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有人在跟踪我

时而雪花飘落，时而，是黑暗。

——谢伊·加里波[1]谢伊·加里波（SeyhGalip，1757—1799），著名的苏菲神秘主义诗人，著作《爱与美》是奥斯曼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1]

卡利普回想这一整天，他在清晨离开档案管理员朋友赛姆的家，走上奇哈格的古老街道，朝卡拉廓伊走去，当他步下路旁高起的人行道时，看到一张只剩骨架的扶手椅，仿佛是一场陰暗 噩梦过后残留下来的惟一记忆。扶手椅被丢在一排门窗拉下的店铺前方，那一带的店铺多半是卖壁纸、合成纤维装潢、木料或石膏天花板，外头接连着通往托普哈内 的陡峭巷弄，耶拉曾经有一次在那些小巷里追踪过交易繁忙的毒品贩子。手把和椅腿上的涂漆已彻底剥落，椅垫被划出深长的切痕，像是受伤的皮肤，生锈的弹簧无 助地从里面蹦出来，好像一匹骑兵马被割破了肚子，流出泛绿的内脏。

虽然已经过了八点，但卡拉廓伊的广场却空无一人。卡利普不由得把刚才看到扶手椅的荒凉巷道和眼前的空旷广场联想在一起，暗忖是否即将发生一场剧变，而除他 之外所有的人都已经察觉征兆。似乎因为预见了灾难，所以排班出航的船只全用绳索系在一起，所以人们走避码头，所以在加拉塔桥上工作营生的街头摊贩、流动快 照师和毁容的乞丐们，全都决定把握生命的最后一天度假去。倚着栏杆，卡利普望着泥浊的河水沉思，想起就是在桥的这一头，曾经有一群孩子潜入水里找寻基督教 观光客抛进金角湾的钱币。他想不透为什么，当耶拉幻想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干涸的那天时，却没有提起这堆满坑满谷的钱币，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它们将带来不同的 象征意义。

走上大楼，一进到办公室后，他马上坐下来读耶拉今天的专栏。但他发现那不是新的文章，而是以前登过的旧作。这可能表示耶拉有好一阵子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作品 给编辑，但也可能暗示着完全不同的事情。同样地，耶拉的这一篇文章，不论是它的中心议题“你是否难以做自己”，还是其中阐述此疑惑的理发师主角，似乎并非 单纯地在讲耶拉所写的内容，而是指涉外在世界中的别种含意。

卡利普记得以前耶拉告诉过他一段话，有关这个主题。“大多数的人，”耶拉说，“不会注意到某样物质最根本的特性，因为这些特性太理所当然了，所以总被人们 忽略；相反的，大家却会发现并认出引人注意的第二层意义，只因为它浅薄显眼。这便是为什么我不会明白地揭露我想表达的事情，而是把它不经意地放在一旁，看 似离题。当然了，我不会挑一个太过隐晦的角落来存放意义——我的第一步棋只是一个小儿科的捉迷藏——然而人们一旦亲自发掘了它，他们便会像孩子一样，立刻 深信不疑。这就是我这么做的原因。但是有时更糟，有些读者连文章刻意的安排和偶然的寓意都还没看出来，就把报纸给扔了，殊不知那得需要一点耐心和头脑才搜 寻得到。”

内心一股冲动涌起，卡利普扔下报纸，走出门去《民族日报》办公室找耶拉。他知道耶拉比较喜欢趁周末人少的时候去报社写稿，因此他猜想他会看见耶拉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他爬上陡斜的山丘，盘算着要告诉耶拉说如梦身体微恙。接着再讲个故事，告诉他说有一位客户因为太太跑了而陷入慌乱。听完这个故事耶拉会作何反应?一个深受关爱的妻子，背弃了我们文化传统中一切最好的价值，就这样转身抛下她的好丈夫，一位正直、勤勉、头脑清明、性情 温和又经济宽裕的好男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究竟在影射何种秘密或隐喻?究竟在标记何种启示?耶拉会细心聆听卡利普巨细无遗的描述，然后归纳出一个结 论。耶拉解释得越详细，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有道理。通过他的话，原本我们视而不见的“隐秘”真相，转变成一则我们从没察觉自己其实早已知道的故事，惊人而 丰富的故事。如此一来，生命似乎变得比较可以忍受。卡利普瞥见伊朗大使馆花园里，湿漉漉的枝丫微映着亮光，他想，与其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倒比较喜欢活在耶拉深情笔调营造的世界中。

他在办公室里没找到耶拉，只见一张整洁的桌子、清空的烟灰缸，也没有茶杯的踪影。卡利普朝他惯坐的紫色椅子坐下，开始等待。他深信不用多久，他就会听见耶拉的笑声从另一个房间传来。

在他失去信心之前，他回忆起许多事：他头一次来报社参观时，瞒着家人，谎称是受邀参加一个广播猜谜节目，那次他带了一位同学一起来，结果那位同学后来爱上了如梦（“他本来打算带我们参观印报流程的，”回程的路上卡利普尴尬地说，“只不过他没空。”“你有没有看到他桌上那一堆女人的照片?”他的同学问）；他和如梦第一次来这里时，耶拉领他们参观印刷室（“你长大以后也想当记者吗，小姑娘?”老印刷师问如梦。而在回家的路上，如梦也问了卡利普同样的问题）；还有，以前他常觉得这是一个从《一千零一夜》里冒出来的房间，充满了报纸上他自己绝对幻想不出来的各种惊异故事、生活与梦境。

他开始匆匆翻遍耶拉的书桌，想寻找新的报纸和新的故事，或许可以让自己分神，可以忘却。他发现了未拆封的读者来信、尾端被啃烂的铅笔、大小不一的各式剪报 （关于一个吃醋的丈夫的情杀故事，上面用绿钢珠笔标记重点）、从外国杂志里剪下来的大头照、人物肖像、几张耶拉手写的便条（别忘了：王子的故事）、空墨水 瓶、火柴、一条难看的领带、几本有关萨满教、胡儒非教派和增进记忆的粗糙平装书、一罐安眠药、降血压药物、纽扣、一只停摆的手表、剪刀、读者来信附上的照 片（一张是耶拉和一位秃头军官，另一张，在某家乡下咖啡馆里，几个油亮亮的摔跤手和一头讨人喜欢的土耳其牧羊犬开心地望着镜头）、彩色铅笔、梳子、香烟杆 以及各种颜色的钢珠笔……

他在桌上的记事本里找到两个档案夹，其中一个标示为“发排版”，另一个是“存稿”。在“发排版”的专栏档案夹中，是过去六天来已刊登过的文章的打字稿，还有一篇尚未登载的周日专栏。明天才会见报的周日这一篇，想必一定已经排好了版，画好了插图，然后又被放回档案夹里。

在标示“存稿”的档案夹里他只看到三篇文章，全都是几年前已经刊登过的。星期一要出刊的第四篇，此时大概正在楼下某位排字工人的桌上，所以星期天之后的存稿只够再撑三四天。难道耶拉没有知会任何人，就不声不响地去哪里旅行或度假了?可是耶拉从没离开过伊斯坦布尔。

卡利普走进宽大的编辑室，他的双腿引导他来到一张桌子旁，两位老先生正在那儿交谈。其中一位笔名叫涅撒提，是个愤世嫉俗的老古板，多年前曾和耶拉有过一场激烈的口角。这些日子来，报社给他一块角落，让他发挥他愤怒的正义感写作回忆录，和耶拉的专栏比起来很不显眼，也较少人读。

“最近几天都没看到耶拉。”他皱着眉头说，斗牛犬似的脸就跟他专栏上方的照片一模一样，“可你又是他的什么人?”

第二个记者询问他要找耶拉做什么。卡利普翻遍脑中记忆库里的凌乱档案，才找出这位仁兄的身份。老戴着黑框眼镜的这个家伙，是报纸综艺版中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他知道在贝尤鲁的哪一条暗巷中哪一天有哪一位优雅的电影明星——她们全都摆出一副奥斯曼贵族名媛的姿势——曾经在哪一家豪华妓院里接过客。他知道，比如说，那个来到伊斯坦布尔，伪装成一位阿根廷女伯爵但后来被揭发其实是在法国乡下表演走钢索的天籁歌手，事实上，是一个从阿尔及尔来的贫穷穆斯林女人。

“所以，你们是亲戚，”综艺版作家说，“我以为耶拉除了他亲爱的亡母外，就没有别的亲人了。”

“哼!”年老的好战分子说，“要不是因为那些亲戚的缘故，耶拉怎么可能会有今天?比如说，他有一个姐夫助他一臂之力。同样也是这个信仰虔诚的家伙教他写 作，但耶拉最后却背叛了他。这位姐夫是某拿克胥教派的一员，这个教派在库姆卡普的一座废弃肥皂工厂里举行秘密仪式，过程中大量运用到铁链、橄榄榨油机、蜡 烛，连肥皂模子也派上用场。他参与各种仪式，然后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坐下来写报告，把教派活动的内幕消息提供给国家调查局。这位仁兄一直努力想证明，他向军 方告密的这个宗教组织中的门徒，事实上，并没有涉入任何危害政府的行为。他把他的情报和耶拉分享，希望这位文艺青年会阅读并学习，提升自己对优美文句的品 味。那几年，耶拉的政治观点顺着一股左边吹来的风倒向右边，其间，他不曾间断地吸收那些报告中的风格，像是交织在字里行间、直接取自阿塔尔、阿布·呼罗 珊、伊本·阿拉比和波特佛里欧译本的明喻和暗喻。没错，有些人在他的明喻中看见了连接我们旧有文化的新桥梁——尽管它们全依附于同样老套的源头。但大家并不知道创造出这些仿古文的人根本是另一个人，一个耶拉恨不得他消失的人。多才多艺的姐夫天赋异秉，还是个万事通：他制造出替理发师省麻烦的镜子剪；研发一种割包皮皮工具，使得此后许多男孩不再因为严重的疏失而毁掉未来；他还发明了无痛绞刑架，把浸油的套索换成项圈，把椅子换成开合式地板。有几年，耶拉感觉自己需要他亲爱的姐姐和姐夫的关爱，于是那阵子他便在自己的‘信不信由你’专栏中，大力介绍这些发明。”

“对不起，可是你全搞错了，”综艺版作家反驳道，“耶拉在写‘信不信由你’专栏那几年时，他完全是靠自己。让我给你描述一个场景，那是我亲眼目睹，不是听来的。”

这个场景简直就是某部蹩脚的叶西坎电影里的一幕，故事描写一个勤勉向上的孩子，经过多年的贫困孤独后，终于苦尽甘来。某一年的除夕夜，在贫民区一间破败的 房舍里，菜鸟记者耶拉告诉他的母亲，家族中一个有钱的亲戚邀请他到他们在尼尚塔石的房子参加除夕宴会。他将与活泼的堂姐妹和喧闹的堂兄弟们共度一个吵吵嚷 嚷的欢乐夜晚，说不定最后还会去城里天晓得哪个声色场所玩。母亲欣慰地想像儿子的喜悦，由于她刚好是个裁缝，便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当天晚上，她悄悄把亡 夫的旧外套修改成儿子的尺寸。耶拉穿上外套，完美合身。（看见这个景象，母亲眼里泛出泪水：“你看起来就跟你父亲一模一样。”）听说有另一位记者同事—— 也就是这个故事的目击证人——也受邀参加宴会，快乐的母亲更放宽了心。当记者与耶拉一同步下木屋里陰冷的楼梯，走出泥泞的街道时，他才搞清楚，根本没有任何亲戚或别人邀请可怜的耶拉去参加任何除夕晚宴。不仅如此，耶拉当天还得去报社值班，因为他想多赚一些钱让母亲动手术，治疗她长年在烛光下缝衣服而逐渐失明的眼睛。

故事结束后是一段沉默，接着卡利普指出，其中有一些细节完全不符合耶拉的生平，然而他们并不听信他的解释。的确，他们有可能搞错了日期和亲戚的辈分，假使 耶拉的父亲还在世，（你可以百分之百确定吗，先生?）他们或许会错把父亲说成祖父，或是误把姐姐当成姑姑，但这一点出入也没什么大不了。他们请卡利普在桌 边坐下，拿支烟请他抽，问他一个问题但又不理会他的回答，（你刚刚说你们是什么亲戚关系?）接着，他们仿佛在一张想像的棋盘上面下棋一般，开始你来我往地从袋子里拿出一个个记忆片段。

耶拉对他的家族充满了感情，以至于就连在那段只准提及市政问题的报禁时代，他也依然可以挥笔成书，写出让读者和审查官都看不懂的文章，追溯他童年的记忆，以及记忆中那栋每一扇窗外都有一棵菩提树的豪宅。

不，不对，耶拉的处世技巧仅限于新闻领域。只要碰到他不得不参加的盛大场合，他一定会带朋友同去，以确保自己能够安全无虞地模仿朋友的动作和谈吐，效法他的服装打扮和餐桌礼仪。

才没这回事呢!耶拉是个雄心壮志的年轻人，专门负责妇女版的填字猜谜和读者咨询，连续三年间，他所执笔的专栏不仅成为国内阅读率最高的单元，甚至在整个巴 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都深受欢迎。不只如此，当他出言诋毁左右派分子时，也丝毫不觉得良心不安。若不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亲戚朋友对这个不值得的家伙关爱有加，助他一臂之力，耶拉哪可能拥有今天的声势?

那么，拿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生日派对”来说好了。我们有一位具前瞻性的政治家，很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文化里建立起这项温情风俗，因此，当他为自己八岁的儿子举办一场善意的“生日派对”时，他不但邀请多位记者参加，也请了一位来自地中海东岸黎凡特的中年妇女弹奏钢琴，更准备了一个鲜奶油草莓蛋糕，上面插着八支蜡烛。结果，耶拉却在他的专栏里大肆嘲讽这场宴会，将它讲得极为可鄙不堪。他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如人们所推测的，是为了思想上、政治上甚至是艺术上的理由，而是因为他惊觉，自己一辈子从来不曾得到父爱，也从来不曾拥有过任何形式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