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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6(星期三)

  昨天父亲先行回国,临行前最后一顿带他吃了黑泽明的儿女开的餐厅,名叫“黑泽”,在首相官邸附近,店里挂着黑泽明画的分镜头剧本,菜也以黑泽明的电影命名。
  黑泽明的老师山本嘉次郎的观点是:连好吃不好吃这种简单评价都说不准的人,没有做人的资格。黑泽明也爱吃,挑食,每天四顿——包括消夜,都是精心准备过的。他尤其爱吃猪肉和牛肉。
  “黑泽”的主打菜是黑猪肉火锅,每天从鹿儿岛运来的新鲜猪肉樱花般的绯红,入口有甜味,在铜锅里涮完就着黑胡椒吃,非常鲜美。肉吃完之后,在高汤中加入鸡蛋和米饭做杂炊,肚子撑得满满当当。
  给我爸点了一碗牛肉的便当,结结实实都是大块牛肉,他吃得很满足。
  一路以来,我爸都没有真正吃好饭,面对满满一桌菜,却连下筷子的欲望都没有,还不能表现出来,得说:“这么多菜简直不知道吃哪个好。”这一顿吃了大块的肉,他终于满足了。
  送我爸去机场,临走前问他:“你对日本印象怎么样?”
  他说:“真干净啊。地上一个烟头都没有。”
  他来日本前就预备好了这个答案,决定赞美这里的干净。来了一遭,待了四五天,不过是证明了这个简单的结论,便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父亲离开之后,我和我妈去了箱根,箱根的温泉因为离东京近,成了旅游胜地。入住的酒店前台服务生来自台湾,晚饭时餐厅里全是中国人,还有一桌在我们旁边打牌,而主菜竟然是一道清蒸石斑鱼,恍惚觉得自己出差去了广州。
  幸而从酒店房间的落地窗往外看出去的黄昏很漂亮,夕阳把顶层的树林染成橘色,投射出接近紫色的阴影,近处的树林被染成墨绿,由远及近,浓郁得化不开。
  第二天白天,和我妈去了箱根的“雕刻之森”,有很多平庸的雕刻艺术品。唯一特别的“卖点”就是建了一个专属毕加索的场馆。
  我曾经去过巴黎的毕加索美术馆,有三层楼,每层几十个厅。每个厅都是毕加索在不同时期的美学探索,或者说,更像是挣扎。每个时期他都想超越自己之前的艺术创作。但“雕刻之森”没有搜集到毕加索的重要作品,大部分是毕加索晚年画的盘子——好多好多盘子,有几个明显是闭着眼睛在盘底一涂就算交差。有一张照片是他皱着眉头,对着高高一叠还没画完的盘子,看起来非常烦躁。
  艺术家该如何度过自己的暮年?更具体地问,当创作已经逐渐变成比生命更大的存在,该如何面对创作欲望和热情都已减退的老年?我开始想这个问题。
  寿多则辱,这句话对于艺术家来说尤甚。
  写《八百万种死法》的著名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曾经描述过他创作欲望的减退:他不再写书,不锻炼,阅读无法引起他强烈的反应,吸引他的故事越来越少,他对虚构世界的热情也越来越少。他强逼自己创作新的短篇,抑郁却不断自我更新。
  或许应该像塞林格那样?写完几部重要的作品,被认为是二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作家,然后就隐居50多年,不写作——至少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不接受采访,不允许《麦田里的守望者》封皮上印自己的照片,命令经纪人烧掉所有粉丝的信件。
  无论是笔耕不辍到老死,还是只写几年,艺术史只截取作家创作生命的很小一截,而其他时间和大部分作品都被记入了“等等”。可大多数人没有塞林格那样精准的自觉——所有的创作与艺术史截取的部分刚好相等,不多出一分一毫。
  于是还是闷头写吧——像毕加索那样闭眼画吧,然后等待艺术史的裁决。
  中午爬了半天山路,去了小涌园车站附近的冈田美术馆。我妈查资料,听说那是一个“收藏碗的博物馆”,以为是某个退休的日本老爷爷没事干搜集了几百只瓷碗。走到面前才震惊,是一个庞大而美丽的建筑,外观有巨大的金色壁画。
  后来才知道那是亚洲最大的民营美术馆,门票很贵,不仅不能摄影,还要把手机和摄像机寄存起来。美术馆里除了我们母女没看见其他人。现代人没有了手机如同在裸体闲逛,脆弱得不得了。然而脆弱或许是面对艺术最好的状态,没有镜头来掩盖自己的失措,不靠照片来让记忆偷懒,只能完全地暴露自己,把画面铭记在脑海里,然后绝望地看那画面一点点褪色。
  我和我妈在第一个展厅就被震住了,惊艳的唐三彩,没见过那样生动的,是一尊打马球的唐女,勃勃生机与无邪,一下子知道聂隐娘是什么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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