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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谬种 第一节

  去福利院的那天是个好日子,小苏却意外发烧了。我和杨迟往他嘴里塞了一颗退烧药,将其架上出租车,车开到半路,又意外地下起了小雨。我记得这天,一九九七年的好日子,我们从戴城的南郊一直杀到东北角很远的山后面,那一带有座寺庙,多年来它一直是戴城的旅游景点,然而作为本地人,我们很少涉足此地,它太荒凉也太遥远了。随着汽车出城,穿过开发区平坦的大路,进入丘陵地带,路边的风景变得凌厉起来,高楼消失,房屋渐稀,树木浓郁得像是炸开了。司机越开越快,老杨坐在副驾位置上,不停地转头看他。
  我们在无人地带寻找福利院,出租车绕着圈子跑,最后杨迟才找到进口的路,十分阴森,两侧的竹子都像要倒下来似的,路上尽是石子,汽车碾过发出哗啦啦的声响。我随口说,昨天看报纸,这附近杀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我们的司机崩溃了,他停下车,从驾驶座跳了出去,沿着道路往里跑。我们看着他去远,杨迟说:“这辆车给我们了?”这时司机又跑了回来,拿了一根很长的竹竿,站在车前,做出鱼死网破的样子大喊:“把车还给我,把车,把车,还给我,求求你们。”
  杨迟下车安抚他:“我们不是劫车的,也不是绑票了到这里来抛尸的,我们去福利院。”
  司机拿着竹竿说:“我不拉了,你们走吧,车钱我不要了。”
  杨迟说:“这可不行,我们这儿有个病人,走进去还很远呢,再说又下雨。”
  “我不想拉了,我就是不想拉了。”司机提着竹竿说。
  他的头发沾着雨水,贴在头皮上,明显已经谢顶。他又老又软,即使在他年轻的时候也不会是我们三个小伙子的对手,但是,我们真的不是来弄死他的。
  他和杨迟对峙,谈话。老杨是戴城农药厂的金牌销售员,一九九七年他奔波于中国内地的各个县城,指导农民使用该厂出产的龙阳牌甲胺磷,他口才非凡,又善于安抚那些敏感而狐疑的心。但是这位司机,他显然惊吓过度了,他端着竹竿不许老杨走近,始终保持两米的距离,他不管老杨说什么,一直重复着“我真的不想拉了”的论调,直至他相信了老杨,相信我们是好人,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到福利院来认养一个孤儿,但他还是说:我真的不想拉了。
  我说:“报纸上说,那个死掉的出租车司机,被人从后面套了一根钢丝,勒死了扔在河边。好像还抢了一点钱。”
  杨迟隔着车窗说:“你闭嘴。”
  小苏撑起病弱的身躯说:“实在不想拉就算了,我们走过去吧。”
  小苏是个好人。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温和的人就是他,最诚实的是他,最有耐心的也是他,他是戴城农药厂的化验员。耐心、温和、诚实,是化验员必备的品质,否则他会干砸。我失业,我不需要任何品质除非有人愿意雇用我。
  于是我们下车,沿着石子路往前走。司机扔下竹竿,跳上汽车,踩着油门向后猛退,很快就溜了。小苏说:“我们没有给车钱哎。”
  这蛮不错的,三十块钱呢。
  细雨弥漫在空气中,两旁的竹枝似乎更低了。我说:“这种竹子叫凤尾竹。”我有个夜大的同学是花匠,他没事就爱带我去认各种植物。老杨说:“凤尾竹又怎么样呢?”我说不怎么样,凤尾竹就是凤尾竹,它的名字代表了它自己。
  上了一道坡,竹子也没了,两旁是堆着废砖烂瓦的垃圾场。杨迟说再往里走不多远就是福利院,之前他打电话问过的,坚持一下就能走到。小苏说:“我没问题,我刚在车上发过汗了。”然后我就看见一堵很高的围墙,差不多赶上监狱了。不用说,这就是福利院。沿着围墙走了一会儿,看见两扇大铁门紧闭。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冷雨中听到鸟在围墙里叫着。
  老杨走上前去敲门,角门开了,里面伸出一个懒洋洋的老头的脑袋。老杨说:“和院长约好今天来认养孤儿的。”
  “哪个院长?”
  “杨丽珍院长。”
  “她是副院长。”老头说着撤开身子,让我们进去。
  福利院不是孤儿院。最初老杨说,他要去孤儿院领养一个孩子,这是他在上海念大学时候许下的诺言,可是他毕业回到了戴城,这里没有孤儿院,只有福利院。福利院里还住着老人和智障。
  认养也不是领养。老杨不能领养孤儿,法律不允许。法律允许老杨生自己的孩子,打自己的孩子,但不允许他领养孤儿。他只能认养,相当于互助性质吧,贴点钱,给孩子买点吃的。九七年那会儿,电视上经常播这种新闻,还有人拍纪录片,后来都快成流行趋势了。
  那天上午,福利院的杨院长坐在刷得雪白的办公室里,她是个看上去很干练的中年妇女。老杨准备了一把证件,杨院长全都没看,直接把我们带出办公楼,沿着一条干净的水泥路往里走。照例,像所有国家单位一样,我们绕过了一个圆形的花坛,里面没有花,只有一圈冬青树和草,雨水落在上面,闪闪的,不那么单调了。到处都很安详。
  杨院长说:“你们都是好青年。”
  教学楼就在眼前,也是翻新过的,分为上下两层。这栋房子后面还有更多的楼,但我们止步于此,只有一间教室开着门,杨院长把我们带到门口,向里招呼,一位青年教师走了出来。她姓蔺,杨院长介绍了一下。蔺老师说:“哦,那你们进来挑一个吧。”
  当时老杨说:别这么说,蔺老师,我们不是来小菜场买菜的。蔺老师默然点头。我看了看她,娇小瘦弱,头发齐肩,脸色苍白。她的神色中有一种奇怪的孤傲和抵触,仿佛她不是孤儿院的老师,而是一个牧羊姑娘,有仨财主过来要挑一头肥羊。我心想,你误会了,老杨这次是准备了真金白银打算做善人的。
  我们走进教室。八八六十四个孩子坐在双人课桌后面,在这座城市里所有被遗弃的、适龄的、由国家抚养的孤儿尽收眼底。他们高矮不一,大的可能有十一二岁,最小的脑袋刚冒出课桌,看上去不是来学习的,而是有一个固定的座位需要他们来填补。
  蔺老师走到老杨身边,淡淡地说:“那么,你找一个吧?”
  没错,我们必须“找”一个,沿着三条狭窄的过道,从讲台走到最末一排,这不是挑菜又是什么?这是我们第一次走进福利院并看到孤儿,我曾经猜想过两种情况,其一是像我在狄更斯的小说里读到的,满院愁苦的小孩,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其二是像我在国产电影里看到的,他们无比幸福,欢声笑语,歌颂人民政府,仿佛不知道这个世上有爹妈。可惜我都猜错了,场面十分沉闷,他们坐着,既不凌乱也不整齐,衣着朴素且合身,个头高矮不一,有一些带有轻微的、可以被觉察的病残:豁嘴、白化病、斑秃。还有一些我看不到的病残,也无从问起。
  我们像三个并不擅长厨艺的人,走进了中午昏昏欲睡的菜场,一时傻眼。并没有一个小孩扑上来对老杨说:“爸爸,你带我回家吧。”他们安静地坐着,仿佛早已预知了结局,又或者这种场面已经经历了千百次,无须为此动容。我看到蔺老师的嘴角流露出深刻的嘲弄:你真是个有爱心的人,带个豁嘴的男孩出去吧,或者这个像冬季瑟缩的麻雀般的女孩?
  我差点就说,还有稍微好看一点的小孩吗?
  这当口总算有一件事缓解了我们的尴尬,开饭了。两个食堂工人拎着一桶菜汤和一桶馒头进来,每个孩子发到一个馒头和一碗菜汤。我瞄了一眼,汤里没油。孩子们抱着馒头艰难地啃了起来。
  小苏说:“伙食太差了。”
  杨院长说:“我们需要社会支持。”
  多年后,我和老杨回忆起那天。我问老杨,你还记得菜汤什么样吗?老杨说记得,这汤要是搁在农药厂的食堂,厨子已经给人打死了。我问老杨,你记得蔺老师当时干了什么?老杨说,记得,有个小孩把馒头弄掉在地上,他捡起来吃,蔺老师走过去制止了,给他换了个干净的馒头,蔺老师是个好人。我又问老杨,你记得那个独眼的男孩吗?老杨说不记得了。
  是这样的,我走过那个独眼男孩身边,发现他在看着我,手里拿着一个馒头。他已经很大了,是这个班上最大的男孩,那个馒头在他手里显得有点小。当时很多小孩都看着我们,只有他的目光被我深刻地觉察到了。我回应了他,看到一个黑色的瞳孔和一个蒙着白翳的瞳孔,他并不是用黑色的那个看我,而是黑的和白的左右开弓。我有点抱歉地想,老杨是不会挑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认养的,你跟着我们不合适,你很快就会长大,成为一个男人,比我们更不好惹。后来我发现,他并不是在求助,他憎恨地看着我。
  无论用什么目光看我们,我们都不会挑一个黑白瞳孔的男孩认养,不会在星期天带他去动物园,不会给他买球鞋。天哪,我为什么要陪老杨来这个地方?
  杨院长把我们带到最后一排,她像是凭空变出一个女孩,个头还没课桌高,满脸是皴,在这种季节一看就知道是哭皴的。她坐在凳子上两腿悬空,茫然地看着杨院长。这个看上去不那么狠,不那么难弄。我踢了杨迟一脚,让他快点定夺。他真的快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挑菜的了。
  老杨点点头。我们三个同时松了口气,整个过程像一场艰难的拔河比赛,经过漫长而尴尬的拉锯战,忽然胜利倒向一方。我们挑到了合适的孤儿,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
  老杨蹲下,对孩子说:“你叫什么名字?”
  杨院长说:“她叫戴黛。”
  这时蔺老师插嘴说:“戴黛不行。”
  杨院长摆手示意蔺老师不要说话,这个细节被我记住了,但我当时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我看了看手表,恰好中午十二点,外面的雨没停。
  蔺老师蹲下,摸了摸孩子的脸,对着同样蹲下的老杨说:“戴黛今年四岁,她没有任何残疾。”
  事后,我们坐在福利院的管理处,老杨付钱,这时他必须出示身份证明。蔺老师说:“你是农药厂的,怪不得。”老杨问,农药厂有什么必然性。蔺老师说农药厂的效益不错,九七年到处都是下岗工人,社会不太景气,而农药厂暂无倒闭之忧,听说还成功转制,厂长成了大股东,令人艳羡。
  “我想,福利院才是永远不会倒闭的。”老杨说。
  老杨付掉了一年的认养资助,共计一千两百元。杨院长走了,由蔺老师陪着我们。我转到一堵墙前面,看墙上贴着的管理名单,读到一串有趣的名字:戴宗,戴笠,戴雨农,戴维斯……我问蔺老师,这什么意思。她说:“这是遗弃的孤老,都神志不清了,记不得自己的名字,我们就给他们取名字。”
  我说:“戴城的孤老也姓戴,我以为他们都姓党呢。孤儿姓党吧?”
  蔺老师说:“孤儿也姓戴,不过名字比这个好听。”
  “会叫什么呢?”
  “在那边,戴黛在这排。”蔺老师指着旁边说,“戴建华,戴诚,戴安娜。我们给小孩取名字还是会考虑周全的,毕竟他们要用一辈子。”
  “戴宗呢?”我说,“神行太保啊。”
  “我都说过了,是些失去记忆的老人,恐怕他们也不会离开这里了。我们只为了好记些。”蔺老师有点不耐烦地说,“总不能像监狱一样给人编号吧?”
  虽然无稽,但还算说得通。这是我当日见到的唯一有趣的东西,后来我发现有一个人的性别栏里写着“双性人”,这三个字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墙上,年龄是十六岁,我就一句话都不想说了。
  戴黛这个名字很好听,叠音,顺耳,但是念多了又觉得像个恶作剧。就像凤尾竹被称之为凤尾竹,她拥有了戴黛这个名字。蔺老师说,这些名字孤儿们会用一辈子,后来她又说,其实也不一定的,如果被领养走了,他们就可以拥有另外一个名字,这个被赋予的戴姓(以及连带的名字)也就作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孤儿们的名字既神圣又像是一场游戏,有人期望改名字,有人永远没有改成,还有人改了名字不料被退回福利院又不得不使用院方赋予的名字。
  “如果抛弃的孤儿身上有便条什么的,写着自己的名字呢?”
  “那也得改。”蔺老师说,“至少在我们这儿是这样。”
  “戴黛有本名吗?”
  “她什么都没有,便条也没有。”
  我们离开福利院,天上还在下雨,抬头看到远处的虎山,一座歪塔竖在山顶,隔着迷蒙的雨水,它收缩成一个轮廓,像是水中的倒影。根据专家的测量,它的斜度超过了著名的比萨斜塔,假以时日,它会一个倒栽葱从山上摔下来。
  蔺老师把我们送到门口,她一直走在我们身后。
  “公共汽车站在哪里?”老杨问。
  “你们不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她问。
  “打车来的。”老杨说,“这一带出租车太少了,我估计得坐公共汽车回去。”
  蔺老师指了一个方向,沿着小路继续向前,穿过这片地区就会有条大路,公路绕着山在这里打了个弯,小路像弓弦一样横切过去。到大路口转弯,穿过铁路桥,那儿有个公共汽车站,有一趟车可以把我们带回市里。
  我们走出去,身后福利院的大门咚的一声关上。这地方连一块可以相认的牌子都没有。
  路很好走,铺着一层很厚的碎石子,不算很滑。这时起风了,顶头吹来,雨点稀疏而饱含力量,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甩在我的脸上。这是降温的时节,有一股寒流从西伯利亚长途奔袭至南方。我们都裹紧了衣服。
  “下次骑自行车来吧。”小苏说。
  那未免也太远了,况且就要进入冬季。你带着自己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在冬季的街上吹自来风,固然合情合理,但带着一个孤儿显得太他妈的不够意思了。
  小苏无语。经过铁路桥下时,头顶上正隆隆地开过一列货车。我们站在桥洞里避着风点烟,一直等火车开走。
  据说那个出租车司机就是死在桥洞里。我们这座城里,以前也有杀人越货的事情,但杀出租车司机似乎是头一回,而且人们把情况说得很惨:司机被凶徒用钢丝从后面套住了脖子,勒死了。
  老杨说,勒死其实没什么惨的。老杨已经去过好多县城,南方的,北方的,西部的,没一个是省油的灯,又好玩又可怕,什么杀人抢劫、吃喝嫖赌都有。这会儿他顺嘴讲了个火药枪打死农药销售员的故事。小苏有点受不了了,说:“你以后当着小孩别讲这个。”
  老杨说:“我疯了,我认养一个小孩给她讲这种故事?”
  小苏说:“你就是有自己的小孩也别讲。”
  在蔺老师所说的那个拐角口,看到一个歪着的站牌。有一辆公共汽车碾着雨水,沙沙地向前开去。我们扔了烟头同时狂奔,试图追上它,大呼小叫挥着手。我相信司机一定在反光镜里看到了,但这个浑蛋没打算载上我们,有一度他甚至没加速,让我们处于能追上又追不上的境地。之后它才轰地跑远,我回头一看自己追出站台大概有一百米远,裤脚上沾了很多泥。
  你说为什么不是这个公交车司机被人勒死呢?
  我在站头上就想起戴黛的模样,还有蔺老师的话:她什么都没有,便条也没有。仿佛那张便条即使存在也不能改变什么,于是它的缺失也变得无足轻重。蔺老师蛮酷的,说话口气有点冷漠,带着点警惕,好像我们是怪物。我们三个男的去认养孤儿确实很怪,对吧?
  二月里,我和杨迟干过一件古怪的事,夜里我们出去喝酒,喝到糊涂了,走到街上遇到个卖玫瑰花的小姑娘。她跟着我们,要老杨买朵花送给我。我可得意啦,老杨气坏了。照通常的办法,扮凶就能吓走她,但老杨做不出来这种事,他这辈子没在任何场合对女孩凶过,哪怕是个卖花的呢。于是他很不合时宜地转过头跟她聊了起来,女孩说:今天是情人节啊。我们俩面面相觑,最后我忍不住问她:“你觉得我们俩很像情人吗?”她竟然对着我点头。老杨说:“所以,我要买花送给他,对吗?”她又点头。
  这下轮到我生气了。我说:“花不买了,我要把你买回家。”
  是不是所有在街上乞讨、卖花的孩子都在等着这一天?反正她捧着花在后面追我,我撒腿就跑。老杨不想跑,她跟着老杨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住在同一幢楼里,找到老杨就能找到我。我跑到桥上,抱着栏杆吐了一会儿,抬头一看,这俩傻缺站在五米开外看着我,一高一矮,一个手里打着雨伞,一个怀里抱着花。
  我对老杨说,扔下她,跑。杨迟不干。我说这种小孩都有大人带着的,比我们有钱,这他妈是中国,不是狄更斯的小说。小孩摇头说,我今天晚上回去也是睡桥洞,没你想的那么舒服。我说,你带我去桥洞,我要把你的主人打出屎来。她说,我跟你回家,你答应的。
  我稍微清醒了点。那晚很冷,天上掉雪珠,落在头发上像是要结冰了。我给了小孩五块钱,花不要,让她回去,但她说天黑了不认识回去的路。她竟然真的跟着我们拐进了新村错综复杂的楼房里。我觉得像上了个大当,为什么没有一个大人冲过来把她领走?我没头没脑地把她带进门,然后她才显得有点拘束了,站厨房里打量我家。毫无疑问,那地方很破,煤气炉都用了十多年了,还有点漏气,常年修不好。日光灯噼啪闪烁,这是因为天冷,平时不这样。老杨说:“你要喝点水吗?吃饭?”说着就揭我们家锅子,搞得他好像是主人似的。这时我妈穿着棉毛裤出来,见此情景不免有点迷惑:“哪儿来的小孩?”
  “我们街上捡回来的。”
  “你们捡了个小孩?”我妈冲过来看,不由大叫起来,“要死啊,真的捡了个卖花的。你们说,喝了多少?都喝傻了是吧?”
  此前漫长的十几年里,我和老杨干过很多出格的事情,在我妈看来,唯属这次最不可理喻。因为我和老杨看上去又穷又狠,完全不像是那么有爱心的人——就算有爱心,你他娘的也不能捡个活人回家。老杨也傻了,蹲在地上想半天说:“要不还是把她送派出所吧。”小孩听了拔腿就跑。她比我们每个人都清醒。
  我们在冻得发毛的夜里搜人,各处楼道、垃圾箱、花坛都找过,没有她的影子。耗到后半夜,无可奈何回到家,我妈又起床了,追问道:“为什么一听派出所她就跑了?”
  我解释说:“送派出所就遣返原籍了。”
  我妈懂了,点点头说:“怪可怜的。”
  那绝对是一次难过的经历,我躺床上,脑袋里的酒精被冷风吹散后想不起那女孩的长相了,只记得一个抱着花的形象。第二天醒过来,看到我日常用的茶杯里插了一朵玫瑰,破破烂烂的,跟草莓差不多大。我妈说是昨天那小孩跑路时掉下来的。第二天老杨还去居委会问了一下,生恐有小孩冻死在街上,但并没有她的下落。天知道她抱着那把玫瑰跑到哪里去了。
  那天中午,我们三个站在站牌边,这个站头叫团结山。小苏说再过一两个小时他又该发烧了。不过他没再啰唆下去,他就是这点好,不话痨。
  有一条人影从拐角处过来,我们看清是蔺老师。她打着小伞,穿得跟刚才不太一样,显得漂亮了一些。再次见面,打了个招呼。蔺老师说:“你们还没等到公共汽车?”
  “我们没追到那辆车。”
  “十分钟以内下一班车会来。”蔺老师说。
  于是我们站着,继续等。等车的时候人们会把目光同时投向那个虚无的方向,其实那边有没有车过来都无所谓,你不看它,它也得来。但你总会去看,否则的话,你们只好互相看来看去。
  蔺老师说:“杨迟,听说你是农药厂的销售员。销售员平时要跑供销吧?”
  “我跑销不跑供。”老杨说,“就是卖卖农药啦。”
  “具体做什么工作呢?”
  “具体的,这边卖卖农药,那边卖卖农药。”老杨说,“如果田里没有虫子,我就带点虫子放田里,然后告诉农民这里有虫子,要打农药。”
  “真的这么干?”
  “开玩笑的啦。”
  蔺老师瞪着老杨,显然她还不习惯我们讲话的风格。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那么你经常跑外地,你会有时间来看戴黛吗?”
  老杨看看我和小苏。我们同时摇头,表示这件事由老杨负责,我们纯粹是跟着来凑热闹的。蔺老师说:“你怎么会想到认养孤儿呢?我在福利院待了这么久,还是第一次遇到男青年认养孤儿呢。你是党员吗?”
  “我团员。”老杨捂着脸说,“我爸爸是党员。”
  我无聊地点起一根烟,问蔺老师:“你现在去城里干吗?”
  “看电影。今天是周末啊。”
  “平时就住在福利院?”
  “是啊。”
  “为什么女孩的头发剪得这么难看?”
  “你说什么?”
  “女孩,戴黛,”我说,“她的短头发,剪得很难看,简直就像花匠剪出来的。你们应该找个好点的理发师,午饭的菜汤里多放点油。”
  蔺老师似乎是被我噎了一下,不说话了。
  车来了,座位全部空着,我们跳上去,抖落身上的雨水,寒气一下子被隔离在车窗外了。老杨和蔺老师一前一后坐着,我和小苏选择了旁边的双排座。司机居然认得蔺老师,隔着老远打了个招呼。汽车发动,那些在雨中破碎的风景向我身后平移而去。
  老杨说:“蔺老师,你住在哪里?”蔺老师说:“我就住在福利院。”老杨问:“家呢?”蔺老师一笑:“我也是孤儿,没有家,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现在在福利院工作。”我们同时哦了一声,仿佛释然。
  “你为什么姓蔺,而不是姓戴?”我问。
  “因为我有便条啊。”蔺老师说,“我叫蔺华,进了福利院以后叫戴华。三年前我把名字改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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