班的人会停下来买早点，她的生意很好。
　　以后王强还是会到麦子家里去干这干那，但去得次数少了，他每天早晨要帮妻子出摊，不上班的时候还要帮着炸油饼。而且麦子很快发现，他的乡下妻子一点也不喜欢麦子，甚至称得上讨厌她，对王强的热心助人似乎也不太高兴。有一次王强帮着麦子家搬运单位分的西瓜时，黑女人站在楼下扯着亮嗓门谩骂：“你这只养不家的野狗，哪儿骚就往哪儿跑啊！”麦子虽然对乡下女人那一套骂人的话似懂非懂，但她相信所有的大人都听懂了。因为正在楼下玩耍的她看见了许多人推开窗户看热闹，看一看叉着腰骂脏话的乡下女人，又看一看一脸惘然的麦子，然后他们脸上都挤出一种古怪的笑容。
　　从此，王强彻底不去麦子家了。有时麦子能看见他用肩膀驮着他妻子带来的五岁儿子从楼前走过，他一边走一边和肩上的男孩说笑，像任何一对幸福的父子俩。最初看见此情景时，麦子会将他送给她的白天鹅糖果盒抱在怀里流泪。然而，王强几乎每天都要驮着男孩从楼下经过，时间一长，麦子觉得自己的心不再那么痛了，她把那只白天鹅糖果盒放在窗台上，任由它布满淡淡的灰尘。
　　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自己搭了两个木凳换灯泡、修开关，自己扛着煤气罐从一楼走到四楼，走一步晃两步，上一层楼还要歇一会儿。麦子提着母亲的小挎包跟在后面。此时她觉得母亲很可怜，比自己没有父亲还要可怜。也就在这一刻，可怜着母亲的麦子觉得自己长大了，她伸出两条细瘦的胳膊去抬母亲肩上的煤气罐。母亲依然摇晃着身体艰难地一级一级迈上楼梯。麦子扶着煤气罐跟在后面，她不知道母亲是否感受到了她的力量。
　　但是，忽然之间长大了的麦子对于母亲的过去以及自己的父亲仍然一无所知，她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沉浸于漫无边际的幻想，幻想有一个男人的家的温暖：那个男人可以单薄矮小，也可以贫穷潦倒，或者可以像王强一样在马路边支一口大铁锅炸油饼，他却能承担起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可以一口气将煤气罐从一楼提到四楼，可以在她和母亲面临危急时挺身而出……但他又在哪里呢？难道父亲留给她的仅仅是一片虚幻吗？
　　这种种的虚幻使成长中的麦子慢慢开始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作了一番认真的构想，而故园的记忆和曾经牵着她走进电影院的一双厚实的大手给她未来的构想赋予了另一种光明的背景。
　　想象中，长大成人的麦子有一栋简朴的木屋，它坐落在空旷辽阔的草地上，木屋旁边是幽静的树林和花园。阳光明媚的时候，她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漫步，呼吸着青草和鲜花的芬芳；风雨交加的时候，一个高大的男人会走到她身边，为她撑起一把伞。她把头靠在他宽阔而温暖的胸前，不再感到寒冷与孤单……这就是少女麦子因青春萌动而永远期待的家或者爱情。但梦幻中的景象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她始终没有看清所依傍的那个男人的脸，甚至，她分辨不出他的年龄。
　　麦子上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突然调到纺织集团总公司机关做一名文员，并从新单位拿到了一套两居室单元楼房的门钥匙。她们很快从单身楼搬走了。她们的搬家非常简单，除了随身衣物和日常用品，母亲没有带走那几样使用了多年的破烂家具。窗台上那只用烟盒纸制作的白天鹅糖果盒也被遗留在了那里。
　　搬家那天，麦子没有回头去看留在身后的红色砖楼。她觉得自己总算摆脱了对那段岁月以及那栋砖楼的迷惘和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