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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弃儿 第二十九节

  我的奶奶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全家没有一个秉承她的信仰而做了教徒的。我妈信佛,我爸爸是个半吊子无神论者,我叔叔应该信嬉皮士或者西门庆,至于我,只信关公。在我二十岁以前,我奶奶还活着,她问我是不是要受洗,我跷着二郎腿说,我头上有神,他会保佑我,不需要再弄一个主了。我奶奶说,你那个神,是有巨大的裂缝的。这句话我没听明白,我奶奶就上天堂了。后来倒是真的应验了,我所相信的一切保护神,都会在适当不适当的时候打瞌睡、发呆、跳线,这大概就是我奶奶说的裂缝。唯有她的主,看起来无所不在,直至永恒。
  但我仍然喜欢我的神,我卖黄片的时候能感到我的神在勾引买主的神,我进了人才市场就能感到他变成了一个垂头丧气的矬神。他既不是我爸爸也不是我儿子,他跟着我一起倒霉,有时催我勇猛,有时比我还胆怯,他打瞌睡但是不会背叛我,赌输了不赖账。
  当然,我奶奶的主也挺好的,我是这样想的:终有一天,我的神会弥合他的裂缝,到那天我就把他交给上帝算了。
  一九九八年,当我们知道福利院竟然有价目表时,不禁都吓了一跳。杨迟说,具体数字不一定准确,健康的孩子大约一千美金,残疾的八百。这是只给外国人的价码,中国人没有。我说,他妈的,他们卖孩子给外国人?杨迟说,也不是卖,是生活费,孩子归你了,之前的生活费你得支付。这个事实让我们有点尴尬。我说我愿意在自己脖子上挂个五百美金的牌子,后来想想,这点钱不足以让我爹妈养老,最起码得五千美金吧。但这个数字又太高,我不可能比戴黛更值钱。
  我对杨迟说:“我们要是能变成小孩,抛爹别妈,大概也能去美国吧。”
  杨迟说:“变成受精卵就能装在瓶子里去美国了,机票钱都不用出。”
  我再次摊开世界地图,隔着一巴掌宽的太平洋,仿佛看到我的厂医姐姐在那里。从理性的角度,我为戴黛高兴,不过又联想到所有去了美国的人都不会再回来,回来也变得不认识,不免又有点伤感。
  那年夏天,小苏辞职,赔了农药厂两万块培训费(工作满五年才能恢复自由身)。这笔赔偿并非硬性规定,农药厂的一切都是由某个人说了算的。董事长早就宣布,大学毕业生在厂内表现出色的,如果考研或辞职,可以考虑免除培训费。这使得人们将其视为开明的、人性的领导,法令如山,上善若水,就是这么玩的。大学毕业生考虑到这两万块,想走不想走的人,都表现积极,董事长深为自己的治人之术而高兴。当然,能免除培训费的人并不多,董事长的侄子,副厂长的儿媳妇,都是这个级别的。有些没后台的,只能送礼,在两万块限度内哪怕送掉一万,还是等于赚了一万,偶尔也有人送掉一万最后没成功的,那就全亏进去了。董事长只是想让人们明白,送礼固然可喜,但这是一场赌博,没有人逢赌必赢,你仍然必须表现出色。
  小苏已经在农药厂干了两年,这两年没有迟到早退过一次,搞化验也没出过错,当然,报社也没来采访过他,属于很低调而尽职的员工,不似杨迟那么嚣张。小苏递上辞职申请,本不指望能免除培训费,但还是说了些好话,表明自己工作认真,没有对不起农药厂。不料当时农药销售一片惨淡,厂里各处都有人要走,董事长大怒,把个农药厂当成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凡是临阵脱逃的都属于叛教者,恨不得施以火刑。董事长拍桌子说,一个都不许放,交钱也不放,档案压下来,尤其这个外地来的大学生,忘恩负义之辈嘛。小苏心想,你大爷的,我苦干两年没什么嘉奖,这会儿成标兵了。小苏那时已经拿到北京一家外资公司的录用通知,急着要走。我劝他旷工,一星期就开除,成自由人。小苏说这个不行,开除是要入档案的,履历上太难看,他半辈子优秀,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成绩单上就没有低于九十分的,不能受此羞辱。只能托了人,送了礼,并拿出结婚证的复印件,证明夫妻两地分居十分煎熬,再不放行,就拿出老婆的怀孕证明来。董事长这才息怒,令其交钱走人。小苏上班两年,也就攒了两万块积蓄,一忽悠全都没了。
  等他净身出厂,我们纷纷庆贺:操,小苏,转会费三千美金啊,你比戴黛值钱。
  每一个人想要离开,都得交钱,甚至是戴黛。美国人好心好意来中国领养孤儿,美国一定是太幸福了,国内都找不出孤儿了,只能来中国领养。但是这一千美金到底是太贵还是太便宜,王八蛋才说得清。我为这件事耿耿于怀很多年,直到中年,那会儿老杨赚了一屋子的钱,带着女朋友去非洲打猎,用自动步枪撂倒一头狮子,交了五万美金。后来去难民营,有小孩跟着他走,他倒也想带个黑人孩子回中国,翻译官告诉他,您得出一千美金。杨迟一听,想起当年事,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这笔钱是国际惯例,WTO的价码啊,别再耿耿了。我说我早知道了,我有个朋友不孕,去四川乡下买小孩,三百块成交,从孩子的亲妈手里买过来,后来他又花两千块买了只陆龟陪这三百块的孩子玩。
  小苏辞职拖延了一段时间,北京那家公司去不成了,等另一家公司的回复。我们天天坐着,什么事都不干,那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时间分分秒秒地流走,小苏家里到处都在发霉。这正是戴城的特色,霉菌无处不在,任凭你怎么消毒,真菌总有办法起死回生,占领住宅。那阵子狗得了肠胃炎,经常拉肚子,我们怀疑它是吃了院子里长出来的蘑菇,只能将它锁在笼子里。
  有一天我们把屋子收拾干净了,天气稍好,小苏说他有点想念戴黛了,不妨去福利院把她接出来吧。北京的录用通知一旦到这里,或者美国人一旦来戴城,他们就再也见不到了。这时杨迟说:“我也马上要去划水县讨债了。”
  我们再次来到戴城福利院,雨又下了起来。蔺老师把戴黛送到门口,叮嘱我们:“两天就得送回来。”
  “美国人两天就到了?”
  “其实已经在戴城了,但他们还要旅游一阵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走。”
  戴黛说:“爸爸,我想你们了。”小苏蹲下去,深情地抱了抱她。
  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杨迟家,看了看杨迟的爸爸妈妈,老头深情地抱了抱她。整个那一天,农药新村那幢楼里,所有认识孩子的人都过来深情地抱她,然后说,也算不错,能够被美国人领走,总他妈的比中国人领走来得好。也有人说,未必。这就争了起来。杨迟的爸爸走出来说:“别争了,很圆满的事情。美国很好,这是戴黛的第二次投胎。”党员都这么说了,大家也就闭嘴了。
  我们回到小苏家里,像我少年时代经历的所有无聊的雨季一样,搬了个凳子,坐在屋檐下看天空。孩子也跟我们一起坐着,狗病得不轻,找兽医配了点药,继续锁在笼子里。孩子隔着房间,看到暗处的狗,忽然问:“它会不会死?”
  “不会。”小苏说。
  “它看上去像要死了。”
  “它只是生病了。”
  孩子沉默不语,过了好一会儿说:“如果它死了怎么办?”
  小苏没办法,只能说:“我在院子里挖个坑埋了它。你别再想这个事了。我们一起来看看美国地图吧。以前教过你唱美国国歌的,你还会唱吗?”
  “忘记了。我现在会背唐诗。”孩子说着,对着阴沉的天空背了一首“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又背了一首“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都挺通俗的。她出国以后,唐诗用不上了。孩子背完了唐诗,我们说背得真好。孩子又背了一遍。我忽然发现,唐诗这玩意儿,要是你一再重复地背它,就会显得伤感了。小苏说:“戴黛,美国,是个很美很美的国家,你到那里去,也会很美。那个地方也有白日依山尽,密西西比河入海流。”
  “他们会给她起一个美国名字吧?”我说。
  我们想了一会儿,根据中国公司里中国人给自己起英文名字的套路,她会被叫作黛茜?
  “你喜欢黛茜这个名字吗?”小苏问戴黛。
  孩子点点头,过了一会儿又摇摇头。
  事实上孩子不叫黛茜,她叫琳达。那得是下半年,小苏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爱荷华州的电子邮件,用英文写的,里面有孩子的照片,有她的近况介绍。名叫琳达的女孩穿着裙子,微笑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她肤色偏黑,的确像好莱坞电影里的亚裔女孩。小苏用英文回信,祝他们幸福,后来他的邮箱被人黑了,也就失去了消息。
  雨停了,我们带孩子来到了戴城的儿童剧场。那地方我从来没去过,在我的童年时代,只有优等生才可以进去看免费的会演,杨迟之辈是常客。现在我终于也能名正言顺地进去了,带着我们的半吊子女儿。当天表演的是舞台剧《新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我们买了四张票。走进剧场一看,太破了,上座率只有三分之一,好些地方灯都不亮。杨迟说:“以前这儿可漂亮了,现在搞成这样。”
  我说:“喂,看白雪公主会不会对小孩有心理阴影啊,什么继母皇后的。”小苏说:“介绍上说了,新白雪公主,另外一个故事。”我抠着漏洞的座椅套子,心想,不知道会看到什么场面。灯光暗下,幕布拉开,一个中年微胖的女演员饰演白雪公主,手里拿着宝剑要去和恶龙决战。小苏说:“这是白雪公主吗?”我指着戏票说:“新白雪公主。”小苏说,好吧,继续看下去。过了一会儿小矮人出来了,我们数了数发现不对头,只有三个小矮人。这时白雪公主也问了:“还有四个呢?”那三个小矮人说:“他们挖矿去了。”于是这出武装白雪公主的舞台剧里,前前后后就只有三个小矮人,白雪公主带着他们屠了六条恶龙,没有皇后,没有猎人,没有王子。杨迟摇头说:“早知道演员不够用,干吗不演一出‘灰姑娘屠龙记’呢?”小苏说:“大爷的,我们四个人就能演。”戴黛说:“狗狗可以演龙。”我说:“齐活了。”胖子白雪公主说:“下面的观众请不要大声喧哗。”
  看完这出戏,我们都认为,这是此生看到的最烂的也最欢乐的草台班子演出。我们带着孩子离开,在剧院门口买了一个红色气球,站在街边等出租车。过了一会儿,孩子哭了,一撒手,气球也飞走了。
  “气球飞走就算了,再买。”我说。
  “是她先哭了然后气球飞走了。”小苏说。
  我们三个一起蹲在街边安慰她,她还是哭,也不再想要气球。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孩子一直很乖巧,搞得我们手足无措,仿佛真的变成了三个小矮人。过了一会儿,出租车来了,我们抱她上车,眼泪还是停不下来。我们也快哭了。车到闹市区,下来找吃的,老杨问孩子想吃什么,她抹着眼泪一指炸鸡店的招牌。我心想,这倒不错,已经认识这个了,去美国饿不着你。
  我们不明白她为什么哭,吃过了炸鸡,也就忘记再问她。一直到后来,杨迟遇到蔺老师,说起这件事。蔺老师沉吟道:“派出所说戴黛就是在儿童剧场门口捡来的。”那时候孩子已经走了。
  于是我闭上眼睛,想象中的一幕,我们三个人站在剧院门口,背后是白雪公主和三个小矮人的海报,一层层的台阶向上,有一个阴沉寂静的入口。街道无人,地面上的雨水痕迹被短暂的阳光晒得半干。湿热,沉闷,我们孤零零地站着不能动弹。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过来,车前杠上有个女孩,男人仿佛没有看到我们,把女孩放在街边自顾走了。
  我们带着她,一直站在街边。我们像四个孤儿,我们永远在一起又永远等着散伙。红色气球飞上了天。我曾经一次次地梦见这个场面,醒来觉得心灰意冷。
  孩子不知道,我和小苏也不知道,老杨曾经铁青着脸去福利院。蔺老师说:对方是一对美国夫妇,已经五十多岁,在爱荷华州一所大学教书,他们都是有身份的人,戴黛的未来,你完全不用担心。杨迟说:“我们来认养她的时候,你说过一句,戴黛不行。你从那时候就知道她会被领走了,对吗?”蔺老师说:“是的。”杨迟说:“那为什么还要让我认养她?”蔺老师说:“这不是我的决定,杨院长说了算。你能领一个白内障的男孩回家吗?你做不到。”杨迟冷冷地说:“你演员也不够用了。”蔺老师忧伤地看着他,老杨没再说什么就回来了。
  雨季太长了。我们坐了很久,等着美国人把戴城游览一遍,然后带走她。
  这一天老杨独自骑着自行车,把戴黛送回福利院。孩子坐在前杠,顶着夏天的风,头发一再撩起。老杨汗流浃背,最后不得不脱了汗衫,光着膀子骑车。
  杨迟问:“我们就要分开了,你会想我吗?”
  孩子说:“会的。”
  杨迟说:“其实我想问的是,你会记得我吗?”
  孩子说:“会的。可是你要去哪儿?”
  杨迟愤愤地说:“我要去讨债,有人欠了我的钱不还。等我要回了这笔债,我们就可以再见面了。”
  那个夏天杨迟被派往划水县讨债,我还想陪他去,老杨说不必了,这次和朱康一起去,不会再让这王八蛋溜走。接着又骂道,唐僧取经都只取一次,他妈的,取这十万块跑了八次,这算什么事。小苏说:“戴黛怎么办?”杨迟说这次不会太久,两天搞定,如果搞不定他也会及时离开划水县。各处江河的洪峰一波一波过来,总理都上了堤坝。小苏的爸爸是水利工程师,小苏比较懂这个,摇头说:“总理在这种时候上堤坝,历史上从来没有。大灾之年,你早去早回吧。”
  我们天天在电视上看新闻,洪水告急,杨迟没回来。过了几天,朱康从划水县回到戴城,一分钱没拿到。包部长问:“杨迟呢?”朱康说:“我不知道啊,我以为杨迟已经回来了呢。”包部长没当回事。又过了几天,杨迟还是没踪影,也没电话。老杨的爸爸冲到销售部,揪住包部长,要他交出儿子。包部长耸肩说:“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又捡到孤儿了?”杨迟的爸爸打电话报警,问题是,戴城警方不管划水县的事儿,也不能肯定杨迟就丢在了当地。再想去那儿,发现公路线已经停运。
  老杨不见了。
  那个时候,蔺老师打杨迟家的电话没人接,最后打给小苏,我们两个正在喂狗吃药。
  “你们要是想来送送她,就现在。”蔺老师说。
  小苏说:“杨迟出差去了。等他回来可以吗?”
  蔺老师说:“这不可能,机票都订好了。你和路小路来送她吧?”
  小苏看看我,我默然摇头。小苏挂了电话。我们两个坐在小板凳上,摸着狗,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的杨迟,还有戴黛。小苏忽然说:“你觉得心碎吗?”
  “是的。心碎了。”我说。
  我对小苏说,白雪公主和三个小矮人屠龙,这是一出闹剧,我不希望有某个小矮人被龙给吃了,在一出演员不够的烂舞台剧里,他们很有可能这么编排。
  我们再也没见过戴黛。很抱歉,此生还没有结束我就这么说了。
  不知道为什么,在我混不下去的日子里,总是会想起厂医姐姐。所有人都离我而去的时候,这个最为遥远的人仿佛一直和我在一起。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已经收缩成一个很小的点,有点像宇宙黑洞,质量聚合,但它并不能使我粉身碎骨,它只能使我停止片刻,偏向,或者失忆。
  她已经变成了外国人。这个事实属于另一个维度,在我的前半生,这件事并没有轮廓,不具备意义。后来戴黛也去了美国,她们忽然清晰起来,彼此照亮对方,令我后脊发凉。
  前半生我所知道的外国人,头一个是白求恩,他跟我们长得不一样,但是想法很一样,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人,美国的邻居。第二个是马克思、列宁等人,这不用说了,我也忘了谁先谁后。第三拨就轮到电影上看到的斯拉夫民族大串联,其实都是演员。我妈曾经很自豪地说:其实你最早看见的外国人是西哈努克亲王。七十年代他来过戴城,我妈抱着我在街边看热闹,看到轿车开过。后来我奶奶说,我这辈子最早看见的外国人不是西哈努克亲王,而是耶稣的画像。但她又说,耶稣不是外国人,是主。主在一切国界之上。
  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我经常会想起领走戴黛的那位美国大叔,像光芒万丈的神,把孩子拯救出去,来到繁华的美利坚。后来小苏说,爱荷华州其实蛮荒凉的,大学里可能会热闹些,美国人的生活比中国人贫乏,纽约除外。
  我想象着这个孩子拥有了美利坚户口,讲美式英语,看好莱坞电影,吃汉堡。这种事情讲给福利院的孩子听,他们不一定明白,但假如每个人头顶都有一个守护神的话,那个神一定在发威。但是那个神正如我奶奶所说,有着巨大的裂缝。
  我想象着美国大叔和美国大婶走进戴城,肯定会看到粉墙碧瓦的火车站,贴着瓷砖,上半部分像城隍庙,下半部分像公厕。外国人不懂中国艺术,不然,“山欢迎你”的书法也可供他们一乐。这是一座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城市,比耶稣还多了五百岁,当然,这里不可能有春秋时代的遗迹了,最多看看明清的,也够了。我们一说美国,就讲他们没多少年历史,全是史盲,二五仔,脑子是直的,好像脑子会拐弯是历史的沉淀。我说过,电视上拍的外国游客,都是背着相机,到处乱拍照,爱吃戴城的各种点心,不会说鸡毛汉语,也知道中国人听不懂鸡毛英语,凡事只会竖起大拇指,说good,或者说,耗!
  这种形象太他妈的深入人心了,前半生二十五年我都是这么乐观地看待白种人,他们出现在中国人的广告里,也是只会竖起大拇指,good或者耗,在贫乏的八十年代,这个形象可以迅速地让一种肥皂或者一种零食变得家喻户晓。甚至还可以教会他们说相声,教会扭秧歌。在我眼里,他们既是神仙,也是猴子。但是真他妈的可惜,我连一个外国人都没打过交道。你知道,人有时候很虚幻,以为自己明白,看看电视就够了,如果只活二十五岁就死掉,这种虚幻倒也不错,不幸的是还得活下去。此生此世,我要认识更多的事物,神和猴子,一个一个,分列两厢。
  我能想象得到,美国大叔和美国大婶来到戴城福利院,那条两旁有凤尾竹的小路,走进门,里面一片静谧,沿着干干净净的水泥路走到教室门口,看到中午的菜汤。法克。这感觉和我们是一样的,普天之下人同此心,但是即便白人大叔大婶,对此也无可奈何,唯一的办法是领一个走。这和杨迟的做法差不多。我曾经认为他们是神,然而神理应拯救所有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利院才是神,美国大叔只是一个好心人。我想象着他们走进教室,蔺老师说:你们挑一个吧。不对,蔺老师不会这么无礼,会按照福利院的价目表报价:这个健康的,一千美金的抚养费,这个残疾的,八百美金。美国人当然不是来买打折货的,他们有足够的一千美金,但是他们只打算支付一份。杨院长手里其实还有价钱更便宜的,两百美金,甚至倒贴两百都愿意,但杨院长不会把那样的小孩带出来。美国大叔大婶一定犹豫了,像我们当初来到时一样。最后杨院长走到教室的最后一排,指向戴黛。这个是健康的,五岁了,她在街边被人捡到,经过派出所转送到福利院,她很文静,记性不太好,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弄丢的。她一千美金。
  美国大叔大婶会不会发疯?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在我想象中绕圈,我就疯了。
  这个孩子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即使她告诉我们的,也只是停留在记忆的表面,她不知道自己的父亲究竟是穷困呢,还是末路呢,还是根本疯子。她能力有限,缺乏依据,并且时间会将更多的、没有说出来的记忆携带着母国和故土沉入深海,仅剩一艘木筏漂在水面。这个孩子像过去一样站起来,茫然地看着美国大叔降临,美国决定收养她。孩子坐着记忆的木筏去往黄金海岸。
  美国并不远,但我们和你们之间,在前半生确实隔着神界的裂缝,以至于我无法直视。美国是黄金海岸,中国也是黄金海岸,在我看来,只有矬逼不在黄金海岸。
  其实我估计错了,在此后的漫长时间里,那个女孩湮灭在记忆中。我只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会想起她,然后继续忘记。我前半生忘记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很多年后的一个夜晚,我喝多了坐在街上发呆,小苏从瑞士打我的手机。小苏说:“我找了杨迟很久,找不到。”我说老杨正在外地,投资了一家IT公司,结果老板二十五岁脑溢血,过劳死了,老杨他们天使基金的钱都打水漂啦。小苏说:“我忘了爱荷华州那个教授的邮箱很久了,但是我还记得他的姓氏。”我说,那又怎么样呢。小苏说:“我用推特查了这个叫琳达的女孩,找到了,二十岁,亚裔。你现在能用推特吗?”我说我能用个鸡毛,我连车都打不到,司机不想拉一个坐在街上拦车的醉鬼,那二十岁的亚裔女孩说什么来着?小苏说,都是些关于旅游的内容,她在念书呢,没什么大事。
  我说:“那就好。你留言了吗?”
  “我没有。我们当年就说好了,她的过去一笔勾销了,我们从来没有存在过。”小苏说,“但是她有一串签名用英语写的,很有意思。”
  “我现在听不懂英语,你翻译过来。”
  小苏说:“大意是说:我要变成一只独角兽,撞翻你们这些asshole。”
  这么快,这么轻巧,我们的半吊子女儿也到了会骂人傻叉的年纪。二十五岁那年,我什么都不懂,只会骂人傻叉,活到四十岁我方才恍然大悟,捏着手机,忽然感到一阵晕眩,像一个asshole,醒悟得太迟的asshole,带着巨大的裂缝,被十五年前那头纯洁的独角兽撞翻,就此躺在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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