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收到了你的圣诞卡，谢谢！
真抱歉，我忙得连上街买卡的时间也没有。怎么也该给我爸爸、妈妈寄一张卡。
谢谢。她还好，比我父亲稳定多了。他们离婚之后倒是我母亲渐渐稳定下来了。
我没告诉你吗？他们离婚有十四年了。
我妈妈，她是个可爱的女人，比我起码天真十五岁。
她演歌剧，后来调到图书馆工作，再后来又到文化馆工作。她从事的这些工作都没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是个很原色的人，也很直觉。
很快就发觉了变化。像你一样。我妈妈把时间、地点推算出来，问我：暑假里你在上海怎么了？
你问我：在十一岁到十二岁之间，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了？
其实我丝毫变化也没有。
一天晚上她躺到我床上来。同我并排躺着，问我这个那个，但她问的绝不止那些，绝不是那些。她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
我马上不愿她的身体挨着我。我说我困死了，别挤我，蚊子该进帐子里了。她开始用一种我两三岁时的语态和我说话，哄逗我，反过来也让我哄逗她。她暖洋洋的呼吸吹在我耳朵上、后颈上。她的目光也热乎乎地在我背上，顺着我侧卧的肩膀、腰，明显耸起的髋部直打量下来。髋骨已向广度扩展开来，之间的容纳在丰厚。表面无变化的腔内，一切都在苏醒。
她问：我请贺叔叔在火车上照顾你，要他督促你洗脚，他督促你了吗？
我用粗嗓门说：那么大个人要别人照顾什么呀？
她对这份伴随发育期同来的粗鲁一向不一般见识，但这晚上她敏感起来，指出：从上海回来的我变得顶撞、野蛮。她并不厉声，边理着我的辫子边叹息。声音稚嫩，柔懦，令人不忍。她嘟起嘴唇，像两三岁的我那样愤怒地说，你知道妈妈就只有你一条命根子啊，你爸爸外面有女人的。
那个时候，没有。是她的臆想。
真奇怪她居然能同那份猜疑，那块剧痛的心病一块活了那么多年。直活到许多年后，我爸爸真的遇上了个女人。对于我爸爸爱着另一个女人这桩事，她从多年前就有把握了。一直在空口无凭地怨怪，哭闹，诅咒那个直到十几年后才出现在爸爸命运中的女子。
在妈妈惧怕得不可终日的时候，那个女子还是一份完全无形无影的存在。她和我们的存在毫不相干，也没有相干的最微小的可能性。她还在念她的大学，打她的篮球；她是个远远没有开始存在的情人和情敌。就像许多年前，我对父母，是尚未开始存在的女儿，而妈妈却因了那女子必定要开始存在而折磨我爸爸。主要折磨她自己。她的直觉太好了，她自己也没办法。只得由它折磨她，折磨我们大家。
浅蓝色的尼龙纱帐里，我妈妈对我讲着她对我的理解。提到一些小说的名字，它们让女孩子们上当。我面朝墙壁，俯卧，整个腹部被压在席上，她讲她的。她可以一连几小时对着我独白，我可以什么也听不见。直到她流泪，我才说：我不是在听嘛！
听见我爸爸拖鞋踢踏踢踏地从外面回来了。他刚打完一局桥牌。最不怕老婆的一个人都回家了，我爸爸才回来。她抓紧时间结束这场说教。她说，男人是很莫名其妙的。结束语总是这句，像是真知灼见，含有权威。
她从来没有机会去经历普遍意义上的男人。二十岁嫁给我父亲，此后便上了卫星运行轨道。她检查我爸爸的文章，看是否有“右倾”、“消极”情绪。若有，她就在替他寄稿之前偷偷换掉一些词，或删掉一些句子。常常在邮局那结了一层颇厚的糨糊趼的桌上，拿着那根拴在绳子上的公用蘸水钢笔，在爸爸的稿纸上推敲字句。文章发表后，爸爸总把文章读许多遍，总觉得丢失了东西。有时妈妈手脚动大了，爸爸就骂主编或编辑部，说最有精神的句子给这些人贪污了。他冲动得要去大门口的传达室打电话，请他们把他的名字一块删掉，这样的文章不配他的名字。妈妈在这种时候总是一面拦阻他一面温存地摇头，半闭眼帘，食指竖在翘起的嘴唇上，仿佛在告诫一个稍年长的孩子，别吵醒摇篮里的最年幼者。爸爸真的会压低嗓音，放轻手脚。妈妈一句话不说，一直保持那个哑剧手势，直到我爸爸在某把椅子上沉静下来。
她那个优美的哑剧动作一直留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似乎总有那么一分稀薄的睡眠笼罩着我们；就在近旁或无所不在，那个好不容易入睡的病婴，巨大而不可亲地躺在我们的生活中，绝不能惊醒它的因病痛而生的乖戾。妈妈看着我们的眼光，那样温存和压抑，让我们在那无边际的脆弱睡眠上如履薄冰。
我妈妈放心了。她无声一笑。这时候的笑是最妩媚的。走到我爸爸的背后，双手顺理他狂卷的头发，像一个小女孩颇有兴致地玩耍杂碎的毛线。她说：我看同你的原稿没太大区别呀。
我爸爸说，对于语言趣味低下的人，反正没区别。狗皮袜子，反正一样。
妈妈从来不在乎爸爸对“趣味低下”的暗示，从来不觉得失面子：爸爸把头一再从她手指下移开，厌烦得要爆炸了。还得说教下去：好赖你的文章发表了，让人看见你还在这儿，没给送到什么地方打矿石去。改几个字有什么呀，把我们家的户口改到北大荒去，你随便写得多高级，还有人登吗？
我爸爸坐在那里，喘息从粗到细，慢慢变长变深，变得像入睡那样均匀而带着微微的鼻鼾。贺叔叔到达之前，他一次次从政治倾覆边缘无恙回归，无功无过，无形无嗅地消磨年华和才智，一直到他写出那篇八千字的杂文《儿不嫌母丑》。他徒步把文章送到省报，两天后又去一趟，如同旧时信差，坐在主编室外，把校样等到手。一个标点都不妥协。
我妈妈知道时已经晚了。
同一张报纸上就有了反击文章。
不久，我爸爸的文章被拆开，被人们半句、半段地拼镶在他们的文章里，被截断移植的句子衍生出新的生命，后果已大得无法吞咽。无论是我爸爸，还是一切企图为我爸爸开脱的人，比如，贺叔叔。
他在这个局势中认识了我爸爸。
我妈妈恳求了他，去找那个刚调来的党委书记，你要女儿跟你去北大荒南大荒啊？！
她凭着她奇特的敏感。
对，非常了解我父亲。他的本性。只有我妈妈知道这个本性。知道它时时刻刻地被压制，被压制成爸爸的好脾气、大度、与世无争。
只有她知道，有一天他会给贺叔叔一个大耳掴子。一份日夜弥漫在我们生活中的恩宠和主宰终止在爸爸恢复的本性中。那是彻底的无拘束，是对一切权威疯狂的反感，是两扇书架后面连裤腰带也不想要的那个生灵。
让我们看看：这顶天蓝色尼龙蚊帐里躺着的三十三岁的女人和十二岁的少女。
1964年。
邻居家的收音机都没关，一会儿是合唱《雷锋我们的战友》，一会儿是新闻：“省委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罕见的大丰收，为颗粒归仓做出贡献。”
我爸爸在帐子外面看了一眼母女俩。寂寞得很，趿着拖鞋走开了。
不，我爸爸从来没爱过我妈妈。是的，有时不需要爱情，我们中国那时有许多不幸和危险，把一个个家庭绑在一起，比爱情牢固多了。危险一过去，解体就开始，我的朋友们都在九十年代陆续离了婚。
我妈妈可能也不爱我爸爸。完全可能的，是我爸爸招惹危险和制造不幸的禀赋吸引了她。她在隐约的危机中，生发了她那学生腔的戏剧性激情。现实成了种假设，她的行为于是被放在舞台式的考验中。臆想的流亡和迫害，悲剧人物感，她感到人和人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有了个悲剧的命题。她满足。
出身市井家庭的妈妈，她害怕再平庸下去。几辈子的安分和平凡，对于惊世骇俗的潜隐向往一点点积累，我妈妈就是这个积累。她需要我爸爸这样能力高却注定受贬抑的人。这种人和任何一个当局都处不下去。我妈妈在认识我爸爸的第二个礼拜向他借了一本书。还书时她夹了个纸条，上面写：我要嫁给你。
你看，并没提到爱情。
书？或许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别林斯基的文艺理论，都有可能。反正是最焕发学生腔的书，什么“田畔中残存的野花，往往比灿烂的花束更迷人”之类。
接受了她，他思想的勇敢，过剩的悲天悯人，政治行为的笨拙，她需要这一切素质。似乎社会和这类人之间总缺乏公平，而不公平唤起她的激情。她的那种戏剧假设中，她总在救死扶伤，总在以她单薄的灵肉抗衡无形而巨大的势力。于是她感到整个生存有了种深度和实质。就这样一个温柔和自我感觉神圣的女人。
是的，她好看。
细腰，塌塌的肩膀，小户人家的那种勤劳和周全，细碎的对你的照料，自卑的微笑，还有最有忍受力的小业主阶级那种对生活不衰的兴致。她到乡下去巡回演出，给家里背回一袋黄豆。一段山路她把它扔下了，第二天歇过来又原路跋涉把它找回来，后来的几个月，我们餐桌上的黄豆炖猪脚她从来不碰。我和爸爸都愤怒地大吼：谁要你把脚掌走出血泡？！谁要你省给我们？！……她就那样忍辱负重地笑笑，谢绝平等。这类牺牲让她找到非常好的感觉：她只需我爸爸、我对她的牺牲领情，对负欠于她这桩事实认账而已。
自信，充满力量，如张开翅膀的母鸡，身心内是上下几万年的沉厚母性。她不要偿还，但你得知道你欠她。她一辈子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就为使你欠她。
我得告诉你，她背着我爸爸做了什么。
我讲过：贺叔叔把那张定期存款单夹在首版的书中给了我爸爸。我妈妈听见我爸爸一夜在书斋里，一直抽烟，一直写。她听着他把写完或未写完的撕下、团掉，丢在桌下。
是写给贺叔叔的信。是十几封信的开头。十几种互相矛盾的念头。有的感谢贺叔叔给了他一笔颇厚的稿酬。有的只是张收据：今收到贺一骑同志一千元，按每工时八分五点六厘计价，遵照社会主义劳工制度每日工作八小时计算，工作时间共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小时。有一封信问：以这钱来买什么呢？一个人四年的心血？一生的尊严？永远不显露的秘密？
还有一封信写得最长，丝毫没有提书和钱的事，兴致悠然地说起一个山区小镇，那里绿山白水，茶寨茶歌，应该去那里洗涤知识分子内心的污浊。在那里，我爸爸说，他相信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和做人上都会有长进。他说等他在那里安下家，茶花时节请贺叔叔去客宿。这是十几封未写完的信中最完整的，也同样不算数，在我爸爸长而弯曲的手指间也成了个青毛桃似的纸团。
我妈妈站在两扇书架制出的笼圈里，一绺烫得微微焦黄的头发从额角遮下，发丝毫无弹性和光泽。她看着桌下桌上的碎纸片和纸团。看着她丈夫一夜的突围：冲锋和撤退。思维朝十几个方向冲去，想冲出一条出路。却是无出路，一次次撤回。他回床上睡去了，像在黎明的白色中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牺牲者，青灰的眼帘宁静地合着。我妈妈把打开的一个个纸团又细细团起，把现场恢复。
下午她换了身宽下摆的连衣裙，拉上我，穿过一人巷，上了红砖主楼。
贺叔叔住在四楼。到三楼时我逼问：是不是去找贺叔叔谈钱的事？
我妈妈说，不是的，我们家又不缺钱。这个家在祖母死后暗暗地阔起来，暗暗饮着1944年出产的美国克宁奶粉，从老旧的贵重衣物中源源不断地拆出衣料和毛线；这三口之家暗暗享用带哈味的锦衣玉食。因此是不缺钱的。
的确，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少有缺钱的。好的东西也不是钱能买的，好东西叫作“待遇”。贺叔叔的轿车和司机，钱是买不来的。贺叔叔的大客厅、皮转椅，与钱都无关。
是我敲的门。我妈妈带我来，是因为大人常在孩子面前显得宽宏，通情达理。大人其实不大愿意驳孩子的面子。我妈妈的直觉是，贺叔叔对我，一直是没有明显的辈分和原则的。
我妈妈跟在我身后，进了客厅，忘了告诉你，这门是不常锁的。许多人都同我们一样，敲敲门就直接把他们自己请进去。贺叔叔很少锁门。除非上北京下上海。所以他回家常常看见茶几上有几杯剩茶，还温热，他也从来不追究，那些自己款待了自己的人们是谁。他若见到扑克牌摊了一桌子，就知道我爸爸在那里待过。我爸爸常独自玩那种牌戏。一时没有结果，他摊着剩局在茶几上，贺叔叔从来不去搅掉它们。他晓得我爸爸还会再回来，接着局势玩下去。他对我爸爸所有的习性都接受，却从不沾染上。
贺叔叔回来的时候我正提着他的暖瓶下楼去打开水。在楼梯拐角碰见了他。我坐在楼梯的木扶栏上，两条腿挂在一侧，一只手提个大暖瓶，另一只手把持平衡。你看，我们就那样长大的，随处可以冒险和娱乐。贺叔叔两手背在身后，一只脚跨两格楼梯，嗔怒带笑地看着我的本事。他让我拎开水回来时别做笨蛋，给开水烫了脚。我点着头，上下门牙小心地衔着两分钱的边沿。他没问我是不是跟我爸爸一块儿来的，他断定是的。进门看到在他客厅里坐得如闺秀一般矜持的我母亲，他肯定吃一惊。我妈妈从来没去过他的住处。我妈妈和他是非常熟的那种生人。没有我爸爸，他们之间的熟识会顷刻不算数。贺叔叔肯定在一进门就意识到事情不简单了：我妈妈一看就是武装好了，从内到外。
我拎着一暖瓶开水回来时，两个人同时向我笑：可把他们从艰辛的闲聊中救了出来。我妈妈起身，找到两个干净杯子，又轻声讨得贺叔叔的口头向导，找出茶叶筒、杯垫子，她旋来转去，为使那裙子不时怒放一下。我来了，她开始勇敢地施展自己。
贺叔叔突然和我对视一眼。他，和十岁的我。
没有。
那是下一年的暑假，他带我上火车。那件事还没形成。它正在形成。我在逐步形成那个十一岁的女孩，在此时此刻，什么都在从这蚂蚱女孩向那略微圆润的少女形成。与贺叔叔，我们一向有个默契。
他马上明白了：我并不知道我妈妈在这里转些什么。我也同他一样急速地在猜这个女人的动机。
再没什么可回旋的，我妈妈把我拉到她膝盖边，坐下，把我的头摆置在她肩膀上。我要挣脱这个僵硬的母女造型，她暗中一发狠，揪紧我。
这一切贺叔叔都看在眼里。后来我十八岁那年，和他单独在他的瓜棚里，我们一一核实过注册进记忆中的场景动作。他在瓜棚里告诉我，他看我母亲那样无援，拿我来遮挡。
我妈妈把我硬做成长辈膝前的小女孩，不管事实多不符：我早已超越了那个年龄。我妈妈的嘴巴在我脑袋上方开启，说，贺书记，我们想求你个事，要是方便的话，你能不能跟出版社打个招呼，把她爸爸的名字加上去？
我听着我妈妈的声音，甜酒酿一样。
贺叔叔的脸孔稍稍一偏，把理解力集中在一只耳朵上。
我妈妈拉紧我，她的嗓音和吐字从我脑后进入，穿透了我再出来；她藏在我身内，拿我讲她的话演她的动作。她又说，就是——那本长篇小说。要是你跟出版社说一声，就把她爸爸的名字添上去了吧？
贺叔叔靠回到皮椅的后背上，嘴角开始发紧，向下撇。眼光移到一边，移到我妈妈看不见他眼睛的地方。他说，你是说我那部三部曲？
我妈妈说，她爸爸写它写得犯十二指肠溃疡了。有时候吃了饭痛得太凶，直出黄汗！夜里给痛闹醒，要连夜熬姜茶！他在外面嘻哈没事，只有家里人晓得他。你问问他女儿！
她把我往前一送，又拉回来。我当时只明白她在夸大爸爸的病，长大后才意识到她无赖式的苦肉计腔调。她把我爸爸的脸丢得很干净。把我爸爸辛辛苦苦积攒在人们印象里的清高、对名利的傲视一记全毁光。把我爸爸的潇洒全剥下来。
我挣扎回头，看见她轻淡施粉的脸红润细腻，脸蛋上一边挂一颗泪珠。她把我脸拧转回去，不准许我看见她撒谎时的艳丽容颜，但她需要我的依偎，需要孤儿寡母的造型。
贺叔叔向下撇的两个嘴角使他看起来有些凶。两个酒窝在他颊上时深时浅地浮动，眼睛还是我们无法找见的。他说，这不行，生病可不行啊。
我妈妈马上请贺书记放心，她会督促他看病服药。
贺叔叔马上又说：一定要吃药。好药我想法给弄来。
我妈妈眼看主题渐渐跑了，又把我往胸前搂搂，说，她爸爸病的样子她都看见了，她不愿意她爸整天弓个背在那里写啊写啊。她知道是贺叔叔要她爸爸写的，就不作声了……
整个情形让我妈妈弄得不成话了。连我的自尊和体面她也不要了。我成了什么？现在我一遍遍回想：我成了一年后在上海火车站见到的那个乞妇怀里的婴孩。我妈妈是那个露着一个乳房的乞妇。
她还没完。她请求贺书记看在孩子的面上，把她父亲的名字填到书皮儿上去。算作第二名作者，或算个执笔者。她说剧团演戏也是A、B角儿，观众买的都是A角的票，B角的名字写上去没用的，观众横竖是看不见它，就是照顾照顾B角的心情。不然B角也背几百句台词，也排演几个月，暗地下的工夫比A角还大。对镜子琢磨表情，创造手势，几百遍地运眼神，也是哭也是笑，跟疯子一样，心情应该照顾照顾。
我妈妈说着就笑起来，贺叔叔也笑。
贺叔叔笑完了说，这和剧团可不一样。
我妈妈又笑，说当然她晓得不一样。她掏出手绢，擦去前一刻的悲伤弄出的眼泪。
贺叔叔说，稿费可以再增加一部分，添个名字这事不好办。你该知道，印出来的东西就是麦面蒸成了饽饽，改不了样儿了。
我妈妈很内行地说，那就下一版的时候改吧。就跟出版社说，上回漏掉一个作者的名字。
贺叔叔翻一翻嘴唇，说我妈妈该早让我爸爸来说明白此番意思。
我妈妈说，他没有此番意思；他不知道我和孩子在你这儿求情。下一版吧，贺书记，你看怎样啊？
贺叔叔又把眼睛看到我们无法进入的空虚中。许久。他没法再正眼看这对母女行乞，就像一年之后在火车站；他别过脸一眼也不去瞧那个袒露半个胸脯的年轻乞妇。
我低下头。
我难受得直要哭出来，突然看见我自己的一对脚也是以两个外侧着地。什么时候有了和我爸爸一模一样的姿态？在这个浑身不适、需要极度忍耐的时刻，我爸爸的姿态出现在我的身上了。我在替我爸爸忍受。我在忍受他的手足无措，忍受他感到的这个空间中淡淡的无耻，忍受每一个人的难为情，忍受每一个人此刻的不得当、不对劲儿。原来我爸爸这样站着，是忍受。他这样站立，让脚的不适，轻微曲扭来分走一部分压力，那不得当、那难为情所造成的压力。他原来有那么多时候需要全力屏住，去忍受。他自身的，以及他人的淡淡的无耻。
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我父亲。看上去那么浑然一个人，却没有一刻不体味到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不适状态。这种微妙的勾结，永远不会从友情中被除净。他原来不是个宽厚泰然的人，他敏感至极，精神上永久带一丝病痛，他必须拧着双脚去支撑和承受。那外在的官能不适使他分神，平衡了他内在的不适。我的爸爸，他怎么能在那样永久的忍受中活下去？
我妈妈没有察觉任何，没有感觉到我在那么痛苦的忍受中。贺叔叔却感觉到了，他可能瞟了两眼我麻木空白的脸。他说他答应为我妈妈的这场走访保密，说他会考虑她的请求。他被同情心震慑，像一年后在那女乞丐面前，显得无力，同时在隐约厌恶着什么。我妈妈起身，仍拖住我不放，逼我说谢谢贺叔叔。我毫无感觉我说了什么。冰凉地贴在我妈妈怀前，如那个缄默的婴孩，成了母亲行乞的道具。
在送我和我妈妈出门的时候，贺叔叔的手拍拍我的肩。我用力一躲。他的眼睛问出些许关切来，我还是冰凉着。不适已需要全力忍受。我父亲忍受的，还有祖父的，我都背负着。我必须全副精力让我扭歪的双脚忍受着我的和一切人的淡淡的无耻。那无耻不是我们的过错，是我们的天性。
没有，我爸爸的名字没被添加进去。
只有一个妥协：在后记中贺叔叔加了一行字，说他一生一世将感激我爸爸。
不好。不过谢谢你。你好吗？
是啊，我看见你怎样忙了。天气阴暗了这么多天，当然来看你的人就多了。排在我后面的那个小男孩已经等在候诊室了。
他叫罗杰？
三年了？从很小就来你这儿？
在我看？他缺乏优越感。少年人认为天下成年人都愚蠢的那种优越感。他的头发是三十年代的，在额头上拱一个弯，这样。他妈妈一定保留了好莱坞三十年代男明星的不少照片。
我已经上瘾了。你借的药典？
舒茨也这么说。他也借了一部药典，把我用的所有催眠药都查过。
有一些片刻。
另一些片刻我是遥远的。大部分时间我是遥远的，在我四十五岁的中文个性里，心情带点儿微妙细腻的紊乱，把什么都停留在不加理喻的感觉里。或许衰弱，或许太成熟。不像我的英文个性，可以那么无辜。可以以那样的无辜去直言性爱和凶杀，可以向他明说：你在挑逗我，你在骚扰我。那种无辜使我本人永远不直接对我的表达负责任。我本人，是我的中文人格。就这样分裂开，又这样拢合一处。比方，我可以用英文和舒茨谈小说中的性描写，毫无闪烁。我可以用英语清楚地说：我厌恶那天晚上。对于年仅十八岁的这个语言，我有所依仗。仗势。这语言只有十八岁，它当然无忌后果，它当然冒犯，唐突，不圆滑。我没有对舒茨说出：我厌恶，是因为忽然一下子，中文的我出现了。那成熟圆滑的母语，使我什么也不说了。一切都遥远了，带一点儿可以原谅的无耻。
不必说。仿佛四十五岁的母语制止了它孩子的莽撞。我的母语沉静而忧悒，哑然中含着宽而深的吐纳。
是在学校的自助餐厅。我一语不发地坐在舒茨对面。
音乐如一间打铁铺子。
还有电影，在墙上。声音和光重重击在你的皮肤上。
教授一头浓密的白发劲草一样，在声和光的摇撼之中挺住。他两眼正蓝。
贺叔叔和他实在没有相像的地方，除了一头浓密的白发，很早白了头，我十八岁。
舒茨教授简直就是活着的、行动的一堆学问；贺叔叔的天赋是原始的，那种未经提炼的、生的才情。教授却能够成为各种娴熟的学者，治学上他有无限可塑性。但他不会是任何学术的开创者。
想说明什么？我想说明——我从来不拿这两人比较，是你在引导我比较。
这样：我们坐在自助餐厅墙根上的一张桌旁，年轻人们吐出的烟在声和光中浮起一层湛青色。就这样：我和他都不敢再糟蹋了，也没什么可糟蹋了。都不喝浓咖啡，不抽烟，不玩好玩的东西。我们不像周围的抽烟者那样优越。
在和舒茨相处时，我不时为自己的年轻感到优越。他常有的那个笑，是原谅我语言的年轻、简单、冲撞。他爱怜这种稚拙，是掺一点儿男性成熟的谦恭的惯性使然。这个时候，我感到优越。其他时候他感觉优越于我。地位、名望、收入。他让自己的优越感始终萦绕在心情上，绝不去识破它。他偶尔也识破：系里的年轻男教师们那么自然地同我调侃；自然、松懈地，在走廊里拦住彼此，隐喻地玩笑，然后分头走开，挥手说“回见”。教授舒茨这时刻看见了实质：我暗藏的优越。客观的一份不必张扬的优越感，因为年轻他二十岁。出于优越感而对他让步。
我坐在地边的瓜棚中没有为自己十八岁的豆蔻年华感到优越，他头发白了多半，比种瓜老农更卑微。十八岁的我与他的对比悬殊，都没让我感到优越于他。我对他的憔悴和早生白发没有怜悯。因为我不是二者间的优越者。
你可以说年轻人在成熟的人面前，愚蠢可笑，说他们不知天高地厚，你得承认他们毕竟优越。优越让他们胆敢愚蠢，愚蠢得起，可笑得起。在我的学生狂妄时我想，他们真狂妄得起啊。我拟试题，决定正确与错误然后给他们分数，支配他们的奖学金。所有的都不能阻止他们在我面前狂妄。他们把优势让给我，绝大多数时候，但那是他们在谦让我。没有他们的谦让，我的讲师做不下去。没有他们把优势好好隐藏起来，舒茨和我就无法坚持一种权威和秩序。我们赖于他们的仁慈而存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说他们不成熟、愚蠢。
舒茨在我把完整的修改稿随意放在桌面上时，一阵衰竭似的，从椅子上略往下一陷。我说，完成了。是件重要的事，但不是了不起的事。这样的事我还做得起几件，或几十件，随意跟他讲到我在其中的增补；那段中国抗战时期的说唱文学，其中一个作者叫贺一骑。
教授看着我，讲英文的我手势很大。
我说，你读的时候，可以把不同意的地方写在稿面上。
他说那怎么行呢，该尊重合著者，虽然资历浅，年轻。老师也不该在学生稿面上改错。
我笑，说：改了的又不一定是错！你改吧，我不在乎。电脑里有完整的稿子。
他说：我恨那种人——不拿下属当回事。痛恨。
我笑，你用那么大个词“痛恨”。他痛恨所有仅仅由于年轻而优越的人。他痛恨这优越感发作时对老年人生出的特有的宽容。不认真的，大而化之的，浅浅敷衍，宽容的微笑中含着一个鬼脸。就是我刚才的笑，他痛恨。
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有过那种笑容，之前，之后，都没有。至少我没意识到。在我们都最落魄的时候，我诚恳地走到他的瓜棚前。一直想到要去，却是一念之差中成行了。
挨了我爸爸一记耳光之后，他坐了三年正式监狱。我爸爸那记耳光造成了他处境的奇怪恶化。所有的控诉在那之前都是虚设，而我爸爸的举动使人看到愤怒有它真正的资格。出狱时他少了一根手指，额角一块伤疤潜入发际。他回到他母亲打槐花的地带。他落生的那个村早就沉入一场非常生态的淹没中。三年大饥荒，村舍空了，窗门过往着黑洞洞的风。他跨着迈克尔·杰克逊的月球步伐，失重地遥遥朝它走。
逃荒的人多半没回来，或变成城里的浮游生物，或客死在郊外路上。贺叔叔和某个逃奔出去的人对换了一个位置，漂浮归来。他背着一个棉被包袱，还像军人打的被包一样方正，拄着根木棍回到这里。他很瘦，很瘦。是他自己要求回到老家去接受看管、改造的。他要求得非常暴烈，得到了同意。适逢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改叫“革命委员会”，与“军管会”一同主宰皇天后土，他们想到贺叔叔母亲曾经讨饭的地方，也就是贺叔叔参加八路军的地方。那地方穷得著名。著名的盐碱地，著名的乞丐。那地方比哪个地方都能让著名的贺一骑脱胎换骨地改造，吃苦是可以尽他吃的。
我在看着他。
现在我看着贺叔叔从小火车站走出来，颠动一下背上的被包。走过那片治风沙的泡桐林子，很幼的树撑开肥大的嫩叶。他拄着木棍站住了，往那片黄乎乎的农宅看去，感觉自己再次给投生到一模一样的天地之间。
他走进一个叫“大队党支部”的地方，又从那个地方走出来。最后走到一个邻倚于瓜田的小屋。我叫它瓜棚。其实贺叔叔的工作不是看瓜，是在看瓜人手下打杂。瓜棚的小窗糊着纸，小火车站偶尔过火车，窗纸沙沙响。小火车站日夜有五六趟火车往来，只有两趟在站上停一分钟。一个干瘪的大爷往洞开的车窗里递西瓜，瓜瓤龟裂，纤维像絮一样。没等车上的人付给他瓜钱，车已开出了站台。大爷给牵着跑了一截，看见煤渣子站台上走来的我。
我在一分钟的小站上找东南西北。小站在我回家的路途上，我是顺道来看我叔叔的。我这样对领我往瓜田走的大爷说。我们碰见的每个人都知道“反党老贺”。他们不知道其余，只知道“反党老贺”享过福，坐过卧车。
贺叔叔给叫出来。天色在瓜棚里早黑尽了。他低头钻出棚门，身上残存着那个钻的动作，就那样看着我。太阳在沉淀中形成紫灰的烟。他想不出站在五步外的少女是谁。不记得认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黑皮肤，挽起的裤脚露出细长的小腿。他只记得一个十一岁的女孩，穿白泡泡纱露臂的裙子，连同一只藤箱子一块儿交到他手里。女孩落到他手里，整整一夜。而十八岁的少女，他不记得他认识。从那样的十一岁该长成完全不同的十八岁：洁白的，为一切人一切事感到一丝羞耻。
记得很清楚。但我的记忆未必可靠。
贺叔叔说：这是谁呀？他声音里已有笑声了。
我说：是我。
我又说：大爷谢谢啦，我和我叔叔见着啦。
贺叔叔看我，多么轻易地同老农人打交道，把他哄来，把他哄走。小时的一点点厌世，为着其他人和自己感到的那一点点羞耻，早没啦。
只剩下她和他。
贺叔叔马上用成年人对成年人的同谋声气问我：你爸爸知道你跑这儿来吗？
我说，不知道。他到“五七”干校一年，我妈妈没他消息了。
“五七”干校，你们可能会叫它集中营。几十条人体躺在几十条窄铺上，一声哨，全站立起来。然后走出去，一队一队，缓缓移向工场或田野。
进屋，两人的寒暄，问我问他的情形，这个过程在我脑中一直是昏然一片。一片昏然的温暖和感触，原谅和庆幸。贺叔叔噙着泪，脸上是消瘦者深刻的笑容。他说他得去给我弄点水来喝。十分钟之后，他捧着个粗瓷盆回来了，仿佛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乞讨，那样笑。他把半盆水往我跟前的小桌上一蹾，说，喝点水吧，小伙子！
这是他真正认出了我，把我爸爸打他的那一耳掴子一笔勾销了。真正认领了原来那个我。
我听到“小伙子”，不知怎样就站起来。站得陡然，小煤油灯伸一下火舌。不知怎样伸出手去同贺叔叔握，在握到那个缺席的中指时，我顿时知道了那三年的狱中故事。我没有把意外和惊恐喊出来。他看见我眼睛寒噤一下，像无意中触着一只虫子，或者以为摸着活东西，竟摸出是死的。
握了手，我哭起来。哭来得突然，无头绪。我站在瓜棚中央，两个小臂轮换抹泪，从头到脚都在抽。我是为我爸爸哭，还是为贺叔叔哭，我怎么会知道？有一点我现在是清楚的，那根没了的中指，触碰了我所有的激情。那样的哭是要激情的。要足够的荷尔蒙。
他就那么看我哭，欣赏着。带一点儿心爱。
没有。他没有干涉。让它自生自息，不像美国的长辈，上来抱住你说：“没关系，会好的。”他已经不能轻易碰一个少女，她十八岁。他连少女的头发都不碰。
我看着油灯说，贺叔叔，我代我爸爸跟你说对不起。
他挤出个笑容说，那是没办法的事，小伙子。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背叛已不可挽回，还是他不计较这背叛。
他又说，反正我和你爸爸这辈子都是庄稼人了，一辈子也串不上门儿了，没啥对不起的。
我不懂他是否在说一报还一报。被打的人和打人的，也是一种缘分。
我接着自己的思路。说我爸爸在那之后的失常。说我为他所蒙的羞耻。我还说，贺叔叔，我不愿你以为我老远来是为我爸爸做说客。我爸爸在这件事上无情可讲，他做绝了。
他打断我说，不提了不提了。你来看看贺叔叔，就好。我对不起你爸也好，你爸对不起我也好，你都别管，你不能改变历史。他忽然成了“人民日报”，说：历史的误会，只有历史自己去解释。
其实那种宏伟早早就被雕塑在他气质里。
他拿出个西瓜，告诉我这里种什么不出什么，西瓜倒能长得漂亮。他切开瓜，又把它均匀地切成细巧的牙牙儿。他真的瘦削，曾经浅浅的双下巴已成了宽绰的皮肤并失了弹性。肩膀的锐角又出来了。像他初次来我家的样子。肌肉都复活了，随他动作，在他棕黑色发亮的皮肤下拱动。
他穿一条灰色短裤，长久没洗了；腰间嫌松，被皮带系出一些褶皱。上面是件发黄的背心，处处是小孔眼。我看见那孔眼中汗珠如蚕蛾般在咬噬着。缺水，这里的人夏天都穿长久不洗被汗碱蚀烂的衣服。
我们隔着煤油灯，面对面坐在木凳上。床是土坯垒起的，两个墩子上架一块旧门板。铺张草席，靠里那头堆着棉絮、棉袄、棉帽子，一个冬天都堆在那里。
他问，我答。说我去插队的事。他问离家多远，我说从这瓜棚往东南走两百多里，沿铁路线，就是我们的集体户。他说：集体户？我说，二十多个同学，我们把一个土地庙改成男女宿舍，轮班劈柴、担水、烧饭，还种地。
他笑笑说，我们这里本该有七八个学生来，结果只来了一个，太穷了。
又成我问，他答。他告诉我他的生活是好的，大致是好的。有许多我和我爸爸想象不到的快乐。肚子瘪时，走二十里路到公社食堂去买一斤馒头，一路吃回来，留一个给看瓜大爷的重孙。那个快乐！不是快乐，是幸福。
我笑起来，说我知道那幸福的馒头。
他也笑，说他看出我是个嚼过麦芽的小庄稼汉。
一时间我真的是快乐得很。那种我爸爸和我要使劲忍受的不适，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千差万错的哑谜——源于它的极度不适，没有了。我们都在说最基本、最简单的话，那些没有弦外之音的简单语言。我知道他的快乐是真实的。他本来属于这快乐。他那快乐的乞讨童年，和快乐的中年流放，会合于一个点——他的故乡。他误入歧途的那一段，在城市和名望地位中兜了那么大一个弯子，还是回来了。那兜出去的二十年是无必要的，是误会。现在这个中年英俊农夫的快乐，与那个说快板的小乞儿的快乐，连接上了。这看上去很苦的快乐让我看到它的和谐和完整。那么他在兜出大弯子时所经受的，必定也是极度的不适。原来他在名望和万人崇拜中也必须忍受不适。他此刻快乐得真切，向我反映了他或许更大程度地忍受了不适，在我爸爸忍受的同时。
他们不应该走到一起，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恰恰走到一起，成了亲密的朋友。
你看，事情所含的背叛就在此了。
我看见小煤油灯光映照中的这个中年男人。白发中的黑发，骨骼的阴影，一切表皮下的形状，都在那盏影子大于光芒的火炬中显现出来。他显得比他本人要浓郁得多，我看见十八岁的少女亦色彩浑厚，被麦收的太阳晒褪了色的睫毛和眉毛都给灯光浓浓着了色。还有嘴唇。西瓜汁使她的嘴唇饱熟。
我能看得见少女和中年男人一起开始生活，从这个子夜。多星，萤火虫连接遥远坟场上的美丽磷火。他和她，一同生活下去，活下去。不记得他们曾经的关系，他们过去是谁。我还看见少女细瘦的手指捻动在辫梢的粉红塑料发绳上，一会儿，捻动在白底蓝点的衬衫纽扣上。纽扣原先一色白的，丢失一颗，补缀了一颗红的上去。她捻弄的是红的那颗。男人看着她捻动，发现它竟是红的。他看她玩枪栓的手指。玩爆破按键的手指那么孩子气。不敢听那声爆破，他把眼睛移开。讲点别的什么。他们在讲宿营安排。他说：你睡里面，我只要条线毯，睡到外面去。少女说还不困。男人笑笑，又说：该休息了小伙子，明天还要坐火车。
他是第二天晚上送我上火车的。
不。
没有。
怎么会呢？
他不可能那么对我。他从来没变过地爱我。
是，他爱我我知道得很清楚。爱一个孩子，爱一个小姑娘，爱一个改头换面的少女，不管有多少种爱，对我，他对那孩子的爱始终压在其余之上。为了对那个写毛笔字的六岁女童的爱，他得牺牲其他的爱。去上海的火车上他已把这个道理想清了。
他不像我。我对他的爱主要是因为恨。现在我知道，崇拜包括那么多恨。
请接电话吧。
我会的。全要手记吗？
回见。
不必担心，我会开得很慢。
真抱歉，我忙得连上街买卡的时间也没有。怎么也该给我爸爸、妈妈寄一张卡。
谢谢。她还好，比我父亲稳定多了。他们离婚之后倒是我母亲渐渐稳定下来了。
我没告诉你吗？他们离婚有十四年了。
我妈妈，她是个可爱的女人，比我起码天真十五岁。
她演歌剧，后来调到图书馆工作，再后来又到文化馆工作。她从事的这些工作都没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是个很原色的人，也很直觉。
很快就发觉了变化。像你一样。我妈妈把时间、地点推算出来，问我：暑假里你在上海怎么了？
你问我：在十一岁到十二岁之间，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了？
其实我丝毫变化也没有。
一天晚上她躺到我床上来。同我并排躺着，问我这个那个，但她问的绝不止那些，绝不是那些。她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
我马上不愿她的身体挨着我。我说我困死了，别挤我，蚊子该进帐子里了。她开始用一种我两三岁时的语态和我说话，哄逗我，反过来也让我哄逗她。她暖洋洋的呼吸吹在我耳朵上、后颈上。她的目光也热乎乎地在我背上，顺着我侧卧的肩膀、腰，明显耸起的髋部直打量下来。髋骨已向广度扩展开来，之间的容纳在丰厚。表面无变化的腔内，一切都在苏醒。
她问：我请贺叔叔在火车上照顾你，要他督促你洗脚，他督促你了吗？
我用粗嗓门说：那么大个人要别人照顾什么呀？
她对这份伴随发育期同来的粗鲁一向不一般见识，但这晚上她敏感起来，指出：从上海回来的我变得顶撞、野蛮。她并不厉声，边理着我的辫子边叹息。声音稚嫩，柔懦，令人不忍。她嘟起嘴唇，像两三岁的我那样愤怒地说，你知道妈妈就只有你一条命根子啊，你爸爸外面有女人的。
那个时候，没有。是她的臆想。
真奇怪她居然能同那份猜疑，那块剧痛的心病一块活了那么多年。直活到许多年后，我爸爸真的遇上了个女人。对于我爸爸爱着另一个女人这桩事，她从多年前就有把握了。一直在空口无凭地怨怪，哭闹，诅咒那个直到十几年后才出现在爸爸命运中的女子。
在妈妈惧怕得不可终日的时候，那个女子还是一份完全无形无影的存在。她和我们的存在毫不相干，也没有相干的最微小的可能性。她还在念她的大学，打她的篮球；她是个远远没有开始存在的情人和情敌。就像许多年前，我对父母，是尚未开始存在的女儿，而妈妈却因了那女子必定要开始存在而折磨我爸爸。主要折磨她自己。她的直觉太好了，她自己也没办法。只得由它折磨她，折磨我们大家。
浅蓝色的尼龙纱帐里，我妈妈对我讲着她对我的理解。提到一些小说的名字，它们让女孩子们上当。我面朝墙壁，俯卧，整个腹部被压在席上，她讲她的。她可以一连几小时对着我独白，我可以什么也听不见。直到她流泪，我才说：我不是在听嘛！
听见我爸爸拖鞋踢踏踢踏地从外面回来了。他刚打完一局桥牌。最不怕老婆的一个人都回家了，我爸爸才回来。她抓紧时间结束这场说教。她说，男人是很莫名其妙的。结束语总是这句，像是真知灼见，含有权威。
她从来没有机会去经历普遍意义上的男人。二十岁嫁给我父亲，此后便上了卫星运行轨道。她检查我爸爸的文章，看是否有“右倾”、“消极”情绪。若有，她就在替他寄稿之前偷偷换掉一些词，或删掉一些句子。常常在邮局那结了一层颇厚的糨糊趼的桌上，拿着那根拴在绳子上的公用蘸水钢笔，在爸爸的稿纸上推敲字句。文章发表后，爸爸总把文章读许多遍，总觉得丢失了东西。有时妈妈手脚动大了，爸爸就骂主编或编辑部，说最有精神的句子给这些人贪污了。他冲动得要去大门口的传达室打电话，请他们把他的名字一块删掉，这样的文章不配他的名字。妈妈在这种时候总是一面拦阻他一面温存地摇头，半闭眼帘，食指竖在翘起的嘴唇上，仿佛在告诫一个稍年长的孩子，别吵醒摇篮里的最年幼者。爸爸真的会压低嗓音，放轻手脚。妈妈一句话不说，一直保持那个哑剧手势，直到我爸爸在某把椅子上沉静下来。
她那个优美的哑剧动作一直留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似乎总有那么一分稀薄的睡眠笼罩着我们；就在近旁或无所不在，那个好不容易入睡的病婴，巨大而不可亲地躺在我们的生活中，绝不能惊醒它的因病痛而生的乖戾。妈妈看着我们的眼光，那样温存和压抑，让我们在那无边际的脆弱睡眠上如履薄冰。
我妈妈放心了。她无声一笑。这时候的笑是最妩媚的。走到我爸爸的背后，双手顺理他狂卷的头发，像一个小女孩颇有兴致地玩耍杂碎的毛线。她说：我看同你的原稿没太大区别呀。
我爸爸说，对于语言趣味低下的人，反正没区别。狗皮袜子，反正一样。
妈妈从来不在乎爸爸对“趣味低下”的暗示，从来不觉得失面子：爸爸把头一再从她手指下移开，厌烦得要爆炸了。还得说教下去：好赖你的文章发表了，让人看见你还在这儿，没给送到什么地方打矿石去。改几个字有什么呀，把我们家的户口改到北大荒去，你随便写得多高级，还有人登吗？
我爸爸坐在那里，喘息从粗到细，慢慢变长变深，变得像入睡那样均匀而带着微微的鼻鼾。贺叔叔到达之前，他一次次从政治倾覆边缘无恙回归，无功无过，无形无嗅地消磨年华和才智，一直到他写出那篇八千字的杂文《儿不嫌母丑》。他徒步把文章送到省报，两天后又去一趟，如同旧时信差，坐在主编室外，把校样等到手。一个标点都不妥协。
我妈妈知道时已经晚了。
同一张报纸上就有了反击文章。
不久，我爸爸的文章被拆开，被人们半句、半段地拼镶在他们的文章里，被截断移植的句子衍生出新的生命，后果已大得无法吞咽。无论是我爸爸，还是一切企图为我爸爸开脱的人，比如，贺叔叔。
他在这个局势中认识了我爸爸。
我妈妈恳求了他，去找那个刚调来的党委书记，你要女儿跟你去北大荒南大荒啊？！
她凭着她奇特的敏感。
对，非常了解我父亲。他的本性。只有我妈妈知道这个本性。知道它时时刻刻地被压制，被压制成爸爸的好脾气、大度、与世无争。
只有她知道，有一天他会给贺叔叔一个大耳掴子。一份日夜弥漫在我们生活中的恩宠和主宰终止在爸爸恢复的本性中。那是彻底的无拘束，是对一切权威疯狂的反感，是两扇书架后面连裤腰带也不想要的那个生灵。
让我们看看：这顶天蓝色尼龙蚊帐里躺着的三十三岁的女人和十二岁的少女。
1964年。
邻居家的收音机都没关，一会儿是合唱《雷锋我们的战友》，一会儿是新闻：“省委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罕见的大丰收，为颗粒归仓做出贡献。”
我爸爸在帐子外面看了一眼母女俩。寂寞得很，趿着拖鞋走开了。
不，我爸爸从来没爱过我妈妈。是的，有时不需要爱情，我们中国那时有许多不幸和危险，把一个个家庭绑在一起，比爱情牢固多了。危险一过去，解体就开始，我的朋友们都在九十年代陆续离了婚。
我妈妈可能也不爱我爸爸。完全可能的，是我爸爸招惹危险和制造不幸的禀赋吸引了她。她在隐约的危机中，生发了她那学生腔的戏剧性激情。现实成了种假设，她的行为于是被放在舞台式的考验中。臆想的流亡和迫害，悲剧人物感，她感到人和人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有了个悲剧的命题。她满足。
出身市井家庭的妈妈，她害怕再平庸下去。几辈子的安分和平凡，对于惊世骇俗的潜隐向往一点点积累，我妈妈就是这个积累。她需要我爸爸这样能力高却注定受贬抑的人。这种人和任何一个当局都处不下去。我妈妈在认识我爸爸的第二个礼拜向他借了一本书。还书时她夹了个纸条，上面写：我要嫁给你。
你看，并没提到爱情。
书？或许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别林斯基的文艺理论，都有可能。反正是最焕发学生腔的书，什么“田畔中残存的野花，往往比灿烂的花束更迷人”之类。
接受了她，他思想的勇敢，过剩的悲天悯人，政治行为的笨拙，她需要这一切素质。似乎社会和这类人之间总缺乏公平，而不公平唤起她的激情。她的那种戏剧假设中，她总在救死扶伤，总在以她单薄的灵肉抗衡无形而巨大的势力。于是她感到整个生存有了种深度和实质。就这样一个温柔和自我感觉神圣的女人。
是的，她好看。
细腰，塌塌的肩膀，小户人家的那种勤劳和周全，细碎的对你的照料，自卑的微笑，还有最有忍受力的小业主阶级那种对生活不衰的兴致。她到乡下去巡回演出，给家里背回一袋黄豆。一段山路她把它扔下了，第二天歇过来又原路跋涉把它找回来，后来的几个月，我们餐桌上的黄豆炖猪脚她从来不碰。我和爸爸都愤怒地大吼：谁要你把脚掌走出血泡？！谁要你省给我们？！……她就那样忍辱负重地笑笑，谢绝平等。这类牺牲让她找到非常好的感觉：她只需我爸爸、我对她的牺牲领情，对负欠于她这桩事实认账而已。
自信，充满力量，如张开翅膀的母鸡，身心内是上下几万年的沉厚母性。她不要偿还，但你得知道你欠她。她一辈子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就为使你欠她。
我得告诉你，她背着我爸爸做了什么。
我讲过：贺叔叔把那张定期存款单夹在首版的书中给了我爸爸。我妈妈听见我爸爸一夜在书斋里，一直抽烟，一直写。她听着他把写完或未写完的撕下、团掉，丢在桌下。
是写给贺叔叔的信。是十几封信的开头。十几种互相矛盾的念头。有的感谢贺叔叔给了他一笔颇厚的稿酬。有的只是张收据：今收到贺一骑同志一千元，按每工时八分五点六厘计价，遵照社会主义劳工制度每日工作八小时计算，工作时间共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小时。有一封信问：以这钱来买什么呢？一个人四年的心血？一生的尊严？永远不显露的秘密？
还有一封信写得最长，丝毫没有提书和钱的事，兴致悠然地说起一个山区小镇，那里绿山白水，茶寨茶歌，应该去那里洗涤知识分子内心的污浊。在那里，我爸爸说，他相信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和做人上都会有长进。他说等他在那里安下家，茶花时节请贺叔叔去客宿。这是十几封未写完的信中最完整的，也同样不算数，在我爸爸长而弯曲的手指间也成了个青毛桃似的纸团。
我妈妈站在两扇书架制出的笼圈里，一绺烫得微微焦黄的头发从额角遮下，发丝毫无弹性和光泽。她看着桌下桌上的碎纸片和纸团。看着她丈夫一夜的突围：冲锋和撤退。思维朝十几个方向冲去，想冲出一条出路。却是无出路，一次次撤回。他回床上睡去了，像在黎明的白色中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牺牲者，青灰的眼帘宁静地合着。我妈妈把打开的一个个纸团又细细团起，把现场恢复。
下午她换了身宽下摆的连衣裙，拉上我，穿过一人巷，上了红砖主楼。
贺叔叔住在四楼。到三楼时我逼问：是不是去找贺叔叔谈钱的事？
我妈妈说，不是的，我们家又不缺钱。这个家在祖母死后暗暗地阔起来，暗暗饮着1944年出产的美国克宁奶粉，从老旧的贵重衣物中源源不断地拆出衣料和毛线；这三口之家暗暗享用带哈味的锦衣玉食。因此是不缺钱的。
的确，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少有缺钱的。好的东西也不是钱能买的，好东西叫作“待遇”。贺叔叔的轿车和司机，钱是买不来的。贺叔叔的大客厅、皮转椅，与钱都无关。
是我敲的门。我妈妈带我来，是因为大人常在孩子面前显得宽宏，通情达理。大人其实不大愿意驳孩子的面子。我妈妈的直觉是，贺叔叔对我，一直是没有明显的辈分和原则的。
我妈妈跟在我身后，进了客厅，忘了告诉你，这门是不常锁的。许多人都同我们一样，敲敲门就直接把他们自己请进去。贺叔叔很少锁门。除非上北京下上海。所以他回家常常看见茶几上有几杯剩茶，还温热，他也从来不追究，那些自己款待了自己的人们是谁。他若见到扑克牌摊了一桌子，就知道我爸爸在那里待过。我爸爸常独自玩那种牌戏。一时没有结果，他摊着剩局在茶几上，贺叔叔从来不去搅掉它们。他晓得我爸爸还会再回来，接着局势玩下去。他对我爸爸所有的习性都接受，却从不沾染上。
贺叔叔回来的时候我正提着他的暖瓶下楼去打开水。在楼梯拐角碰见了他。我坐在楼梯的木扶栏上，两条腿挂在一侧，一只手提个大暖瓶，另一只手把持平衡。你看，我们就那样长大的，随处可以冒险和娱乐。贺叔叔两手背在身后，一只脚跨两格楼梯，嗔怒带笑地看着我的本事。他让我拎开水回来时别做笨蛋，给开水烫了脚。我点着头，上下门牙小心地衔着两分钱的边沿。他没问我是不是跟我爸爸一块儿来的，他断定是的。进门看到在他客厅里坐得如闺秀一般矜持的我母亲，他肯定吃一惊。我妈妈从来没去过他的住处。我妈妈和他是非常熟的那种生人。没有我爸爸，他们之间的熟识会顷刻不算数。贺叔叔肯定在一进门就意识到事情不简单了：我妈妈一看就是武装好了，从内到外。
我拎着一暖瓶开水回来时，两个人同时向我笑：可把他们从艰辛的闲聊中救了出来。我妈妈起身，找到两个干净杯子，又轻声讨得贺叔叔的口头向导，找出茶叶筒、杯垫子，她旋来转去，为使那裙子不时怒放一下。我来了，她开始勇敢地施展自己。
贺叔叔突然和我对视一眼。他，和十岁的我。
没有。
那是下一年的暑假，他带我上火车。那件事还没形成。它正在形成。我在逐步形成那个十一岁的女孩，在此时此刻，什么都在从这蚂蚱女孩向那略微圆润的少女形成。与贺叔叔，我们一向有个默契。
他马上明白了：我并不知道我妈妈在这里转些什么。我也同他一样急速地在猜这个女人的动机。
再没什么可回旋的，我妈妈把我拉到她膝盖边，坐下，把我的头摆置在她肩膀上。我要挣脱这个僵硬的母女造型，她暗中一发狠，揪紧我。
这一切贺叔叔都看在眼里。后来我十八岁那年，和他单独在他的瓜棚里，我们一一核实过注册进记忆中的场景动作。他在瓜棚里告诉我，他看我母亲那样无援，拿我来遮挡。
我妈妈把我硬做成长辈膝前的小女孩，不管事实多不符：我早已超越了那个年龄。我妈妈的嘴巴在我脑袋上方开启，说，贺书记，我们想求你个事，要是方便的话，你能不能跟出版社打个招呼，把她爸爸的名字加上去？
我听着我妈妈的声音，甜酒酿一样。
贺叔叔的脸孔稍稍一偏，把理解力集中在一只耳朵上。
我妈妈拉紧我，她的嗓音和吐字从我脑后进入，穿透了我再出来；她藏在我身内，拿我讲她的话演她的动作。她又说，就是——那本长篇小说。要是你跟出版社说一声，就把她爸爸的名字添上去了吧？
贺叔叔靠回到皮椅的后背上，嘴角开始发紧，向下撇。眼光移到一边，移到我妈妈看不见他眼睛的地方。他说，你是说我那部三部曲？
我妈妈说，她爸爸写它写得犯十二指肠溃疡了。有时候吃了饭痛得太凶，直出黄汗！夜里给痛闹醒，要连夜熬姜茶！他在外面嘻哈没事，只有家里人晓得他。你问问他女儿！
她把我往前一送，又拉回来。我当时只明白她在夸大爸爸的病，长大后才意识到她无赖式的苦肉计腔调。她把我爸爸的脸丢得很干净。把我爸爸辛辛苦苦积攒在人们印象里的清高、对名利的傲视一记全毁光。把我爸爸的潇洒全剥下来。
我挣扎回头，看见她轻淡施粉的脸红润细腻，脸蛋上一边挂一颗泪珠。她把我脸拧转回去，不准许我看见她撒谎时的艳丽容颜，但她需要我的依偎，需要孤儿寡母的造型。
贺叔叔向下撇的两个嘴角使他看起来有些凶。两个酒窝在他颊上时深时浅地浮动，眼睛还是我们无法找见的。他说，这不行，生病可不行啊。
我妈妈马上请贺书记放心，她会督促他看病服药。
贺叔叔马上又说：一定要吃药。好药我想法给弄来。
我妈妈眼看主题渐渐跑了，又把我往胸前搂搂，说，她爸爸病的样子她都看见了，她不愿意她爸整天弓个背在那里写啊写啊。她知道是贺叔叔要她爸爸写的，就不作声了……
整个情形让我妈妈弄得不成话了。连我的自尊和体面她也不要了。我成了什么？现在我一遍遍回想：我成了一年后在上海火车站见到的那个乞妇怀里的婴孩。我妈妈是那个露着一个乳房的乞妇。
她还没完。她请求贺书记看在孩子的面上，把她父亲的名字填到书皮儿上去。算作第二名作者，或算个执笔者。她说剧团演戏也是A、B角儿，观众买的都是A角的票，B角的名字写上去没用的，观众横竖是看不见它，就是照顾照顾B角的心情。不然B角也背几百句台词，也排演几个月，暗地下的工夫比A角还大。对镜子琢磨表情，创造手势，几百遍地运眼神，也是哭也是笑，跟疯子一样，心情应该照顾照顾。
我妈妈说着就笑起来，贺叔叔也笑。
贺叔叔笑完了说，这和剧团可不一样。
我妈妈又笑，说当然她晓得不一样。她掏出手绢，擦去前一刻的悲伤弄出的眼泪。
贺叔叔说，稿费可以再增加一部分，添个名字这事不好办。你该知道，印出来的东西就是麦面蒸成了饽饽，改不了样儿了。
我妈妈很内行地说，那就下一版的时候改吧。就跟出版社说，上回漏掉一个作者的名字。
贺叔叔翻一翻嘴唇，说我妈妈该早让我爸爸来说明白此番意思。
我妈妈说，他没有此番意思；他不知道我和孩子在你这儿求情。下一版吧，贺书记，你看怎样啊？
贺叔叔又把眼睛看到我们无法进入的空虚中。许久。他没法再正眼看这对母女行乞，就像一年之后在火车站；他别过脸一眼也不去瞧那个袒露半个胸脯的年轻乞妇。
我低下头。
我难受得直要哭出来，突然看见我自己的一对脚也是以两个外侧着地。什么时候有了和我爸爸一模一样的姿态？在这个浑身不适、需要极度忍耐的时刻，我爸爸的姿态出现在我的身上了。我在替我爸爸忍受。我在忍受他的手足无措，忍受他感到的这个空间中淡淡的无耻，忍受每一个人的难为情，忍受每一个人此刻的不得当、不对劲儿。原来我爸爸这样站着，是忍受。他这样站立，让脚的不适，轻微曲扭来分走一部分压力，那不得当、那难为情所造成的压力。他原来有那么多时候需要全力屏住，去忍受。他自身的，以及他人的淡淡的无耻。
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我父亲。看上去那么浑然一个人，却没有一刻不体味到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不适状态。这种微妙的勾结，永远不会从友情中被除净。他原来不是个宽厚泰然的人，他敏感至极，精神上永久带一丝病痛，他必须拧着双脚去支撑和承受。那外在的官能不适使他分神，平衡了他内在的不适。我的爸爸，他怎么能在那样永久的忍受中活下去？
我妈妈没有察觉任何，没有感觉到我在那么痛苦的忍受中。贺叔叔却感觉到了，他可能瞟了两眼我麻木空白的脸。他说他答应为我妈妈的这场走访保密，说他会考虑她的请求。他被同情心震慑，像一年后在那女乞丐面前，显得无力，同时在隐约厌恶着什么。我妈妈起身，仍拖住我不放，逼我说谢谢贺叔叔。我毫无感觉我说了什么。冰凉地贴在我妈妈怀前，如那个缄默的婴孩，成了母亲行乞的道具。
在送我和我妈妈出门的时候，贺叔叔的手拍拍我的肩。我用力一躲。他的眼睛问出些许关切来，我还是冰凉着。不适已需要全力忍受。我父亲忍受的，还有祖父的，我都背负着。我必须全副精力让我扭歪的双脚忍受着我的和一切人的淡淡的无耻。那无耻不是我们的过错，是我们的天性。
没有，我爸爸的名字没被添加进去。
只有一个妥协：在后记中贺叔叔加了一行字，说他一生一世将感激我爸爸。
不好。不过谢谢你。你好吗？
是啊，我看见你怎样忙了。天气阴暗了这么多天，当然来看你的人就多了。排在我后面的那个小男孩已经等在候诊室了。
他叫罗杰？
三年了？从很小就来你这儿？
在我看？他缺乏优越感。少年人认为天下成年人都愚蠢的那种优越感。他的头发是三十年代的，在额头上拱一个弯，这样。他妈妈一定保留了好莱坞三十年代男明星的不少照片。
我已经上瘾了。你借的药典？
舒茨也这么说。他也借了一部药典，把我用的所有催眠药都查过。
有一些片刻。
另一些片刻我是遥远的。大部分时间我是遥远的，在我四十五岁的中文个性里，心情带点儿微妙细腻的紊乱，把什么都停留在不加理喻的感觉里。或许衰弱，或许太成熟。不像我的英文个性，可以那么无辜。可以以那样的无辜去直言性爱和凶杀，可以向他明说：你在挑逗我，你在骚扰我。那种无辜使我本人永远不直接对我的表达负责任。我本人，是我的中文人格。就这样分裂开，又这样拢合一处。比方，我可以用英文和舒茨谈小说中的性描写，毫无闪烁。我可以用英语清楚地说：我厌恶那天晚上。对于年仅十八岁的这个语言，我有所依仗。仗势。这语言只有十八岁，它当然无忌后果，它当然冒犯，唐突，不圆滑。我没有对舒茨说出：我厌恶，是因为忽然一下子，中文的我出现了。那成熟圆滑的母语，使我什么也不说了。一切都遥远了，带一点儿可以原谅的无耻。
不必说。仿佛四十五岁的母语制止了它孩子的莽撞。我的母语沉静而忧悒，哑然中含着宽而深的吐纳。
是在学校的自助餐厅。我一语不发地坐在舒茨对面。
音乐如一间打铁铺子。
还有电影，在墙上。声音和光重重击在你的皮肤上。
教授一头浓密的白发劲草一样，在声和光的摇撼之中挺住。他两眼正蓝。
贺叔叔和他实在没有相像的地方，除了一头浓密的白发，很早白了头，我十八岁。
舒茨教授简直就是活着的、行动的一堆学问；贺叔叔的天赋是原始的，那种未经提炼的、生的才情。教授却能够成为各种娴熟的学者，治学上他有无限可塑性。但他不会是任何学术的开创者。
想说明什么？我想说明——我从来不拿这两人比较，是你在引导我比较。
这样：我们坐在自助餐厅墙根上的一张桌旁，年轻人们吐出的烟在声和光中浮起一层湛青色。就这样：我和他都不敢再糟蹋了，也没什么可糟蹋了。都不喝浓咖啡，不抽烟，不玩好玩的东西。我们不像周围的抽烟者那样优越。
在和舒茨相处时，我不时为自己的年轻感到优越。他常有的那个笑，是原谅我语言的年轻、简单、冲撞。他爱怜这种稚拙，是掺一点儿男性成熟的谦恭的惯性使然。这个时候，我感到优越。其他时候他感觉优越于我。地位、名望、收入。他让自己的优越感始终萦绕在心情上，绝不去识破它。他偶尔也识破：系里的年轻男教师们那么自然地同我调侃；自然、松懈地，在走廊里拦住彼此，隐喻地玩笑，然后分头走开，挥手说“回见”。教授舒茨这时刻看见了实质：我暗藏的优越。客观的一份不必张扬的优越感，因为年轻他二十岁。出于优越感而对他让步。
我坐在地边的瓜棚中没有为自己十八岁的豆蔻年华感到优越，他头发白了多半，比种瓜老农更卑微。十八岁的我与他的对比悬殊，都没让我感到优越于他。我对他的憔悴和早生白发没有怜悯。因为我不是二者间的优越者。
你可以说年轻人在成熟的人面前，愚蠢可笑，说他们不知天高地厚，你得承认他们毕竟优越。优越让他们胆敢愚蠢，愚蠢得起，可笑得起。在我的学生狂妄时我想，他们真狂妄得起啊。我拟试题，决定正确与错误然后给他们分数，支配他们的奖学金。所有的都不能阻止他们在我面前狂妄。他们把优势让给我，绝大多数时候，但那是他们在谦让我。没有他们的谦让，我的讲师做不下去。没有他们把优势好好隐藏起来，舒茨和我就无法坚持一种权威和秩序。我们赖于他们的仁慈而存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说他们不成熟、愚蠢。
舒茨在我把完整的修改稿随意放在桌面上时，一阵衰竭似的，从椅子上略往下一陷。我说，完成了。是件重要的事，但不是了不起的事。这样的事我还做得起几件，或几十件，随意跟他讲到我在其中的增补；那段中国抗战时期的说唱文学，其中一个作者叫贺一骑。
教授看着我，讲英文的我手势很大。
我说，你读的时候，可以把不同意的地方写在稿面上。
他说那怎么行呢，该尊重合著者，虽然资历浅，年轻。老师也不该在学生稿面上改错。
我笑，说：改了的又不一定是错！你改吧，我不在乎。电脑里有完整的稿子。
他说：我恨那种人——不拿下属当回事。痛恨。
我笑，你用那么大个词“痛恨”。他痛恨所有仅仅由于年轻而优越的人。他痛恨这优越感发作时对老年人生出的特有的宽容。不认真的，大而化之的，浅浅敷衍，宽容的微笑中含着一个鬼脸。就是我刚才的笑，他痛恨。
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有过那种笑容，之前，之后，都没有。至少我没意识到。在我们都最落魄的时候，我诚恳地走到他的瓜棚前。一直想到要去，却是一念之差中成行了。
挨了我爸爸一记耳光之后，他坐了三年正式监狱。我爸爸那记耳光造成了他处境的奇怪恶化。所有的控诉在那之前都是虚设，而我爸爸的举动使人看到愤怒有它真正的资格。出狱时他少了一根手指，额角一块伤疤潜入发际。他回到他母亲打槐花的地带。他落生的那个村早就沉入一场非常生态的淹没中。三年大饥荒，村舍空了，窗门过往着黑洞洞的风。他跨着迈克尔·杰克逊的月球步伐，失重地遥遥朝它走。
逃荒的人多半没回来，或变成城里的浮游生物，或客死在郊外路上。贺叔叔和某个逃奔出去的人对换了一个位置，漂浮归来。他背着一个棉被包袱，还像军人打的被包一样方正，拄着根木棍回到这里。他很瘦，很瘦。是他自己要求回到老家去接受看管、改造的。他要求得非常暴烈，得到了同意。适逢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改叫“革命委员会”，与“军管会”一同主宰皇天后土，他们想到贺叔叔母亲曾经讨饭的地方，也就是贺叔叔参加八路军的地方。那地方穷得著名。著名的盐碱地，著名的乞丐。那地方比哪个地方都能让著名的贺一骑脱胎换骨地改造，吃苦是可以尽他吃的。
我在看着他。
现在我看着贺叔叔从小火车站走出来，颠动一下背上的被包。走过那片治风沙的泡桐林子，很幼的树撑开肥大的嫩叶。他拄着木棍站住了，往那片黄乎乎的农宅看去，感觉自己再次给投生到一模一样的天地之间。
他走进一个叫“大队党支部”的地方，又从那个地方走出来。最后走到一个邻倚于瓜田的小屋。我叫它瓜棚。其实贺叔叔的工作不是看瓜，是在看瓜人手下打杂。瓜棚的小窗糊着纸，小火车站偶尔过火车，窗纸沙沙响。小火车站日夜有五六趟火车往来，只有两趟在站上停一分钟。一个干瘪的大爷往洞开的车窗里递西瓜，瓜瓤龟裂，纤维像絮一样。没等车上的人付给他瓜钱，车已开出了站台。大爷给牵着跑了一截，看见煤渣子站台上走来的我。
我在一分钟的小站上找东南西北。小站在我回家的路途上，我是顺道来看我叔叔的。我这样对领我往瓜田走的大爷说。我们碰见的每个人都知道“反党老贺”。他们不知道其余，只知道“反党老贺”享过福，坐过卧车。
贺叔叔给叫出来。天色在瓜棚里早黑尽了。他低头钻出棚门，身上残存着那个钻的动作，就那样看着我。太阳在沉淀中形成紫灰的烟。他想不出站在五步外的少女是谁。不记得认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黑皮肤，挽起的裤脚露出细长的小腿。他只记得一个十一岁的女孩，穿白泡泡纱露臂的裙子，连同一只藤箱子一块儿交到他手里。女孩落到他手里，整整一夜。而十八岁的少女，他不记得他认识。从那样的十一岁该长成完全不同的十八岁：洁白的，为一切人一切事感到一丝羞耻。
记得很清楚。但我的记忆未必可靠。
贺叔叔说：这是谁呀？他声音里已有笑声了。
我说：是我。
我又说：大爷谢谢啦，我和我叔叔见着啦。
贺叔叔看我，多么轻易地同老农人打交道，把他哄来，把他哄走。小时的一点点厌世，为着其他人和自己感到的那一点点羞耻，早没啦。
只剩下她和他。
贺叔叔马上用成年人对成年人的同谋声气问我：你爸爸知道你跑这儿来吗？
我说，不知道。他到“五七”干校一年，我妈妈没他消息了。
“五七”干校，你们可能会叫它集中营。几十条人体躺在几十条窄铺上，一声哨，全站立起来。然后走出去，一队一队，缓缓移向工场或田野。
进屋，两人的寒暄，问我问他的情形，这个过程在我脑中一直是昏然一片。一片昏然的温暖和感触，原谅和庆幸。贺叔叔噙着泪，脸上是消瘦者深刻的笑容。他说他得去给我弄点水来喝。十分钟之后，他捧着个粗瓷盆回来了，仿佛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乞讨，那样笑。他把半盆水往我跟前的小桌上一蹾，说，喝点水吧，小伙子！
这是他真正认出了我，把我爸爸打他的那一耳掴子一笔勾销了。真正认领了原来那个我。
我听到“小伙子”，不知怎样就站起来。站得陡然，小煤油灯伸一下火舌。不知怎样伸出手去同贺叔叔握，在握到那个缺席的中指时，我顿时知道了那三年的狱中故事。我没有把意外和惊恐喊出来。他看见我眼睛寒噤一下，像无意中触着一只虫子，或者以为摸着活东西，竟摸出是死的。
握了手，我哭起来。哭来得突然，无头绪。我站在瓜棚中央，两个小臂轮换抹泪，从头到脚都在抽。我是为我爸爸哭，还是为贺叔叔哭，我怎么会知道？有一点我现在是清楚的，那根没了的中指，触碰了我所有的激情。那样的哭是要激情的。要足够的荷尔蒙。
他就那么看我哭，欣赏着。带一点儿心爱。
没有。他没有干涉。让它自生自息，不像美国的长辈，上来抱住你说：“没关系，会好的。”他已经不能轻易碰一个少女，她十八岁。他连少女的头发都不碰。
我看着油灯说，贺叔叔，我代我爸爸跟你说对不起。
他挤出个笑容说，那是没办法的事，小伙子。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背叛已不可挽回，还是他不计较这背叛。
他又说，反正我和你爸爸这辈子都是庄稼人了，一辈子也串不上门儿了，没啥对不起的。
我不懂他是否在说一报还一报。被打的人和打人的，也是一种缘分。
我接着自己的思路。说我爸爸在那之后的失常。说我为他所蒙的羞耻。我还说，贺叔叔，我不愿你以为我老远来是为我爸爸做说客。我爸爸在这件事上无情可讲，他做绝了。
他打断我说，不提了不提了。你来看看贺叔叔，就好。我对不起你爸也好，你爸对不起我也好，你都别管，你不能改变历史。他忽然成了“人民日报”，说：历史的误会，只有历史自己去解释。
其实那种宏伟早早就被雕塑在他气质里。
他拿出个西瓜，告诉我这里种什么不出什么，西瓜倒能长得漂亮。他切开瓜，又把它均匀地切成细巧的牙牙儿。他真的瘦削，曾经浅浅的双下巴已成了宽绰的皮肤并失了弹性。肩膀的锐角又出来了。像他初次来我家的样子。肌肉都复活了，随他动作，在他棕黑色发亮的皮肤下拱动。
他穿一条灰色短裤，长久没洗了；腰间嫌松，被皮带系出一些褶皱。上面是件发黄的背心，处处是小孔眼。我看见那孔眼中汗珠如蚕蛾般在咬噬着。缺水，这里的人夏天都穿长久不洗被汗碱蚀烂的衣服。
我们隔着煤油灯，面对面坐在木凳上。床是土坯垒起的，两个墩子上架一块旧门板。铺张草席，靠里那头堆着棉絮、棉袄、棉帽子，一个冬天都堆在那里。
他问，我答。说我去插队的事。他问离家多远，我说从这瓜棚往东南走两百多里，沿铁路线，就是我们的集体户。他说：集体户？我说，二十多个同学，我们把一个土地庙改成男女宿舍，轮班劈柴、担水、烧饭，还种地。
他笑笑说，我们这里本该有七八个学生来，结果只来了一个，太穷了。
又成我问，他答。他告诉我他的生活是好的，大致是好的。有许多我和我爸爸想象不到的快乐。肚子瘪时，走二十里路到公社食堂去买一斤馒头，一路吃回来，留一个给看瓜大爷的重孙。那个快乐！不是快乐，是幸福。
我笑起来，说我知道那幸福的馒头。
他也笑，说他看出我是个嚼过麦芽的小庄稼汉。
一时间我真的是快乐得很。那种我爸爸和我要使劲忍受的不适，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千差万错的哑谜——源于它的极度不适，没有了。我们都在说最基本、最简单的话，那些没有弦外之音的简单语言。我知道他的快乐是真实的。他本来属于这快乐。他那快乐的乞讨童年，和快乐的中年流放，会合于一个点——他的故乡。他误入歧途的那一段，在城市和名望地位中兜了那么大一个弯子，还是回来了。那兜出去的二十年是无必要的，是误会。现在这个中年英俊农夫的快乐，与那个说快板的小乞儿的快乐，连接上了。这看上去很苦的快乐让我看到它的和谐和完整。那么他在兜出大弯子时所经受的，必定也是极度的不适。原来他在名望和万人崇拜中也必须忍受不适。他此刻快乐得真切，向我反映了他或许更大程度地忍受了不适，在我爸爸忍受的同时。
他们不应该走到一起，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恰恰走到一起，成了亲密的朋友。
你看，事情所含的背叛就在此了。
我看见小煤油灯光映照中的这个中年男人。白发中的黑发，骨骼的阴影，一切表皮下的形状，都在那盏影子大于光芒的火炬中显现出来。他显得比他本人要浓郁得多，我看见十八岁的少女亦色彩浑厚，被麦收的太阳晒褪了色的睫毛和眉毛都给灯光浓浓着了色。还有嘴唇。西瓜汁使她的嘴唇饱熟。
我能看得见少女和中年男人一起开始生活，从这个子夜。多星，萤火虫连接遥远坟场上的美丽磷火。他和她，一同生活下去，活下去。不记得他们曾经的关系，他们过去是谁。我还看见少女细瘦的手指捻动在辫梢的粉红塑料发绳上，一会儿，捻动在白底蓝点的衬衫纽扣上。纽扣原先一色白的，丢失一颗，补缀了一颗红的上去。她捻弄的是红的那颗。男人看着她捻动，发现它竟是红的。他看她玩枪栓的手指。玩爆破按键的手指那么孩子气。不敢听那声爆破，他把眼睛移开。讲点别的什么。他们在讲宿营安排。他说：你睡里面，我只要条线毯，睡到外面去。少女说还不困。男人笑笑，又说：该休息了小伙子，明天还要坐火车。
他是第二天晚上送我上火车的。
不。
没有。
怎么会呢？
他不可能那么对我。他从来没变过地爱我。
是，他爱我我知道得很清楚。爱一个孩子，爱一个小姑娘，爱一个改头换面的少女，不管有多少种爱，对我，他对那孩子的爱始终压在其余之上。为了对那个写毛笔字的六岁女童的爱，他得牺牲其他的爱。去上海的火车上他已把这个道理想清了。
他不像我。我对他的爱主要是因为恨。现在我知道，崇拜包括那么多恨。
请接电话吧。
我会的。全要手记吗？
回见。
不必担心，我会开得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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