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匣子里的水牛

 爷爷是个纸匠,据说会扎纸人纸马纸牛纸屋。可惜我没见过。我只见过爷爷用花纸糊的盒子,说是给我盛针线。那年我六岁。
  “哪有那么多针线可盛!她们这茬孩子,钉个扣子都扎手。爹,您就歇着吧!”妈妈说。
  纸盒子很漂亮,散发着米面的清香。那是妈妈自己打的浆子,说是比街上的胶水熨贴。
  我所有的针线只把盒子底铺了浅浅一层,使用它们做彩色的褥子,眼睛会动的洋娃蛙躺在上面,纸盒就成为一架摇篮。
  “爷爷,再扎一个么!”
  “扎个什么呢?”爷爷擅着手,好像有许多无形的纸在怀抱中。
  “扎什么都好。”小孩生怕大人变卦时,便很通融。
  “扎个桥吧,人死了以后,活着时候用过的水,就会哗啦啦像海潮似地淌过来,没有纸桥,你怎么过去呢?”爷爷思忖着,眯缝着眼睛似乎怕那滔天涌来的苦水打湿了灰白的睫毛。
  “马桶里用过的水,也会一起涌来么?”我想这是极恐惧的事情。
  爷爷哗了一口唾沫:“怎么会想到那去!当然也要涌来的。”
  妈妈拿着拖把走过来,好像她早预算到爷爷会在这时吐痰。
  妈妈去涮拖把,我催爷爷快扎:“你那个桥是多少孔的?”
  爸爸走进来,他真不愧是军人,前因后果都不知,就准确地说:“这是迷信!”
  爷爷看看爸爸肩上的双杠和金星,唯唯诺诺地说:“这是迷信。”
  爷爷干搓着手,看着盆里的浆子粘稠龟裂翻卷,最后像毛玻璃一样破碎了。
  夜里,妈妈对爸爸说:“爹闲得难受,我想让爹把咱家的仰棚糊一糊。”
  仰棚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爸爸和妈妈的家乡相隔三里地,他们便经常说一些只有他们才懂的话。我就大嚷:“不普通!不普通!”他们就换用普通话向我解释。但这一次,我不能嚷,他们以为我已经睡熟了。
  爸爸抬头看了看。于是我明白了:仰棚就是天花板。
  天花板是水泥的,上面沾满霜雪般的白灰,透过我的眼睫毛,它们白得有些悲惨。
  “裱天花板还不如去裱地板呢!”爸爸不屑地说。
  朱红的木质打蜡地板上,有我踩的几个脚印。灯光下,像初出茅庐的窃贼。
  妈妈拿来一块干净抹布,蹲在地上,把红木板拭得清凉如水。
  “你说,倒是行不行呢?”妈妈轻柔地问。
  “什么事?”爸爸正在批一份文件,被人突然打断,惊诧地回头。
  “糊仰棚哇!”妈妈反倒莫名其妙,刚才的话,不正是从这里断掉的吗?
  “真亏你们想得出!多好的洋灰顶子,这不是劳民伤财瞎胡闹吗!况且这是营房,不要独出心裁!”爸爸不耐烦,铅笔在文件上点出许多蓝星。
  我从来没见妈妈在什么事上反对过爸爸,但这一次,她不屈不挠:“糊糊吧!你没当过纸匠……”
  爸爸说:“糊吧糊吧!我没当过纸匠,可我当的是司令员!爹上了年纪,我就不说什么了,你也跟着起哄。这都是当家属的过!别的房间不许动,只能糊厨房。”
  妈妈快步退出去,拐进爷爷的小屋。我听见爷爷夹杂着咳嗽的笑声。
  爷爷是远近闻名的纸匠。这是妈妈说的,所谓的远近,也是以那个偏僻的小村为中心。妈妈说过爷爷扎的纸水牛,眼睛是用鸡蛋壳镶的。牛走动时,眼珠子就会转。从此我见到真水牛时,就觉得它们不够生动。
  妈妈也会扎纸器、不过她很谦虚,说远不如爷爷扎得好。
  妈妈是爷爷给爸爸挑中的。一天,爷爷在离他家三里路的地方,给人扎冥器,看到了还是小女孩的妈妈。
  这嫚行。手指长,能扎纸。爷爷说。
  去吧。嫚。好歹是门手艺,逢饥荒年饿不死。后来被饿死的姥爷这样说。
  嫚是我们老家的土语,泛指小女孩,年龄分布大约在十到二十岁之间。
  妈妈便这样到了爸爸家。爸爸那时在外面读书,偶尔回家,后来从学校当了八路军。
  “你看你这手,一点也不像你妈!像你爸,你爸的手像棉裤腰!”爷爷嗔怪地对我说。
  我觉得爷爷很不讲理,他首先应该责怪爸爸的手,可是他不敢。
  我把手别到背后,看爷爷糊仰棚。
  爷爷刷浆子,熨纸。纸一张张排列在天上,像大考时的卷子。
  妈妈给爷爷打下手,我注意着她的手,手指又细又长,像是能弹很好的钢琴。因为经年累月洗洗唰唰,每个指肚都像于枣样枯萎,指甲也很苍白。
  爷爷糊完仰棚,身上沾了许多浆糊:“洋灰顶子不好。费腕子,掸不开,也砥不平。”他困难地蹲下身,以便在狭小的厨房尽可能地距仰棚远点,眯缝着双眼问我:“嫚,你看棚纸有没有贝贝?”
  什么叫贝贝?我不知道。也没有冲着爷爷大喊“讲普通”,谅他也翻译不出。
  妈妈正在为爷爷洗衣,双手沾满肥皂泡,像捧着只大螃蟹走过来,她仔细端详仰棚,恭恭敬敬地对爷爷说:“您老手艺好,没贝贝。一点贝贝也没有,雪洞似的。”
  爷爷却执拗地盯着我,预备听到再一次的证实再一次的夸奖。
  妈妈俯下身,贴着我的耳朵说:“贝贝就是指的虫子。”
  我闻见妈妈头发丝上裹着的油腥气。爸爸最爱吃炸鱼。跳舞去之前,尤其爱吃,说禁饿。
  我认真看了看仰棚。除了白纸交界处有连绵不断的皱褶外,没见到什么虫子。
  “爷爷,没贝贝。一个贝贝也没有。”我大声地对他嚷,他耳背。
  没有贝贝的厨房仰棚,是爷爷最后一件艺术品。之后,他就偏瘫了,只有半边身子能动,另外半边随之摇曳,像在弹拨一件无形的乐器。后来,瘫痪蔓延,他完全不能动了。
  妈妈每天为爷爷洗脸擦身,更换被褥,清洗粪便污染了的床单。爷爷躺在床上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以致我写作业累的时候,很想瘫痪。
  爸爸很忙,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爸爸一回来,妈妈就同他讲爷爷,讲我。讲完,就忙着给爸爸洗衣服。
  “你不能再说点别的吗?”爸爸说。
  于是妈妈又说起炸鱼和哥哥。
  她说我的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好像我是马铃薯埋在地下的块茎,而那个男孩是地面上的花。
  哥哥死在妈妈怀里。当时日本军正在扫荡,八路军家属只有四处逃亡。妈妈又冻又饿,没有奶,哥哥发了一夜烧就死了。我想哥哥是个生命力很弱的孩子,不值得总是怀念。
  “我这辈子只有这一件事对不起你。”因为重复的次数很多,妈妈也已不再悲痛。
  爸爸没有见过哥哥的面,这个话题就议论不下去了。“你对不起我的事很多,比如小脚。”爸爸开玩笑说。
  “不是小脚,是改良脚,或者叫解放脚。”妈妈勇敢地反驳爸爸。
  “都一样。”爸爸手中的烟灰落下来,把他的呢军服烧了一个洞。
  妈妈把裤脚处的针脚挑开,拆下黄呢线,经呀纬呀织好破漏,同原来的一模一样。
  做完这件事之后,妈妈为自己买了双最小号的高跟皮鞋。她穿着依旧大,而且前端虚空。她便在鞋尖处塞了许多棉花,亭亭玉立地等着爸爸。
  那一夜,爸爸没有回来。
  当爸爸终于看到妈妈时,皱着眉头说:“乱弹琴!这都是当家属闲的。”
  我始终认为家属是一个充分的贬义词。当一个人只属于家时,就是一种罪过。在别人眼里和在自己眼里都是卑下的。
  妈妈只有在爷爷面前,才是谈笑风生的。
  “嫚,你当初若把这双手背到身后去,就好了。”爷爷说。
  嫚的含义在这时有些模糊,我以为是在说我。妈妈紧接着说:“爹,这挺好,您教给了我手艺,万一有个啥,我也能活人。”
  纸匠的规矩是传媳不传女。虽然我从未见过爷爷和妈妈有什么精湛绝技,在爷爷也许是不能了,在妈妈也许是不会。
  妈妈的预感很灵验,爸爸终于领着万一来了。
  “这就是你的女儿吗?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大嘛!小孩子的心,是很容易改变的。”万一的发丝轻拂着我的脸,她身上有任何人都得承认的美妙气息。
  妈妈给万一沏茶时,手乱抖,茶却滴水不漏。
  “你看你的脸,贝贝太多了。”早上,爸爸对妈妈说。
  我便在妈妈脸上寻找虫子。
  没有。有的只是如钧瓷一般的裂纹。
  我这才知道贝贝就是皱纹。
  “嫌我贝贝多,你去找大嫚么!”妈妈很平静,口气中流露着思忖已久的镇定。
  “大嫚好找。只是你咋办呢?”爸爸的态度也很安宁,以致我当时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蕴含的风险。
  “到咱家……到你家那年,我都没饿死,这会儿更饿不死了。解放了,不让糊冥器了,盖新房娶媳妇总得糊仰棚吧!你放心吧,再不好过,还能比你当八路那时更难吗?”
  妈妈的信心却使爸爸萎顿下去。后来,爷爷用最后的气力咒骂爸爸,组织上也批评了爸爸。听妈妈说,最终让爸爸转变主意的人,是万一。
  万一看到我们家房前屋后铁丝上晾晒的洁白布单,吃惊地问:“你怎么没同我说过,你还有这么小的一个婴儿?”
  白单子是爷爷的尿布。我们家总用新被里。
  睡新被里是件很受罪的事,像裹在牛皮纸中。被里一旦柔软,妈妈便把它挑开,铺到爷爷身下。
  我再没有见过比这些布更圣洁的白色。它们被洗得菲薄,像一张张宣张。悬挂在蓝天之下。它们有极细微的纹路,每一块都彼此不同,像白玉石的切片,毫无暇疵。许多年后,当我看到水洗布风靡全球时,才明白无数次的水洗将赋予布以灵魂。
  爸爸买口一盒“百省羚”香脂,盒子大得像一面新疆人跳舞的铃鼓。
  “没事的时候,往脸上多搽搽。”
  百省羚妈妈用了,不过不是在脸上,而是在手上。妈妈的手皲裂出无数小口,把新《新华字典》的书页刮得哗哗乱响。抹了油的手指,困难地在空中画出不规则的字。
  “我如果识字,那时候就当乡长了。”这是妈妈唯一的一次自我炫耀。
  我不知道那时候的确切时间概念,大约是哥哥死去后的悲痛时刻。妈妈为了不给爸爸丢脸,大约很革命,直到后来进了城。
  妈妈学会了常用汉字,这其中付出的甘苦,别人都不知道。也许爷爷知道,但爷爷那时已不太能操纵语言。
  爸爸打回电话,说有紧急任务要外出,让妈妈为他收拾行装。
  爸爸疾如星火般回到家中,迎接他的是一张字条:“皮箱在客厅。皮鞋在壁橱里。我给你包饺子,冬瓜羊肉馅。小网”
  “你妈妈跑到哪里去了?”爸爸把纸条摇得像条鞭子。
  我这才知道妈妈有这么一个富有哲理的小名,文中的错别字也很温情脉脉。
  妈妈双手沾着面粉从厨房走出来,毫不掩饰渴望受到夸赞的微笑。
  爸爸残酷地把纸条捏成一个极小极硬的团,子弹一样弹出门外。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当家属,真是越当越糊涂!”
  妈妈的汉字同她的高跟鞋一样,从此成为辉煌的遗迹。她最好最终的作品,是那些灿如霜雪的白布。
  爷爷临去的时候,我们守候在他身边。医院肃穆的气氛,使得最后的诀别,充满了科学的意味。爷爷临终时已不会说话,眼睛总望着妈妈,蜡烛样的手指却在爸爸手心划拉了两下。我站在近旁,竟完全没有看懂。那也许是一个字,也许是一幅画,也许是一个符咒。爸爸像人们这种时候惯常的表现,沉重地点了一下头,仿佛帆船上的主桅杆突然折断。其实我想他也并不明白。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许多灾难,却使我的爸爸和妈妈,像一双筷子一样,笔直地站立在一起。爸爸每次被揪斗时,都穿着最干净最整洁的衣服,为此,他总是遭到最惨烈的毒打。别人都是准备一套最脏最破涂满油彩的批斗服,像伪装网一样,披挂起来去受训,爸爸却不。他在妈妈的照料下,已习惯于清洁,当他站在污秽之中时,便觉得自己已不再完整。我更为惊异的是,无论怎样的血迹墨痕,以至于更腌臢的混浊,妈妈都能够把它们从布丝上清除下去。我不止一次追问过她诀窍,她说:“它们和布本来就是两种东西,水就把它们分开了。”我于是想起疙丁解牛,妈妈以水做刀,伸进布与污物的间隙,不傀是洗涤的大师。
  后来,一切都好起来了,爸爸却患了重病。肝病肺病心脏病脑血管病,互相掺杂又互相矛盾,有的要吃糖不吃鸡蛋有的要专吃鸡蛋不吃糖。人们都很焦急,请医生,吃补药,做各种各样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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