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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一树菩提一烟霞(3)

第19章 一树菩提一烟霞(3)

道教是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起源于上古时期,创立于汉朝。道教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以道学、仙学、神学和教学为主旨,融入医学、巫术、数理、文学、天文、地理、阴阳五行等学问。道教讲求度世救人、长生成仙,奉老子为教祖和最高天。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是一个文化的盛世。这段时间,百花齐放,各自郁馥,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留于后世太多深邃的文化。直到达摩祖师一苇渡一江一 ,经历朝历代,流传最广的儒道思想,与之融合,相互依存。许多人受岁月浸染,历史沉淀,成了亦道亦儒亦佛之人。

自然之韵,超脱于文化艺术,而又蕴含其灵性与精髓。一株草木,可以了悟人世的代谢;一抹斜阳,可以读懂垂暮的心情。河山常在,故人已改,混沌于天地间的灵光紫气,亦自寥落无痕。

老子著《道德经》,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据说,写完《道德经》的老子,骑一头黄牛,踏过函谷关如珠的朝露,后不知所终。

道家倡导“天有天道、地有地理、人有人论、物有物性”之法则。老子曾说:“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一交一 替,有何悲乎?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则本性羁伴。功名存于心,创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创烦恼之情增。”

“文景之治”为中国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汉初,社会经济衰弱,朝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此番道家思想,于治民上,为最辉煌的一笔。汉武帝时期,“独尊儒家罢黜百家”,道家受到压制。直至魏晋,谈玄之风兴起,老庄思想,成了道家的正统。

庄周顺应天地万物,遵循真实的内心,在乱世持有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不羁的精神自一由 。庄子不争,他退隐尘世,清修守静,淡看生死,一宠一 辱不惊。他的作品浪漫诗意,文笔如风,恣意流淌,变幻无端。庄子顺从天道,摒弃人为,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葛洪将道教神仙方术和儒家纲常名教相融,为上层士族找到了一些长生成仙的修炼理论,亦奠定道教基础。唐代尊老子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皆极度推崇道教,规定“道大佛小”。唐玄宗时期道教最为鼎盛,并编纂了历史上首部道藏《开元道藏》。

道风盛行的唐代,道士和道姑,地位极高。身在庙堂,可以过上十分优裕的生活,自一由 结一交一 天下友朋。著名才女鱼玄机曾出家为道姑,在清幽的咸宜观修行。她在观里品茶悟道,煮酒论诗,当时长安城内,无数文人雅士、风一流 才子皆去观中拜访,纵一情 寻一欢 。

一温一 庭筠有一首词作《女冠子》,描写一位女道士美丽的容颜。“含娇含笑,宿翠残红窈窕,鬓如蝉。寒玉簪秋水,轻纱卷碧烟。雪胸鸾镜里,琪树凤楼前。寄语青娥伴,早求仙。”

北宋承袭了唐朝奉道的风气,宋真宗和宋徽宗曾掀起了两次崇道热潮,编修道藏,大建宫观,册封神仙。王重阳创立了全真教,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认为修道即修心,除情去欲,存思静定、心地清静即是真的修行。

明朝皇帝对道教亦有所尊崇,明成祖自诩为真武大帝的化身,对张三丰及其武当派极为崇尚。明世宗以道教为信仰,他热衷方术,爱好青词,一宠一 信道士,而道教的兴盛亦随着帝王的钟爱,抵达登峰造极的境界。

清代帝王信奉佛教,乾隆认为道教为汉人的宗教,而奉藏传佛教为国教。之后的道教亦随之一江一 河日下,失去了过往数千年的不老传说。

直至当下,佛教依旧盛行,禅的境界为红尘中人所向往。但道教文化,亦百折不挠。其实于这世俗,众生所求的是在喧嚣中获得宁静。不为浮华所累,愿同自然修行,若清风白云那般,来去自如,去留无意。武当山、三清山、泰山成为众生络绎朝拜之所,香火鼎盛之地。

道教的自然情怀、玄妙思想、神仙境界,从古至今都为世人追求。南北朝以来的《搜神记》、《聊斋志异》等志怪小说与道教相关,唐宋传奇《枕中记》、《太平广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都蕴含丰富的道教神学。

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众生不得真道,是有妄心。心静则澄,心澄而神自清。这世上唯有灵魂可以不死,自然得以永恒。红尘碌碌,谁又是那唯一的清醒者。道禅原本相通,不过是为了给漂萍人生,找一个自一由 安逸的归宿。

放舟野渡、独钓寒一江一 ,或卧醉凡尘、坐禅浮世,皆是修行。悟道并非要在蓬莱仙岛,亦无需素食持斋。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白云溪水,如影相随。

儒风

世间风物,流传千载,走过岁月无歇的风雨,零落于大一江一 南北的每个角落。无论是青石铺就的老巷,还是残存河畔的城墙,或是久埋尘泥的甲骨,散落云烟的圣人,都隐藏着古拙的意象。水光山色,花香月影,四时节令,万物生灭,皆无可名状,无可言说,无可执著。

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诗书令人清静,词曲令人风雅。人间万物,皆有其定数与规律,哪怕从一株古树,一块山石间,亦可会得历朝历代的兴衰沉浮。一切风物,皆有可会之境,可觅之思,虽留存于数千年文明中,却未必见文得句。方能体会的,就是连绵延续,可谓传统文化主题的儒家思想。

儒学乃中国文化之主脉,是为国人,不可不察。《说文解字》云:“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儒学之起源,史无定论。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在纬书中被装扮成与众不同的神。直至到了孔子手中,集三百篇,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他与门人的言论,亦被录在《论语》,此时的儒家才算有了真实的开始。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之忠;己之不欲,勿施于人为之恕。”翻开墨香流淌的书册,感悟那些饱含哲理,得以修身齐家的句语,令人心存敬仰,静止如莲。正是它的高深绝妙,才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古道上碎草翩跹,尘埃飞扬,那个栖栖遑遑、奔走一生的孔子,至今仍周游于列国之间,为着他的信仰,劳碌奔忙着。

于孔子之后的另一位大家,即是孟子。孟子继承了儒学的精髓,提出了“性善”之说。“孟子以心释仁,断言心仁必性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也。善恶之心,人皆有之,义也。恭敬之心,人皆有之,礼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智也。”

若非富贵熏心,名利威逼,世人亦不会有太多浮躁和执著。物欲横流、车马纷呈的时代,如何能于浮华中守住纯净,心存善念,定然需要入世的修为。人心本善,只因受了俗世烟火浸染,而迷一离 怅惘,在善恶之间徘徊。倘若有花鸟相陪,受山水供养,怀秋水姿态,含诗词情怀,心如玉石,又何来污浊?

性伪之分乃荀子理论之支柱。他认为,人性原本就不够美好,若顺应其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纷乱争议。他重视自身修养、礼义道德,亦强调政法制度的惩罚。唯有循规蹈矩,各尽其职,方可成为良才。

儒学在风华时期,亦经历了坎坷。秦始皇“焚书坑儒”,令本已兴盛的儒学,瞬间成灰。一点火苗,焚灭了圣人思想。当时志士仁人,心惶意恐。直到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复昌盛。此后,儒家所倡,智信仁勇,忠恕孝悌,恭敛敏慧,礼义从善,莫不遵从,为标榜也。

除了修身,儒家思想有太多的礼教规范,它的衰弱,成了必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本是金石之言,却成了镶嵌于历史城墙的珠石,随着退去的王朝,被人弃置。

汉末的玄学之风盛起,尽管儒学在政治制度上依旧保持它的地位,但思想修养之境界,则被玄学所取代。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流俗,不同于任何时代的言谈举止。饮酒、玄谈、为文、作书,以狂放不羁,率真洒脱而著称,形成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魏晋风度。他们向往自然情感流露,飘逸潇洒,却亦是一个迷惘惆怅的年代。

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思想又超越了玄学。佛道在修养性情之上,远胜过儒学。世人常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儒学已成为一种传统礼教的形式,像背着一个政治包袱,无法体味大自然灵动曼妙的意趣,更不能飘然出尘,与世无争。

迨至宋明,儒学复兴,史称新儒学。宋明理学之祖师周敦颐,熔铸老子之无极、易传之太极、中庸之诚意、五行之克生、阴阳之调和为一炉,创制了无极而太极之本体论。而程颢、程颐受业于周敦颐,他们最高哲学范畴是“理”。《二程全书》写道:“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人心为私欲,道心为天理,存天理而灭人欲。”

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继承二程理学,融入北宋思想家张载之气学说,构建了一个完整独特的朱子学。宋明理学之所以寻回往日的风华,是因了他融合玄学、佛教和道教之精髓。理学强调“天理当然”、“自然合理”与玄学和佛教追求的境界,有相互合流之处。儒学卸下了它以往规范的律条,让世人对其有了重新的感知和认可。

记得《三国演义》里有一回,诸葛亮舌战群儒。他说:“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

儒有君子,有小人;有旷达,有狭隘;有风雅,亦有晦涩。方寸之间,若小灵台,亦可载今承古,得云会境。不往青山,亦可得山明之思,不临水岸,亦得水秀之想。心藏丘壑,红尘有如山林;兴寄烟霞,浮世仿若蓬岛。

一切有情众生,都有其生灭荣枯理则,万物唯有顺应自然,方能永恒持久。人生在世,删繁留简,去伪存真,终不负天地庇佑,山水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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