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章 晴天里的乌云

虽然攀登科学的喜玛拉雅山在顶峰享受胜利喜悦的时间比较长一些，但毕竟不会是永恒的。或迟或早，康托和他那难以控制的夏尔巴人也必然会遇到逆风。二月里的一天下午，在湛蓝的天空中出现了第一片乌云。

关于肿瘤生成的文章在《自然》上发表以后，索要重印本的请求竟然如此之多，康托感到十分惊讶。它们如潮水般涌来。第一批来的是那些始终翘首盼望的人。只要最新一期《自然》杂志出现在当前期刊杂志书架上，他们就会立即冲到图书馆去：工作热情比较高涨的勤奋的人，对他们那个领域里的最新消息一天都不愿意等。在短暂的平静之后，当某一期《自然》杂志的目录出现在《当前期刊目录》里时，又是一次洪水泛滥。《当前期刊目录》只是简单地罗列出其他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标题，以及作者的通讯地址。由于期刊订阅费用猛涨，它就成了上天赐予弱势货币国家科学家的礼物。康托的秘书有个兄弟是集邮一爱一好者。她因此突然之间忙了起来，不停地收集从阿根廷、保加利亚、印度和几十个其他国家寄来的索要重印本的明信片上的邮票。

康托觉得，在对他们文章的所有反响中，最使他感到满足的是一个电话。期刊发行后的第二天，库尔特-克劳斯从哈佛打电话来说，这篇论文不可能逃过斯德哥尔摩的注意。“艾西，如果我是个一爱一妒忌的人的话，我的脸都要绿了。可你知道，我不会这样的。”这些话听上去几乎很令人信服。“即使我不能想出来怎么做这个实验，我也很高兴你做到了。”康托感觉到一股愉快的暖流涌上了他的脸。库尔特还没有讲完：“艾西，你知道瑞典在全世界找人提名。你以前肯定收到过这种表格。今年，他们正好找到我，事实上，它就在我面前。在‘提名依据’这一部分，他们要求有一份参考书目、一份详细的生平和其他证明材料。为什么你不让我省点心，自己寄一份给我呢？其余的事，我自会安排。”

在这种场合，按照科学界的惯例，必须要谦虚，在公开场合，一般人都很严肃地眼睛向下看着地面，但是，人的手往往泄漏真情。在电话里就比较好谈。

康托站起身来。“库尔特，我知道这是个很好的想法。”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想法！“说来我也很幸运。我以前告诉过你我的博士后研究生杰里迈亚-斯塔福吗？他有一双金子般的手，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一精一湛的实验技术。真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人能够完成这项工作。”

“我们全都有这样的人。”库尔特嘿嘿笑着说。“慧眼识英才嘛。话说回来，或迟或早，总要有人重复这项实验的。你最好让我们来做这件事。毕竟，你最早是在我的研讨会上宣布你的想法的。”

“我还没有动手写具体的文章呢，”康托回答说。“我想这事不着急。”

“是不着急，”克劳斯淡淡地说。“只要你不发表全部的细节，没有人能够重复那个实验。你把实验的资料寄给我们。这样你就会知道谁提供最好的验证了。请告诉我，艾西，，”他继续说，“你是怎么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发表了你那篇论文的？”康托非常高兴，库尔特竟然连他的胜利的细微之处也注意到了。

喜马拉雅山的攀登者在山顶享受荣耀的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的。为了防备暴风雪降临，或者氧气供应耗尽，他们一只手拿着旗子，另外一只手拿着冰斧，照片拍摄完毕以后，就踏上了返回大本营的旅程。科学珠穆朗玛峰的攀登者就不必如此了。有几个月时间(直到二月中旬之前)，康托始终在山顶上沐浴着一陽一光，到处作演讲报告、参加研讨会和座谈会，谈论这种肿瘤形成的理论，介绍实验证据。

对于斯塔福来说，这一时期本身就是莉亚所说的巴赫汀分析的实验演示。在那些斯塔福在场的场合中，教授对于他学生的贡献表示出来的认可和感谢堪称模范。“如果没有斯塔福博士的实验技巧，我不敢肯定我们是否能够这么快地提供这一证据，很可能根本不能提供实验证据。他现在就在听众席上。”随之而来的微笑似乎是很真诚的，他朝着斯塔福方向的点头致意也不能说是敷衍了事。斯塔福计算了“我们”和“我”的数量，衡量了每个“我们”和“我”的轻重。无可否认，“我”要少得多。但是它们的功能是否就是把其余的“我们”全都变成“我”？“语言中所用的词汇有一半是别人的。”莉亚将巴赫汀的这句格言贴在他们电话机上方的墙壁上。“我快成疑心病了。”他在心里诅咒道。公正地说，康托曾主动提出让他解答大多数有关实验的问题，甚至让他把克劳斯要的有关实验的详细资料寄给他们，以便哈佛的研究人员能够开始重复他们的实验。但斯塔福很想知道他不在场的时候那个“我们”听上去怎么样，他不在场的时候教授是如何介绍他的实验技巧的。

更加使他感到烦恼的是，塞莱斯蒂娜出现在西北大学举行的“昆虫激素研究的最新进展”研讨会上了。会上，将由她而不是琼-阿德利，介绍她们关于昆虫咽侧体抑制素的研究成果。坐在听众之中时，斯塔福回忆起康托如何提出斯塔福在将来的演讲中可以作为他们的发言人，可他一直没有这么做。“我知道你不会重复你第一次研讨会上的惨败，”康托说，声音里面没有丝毫谦虚，“可你得理解……”斯塔福明白：毕竟，蟑螂与肿瘤不在同一个级别上。其实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研究成果的永久记录——最先发表的文章上面只有两个人的名字：康托与斯塔福。所有这个领域里从事研究的其他科学家都会引用这篇文章的。至少，斯塔福没有像大多数科学合作者那样被忽视，被列在所有称呼中最常见的“等等”之中。能够逃脱在参考书目中被列为“无名氏”的遭遇，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虽然攀登科学的喜玛拉雅山在顶峰享受胜利喜悦的时间比较长一些，但毕竟不会是永恒的。或迟或早，康托和他那难以控制的夏尔巴人也必然会遇到逆风。二月里的一天下午，在湛蓝的天空中出现了第一片乌云。库尔特-克劳斯从哈佛打电话来说，他最好的助手之一，大桥(“艾西，你还记得他吗？他是我的斯塔福”)，无法重复斯塔福的实验。这种失败在他们这个领域也并不罕见。由于康托和斯塔福只发表了初步的消息，而没有公布具体的实验资料。就像大厨师对另外一个人描绘一种美味的菜肴却没有告诉他确切的配方，而克劳斯和大桥主要是根据斯塔福寄给他们的资料来处置的。很有可能，斯塔福遗漏了什么至关重要的细节。

“杰里，在你把那份材料寄出去之前，我真应该与你一起看一遍的。”教授说。“我想我们都过于沉浸在荣誉之中了。我想让你把整个实验过程详细地写出来。下一次，克劳斯的人必须能够重复你的实验。”

莉亚-伍迪森正在准备论文阶段，许多论述都是在家里面完成的。那天早晨10点钟以后，她走进厨房去往杯子里添加一些咖啡。斯塔福赤脚站在水槽旁边，身上穿着一件圆领汗衫和一条蓝颜色的牛仔裤。

“杰里，你知道现在几点钟了？我还以为你和塞莉一起走了呢。”

“我今天不去了。”

她仔细观察他，关切地问：“怎么回事？病了？”

“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不过，不是你所说的生病了。我有一大堆材料要整理好交给艾西，这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我最讨厌写这种东西。”

“几天？”她啧啧说。“我还以为你们这种人完成一篇大作只需要几个小时呢。你们那篇著名的《自然》论文不就只用了这点时间吗？莫非你还没有从你的教授那里学会怎样才能写得快？”

“别开玩笑了。”他愁眉苦脸地说，“我要写的不是给编辑的优雅简练的文章。我必须得写一本像菜谱一样的东西：不必考虑风格，也不要求简练，却必须要一精一确：不只是‘加一些塔巴斯科辣沙司、适量的调料，烹饪至煮熟’就可以了。艾西要我把那三个月里面所做的一切都详细描述下来，要详细到他们在哈佛能够重复制作：塔巴斯科辣沙司的一精一确份量，添加的时候是逐滴逐滴地添加，还是按一定比例添加。烹饪的时间长短和温度……”他哼了一声。“我得在星期五之前把这些全都交出来。”

“打起一精一神来。我有一点惊喜给你和塞莉。她是否告诉过你关于克罗诺斯四重奏演出的事？”

斯塔福怀疑地瞥了她一眼：“从来没有听说过。”

“真的？我很奇怪，塞莉竟然从来没有对你说起过。好吧，我想，那是她的事，不管怎么说，星期六晚上他们在芝加哥演出，我搞到三张票。我们可以早点走，去那里吃晚饭：听说海德公园里有一家希腊餐馆。”

“跑那么远的路到芝加哥去，就为了去听一场音乐会，吃一顿希腊饭？我们要很晚才能回来呢。”

“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星期六有什么特别的吗？”莉亚开始生气了。

“不知道。”

“是塞莉25岁的生日。你不会说你忘记了吧？”

“不是我忘记了，而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她从来没有提起过。”

莉亚很狼狈地沉默不语。斯塔福看上去垂头丧气的。“谢谢你告诉我。”

“嗨，振作一点，杰里。现在你机会来了，你可以让她为你的细心周到感到惊喜了。再说，你写了一个星期的东西以后，出去一次对你也有好处。”她安慰他说：“在回家的路上，你可以在汽车里睡觉，或者随便干什么。”

“真要‘干什么’，你的车太小了。“斯塔福沮丧地迅速打断她的话。

“你可以思考呀。”

斯塔福六年里从来没有因为生病缺席，可星期四早晨，他打电话来说病了。他的电话时间算得很好，恰巧在康托的秘书和教授本人到达办公室的时间的当中。

康托教授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生气。这个斯塔福，教授正要他准备给克劳斯的材料，教授过去总是看见他在实验室里面；他念起“假期”这个词来总是带着轻蔑，十足表现出了康托自己的科学大男子主义。这个斯塔福，他可真挑了个好时间生病。星期一早晨，他听说斯塔福从南卡罗来纳打电话来说他的祖父心脏一病发作，康托的忿懑变成了真正的愤怒。“他的敬业一精一神到哪里去了？”他抱怨说。“是他的祖父重要还是实验室更加重要？”

这种粗一鲁完全不是典型的康托风格，但是不能让克劳斯等着。康托决定走一条有点草率，但是比较简单的捷径。他将把斯塔福的实验室笔记本里所有相关的记录全都复印一份，附一张字条说明，寄到哈佛去。

复印斯塔福的笔记本倒是没有什么不妥当，因为科学家的实验日志不是个人的日记；其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为了让其他人需要检测验证的时候用。通常，笔记本用的是那种可以在比较大的文具店买到的，装订结实，页码编号早已经印在上面的角落里。登录条目反映了这种实在的、有序的外表：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时间的顺序记录下来，完整地，尽心尽责地认真记录在本子上，作为让其他人照样去做的指导。珠穆朗玛峰探险队的领导在一些看似琐碎的事情上，坚持执行铁定的纪律。康托就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实验笔记的要求。一切都要用不会抹擦掉的墨水笔，而不是铅笔写，甚至连细碎的计算也要记录在本子上，而不能草草地记在零散的纸上。所有一年级的研究生都听到同样的教诲：“你们笔记本里记录的东西永远不会太多，只会嫌少。你永远不知道哪些资料将来会是至关重要的。”学生离开康托实验室时，笔记本必须留下。教授宽敞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加锁的书柜，里面存放着200本这样的笔记本，它们全都经过仔细地编目，它们是康托实验室在四分之一世纪里全部实验工作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