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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既关心母亲,又愿参加小弟弟的洗三典礼。况且,一回到娘家,她便是姑奶奶,受到尊重:在大家的眼中,她是个有出息的小媳妇,既没给娘家丢了人,将来生儿养女,也能升为老太太,代替婆婆——反正婆婆有入棺材的那么一天。她渴望回家。是的,哪怕在娘家只呆半天儿呢,她的心中便觉得舒畅,甚至觉得只有现在多受些磨炼,将来才能够成仙得道,也能象姑母那样,坐在炕沿上吸两袋兰花烟。是呀,现在她还不敢吸兰花烟,可是已经学会了嚼槟榔——这大概就离吸兰花烟不太远了吧。

有这些事在她心中,她睡不踏实,起来的特别早。也没顾得看三星在哪里,她就上街去给婆婆买油条与烧饼。在那年月,粥铺是在夜里三点左右就开始炸油条,打烧饼的。据说,连上早朝的王公大臣们也经常用烧饼、油条当作早点。大姐婆婆的父亲,子爵,上朝与否,我不知道。子爵的女儿可的确继承了吃烧饼与油条的传统,并且是很早就起床,梳洗完了就要吃,吃完了发困可以再睡。于是,这个传统似乎专为折磨我的大姐。

西北风不大,可很尖锐,一会儿就把大姐的鼻尖、耳唇都吹红。她不由地说出来:“喝!干冷!”这种北京特有的干冷,往往冷得使人痛快。即使大姐心中有不少的牢骚,她也不能不痛快地这么说出来。说罢,她加紧了脚步。身上开始发热,可是她反倒打了个冷战,由心里到四肢都那么颤动了一下,很舒服,象吞下一小块冰那么舒服。她看了看天空,每颗星都是那么明亮,清凉,轻颤,使她想起孩子们的纯洁、发光的眼睛来。她笑了笑,嘟囔着:只要风别大起来,今天必是个晴美的日子!小弟弟有点来历,洗三遇上这么好的天气!

想到这里,她恨不能马上到娘家去,抱一抱小弟弟!

不管她怎样想回娘家,她可也不敢向婆婆去请假。假若她大胆地去请假,她知道,婆婆必定点头,连声地说:克吧!克吧!(“克”者“去”也)她是子爵的女儿,不能毫无道理地拒绝儿媳回娘家。可是,大姐知道,假若她依实地“克”了,哼,婆婆的毒气口袋就会垂到胸口上来。不,她须等待婆婆的命令。

命令始终没有下来。首先是:别说母亲只生了一个娃娃,就是生了双胞胎,只要大姐婆婆认为她是受了煤气,便必定是受了煤气,没有别的可说!第二是:虽然她的持家哲理是:放胆去赊,无须考虑怎样还债;可是,门口儿讨债的过多,究竟有伤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尊严。她心里不大痛快。于是,她喝完了粳米粥,吃罢烧饼与油条,便计划着先跟老头子闹一场。可是,佐领提前了溜鸟的时间,早已出去。老太太扑了个空,怒气增长了好几度,赶快拨转马头,要生擒骁骑校。可是,骁骑校偷了大姐的两张新红票子,很早就到街上吃了两碟子豆儿多、枣儿甜的盆糕,喝了一碗杏仁茶。老太太找不到男的官校,只好向女将挑战。她不发命令,而端坐在炕沿上叨唠:这,这哪象过日子!都得我操心吗?现成的事,摆在眼皮子前边的事,就看不见吗?没长着眼睛吗?有眼无珠吗?有珠无神吗?不用伺候我,我用不着谁来伺候!佛爷,连佛爷也不伺候吗?眼看就过年,佛桌上的五供擦了吗?

大姐赶紧去筛炉灰,筛得很细,预备去擦五供。端着细炉灰面子,到了佛桌前,婆婆已经由神佛说到人间:啊!箱子、柜子、连三上的铜活就不该动动手吗?我年轻的时候,凡事用不着婆婆开口,该作什么就作什么!

大姐不敢回话。无论多么好听的话,若在此刻说出来,都会变成反抗婆婆,不服调教。可是,要是什么也不说,低着头干活儿呢,又会变成:对!拿蜡扦儿杀气,心里可咒骂老不死的,老不要脸的!那,那该五雷轰顶!

大姐含着泪,一边擦,一边想主意:要在最恰当的时机,去请教婆母怎么作这,或怎么作那。她把回娘家的念头完全放在了一边。待了一会儿,她把泪收起去,用极大的努力把笑意调动到脸上来:奶奶,您看看,我擦得还象一回事儿吗?婆婆只哼了一声,没有指示什么,原因很简单,她自己并没擦过五供。

果然是好天气,刚到九点来钟,就似乎相当暖和了。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阳光是那么亮,连大树上的破老鸹窝看起来都有些画意了。俏皮的喜鹊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在西,喳喳地赞美着北京的冬晴。

大姐婆婆叨唠到一个阶段,来到院中,似乎是要质问太阳与青天,干么这样晴美,可是,一出来便看见了多甫养的鸽子,于是就谴责起紫乌与黑玉翅来:养着你们干什么?就会吃!你们等着吧,一高兴,我全把你们宰了!

大姐在屋里大气不敢出。她连叹口气的权利也没有!

在我们这一方面,母亲希望大姐能来。前天晚上,她几乎死去。既然老天爷没有收回她去,她就盼望今天一家团圆,连出嫁了的女儿也在身旁。可是,她也猜到大女儿可能来不了。谁叫人家是佐领,而自己的身分低呢!母亲不便于说什么,可是脸上没有多少笑容。

姑母似乎在半夜里就策划好:别人办喜事,自己要不发发脾气,那就会使喜事办的平平无奇,缺少波澜。到九点钟,大姐还没来,她看看太阳,觉得不甩点闲话,一定对不起这么晴朗的阳光。

“我说,”她对着太阳说,“太阳这么高了,大姑奶奶怎么还不露面?一定,一定又是那个大酸枣眼睛的老梆子不许她来!我找她去,跟她讲讲理!她要是不讲理,我把她的酸枣核儿抠出来!”

母亲着了急。叫二姐请二哥去安慰姑母:“你别出声,叫二哥跟她说。”

二哥正跟小六儿往酒里对水。为省钱,他打了很少的酒,所以得设法使这一点酒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二姐拉了拉他的袖子,往外指了指。他拿着酒壶出来,极亲热地走向姑母:“老太太,您闻闻,有酒味没有?”

“酒嘛,怎能没酒味儿,你又憋着什么坏呢?”

“是这么回事,要是酒味儿太大,还可以再对点水!”“你呀,老二,不怪你妈妈叫你二鬼子!”姑母无可如何地笑了。

“穷事儿穷对付,就求个一团和气!是不是?老太太!”见没把姑母惹翻,急忙接下去:“吃完饭,我准备好,要赢您四吊钱,买一斤好杂拌儿吃吃!敢来不敢?老太太!”“好小子,我接着你的!”姑母听见要玩牌,把酸枣眼睛完全忘了。

母亲在屋里叹了口气,十分感激内侄福海。

九点多了,二哥所料到要来贺喜的七姥姥八姨们陆续来到。二姐不管是谁,见面就先请安,后倒茶,非常紧张。她的脸上红起来,鼻子上出了点汗,不说什么,只在必要的时候笑一下。因此,二哥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力笨”。姑母催开饭,为是吃完好玩牌。二哥高声答应:“全齐喽!”

所谓“全齐喽”者,就是腌疙疸缨儿炒大蚕豆与肉皮炸辣酱都已炒好,酒也对好了水,千杯不醉。“酒席”虽然如此简单,入席的礼让却丝毫未打折扣:“您请上坐!”“那可不敢当!不敢当!”“您要不那么坐,别人就没法儿坐了!”直到二哥发出呼吁:“快坐吧,菜都凉啦!”大家才恭敬不如从命地坐下。酒过三巡(谁也没有丝毫醉意),菜过两味(蚕豆与肉皮酱),“宴会”进入紧张阶段——热汤面上来了。大家似乎都忘了礼让,甚至连说话也忘了,屋中好一片吞面条的响声,排山倒海,虎啸龙吟。二哥的头上冒了汗:“小六儿,照这个吃法,这点面兜不住啊!”小六儿急中生智:“多对点水!”二哥轻轻呸了一声:“呸!面又不是酒,对水不成了浆糊吗?快去!”二哥掏出钱来(这笔款,他并没向我母亲报账):“快去,到金四把那儿,能烙饼,烙五斤大饼;要是等的功夫太大,就拿些芝麻酱烧饼来,快!”(那时候的羊肉铺多数带卖烧饼、包子、并代客烙大饼。)

小六儿聪明:看出烙饼需要时间,就拿回一炉热烧饼和两屉羊肉白菜馅的包子来。风卷残云,顷刻之间包子与烧饼踪影全无。最后,轮到二哥与小六儿吃饭。可是,吃什么呢?二哥哈哈地笑了一阵,而后指示小六儿:“你呀,小伙子,回家吃去吧!”我至今还弄不清小六儿是谁,可是每一想到我的洗三典礼,便觉得对不起他!至于二哥吃了没吃,我倒没怎么不放心,我深知他是有办法的人。

快到中午,天晴得更加美丽。蓝天上,这儿一条,那儿一块,飘着洁白光润的白云。西北风儿稍一用力,这些轻巧的白云便化为长长的纱带,越来越长,越薄,渐渐又变成一些似断似续的白烟,最后就不见了。小风儿吹来各种卖年货的呼声:卖供花的、松柏枝的、年画的……一声尖锐,一声雄浑,忽远忽近,中间还夹杂着几声花炮响,和剃头师傅的“唤头”声。全北京的人都预备过年,都在这晴光里活动着,买的买,卖的卖,着急的着急,寻死的寻死,也有乘着年前娶亲的,一路吹着唢呐,打着大鼓。只有我静静的地躺在炕中间,垫着一些破棉花,不知道想些什么。

据说,冬日里我们的屋里八面透风,炕上冰凉,夜间连杯子里的残茶都会冻上。今天,有我在炕中间从容不迫地不知想些什么,屋中的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屋里很暖,阳光射到炕上,照着我的小红脚丫儿。炕底下还升着一个小白铁炉子。里外的暖气合流,使人们觉得身上,特别是手背与耳唇,都有些发痒。从窗上射进的阳光里面浮动着多少极小的,发亮的游尘,象千千万万无法捉住的小行星,在我的头上飞来飞去。

这时候,在那达官贵人的晴窗下,会晒着由福建运来的水仙。他们屋里的大铜炉或地炕发出的热力,会催开案上的绿梅与红梅。他们的摆着红木炕桌,与各种古玩的小炕上,会有翠绿的蝈蝈,在阳光里展翅轻鸣。他们的廊下挂着的鸣禽,会对着太阳展展双翅,唱起成套的歌儿来。他们的厨子与仆人会拿进来内蒙的黄羊、东北的锦鸡,预备作年菜。阳光射在锦鸡的羽毛上,发出五色的闪光。

我们是最喜爱花木的,可是我们买不起梅花与水仙。我们的院里只有两株歪歪拧拧的枣树,一株在影壁后,一株在南墙根。我们也爱小动物,可是养不起画眉与靛颏儿,更没有时间养过冬的绿蝈蝈。只有几只麻雀一会儿落在枣树上,一会儿飞到窗台上,向屋中看一看。这几只麻雀也许看出来:我不是等待着梅花与水仙吐蕊,也不是等待着蝈蝈与靛颏儿鸣叫,而是在一小片阳光里,等待着洗三,接受几位穷苦旗人们的祝福。

外间屋的小铁炉上正煎着给我洗三的槐枝艾叶水。浓厚的艾香与老太太们抽的兰花烟味儿混合在一处,香暖而微带辛辣,也似乎颇为吉祥。大家都盼望“姥姥”快来,好祝福我不久就成为一个不受饥寒的伟大人物。

姑母在屋里转了一圈儿,向炕上瞟了一眼,便与二哥等组织牌局,到她的屋中鏖战。她心中是在祝福我,还是诅咒我,没人知道。

正十二点,晴美的阳光与尖溜溜的小风把白姥姥和她的满腹吉祥话儿,送进我们的屋中。这是老白姥姥,五十多岁的一位矮白胖子。她的腰背笔直,干净利落,使人一见就相信,她一天接下十个八个男女娃娃必定胜任愉快。她相当的和蔼,可自有她的威严——我们这一带的二十来岁的男女青年都不敢跟她开个小玩笑,怕她提起:别忘了谁给你洗的三!她穿得很素静大方,只在俏美的缎子“帽条儿”后面斜插着一朵明艳的红绢石榴花。

前天来接生的是小白姥姥,老白姥姥的儿媳妇。小白姥姥也干净利落,只是经验还少一些。前天晚上出的岔子,据她自己解释,并不能怨她,而应归咎于我母亲的营养不良,身子虚弱。这,她自己可不便来对我母亲说,所以老白姥姥才亲自出马来给洗三。老白姥姥现在已是名人,她从哪家出来,人们便可断定又有一位几品的世袭罔替的官儿或高贵的千金降世。那么,以她的威望而肯来给我洗三,自然是含有道歉之意。这,谁都可以看出来,所以她就不必再说什么。我母亲呢,本想说两句,可是又一想,若是惹老白姥姥不高兴而少给老儿子说几句吉祥话,也大为不利。于是,母亲也就一声没出。

姑母正抓到一手好牌,传过话来:洗三典礼可以开始,不必等她。

母亲不敢依实照办。过了一会儿,打发二姐去请姑母,而二姐带回来的话是:“我说不必等我,就不必等我!”典礼这才开始。

白姥姥在炕上盘腿坐好,宽沿的大铜盆(二哥带来的)里倒上了槐枝艾叶熬成的苦水,冒着热气。参加典礼的老太太们、媳妇们,都先“添盆”,把一些铜钱放入盆中,并说着吉祥话儿。几个花生,几个红、白鸡蛋,也随着“连生贵子”等祝词放入水中。这些钱与东西,在最后,都归“姥姥”拿走。虽然没有去数,我可是知道落水的铜钱并不很多。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能不感谢白姥姥的降格相从,亲自出马,同时也足证明小白姥姥惹的祸大概并不小。

边洗边说,白姥姥把说过不知多少遍的祝词又一句不减地说出来:“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大家听了,更加佩服白姥姥——她明知盆内的铜钱不多,而仍把吉祥话说得完完全全,不偷工减料,实在不易多得!虽然我后来既没作知县,也没作知州,我可也不能不感谢她把我的全身都洗得干干净净,可能比知县、知州更干净一些。

洗完,白姥姥又用姜片艾团灸了我的脑门和身上的各重要关节。因此,我一直到年过花甲都没闹过关节炎。她还用一块新青布,沾了些清茶,用力擦我的牙床。我就在这时节哭了起来;误投误撞,这一哭原是大吉之兆!在老妈妈们的词典中,这叫作“响盆”。有无始终坚持不哭、放弃吉利的孩子,我就不知道了。最后,白姥姥拾起一根大葱打了我三下,口中念念有词:“一打聪明,二打伶俐!”这到后来也应验了,我有时候的确和大葱一样聪明。

这棵葱应当由父亲扔到房上去。就在这紧要关头,我父亲回来了。屋中的活跃是无法形容的!他一进来,大家便一齐向他道喜。他不知请了多少安,说了多少声“道谢啦!”可是眼睛始终瞭着炕中间。我是经得起父亲的鉴定的,浑身一尘不染,满是槐枝与艾叶的苦味与香气,头发虽然不多不长,却也刚刚梳过。我的啼声也很雄壮。父亲很满意,于是把褡裢中两吊多钱也给了白姥姥。

父亲的高兴是不难想象的。母亲生过两个男娃娃,都没有养住,虽然第一个起名叫“黑妞”,还扎了耳朵眼,女贱男贵,贱者易活,可是他竟自没活许久。第二个是母亲,在除夕吃饺子的时候,到门外去叫:“黑小子、白小子,上炕吃饺子!”那么叫来的白小子。可是这么来历不凡的白小子也没有吃过多少回饺子便“回去”了,原因不明,而确系事实。后来,我每逢不好好地睡觉,母亲就给我讲怎么到门外叫黑小子、白小子的经过,我便赶紧蒙起头来,假装睡去,唯恐叫黑、白二小子看见!

父亲的模样,我说不上来,因为还没到我能记清楚他的模样的时候,他就逝世了。这是后话,不用在此多说。我只能说,他是个“面黄无须”的旗兵,因为在我八九岁时,我偶然发现了他出入皇城的那面腰牌,上面烫着“面黄无须”四个大字。

虽然大姐没有来,小六儿没吃上饭,和姑母既没给我“添盆”,反倒赢了好几吊钱,都是美中不足,可是整个的看来,我的洗三典礼还算过得去,既没有人挑眼,也没有喝醉了吵架的——十分感谢二哥和他的“水酒”!假若一定问我,有什么值得写入历史的事情,我倒必须再提一提便宜坊的老王掌柜。他也来了,并且送给我们一对猪蹄子。

老王掌柜是胶东人,从八九岁就来京学习收拾猪蹄与填鸭子等技术。到我洗三的时候,他已在北京过了六十年,并且一步一步地由小力笨升为大徒弟,一直升到跑外的掌柜。他从庆祝了自己的三十而立的诞辰起,就想自己去开个小肉铺,独力经营,大展经纶。可是,他仔细观察,后起的小肉铺总是时开时闭,站不住脚。就连他的东家们也把便宜坊的雅座撤销,不再附带卖酒饭与烤鸭。他注意到,老主顾们,特别是旗人,越来买肉越少,而肉案子上切肉的技术不能不有所革新——须把生肉切得片儿大而极薄极薄,象纸那么薄,以便看起来块儿不小而分量很轻,因为买主儿多半是每次只买一二百钱的(北京是以十个大钱当作一吊的,一百钱实在是一个大钱)。

老王掌柜常常用他的胶东化的京腔,激愤而缠绵地说:钱都上哪儿气(去)了?上哪儿气了!

那年月,象王掌柜这样的人,还不敢乱穿衣裳。直到他庆贺华甲之喜的时节,他才买了件缎子面的二茬儿羊皮袍,可是每逢穿出来,上面还罩上浆洗之后象铁板那么硬的土蓝布大衫。他喜爱这种土蓝布。可是,一来二去,这种布几乎找不到了。他得穿那刷刷乱响的竹布。乍一穿起这有声有色的竹布衫,连家犬带野狗都一致汪汪地向他抗议。后来,全北京的老少男女都穿起这种洋布,而且差不多把竹布衫视为便礼服,家犬、野狗才也逐渐习惯下来,不再乱叫了。老王掌柜在提着钱口袋去要账的时候,留神观看,哼,大街上新开的铺子差不多都有个“洋”字,洋货店,洋烟店等等。就是那小杂货铺也有洋纸洋油出售,连向来带卖化妆品,而且自造鹅胰宫皂的古色古香的香烛店也陈列着洋粉、洋碱,与洋沤子。甚至于串胡同收买破鞋烂纸的妇女们,原来吆喝“换大肥头子儿”,也竟自改为“换洋取灯儿”

一听见“换洋取灯儿”的呼声,老王掌柜便用力敲击自己的火镰,燃起老关东烟。可是,这有什么用呢?洋缎、洋布、洋粉、洋取灯儿、洋钟、洋表、还有洋枪,象潮水一般地涌进来,绝对不是他的火镰所能挡住的。他是商人,应当见钱眼开,可是他没法去开一座洋猪肉铺,既卖熏鸡酱肉,也卖洋油洋药!他是商人,应当为东家们赚钱。若是他自己开了买卖,便须为自己赚钱。可是,钱都随着那个“洋”字流到外洋去了!他怎么办呢?

“钱都上哪儿气了?”似乎已有了答案。他放弃了独力经营肉铺,大发财源的雄心,而越来越恨那个“洋”字。尽管他的布衫是用洋针、洋线、洋布作成的,无可抗拒,可是他并不甘心屈服。他公开地说,他恨那些洋玩艺儿!及至他听到老家胶东闹了数案,洋人与二洋人骑住了乡亲们的脖子,他就不只恨洋玩艺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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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教案——指十九世纪末,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我国内地的情势下,我国人民掀起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处是指一八九九年出东人民反对教会、教民的斗争。

②二洋人——又叫“二毛子”,是对入了“洋教”而又仗势欺人的民族败类的蔑称。

在他刚一入京的时候,对于旗人的服装打扮,规矩礼节,以及说话的腔调,他都看不惯、听不惯,甚至有些反感。他也看不上他们的逢节按令挑着样儿吃,赊着也得吃的讲究与作风,更看不上他们的提笼架鸟,飘飘欲仙地摇来晃去的神气与姿态。可是,到了三十岁,他自己也玩上了百灵,而且和他们一交换养鸟的经验,就能谈半天儿,越谈越深刻,也越亲热。他们来到,他既要作揖,又要请安,结果是发明了一种半揖半安的,独具风格的敬礼。假若他们来买半斤肉,他却亲热地建议:拿只肥母鸡!看他们有点犹疑,他忙补充上:拿吧!先记上账!

赶到他有个头疼脑热,不要说提笼架鸟的男人们来看他,给他送来清瘟解毒丸,连女人们也派孩子来慰问。他不再是“小山东儿”,而是王掌柜,王大哥,王叔叔。他渐渐忘了他们是旗人,变成他们的朋友。虽然在三节要账的时候,他还是不大好对付,可是遇到谁家娶亲,或谁家办满月,他只要听到消息,便拿着点东西来致贺。“公是公,私是私”,他对大家交代清楚。他似乎觉得:清朝皇上对汉人如何是另一回事,大家伙儿既谁也离不开谁,便无妨作朋友。于是,他不但随便去串门儿,跟大家谈心,而且有权拉男女小孩的“骆驼”。在谈心的时候,旗兵们告诉了他,上边怎样克扣军饷,吃空头钱粮,营私舞弊,贪污卖缺。他也说出汉人们所受的委屈,和对洋布与洋人的厌恶。彼此了解了,也就更亲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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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五月初五的端阳节、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和大年三十的除夕,当此三节,债主子们多来讨账。

拿着一对猪蹄子,他来庆祝我的洗三。二哥无论怎么让他,他也不肯进来,理由是:“年底下了,柜上忙!”二哥听到“年底下”,不由地说出来:“今年家家钱紧,您……”王掌柜叹了口气:“钱紧也得要账,公是公,私是私!”说罢,他便匆忙地走开。大概是因为他的身上有酱肉味儿吧,我们的大黄狗一直乖乖地把他送到便宜坊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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