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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质 第三十一节

  那一年夏天,杨迟又来到划水县。
  从一九九六年的冬天直至此时,杨迟算过,在划水县一共待了二十二天,前后五趟。除了路小路陪他那次要到了五万块现金,其余均空手而还。然而这一次,即使是召唤神兽路小路也休想帮得了他。
  那时候他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贩农药的,最起码,他见识过喝农药死掉的妇女。戴城的龙阳牌农药饮之必死,从无活口,他还知道死去的人会因为剧烈的肌肉抽搐而变得面目凶狞,看过一眼,你就永远会做噩梦。他背着自己的黑色帆布包,游走于中国。县城都是差不多的,县城和县城之间是各种火车、中巴车和拖拉机,各个县城都讲他们的土话,大部分听不懂,因此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倘若走出划水县的那座古城门,再往乡下去,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广袤的农村固然可爱,但年轻的农药销售员只想待在客栈喘口气,有如一个落第的诗人。
  去划水县的那天,雨水时有时无,有些田野已变成巨大的水塘,有些似乎还能保住。所经过的江河,滔滔浊流像冤魂般呐喊着奔向远方。到划水县境内,有人搭车,司机停车放人上来。听说西边的大河已经有险情了,邻县泄洪,疏散了无数群众。
  “不会有事的,这一带江面很宽,洪峰过得去。”在长途汽车上,司机这么说。
  有个老头告诉杨迟:“没那么容易,我是党员,每年这个季节,小干部都要上堤坝的。”
  “护堤啊。”杨迟说,“小干部还得干这个?”
  “小干部不去,难道让大领导去?”老头说,“昼夜守在堤上,看有没有管涌、漏水。有时候忽然塌了,卷走一个。”
  “要是不去呢?”
  “处分,也别想升官了。”老头说,“有险情,党员上,是我们这儿的规矩。凡是能混出点样子的,都在堤坝上滚过。说起来,老子都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来的,群众懂什么?出了事就知道逃。”
  有个群众插嘴说:“你别这么说,我也是划水县的,这么多年堤上死了没几个干部,还都评了烈士,家里都安顿好了。群众各种各样的死法,你不知道。群众的脑袋,也在你的裤腰带上。捶你娘。”
  这两个人争了起来。杨迟觉得吵,坐到汽车最后一排,推开车窗,让风灌进来,雨水一起扑入。他对着车窗想了很多事,都没什么名堂。黄昏时到达县城,觉得比以前萧条,人都不怎么看得到了。
  他住到旅馆,朱康已经在等他。朱康快乐地说:“马上就要发大水啦。”
  杨迟不想理他,只说:“发大水没什么好高兴的。”
  两个人去那家公司讨债,沿着小路走过去,到公司门口发现就寡妇会计一个人在。杨迟说:“我们又来了。”
  寡妇会计说:“老板不在,就算在,也没钱给你们了。今年农药做亏了,庄稼都没了。”
  朱康虚张声势说:“要是给不出钱,杨迟还得睡在你们公司的地上。”
  寡妇会计一点没觉得朱康幽默,冷笑说:“睡吧,但是这次只能睡在门口了,因为明天我也得走了。这儿就要发大水了。”然后冲着杨迟说:“我劝你也早点走吧。”
  寡妇会计一直都蛮客气的,有时还装可怜,这次变得严厉了。杨迟和朱康没办法,回到旅馆。朱康说:“别信她的,就算发大水也最多淹掉几个乡,县城离江堤还远着呢。明天你造个汽油弹去吓唬吓唬她。”杨迟没理他,觉得有点困,吃了点东西,卷了被子蒙头就睡。
  这一晚杨迟梦见了很多人,戴黛啊,绍兴师姐啊,包部长和朱康啊,在梦里各自对他说话,搞得他很累。醒过来一看,才夜里十点,同一屋子里的朱康不知道去哪儿了。外面的动静很大,似乎是大卡车从街上开过。杨迟洗了把脸,只觉得心神不宁,走出去看了看,昏暗的街道被一辆辆卡车的远光灯照得雪亮,空中的雨水像是在厮打搏斗,气氛紧张起来。一些黑色的人影奔跑着出现在亮处,旋即进入黑暗中,汽车喇叭和人们搬运重物时喊着号子的调门交织在一起。
  “像打仗啊。”杨迟回到旅馆,忧心忡忡地对账台服务员说。
  “年年都这样,几天就没事了。”服务员打了个哈欠,头发被电风扇吹得一团糟。
  杨迟回到房间,等了一会儿,朱康还是没回来。杨迟心想,朱康这个王八蛋,这种天气跑出去干什么,他找死吗?他确实是个经常主动找死的人。
  在杨迟的销售员生涯中,有一次经历是难以忘记的。
  那一次,他们六个人坐着厂里的面包车去外省做一笔大生意,车子在路上出了点问题,耽误了几个小时,在到达那座县城之前,天就黑了下来。车在公路上走,周围皆是树木与杂草,杨迟坐在副驾位置昏昏欲睡,偶尔有一只黑色的小动物在车灯照亮的地方横穿道路,让他稍微醒神。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司机忽然踩刹车,一车人全都蹦了起来。杨迟觉得自己被一种柔软而确定的力量推向挡风玻璃,整个脸都贴在了上面。等到大家都落回座位,司机用颤抖的声音说:“前面有一根木头。”
  那根本就是一根树干,它无声地横在道路中央,在黑夜里,汽车要是磕上就直接飞出去了。这种树干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路上,它通常意味着,附近有劫匪。身后的同事大声说:“把车窗摇上去,快。”
  车子就停在黑暗的公路上,摇紧车窗,打开所有的灯。外面一片寂静,看样子不会有其他车子经过了。车上的人商量了一下,到底是下去抬走这根树干呢,还是待在车里等天亮。那个年代,他们都没有手机,没法报警。有一个销售员坚决地说:“不能下车,谁下车谁就死!”另一个人说:“调头,回去。”
  那会儿就是朱康这个傻逼,满不在乎地说:“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县城了,调头回去得开一夜。再说了,调头回去你怎么知道没有一根木桩堵在后面呢?”其他人说:“那就在车里等着吧。”朱康说:“我们连司机一共有七个男人,不用怕。两三个歹徒干不过我们。”
  杨迟说:“万一外面很多人呢?”
  “你觉得外面有很多人吗?”朱康指了指寂静无声的公路,拉开车门跳了下去,抬了抬树干,“我一个人都能搬动,你们不用下来了。”
  杨迟听见身后一个销售员用惋惜而绝望的口气说:“这个老傻逼。”忽然之间,朱康被按倒在地上,密密麻麻的人影从路基下面钻出来,包围了面包车。杨迟看见挡风玻璃前面有一个女人,她是那种贫苦农村妇女的形象,头发蓬乱,脖子上胡乱裹着一块粗糙的红围巾,手里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女人把孩子举了起来,仿佛那是一张年画,要贴在车窗上。孩子头大如斗,翻着白眼并且歪着嘴,向杨迟伸出可怖的舌头以表敬意。这是一个智障,脑瘫儿,在当年医学院的黑暗走廊里,路小娟曾经带着他瞻仰过的瓶子里的人类。杨迟悚然站起来,脑袋差点撞在车顶上。女人知道他害怕了,露出愁苦的、谄媚的、威胁的一笑。整个村庄的人,男女老幼,壮的不壮的,傻的不傻的,悉数出现在公路上。
  那一次,他们被拿光了口袋里所有的钱,好在大家都是懂事的人,带的现钞不算多,更没有金银细软,损失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事后也没有人能说清,这是乞讨还是抢劫。汽车继续开,他们全都沉默着,听到朱康牙齿打磕的声音。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朱康,现在知道厉害了吧?以后学聪明点。”朱康颤抖着点头。但杨迟觉得,在路上看到的那张智障脸已经安在了朱康的头上。朱康就是个脑瘫加霉星,愁苦而谄媚,自以为幽默,随时会害死人的那种浑蛋。
  第二天一大清早,有人打电话到旅馆找杨迟。杨迟懵懵懂懂地跑到账台接电话,那边是个女人的声音,说:“你的同事在我们手里,他欠了我们一点钱,拿钱来换人。”
  杨迟一点没觉得意外,醒了醒神说:“你让我听朱康的声音。”那边立刻传来朱康嘶哑的嗓音:“小杨,千万不要报警。你一报警我就死定了,也不要告诉厂里。他们要的不多,五万就够了。”
  杨迟说:“你以为自己值几个五万?我没带什么钱,只能回厂里去要钱。”朱康急喊:“不行,你往厂里打个来回我已经死了。还有,厂里不会给我出这个钱的,厂里肯定报警。你去欠债的公司要回五万,先给我垫上,我回戴城就填回去。”杨迟幸灾乐祸地说:“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绑票的,他们为什么不要一千万赎金?反正你都拿不出来。”朱康说:“事情很复杂——啊!”显然是挨打了,接着电话就挂了。
  杨迟拿不出五万块,他只带了一千块钱,银行卡里还有一万多块钱,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根据朱康的建议,他只能去寡妇会计那儿碰碰运气,挂了电话走过去一看,公司大门紧闭,果然是全都走了。杨迟站在路上想了想,就去银行提了一万块钱整,出门时怕被人劫,抱着包狂奔到了旅馆。
  中午电话又来了。杨迟说,五万块没要到,只有一万。划水县这种地方,自然也出产不了专业的绑架犯,双方都是跟警匪片里学的。有一部梅尔·吉普森主演的《赎金风暴》,看过好多遍,知道较量的是心理。杨迟说:“这一万还是我私人的存款,再想要,我就得找厂里,厂里就报警了。明白吗?”电话那边犹豫了一下,很固执地说:“朱康欠我们五万。”
  杨迟说:“你还是不明白。如果你是债主,不管赌债、嫖资还是你按着他脑袋写的欠条,都应该他老婆过来把钱还给你。如果你是绑票,现在就要赎金的,可以,没问题,但我这儿就一万。”
  女人说:“那你把一万块带过来,五点钟,县城电影院后面。”杨迟说:“你也得把人带过来。”同时追悔莫及,心想我操,早知道就说五千了。
  杨迟回到房间里,把钱数了一遍,确实无误。半躺在床上抽了根烟,心想为朱康这个矬人冒险,真是太不值得了,但是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钱不送过去,朱康就死了。后来又想,他妈的,绑农药销售员真不是个好主意,本地那么多土老板,都是肉狗,下回得教教这些绑匪,农药销售员是没有钱的。绑匪居然还有女的,真是不可思议。
  杨迟哪里能猜到,朱康是送上门去做肉狗的。朱康前一晚在县城一家破破烂烂的夜总会玩,那个地方他去过好几次,自认为熟了,不会有事。两个女人坐在朱康的大腿上,扭动了一会儿,朱康给了她们一人十块钱。这就是大款的手面了。玩了一圈,也没嫖,外面大雨如注,而且很闹。朱康觉得这一晚不太平,喝了杯可乐,起身结账离开,到楼下忽然觉得头晕,被两个人架住了,走了一段路,拖进一间屋子,紧跟着他就睡着了。醒来发现自己手脚捆住,嘴巴堵上,在一间情调温馨的房子里,单人床,化妆台,墙上贴着温碧霞和刘德华的海报,茶几上有一台电话机,估计是哪个夜总会女郎的卧室,但是电话机旁边还搁着一把镰刀。当他嘴里的布头被拔掉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同事手里有钱,你们别杀我。
  这些事情杨迟当时都还不知道,他只是想,农药销售员这份高尚的职业,看来是干不下去了,他不想再和朱康或者包部长这种浑蛋共事。走到账台,拨了个长途电话,绍兴师姐的手机处于无法接通状态,电话里沙沙的声音仿佛也在下大雨。杨迟有点失望,又回到房间里,看着桌上的一万块现金发呆。
  杨迟明白,这一去搞不好自己也会死,县城的匪徒他见识过很多,有些是怂逼,基本上不用担心,有些你根本不知道他杀过多少人。在见到朱康之前,杨迟决定写一份情况说明书,于是找了纸笔,写清这一天发生的事,免得到时候说不清。想到自己还有不少存款,到底是捐给孤儿院呢还是捐给路小路呢,戴黛和小苏都要去寻找新生活了,不需要他的遗产。忽然又想到,这一去,一万块是休想带回来了,存款也没了。朱康这个混账真是坑人不浅。于是恶狠狠地写上:我的一万块钱,就算死了,朱康的家属也他妈的必须还给我爸爸。
  写完这些,装了个信封,连同行李一起寄存到账台,对账台服务员说:我要是今天晚上还没回来,你就把信交给警察,此事万万拜托。服务员深情地看着他,郑重其事答应下来,到晚上就忘记了这件事。
  杨迟躺在床上,作为一个理科生,不得不设想了多种可能性。最惨的是他和朱康被一起干掉,最佳的是他和朱康一起回来。但他不是很懂心理学,不知道怎么才能镇住绑匪,也不知道这伙绑匪是不是讲道义。(路小路说过,指望绑匪讲信义,不如指望妓女守贞操。)思前想后,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绑匪觉得,他再也拿不出半毛钱了。另外,他还得防着朱康被人提前干掉,这傻逼经常干些没名堂的事,比如看见了绑匪的脸,在警匪片里,这样的人必死无疑。杨迟想,朱康真要是死了,那也是他的命,但他杨迟不能为一具尸体付出一万块的代价,尸体是不会还债的。
  有一度他觉得朱康真是讨厌极了,为什么要为这个人去冒险,他也说不清楚。如果被绑的人是路小路,他自然责无旁贷,但路小路这个浑蛋谁会绑他呢,他再这么混下去自己都可以去做绑匪了。后来他想,做事情要对得起良心,连包部长这种矬神,他都冒着触电的危险捞了上来,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想到朱康被绑走,似乎还是落在女绑匪手里,又笑了一会儿。这时电话又来了。
  “你怎么还没出来?”还是那个女人。
  “五点啊。”杨迟看看钟,四点半。那边“噢”了一声。杨迟又说:“我要听朱康的声音。”女人说:“我现在用的是公用电话。朱康让你早点过来。”杨迟说:“我操他妈的朱康。”挂了电话回到房间,又把钱点了一遍,装进信封,信封再装进一个塑料袋,这样最不显眼。他把鞋带绑紧,又将桌上的水果刀揣进裤兜,忽然觉得内急,去了趟厕所,然后拎着塑料袋走出了旅馆。
  划水县城的电影院,时至九十年代末,已经彻底废弃了。这是一栋红砖砌成的房子,曾经最为常见的老苏联建筑,远看像个车间,近看又有点像英式别墅。细雨落在地上,这一带的排水系统似乎已经失效,水都积在街道两边,黑色的油污和煤渣泛起。四周无人,电影院门口的走廊下堆满了稻草。
  杨迟在那儿站着,有点糊涂。交钱的地点到底是“电影院后面”还是“电影院里面的后方”,没问清楚。这时走过来一个女的,对着杨迟低声说:“找不到了?跟我来吧。”杨迟心想,日他大姐的,这是无知还是嚣张呢?面罩都不戴一个。
  跟着女人走过电影院旁边一扇大铁门,头上是巨大的石棉瓦天棚,停着一辆农用三轮摩托,再拐过一个弯,路就变窄了,一侧是围墙,一侧是电影院的后门。杨迟怕了,说:“我不走了。”女的低声说:“到了。”这时杨迟看见了朱康,他被装在一个破麻袋里,脑袋露出来,袋口在他的脖子部位扎紧,嘴巴里堵着一块布,整个人都湿淋淋的,看来在雨中等了很久。杨迟忍不住乐了,朱康,你也有今天。然后,有一个老农民从墙根底下走了过来,将一把镰刀架在了朱康脖子上。
  女人说:“钱。”
  杨迟说:“你先把他嘴里的布掏出来,我有话要问他。”
  女人犹豫了一下,把朱康嘴巴里的布头拔了出来。朱康发出一声低吟,哭了。杨迟说:“你先别哭。一万块我带来了,但这是我的私人存款,你回去得还给我。你要是不还,我现在就走。”朱康说:“我还你,我还你,连本带利还你。”杨迟说:“他们没打你吧?”朱康说:“没怎么打,对我挺好的。”杨迟看了看女人和老农民,这两位显得非常不安,已经很不耐烦了。杨迟从塑料袋里掏出钱,交到女人手里,说:“一万。”
  女人抖抖索索把这扎钱塞进口袋,忘记了点数。老农民很不满地说:“便宜了,说好五万的。”杨迟说:“真没有这么多钱了,你们也冒险,拿了钱赶紧走吧。”老农民说:“不行,最起码两万。我们确实很冒险。”杨迟说:“你也不带这么变卦的,说好一万我才肯来的。我真没钱了,下次吧。这次你们放过他得了。”这时朱康说了一句话:“我可以去银行提钱给你们啊。”老农民眼睛一亮。杨迟心想,我操。还没来得及想完,脖子上一紧,被人用绳子套住了,拽得脚后跟离地。原来不止这两个绑匪。
  朱康说:“我去银行提钱,我有卡,但是卡在我的旅馆里。”这时杨迟已经被绑了起来,布头塞到嘴里,倒在朱康身边。用绳子套他的,是一个黑壮青年,三个绑匪走到一块儿商量了一下,对朱康说:“你银行卡里有多少钱?”朱康说:“也就一万。”黑壮青年说:“要是报警,我们就杀了他。”朱康说:“我肯定不会报警,我拿了钱就回来。”黑壮青年凶恶地说:“我跟你一起去!”朱康说:“好,好。”
  倘若杨迟嘴巴没被堵上,一定会说,这种绑票是很不专业的,在不专业的范围内来说,它还显得不严肃,最起码,五点钟以后银行已经关门了,但是善良的人们常常会忘记这件事。他还会告诉绑匪,朱康是个人渣,他讲话从来不算数,而且会坏了事情,这个浑蛋连做人质的资格都没有。
  这伙人给朱康松了绑,黑壮青年押着,两个人冒雨走了。临走前朱康还回过头,深情地说了一句:“杨迟,我会回来赎你的。”杨迟心想,去你妈的,董存瑞就是这么被玩死的。女人把杨迟扶起来,下半身坐在地上,上半身靠在墙上。杨迟一个劲地摇头。老农民说:“他不太老实,把他运到车上去吧。”两个人搬头搬脚,把杨迟抬到天棚下面,挪上农用摩托车后面,再用一块油毡布盖住了。杨迟不再挣扎,生恐撞在镰刀上,只觉得头脸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那黑壮青年狂奔回来。“他跑了!”
  女人说:“你真没用,怎么让他跑了?”
  黑壮青年沮丧地说:“还没到银行他就跑了。我追了他一会儿,他大喊救命,再追下去,我就该跟着他一起进公安局了。”
  老农民说:“他去找警察了,我们也快跑吧。”
  杨迟听到农用摩托车发动的声音,一阵抖动,颠簸着往什么地方去了。他猜到朱康会跑,一点没意外,但愿朱康能去报警,这会儿确实需要警察出动了。
  那一天朱康发足狂奔,跑向派出所门口,后来一想,报警大概会要了杨迟的命,杨迟虽然浑蛋,但毕竟掏出自己的钱救了他,他朱康不能不仗义。于是跑回旅馆,从旅行袋里掏出票夹,取出银行卡,忽然又明白过来,他这一跑,三个绑匪肯定也走了,这笔钱可以暂时不动。再说,银行已经打烊,就算开着,他的卡里也取不出一万块。两头没主张,朱康在旅馆里思索了一会儿,睡着了。直到第二天中午醒来,绑匪也没有电话过来。本来应该去电影院后面看看情况,但朱康实在吓坏了,提不起这个胆子。杨迟口齿伶俐,或者也有可能在绑匪的镰刀下唠叨出一条生路,金牌销售员理应具备自救能力,再等他几天吧。又等了一天,杨迟没回来,绑匪也没消息,到处都是救灾的人,听说乡里发大水了。朱康打电话到厂里,发现厂里不知道绑票的事,甚感欣慰。但他也不打算把这事跟厂里说清,因为不免要提到自己去夜总会那一节,根据厂里的纪律,销售员在不招待客户的情况下逛色情场所,导致事故发生,是要撤职的。
  朱康想明白了这一切,生恐再有人找他麻烦,就离开旅馆,买了一张车票,一溜烟逃回戴城。到了农药厂,撒了个小谎:杨迟不知道去哪里了,这个小子,一贯自负,无组织无纪律的。世界一片混乱,人们想不到他能人渣到这个地步。朱康喘了口气,又过了几天,杨迟仍然没消息,绑匪的电话也没打到厂里,事态平静。朱康心想,八成是扔到江里了。摇摇头让自己忘记这桩倒霉事,也忘记欠杨迟的一万块,到销售部请缨往新疆出差,远赴天山脚下避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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