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一）(3)

我记住了白殿睿，过后又去找过他几次，他已经是拾破烂中的老油条了，我拿给他一条纸烟，他要把他拾来放在床头的一扇铝窗送我，我没接受。他 问我是干啥的，是不是记者，是记者了给他拍个大照片，登到报上多好。但再次去我拿了照相机，他却病了，拉肚子拉得爬在床上不得起来，拒绝了我给他照相。

而老孙的那个亲戚，我们再次联系，终于弄清了那个城中村的位置，这次同我和老孙去的还有一位美术教授，他有私家车，说他也想画画拾破烂的 人。车一到村口，×××已经在那里张望，穿了双皮鞋，但腿老弓着。老孙说：这鞋是拾的吧？他说：哪能拾到这么新的鞋，人家送的，本来要留给儿子的，你们要 来就穿上了，有些校却低声问：穿西服的是贾平凹？老孙说不是，用手指我。他说：个子不高么！我当然还是带着纸烟，但他说他把烟戒了。进巷道，入一户院门， 后边是一座六层简易楼，×××就住在顶层，而顶层一共七个房间，分别住了他的六家亲戚。他们都是才从街上回来，正生火做饭。我去每一家看的时候，他们也都 是笑脸。后来我们就坐在×××的屋里，屋里小得打不开转身，天又热，一股子鞋臭味。美术教授就呆不住了，他说他下去转转，要走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美术教 授是没在农村生活过，我生活过，我就脱了鞋坐上了床，问这房的租金，问他在哪条街上拾破烂，那么远的路早晨怎么去晚上怎么回来，就自己取了碗从保温瓶里要 倒水喝。他脸上活泛多了，但回答我的话都是些通用话，比如，他说这租金合适，我们能接受，在朱雀门外那一带拾破烂，收入挺好，他有一辆自行车早上带老婆进 城，架子车却是存在收购站上的，日子比才来时好，日子会越来越好。老孙说：你不要那么正经，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胡谝！他说：还真胡谝呀？我说：胡谝！三 个人就都笑了。我们就乱七八糟地胡谝了，他竟是那样健谈，虽然没有刘高兴说的那么形象，但拾破烂中的一些事记得很准确，一件一件连时间地点都说得清，我先 还真会逗引，逗着他说，后来完全沉浸在他的故事中，随着他的高兴而高兴，随着他的难过而难过。他老婆在门外炉子上做饭，进来说：你只排夸你出五关斩六将 哩，咋不说你走麦城！你出来。他出去了，又进来说：老婆问你们吃了没，没吃了就在我这儿吃？我说：就在你这儿吃。他就对老婆说：在咱这儿吃哩，你去村商店 买些挂面。我赶紧说：买什么挂面？做啥我吃啥。我就又问了怎么个走了麦城？他讲了三宗，一宗是他在建筑工地被人家打了一顿，一宗是被街上的混混骗了三百 元，一宗是被市容队收没了架子车。饭做熟了，是熬了一大锅的包谷糁稀饭，给我盛了一大海碗，没有菜，没醋没辣子，说有盐哩，放些盐吧，给我面前堆上了一纸 袋盐面。筷子是他老婆给我的，两根筷子粘连在一起，我知道是没洗净，但我不能说再洗一下，也不能用纸去擦，他们能用，我也就用，便扒拉着饭吸吸溜溜吃起 来。×××一直是看着我吃，把那个风扇从床下取出来，那是个排气扇，吹过来的风是一股子，而且电线断了几处重新接上没缠绝缘胶布，我担心他触上了电，他 说：没事。不停地转动着排气扇的方位给我吹。我把一大海碗饭吃完了，他说：够了没？我说：够了。他说：我估摸你也够了。

老孙的这位亲戚，后来虽然和我称不上朋友，却绝对成了熟人，他常到老孙那儿去，而他一去，老孙必定会给我电话，我也就去了。他有时拿着一些 拾来的好东西送给我们，比如一个笛子，一个老式的眼镜盒，我们付给他一百元钱。他知道我喜欢收藏，有一次拿来了一个小黑陶罐，以为是个古董送我，我欣然接 受，但我知道那是个几年前才烧制的罐子。我给他付钱的时候，他坚决不要，却说：要是今日我只收入十元钱，那我会收你的钱的，可我今日已经收入了十八元了， 这就够够的了，我只求你帮个忙。原来他的一个兄弟拾破烂时把架子车停放在了马路边，而那一段马路立了牌子不准人力车通过，他兄弟不识字停放了，市容队就拉 走了架子车，他兄弟去讨要，市容队说罚五百元了才能把架子车拉走。他求我能不能帮着把架子车要回来。

我说：我给你要回来。

他说：真能要回来了，我请你喝酒！

其实，我和老孙哪有疏通市容队的能力呀？但我必须得帮他要回架子车，就叫来了电视台的一个朋友，商量出一个计谋：让他带着摄像机，如果他们 不给架子车，便威胁着媒体要曝光这种粗暴对待弱势群体的行为。我们是一路上都在给自己壮胆，可万万没想到的去了市容队，那里竟有人认出了我，对我的到来兴 奋不已，我成了座上宾。那就好，寒暄之后，我便说了情况，架子车不费吹灰之力要回来了。×××激动地抱住我，说我牛，牛得很，并要了我的名片，说以后谁再 欺侮他，他就拿出我的名片，说他是我的表哥。便问我：我能说是你的表哥吗？我说：是表哥！

几个月后，我终于写起拾破烂人的故事了。

但我没有想到，写起来却是那样的不顺手，因为我总是想象着我和刘高兴、白殿睿以及×××的年龄都差不多，如果我不是一九七二年以工农兵上大 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城，我肯定也是农民，到了五十多岁了，也肯定来拾垃圾，那又会是怎么个形状呢？这样的情绪，使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的贫困、卑 微、寂寞和受到的种种歧视而痛心着哀叹着，一种压抑的东西始终在左右了我的笔。我常常是把一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想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打 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被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就 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城市与乡村是逐渐一体化呢还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贫富差距？我不是政府决策人，不懂得治国之道，也不是经 济学家有指导社会之术，但作为一个作家，虽也明白写作不能滞止于就事论事，可我无法摆脱一种生来俱有的忧患，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而且，我吃惊地发现，我 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的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里替我写的这些破烂人在厌恶城市，仇 恨城市。我越写越写不下去了，到底是将十万字毁之一炬。

我不写了，我想过一段时间再写。恰好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件特大的事，几个月就再没去摸笔。事情还是出在老孙的那伙拾破烂的同乡里，一个老 汉，其实比我也就大那么几岁，他们夫妇在西安拾破烂时，其女儿就在一家饭馆里端盘子，有人说能帮她寻一个更能挣钱的工作，结果上当受骗，被拐卖到了山西。 老汉为了找女儿，拾破烂每当攒够两千元就去山西探，先后探了两年，终于得知女儿被拐卖在五台县的一个小山村里。老汉一直对外隐瞒着这事，觉得丢人，可再要 去解救女儿时没了路费，来借钱，才给我和老孙说了。我和老孙埋怨他出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及时报案，也为什么不给我们说，而且凭你单槍匹马一个人去能把人 解救回来？我们当即带他去报案，但他租住地的派出所却以他不是当地户口为理由不理睬这事，是老汉和他们吵了一场，案是报上了，派出所却强调要让去解救可 以，但必须提供准确无误的被拐卖人的地址，并提供最少五千元的出警费。为了确凿地址，老汉再次去了五台县，我们给他出主意，叮咛如果查访到女儿，一定要稳 住那家人。十几天后他回来了，哭着给我们说：我只说咱商州穷，五台县的深山野洼里比咱那儿还穷，一年四季吃不上白馍。咱女儿年纪那么小，整天像牲畜一样被 绳子拴在屋里，已经给人家生了个娃了……他哭，我和老孙也流眼泪，拿了钱去给派出所，派出所却说当时警力不够，要等一个月后才能抽出人手。我和老孙又联系 老孙老家的派出所，那里的派出所有认识的人，派出所长答应亲自去解救，花销还可以减到三分之二。几番折腾后，组成了解救队伍就出发了。那个晚上，按计划是 应该到了五台县的村，被拐卖的女儿能不能见到，那家人和村民会不会放人，可能发生械斗吗，去的车辆夜里走山路能安全吗，我和老孙心都悬着，一直守在电话机 旁，因为事先约好，人一解救出来就及时通报我们的。九点钟没有消息，十点钟没有消息，十一点了还没有消息，老孙拿出一小筐花生，说：应该没事，派出所长有 经验，他解救过三个被拐卖的妇女哩。我们就以吃花生缓解焦虑，但花生已吃完了，花生皮也一片一片在手里都捏成了碎末，十二点电话仍不响。我说：电话是不是 有毛病？检查了一遍，线都好着，拿手机打了一次，立即就响了。老孙的母亲一直也陪着我们，七十多岁的人了，紧张得就哭起来，说那女儿多水灵的，怎么就被四 十多岁的丑男人强迫着做媳妇生娃娃，如果这次失败了，肯定人家就转移了那女儿，那就永远不得回来了！老孙说：你不要说么，你不要说么！他母亲还在说，老孙 就躁了，母子俩都生了气，屋子里倒一时寂静无声，只有墙上的钟表嗒嗒嗒地响。到了十二点二十一分，电话铃突然响了，老孙去接电话，老孙的母亲也去接电话， 电话被撞得掉在了地上。电话是派出所打来的，只说了一句：成功啦，我们正往沟外跑哩！我和老孙大呼小叫，惊得邻居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咚咚地过来敲门。到了 一点，老孙说他想吃一碗面条，他母亲竟然就擀起面来，结果老孙吃了两碗，我吃了两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