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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1978年夏
  柔和的阳光从窗子里射了进来,爱抚着我的脸。我慢慢地恢复了知觉。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是躺在一张病床上,脑袋很疼,胳膊上打着吊针。高高地站在一旁俯视着我、脸上布满倦容和焦虑的是母亲。她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在什么地方?
  看到我睁开了眼睛,妈妈露出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马修,能听懂我说的话吗?”她担忧地问道。
  虽然刚刚才清醒过来,我马上的反应却是:“西尔维亚呢?”
  我拼命想说话,大口吸着气,可是发不出声音来。
  我感到有一只手亲切地抚摩着我的手。我听到了弟弟的声音:
  “别急,马修,”他说,“你经历了不少事。我是说,你真的能够对孙子们吹嘘说你脑袋中了弹,却活了下来亲自把这事讲给人听。”
  我终于说出了要说的话。
  “蔡兹,她没事吧?她跑出来了吗?”
  他好像听不懂我的话,只是安慰我说:“放松点,最重要的是你没事。”
  “不,不是。”我抗议道,越来越激动。
  一个矮胖结实、头发灰白、穿着白大褂的男人走进了我的视线,抢过了话头。他的英语口“音很怪。
  “希勒医生,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吗?”
  此时此刻,我连自己是谁都说不准。
  这位先生继续用这奇怪的口音很有礼貌地解释说:“你现在是在苏黎世的大学医院里。”
  瑞士!这消息并没有使我明白什么。我于吗在这儿?
  “我是塔木兹教授。5天前我们收你进院,一颗子弹嵌在你的蝶骨中,离大脑非常近。当时情况非常严重,我立刻给你做了手术。很高兴看到你脱离了危险。”
  母亲进一步解释道:“马尔科姆上个星期和我们一起飞过来,整个手术过程中他都和塔木兹教授在一起。他说手术棒极了。可惜他自己有紧急病人,不得不赶回迪尔本去。”
  我脑袋昏沉沉的,耳朵里听到的东西也丝毫不能帮我把事情搞得更清楚。
  “我究竟是怎么到这里的?”
  “显然你是由一架私人急救飞机送来的。”蔡兹说。
  我急切地看着教授。“有谁和我在一起?”
  “一个年轻的神经病学家和一个护士。”
  “难道没有一个意大利女孩吗?”我用恳求的目光看着他。“我是说,不可能没有。西尔维亚是和我在一起的,我知道的。她很漂亮,黑头发,身高大约5英尺10英寸。”
  “恐怕飞机上没有别人了。”塔木兹断言道。
  我一定还在药力的强大作用之下,因为我无法让家人明白这事有多么紧迫。此刻我甚至都不知道西尔维亚是否还活着。一想到这一点,我的灵魂就痛苦无比。
  “蔡兹,”我抬眼看着弟弟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下落的?”
  “我们接到米兰一个医生的电话,他没有多说细节,只是告诉我们你受了伤,正在飞往苏黎世,将由世界上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给你做手术。从我看到的一切而言,他所说的都是实话。”
  这时教授又一次插了进来。
  “你还记得中弹前的事吗?”他问道。
  我拼命回忆。然而,,要记起最近发生的事情简直是难以形容地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向记忆的堡垒发起进攻,要在这面石墙上打开一个缺口。
  “有这么两个家伙——三个,带着步枪。他们想俘虏我们。他们开了枪。我也开了枪。我想我打中了一个。”即便在那个时刻,我仍无法面对我真的杀了一个人的可能性。我更关心的是我所爱的女人,所以我对他们喊了起来:
  “我们遭到袭击的时候,西尔维亚·达历山德罗是和我在一起的。请你们哪位告诉我她怎么样了好不好?”
  母亲说话了,流露出了担心。
  “马修,我们只知道医生告诉你的这些。在美国的时候,我们看到新闻里有一小段报道,说有一个美国志愿者在厄立特里亚被击伤,并没有提到任何其他的受害者。”
  弟弟补充道:
  “这么有名的一个人如果出了什么事,肯定会有个大标题,女继承人遭绑架什么的,对不对?”
  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这绝对不可能,”我火冒三丈道,“她不可能就这么无影无踪了。”
  我的绝望情绪影响了大家。家人对我的健康越来越担心。每个人都想找到办法让我平静下来。
  “也许佩尔捷大夫会了解点情况,”蔡兹建议说,“实际上他昨天刚来过电话,我们答应他你一醒过来就通知他。”
  “好主意,”我急切地说,“咱们马上给他打一个电话。”
  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接通了厄立特里亚,但是我终于听见了弗朗索瓦的声音,好像是穿过了厚厚一层静电干扰传来的。
  “欢迎你恢复知觉,马修。很高兴你重回人间。我很佩服你的勇敢,但究竟是什么使你纵容自己表现出这种廉价的英雄主义?”
  “别废话了,行不行?西尔维亚究竟是死是活?”
  刹那间的犹豫后他平板地说:“当然活着,那得感谢你。是她把你弄回来的。”
  “那她现在在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事实就是如此,马修。”
  感谢上帝,我心里想,我要娶的女人还活着,很安全。可是她为什么没有和我一起在这里呢?
  “谁安排飞机把我送来的?”我问道。
  “啊,是我。”他答道。就连只是在半清醒状态下的我也能感觉到他在隐瞒着什么。
  “那西尔维亚去了什么地方?”
  “我以为她在苏黎世和你在一起。我最后看见的是,他们把你抬上直升飞机的时候她握着你的手。”
  “什么直升飞机?”
  “帮我们从飞机场把药品运来的红海石油平台的一架意大利直升飞机。你还记得吗?你上了飞机,她和你一起走的。我是说,老兄,你救了她的命!”
  “弗朗索瓦,你有她在米兰的电话号码吗?”
  “有的,不过我怀疑这对你会有什么用。”
  他知道些什么事,但没有告诉我。
  “不管怎样还是给我吧。”
  我把电话递给蔡兹,他记下了弗朗索瓦告诉他的一串数字。然后,我很快说了声再见,就命令弟弟立刻给我往米兰打电话。
  一个声音低沉的男人接了电话。“请找西尔维亚·达历山德罗讲话。”我用意大利语客气地说。
  “对不起,先生。”他简短地说。
  见鬼,我甚至无法逼他说出西尔维亚在不在那里。作为最后手段,我决定孤注一掷。
  “我可以和达历山德罗先生说话吗?”
  “请讲吧。”
  “听着,别装傻,让你的老板接电话。是关于他女儿——我救了她一命的那个女儿。”
  不知何故,这倒起了作用。他让我等一等。没有多久,一位英语说得像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一样的绅士接了电话。
  “晚上好,希勒医生。我是达历山德罗。对你所做的一切我感激不尽。非常高兴听说你身体好多了。我一直非常挂念,直到得知你最新的恢复情况。”
  上帝。这就是说,这家伙实际上一直在密切注意我的病情,可从来没有想到给我打个电话,说声谢谢?直觉告诉我,我的时间很少,因此我决定单刀直入。
  “西尔维亚在哪儿?”
  他的应对——只能叫应对,因为这实在不是个回答——光溜得像丝绸一样:“她现在心情很不好,马修。我想你是能够理解的。”
  “我能和她说话吗?”
  “我看现在不是时候。”
  好一个自命不凡的杂种。
  “那你究竟觉得什么时候才‘是时候’?”
  “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把这个谈话继续下去了,”他彬彬有礼然而十分坚决地说,“再见,医生。”
  我强烈地预感到,这将是我和达历山德罗家族的最后一次联系,因此我决心把要说的全说出来。“见鬼,达历山德罗先生,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为了她,我可能杀了一个人吗?”
  就连这样强烈的情感宣泄也未能感动他,他仍镇静地——显然十分真诚地说道:“马修,你救了我女儿的命,我将永远感谢你。”
  说完,他挂上了电话。
  我无比痛苦地倒在了枕头上。
  并且希望,打穿了我头骨的那粒子弹当时就把我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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