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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 中国作家梦魇

  去海口见马原。
  缘起是一个纪录片项目。二十年前,马原做过一个《中国作家梦》的记录,采访了一百一十个作家,内容有关他们那时候的生活和写作状态。
  如果你把它看做中国版的《巴黎访谈》,那就错了。在《中国作家梦》里,作家们聊得最多的,不是“你觉得卡夫卡和海明威谁对小说语言的贡献最大”,而更类似于“你觉得王朔和苏童谁更有钱”。
  在当时的采访里,有几个问题是被问得最多的:“你家住多大的房子?”“你的稿费是多少?”“你海外版税能拿多少?”
  那时候的铁凝,语气中有可以想象的天真情态:“我爱音乐,爱做菜,爱芭蕾。”“我的菜做得很好,我写的小说不能赚钱,我还可以开个饭馆。”她当时是河北省作协主席。
  那时候的刘心武由于《班主任》《5·19长镜头》等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小说,而成为时代最红的作家,他已经在大谈文学商业化的前景和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采访过后的一年,他转入红学研究。
  那时候的余华还住在宿舍,他一边挠着腿一边说:“我就想写出霍桑的《红字》那样伟大的作品。”一年之后,《活着》出版了。
  回看过往,有趣的是和今朝的对照。时代弄潮儿们也曾风生水起,坚守者们也曾守得云开。今日的命运和当时的豪言遥遥呼应,中间隔着中国文学失落的二十年。
  失落的二十年,相对的当然是黄金的80年代。70年代,政治压制的年代中,有知识有文化的少年人被放牧至管理相对松散的乡村,阅读贫瘠,思想却自由,翻过几座大山只为了促膝短谈。
  禁忌压抑的70年代过去,在大环境的鼓励和默许下,思潮反弹式地井喷而出,王蒙说那时候的作家“各领风骚三五天”。
  先锋写作兴起,作家们自封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那时候更像是文学上的大跃进,作家们都是兴奋而乐观的,觉得照这样下去,三五年之内就够赶超英美。二十年后,马原才承认,欧美文学发展了几百年,中国白话文写作才不到一百年,与自己师承的欧美大师“齐肩”,岂是我辈、我后辈、我后后辈能完成的?
  80年代的作家们是明星,他们既拿着体制内的工资,又有额外的稿费收入,周围没有什么人下海致富,他们的生活相当优越。不仅如此,每当一部小说出版,就会像现在又出了一部宫斗剧一样引起社会范畴的反响与讨论。作家走在街上,会被粉丝拦住,热情地讨论他的作品。伍迪·艾伦梦回的巴黎,在中国也曾出现过。
  然后是1989,80年代提早一年结束了。那一年的小说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张承志的《西省暗杀考》,小时候读,觉得哪里是书写,简直是一碗热腾腾的刚歃了的血。
  马原做采访的时候,刚好处于“时间结束了”这个戛然而止的时候。他想做文学的断代史,他意识到虽然这些作家还处于创作的盛年,但是有些东西改变了,永久地、不可逆转地。
  文学的式微自此开始,虽然接受采访的大部分作家对此还毫无察觉,可从他们反复询问彼此的稿费和收入的焦虑,大概也能窥得端倪。
  我没有想到的是,马原会把这次采访当做人生中的一次败笔,这部花了两年录制的纪录片不仅没有卖出去,还让他中断小说写作,一中断就是二十年。
  那之后沉默的不止是一个两个。
  鲁迅讲过最残忍的故事,不是《娜拉出走之后》,而是《在酒楼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也只能是年轻,为了理想永远热泪盈眶不是作秀就是乡愿,热血总会化为虚无啊。五四时候充当启蒙者的进步青年吕纬甫,在坠入现实生活后变得颓唐失落。
  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马原也飞回来了,他时隔二十年又写了新小说。他如今患了绝症,在海口养病,房子正对着海。我去海口那几日刚好下大雨,乌云铺天盖地扑向海,只间隔一条细细的白线,这样的末日不知道是不是日日上演。比他小三十岁的妻子是海南本地人,运动员出身的修长四肢,眼如小鹿,抱着他们精灵可爱的儿子。这画面已经像是小说开篇。
  马原这二十年和作家少有来往,最近的一次相聚是因为隐居云南的作家洪峰被打,吹响了作家的集结号,余华等作家纷纷奔赴云南探望。
  马原有些欣慰地说:“当地的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很好。还是比较害怕我们这些作家的影响力。”
  我听了,却觉得非常非常难过。大概是因为刚刚追忆完黄金的80年代——虽然马原也认为那是不正常的,如今在一个村政府暴力后的安抚中便得到安慰。
  中国作家梦,从与欧美大师齐名的梦,变成了畅销赚钱的梦,到最后,退守成了陶渊明的“田园梦”。
  ——“田园梦”也不得啊,阎连科老师的房子亦被强拆。看他写的《丧家犬的一年》,看他写维持尊严的困难,写怪诞悲惨的人生,不再能给他力量,而只有无力和灰心。与强权对抗是死,不愿与野蛮文明直视的自我放逐也不得。作家的责任是什么?格雷厄姆·格林曾说,他不希望对社会上其他受害者负特殊责任。但是,他想作为一个作家,起码有两项义务:一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来反映真实情况,二是不接受政府的任何特殊优惠。而现在,以上两点似乎都需要具有格外的道德标杆和格外的勇气才能做到。
  中国作家梦啊,到现在还没醒,早就成了梦魇吧。阎连科老师前段时间发短信说:“已经在写新长篇了,心也慢慢安静下来了。”在梦魇中,恐怕也需要继续写作吧,因为那也需要有人记录。
  2012年4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一篇日记,去海口采访完马原而作。
  再次见到马原是一年半以后,在广州某次作家活动的饭局上,同席的还有苏童、麦家、翟永明、阎连科等中国作家。翟永明老了一些,大眼睛依然晶亮,拿着相机照这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我悄悄问阎连科老师:“这像不像回到了八十年代的笔会?”
  如今的作家们,分享的是彼此的养生之道,以及收藏海南黄梨木的经验。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曾经抱怨过:“如今,在公共场合下,我扮演的角色是所谓的知名人物(那种没人能一下子想得起来的知名人物),这类显赫角色被人从哪个储藏柜里找了出来,掸去灰尘,把他们拉到某个文化场合扯上几句,然后再搁回。”
  当然,中国作家们并没有停止写作,每隔一两年仍然会出版新作,捕捉“中国当今的现实”。
  社会的复杂和快速变化,为作家提供的是深埋在沼泽中的宝藏。不愿花气力的作家,猎奇表层的荒诞现实,得到“道德败坏”“价值观混乱”“信仰缺失”的简单结论。愿意深入生活的作家,才能寻找到深层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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