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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技校

  一九九一年我十八岁。
  当时有一种很真实的错觉,以为生命起始于十八岁,在此之前,世界一片混沌,世界在我那个曝光过度的大脑中呈现出满版的白色,每一天都像夏季最明亮的夜晚,光线过剩,所有的声音都纠缠在一起。估计死了以后上天堂,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
  初中老师说我们是七八点钟的太阳,初中毕业就是八九点钟,老了以后是夕阳。这种算法很光明,把人生视为白天,要是倒过来看,人生是黑夜,那么十八岁那年我正处于黄昏最美的时候,然后是漫长的黑夜,某一天死了,在天堂看到红日升起,这种计算的方式可能更接近神的逻辑。
  当时我生活的地方叫戴城,我曾经写过这座城市,这是一个衰老的县级市,介于南京和上海之间,有几千年的历史。该市最高的建筑是几座明朝的古塔,它们戳在市中心,未经修缮,摇摇欲坠,听说有人半夜爬上古塔,从墙壁里挖出了舍利子,非常值钱。我们都不知道舍利子是什么,后来我哥们杨一说,舍利子就是和尚的骨灰,而且是有道高僧。我们听了很害怕,挖什么不好,非要挖些骨灰呢。
  那一年我还在读技校。其实技校也不错,那时候的大学生占总人口的2%,非常金贵,剩下98%的人们总不能听任自己成为文盲,哪怕出于自尊也得稍微读几年书吧。技校不算太差,也不算太好,这得看你把自己当成2%还是98%,心态会很不一样。后来我曾经谈过一个女朋友,她是本科生,他爹差点杀了我,当着我的面对自己女儿说:“别忘了你是2%!”这说明他的心态很不好。
  我们家族里的DNA很特别,专门出产轻型知识分子,比如说科长啦,工会主席啦,医师啦,助理工程师啦,小学老师啦。这些人在知识分子中应该算是底层吧,也谈不上很光彩,可是他们就有资格瞧不起工农兵。一个轻型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初的戴城,还是很受人尊重的。工农兵当然是傻逼,这人人都知道。亲戚们听说我读了个技校,将来铁定做工人,情绪非常激动,他们说:“老二怎么教育的小孩?”老二就是我爸爸,他排行第二。我爸爸非常羞愧。当时只有我三婶对我表示出了莫大的同情,我三婶是毛纺厂食堂里炒菜的,她是我们家唯一的工人编制。我三叔是该厂的工会主席,本来他也可以像哥哥们一样娶个干部编制的女人回家,可惜他是个瘸子,那就只能跟炒菜的配对了。
  三叔对我意见很大,说我懒惰,粗野,狡诈,道德品质很可疑。他训斥我的时候,就会举起自己那条瘸腿,好像举着个奖杯,说:“你要像我一样,身残志不残。”我心想,去你妈的,老子身上哪个地方残废了?那一年,我他妈简直是一个会走路的电话机,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拎起来嚷一通,很没劲。
  十八岁那年,我技校读到三年级,马上就要去工厂实习了。我读的是仪表维修专业,不好意思,我一个表都不会修,这不能怪我,其实我们学校的老师也不会修仪表,维修专业是请了一个化工厂的技工来给我们上课,该技工讲话时嘴里像含了个东西,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在黑板上写出来的字好像是甲骨文,我们看不懂,也懒得看。这个老技工最拿手的是偷窥女生,夏天的时候,他讲课喜欢在教室里走,走着走着就停在某个女生旁边,装模作样地念着书,眼睛看的是女生的低胸衬衫,有时候太投入了,会把唾沫星子喷到女生的胸口。我们建议他躺在地上上课,这样就可以看见女生的底裤了。此人非常讨厌,后来几个女生叫了外校的一伙流氓,在学校门口揍了他一顿,把他门牙打下来四个,他就再也不敢来上课了,这门课也就没人教了。
  我那个学校叫“戴城化工技校”,简称“化技”,本校的女生被称为化技女,男生化技男。不要觉得是羞辱,所有的技校都是技男技女。
  这学校真不是一般的寒酸,统共只有一幢楼房,两层高,楼下是教室,楼上是办公室。六间教室,一年级和二年级八个班的学生只能轮番上课,读到三年级就直接送到工厂里去实习,找不到实习单位就在家睡觉,搞得像山区小学一样。该校没有操场,体育老师倒有三个。起初我也奇怪,怎么这个破学校竟然会有这么多老师?后来才知道,化工技校隶属戴城化工系统,很多化工厂的干部都情愿调到这里来教书,图清闲,福利也不错,每年还有寒暑假,这待遇都快赶上加拿大了。该校有两个语文老师,数学老师三个,物理老师三个,政治老师四个,机械制图老师五个,化学老师那简直满天飞,大概有八个,还有校长、副校长、党委、教导主任、班级辅导员、团支书、总务科、财务科、保卫科……这帮人坐满了整个二楼。不客气地说,要是我们逃课稍微勤快一点,该校的老师数量就会超过学生。
  由于教室不够用,八个班级就得轮换上课,具体的办法是:六个班级上文化课,另外两个班级就上体育课,到大街上去跑步,跑完之后再轮换。跑步的时候我们必须背着书包。这简直太扎眼了,一百来个学生背着书包在街上跑,他们中间有穿高跟鞋的,有穿太子裤的,有长头发男生,有板寸头女生。为了耍酷,我们都把双手抄在裤兜里跑步,嘴里叼着香烟,沿途骂娘,顺带偷东西。群众看见我们冲过来,都会惊慌失措地让路,小贩更是鼠窜而去。说实话,我们当时绝对比现在的城管更嚣张。
  化工技校沿河而建,那栋教学楼是五十年代的房子,红砖砌成,外墙有很多弹坑。这是我能感受到的历史。有个老师告诉我,武斗那年,这里是桥头堡,两派人隔着河对打,子弹横飞,还有人半夜泅水过来偷袭,这边就用带钩子的竹篙往水里扎,把一个大活人像鳟鱼一样钓起来,然后用钢钎照着俘虏的肛门里猛戳。钢钎从肛门进去,从嘴巴里出来,够牛逼吧?我们听得毛骨悚然,虽然也经常打架,用砖头砍来砍去,但想象不出肛门被捅穿是什么滋味。
  那些弹坑,那些被捅穿了屁眼的年轻人,大概就是这所学校的恶咒,硬生生把我们都诅咒成了社会渣滓。我们学校的男老师很多都患有痔疮,女老师痔疮少点,也免不了有口疮。他们说这是冤魂在报复。
  学校紧靠着的河,就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它是交通运输线,同时也是戴城的护城河。后来我才知道,京杭大运河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为了挖这条河曾经死过很多人。我一直以为戴城是一座平庸的城市,化工技校是一所操蛋的学校,没想到它们竟然与奇迹毗邻,而我本人竟没有从这奇迹中沾染到丝毫的灵气。
  期末考试结束后,我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拿成绩单,路上和两个赤膊少年撞了一下,他们把我从车上拽下来,抡开四个拳头照着我脑袋上乱捶,我招架不住,弃车而逃。这两个人体格粗壮,但跑不过我。我徒步来到学校,头发蓬乱,脸上沾满鼻血,身上的汗衫已经被撕成一条一条。这形象非常唬人,跑进教室,同学都笑翻了。
  我迟到了。校长正在广播里说:暑假就要来啦,你们这些技校生,也不用考大学,日子过得跟神仙一样,这就容易滋长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打架斗殴迟到早退旷课早恋,都是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暑假里没人管你们,要注意杜绝这种倾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班主任指着我鼻子说:“路小路,你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站到门口去!”我心里很想不通,我这个穷光蛋,唯一的财产是我那辆自行车,刚才还弄丢了,我怎么成了资产阶级?
  我们那位班主任很神奇,五七年的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去劳动,起先他还很牛逼,对人民民主专政表示不满,后来到了文革,判了他十年徒刑,不知怎么的还被人在腿上打了一枪,这下子彻底服气。他被抓进去的时候还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放出来的时候尼克松都已经下台了。关了二十来年,挨了枪子儿,他总算明白了两件事:第一,凡事都要跟着领导走;第二,当年打他的那群小伙子与如今的技校学生一样,全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挨过枪子儿坐过牢的人,本来应该是牛逼的,可惜班主任仅仅是把牛逼耍在我们头上。他是东北人,平反以后,他来到戴城,我们这座瘟山瘟水的城市非常适合他这个老窦娥疗养身心。领导上还给他配了个老婆,是个非常剽悍的苏北大妈,带着三个身强力壮的儿子。苏北大妈听不懂东北话,班主任听不懂苏北话,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交流的。这位苏北大妈患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要在班主任身上发泄。更可怕的是,她一来劲,她的三个儿子也会跟着犯病,其症状就是揍我们班主任,打得老头满屋子乱窜。他们把老头擒住以后,按在床上狂揍,他们憎恨他犹如汉武帝憎恨司马迁,打的都是要害部位,老头都不好意思亮出来给别人看,挨打之后,他就会叉着两条腿来上班,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身边有条蛇。
  我们也恨他,但我们不能揍他,一个技校生妄图揍班主任,那是认错了时代,毕竟是九一年了,不是六六年。认错了时代的人,比生错了时代还可悲。假如恨一个人,就照着他脑后一棍来解决问题,那样的时代也太没意思了,我怀疑会是我自己首先被人敲死,而不是我去敲死别人。
  那天我心情不错,拿到成绩单,我就升三年级,过了暑假到工厂去实习,我从此跟班主任没有任何关系。我在教室门口站着,走廊里有风,还挺凉快。有几个女生对着我挤眉弄眼,我都懒得去搭理她们,这并非因为我不解风情,而是她们太难看了。我们技校的女生本来就很少,和男生的比例是一比十,其中有几个好看的女生,早就被学生干部泡过了,或长期霸占,或轮番使用。剩下我们这些社会渣滓,留给我们的女生也是人间糟粕,没意思。我们虽然渣滓,但长得都很帅,不能把后半生交到这几个丑丫头手里。
  我还是喜欢那种安静的、清纯的女孩儿。活在世界上没什么乐趣,又不能把戴城改造成巴黎,只能期望女孩儿能弥补这种悲伤了。
  直到中午,校长才把他的发言说完,这个话痨,我们总算可以回家了。可是班主任还意犹未尽,他对我们说:“都趴在桌子上。”学生们都搞不清什么意思,这又不是午睡的时候。班主任说:“趴在那里,低头思过。”结果全班三十多个学生都像烂泥那样摊开在课桌上。我在走廊里看着,忍不住笑了,亲爱的班主任,低头思过就能洗清我们身上的罪孽吗?班主任指着我说:“路小路,蹲那旮旯!思过!”
  蹲着比趴着累多了,半个小时之后,思过结束,好几个同学都睡着了,只有我腰酸腿痛。我看着班主任,心想,等老子毕业那天,非好好收拾你一通不可。
  后来我们拿着成绩单,鸟兽而散。我坐在大飞的自行车后面,回到我挨揍的地方去找车子。三个小时过去了,我那辆车估计早就被人骑走了。到那里一看,果然什么都没了。大飞说不要紧,到对面新村里去弄一辆。于是我们跑进新村,七月的中午,太阳照得天昏地暗,新村里一个人都没有,自行车倒是停着好多。我挑了一辆九成新的二八凤凰,大模大样扛在肩上,出了新村,找了个僻静地方砸开锁。别看我不会修仪表,砸锁的功夫却非常好。我又有了一辆新车。
  大飞是我的同学,他比我矮一个头,身板比我粗壮,是个打架的好手。大飞本名叫陈晓飞,按理说,他的绰号应该叫“小飞”,但他嫌这个称呼太脓包,而且显得很亲热,一点也不像个混混。香港警匪片里有很多混混都叫大飞,他也就跟着叫大飞了。其实他五短身材仿佛一只站直了的甲鱼,既不大,也不像会飞的样子。
  大飞说:“下午一起去打群架吧。”我吓了一跳,我虽然是个不良少年,但是对打架并不热衷,尤其是打群架,会出人命的。大飞指指我的衣服,说:“没指望你去打人,你这身血衣可以去吓唬吓唬别人。”我问他跟谁打架,大飞说:“他们要去围攻戴城中学,叫了好多人,可好玩了!”
  说起戴城中学,那是戴城的骄傲。这是一所省级重点高中,出产各类大专生和本科生,与那些普通高中不可同日而语。普高比较烂,尽出一些营业员和服务员,或者是宾馆里的门童,普高做早操都有数钱和拉门的动作。
  九十年代初,读高中是件很没前途的事,大学录取率那么低,高中毕业之后假如考不上大学,那就像一个因为矜持而嫁不出去的老处女,跑到哪里都很丢人。既然如此,还不如做一个技校生,从一开始就铁了心做荡妇,名气虽然很臭,但比做老处女快乐而且实惠。当然,重点高中不一样,他们就像是选帝妃的,即使做不了皇后,至少也可以混一个嫔妃、采女什么的,他们既不用担心做老处女也不用屈尊去做荡妇。
  重点高中的学生非常骄傲,你很容易就能把他们从人群中辨认出来,他们学校给学生发了一身校服,橙色的运动服,好像环卫工人的安全背心。这种颜色如此扎眼,让我们这帮技校生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比如你在游戏房打游戏,忽然发现人群中有一道橙色的身影在晃动,这时你就会忍不住走到他身边,揪住他的衣领,说:“借点钱。”又比如你在街上打架,打得鼻血横飞,忽然发现围观者之中有好几个人都穿着橙色校服,用一种嘲笑的眼神看着你,这时你就会忍不住走到他们面前,抬手一个巴掌扇在他们脑袋上。
  不仅如此,重点高中还有校徽,一个铝制的长方形牌子,银光闪闪的,刻着“戴城中学”。我们技校压根没这玩艺,技校还要什么校徽啊?谁见过妓女还有工作证的?我们看见那个校徽,就像妓女看见了贞节牌坊,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怒。尤其是校徽别在女孩子的胸口,十分招摇,让人不由得去注意她们的胸。重点高中的女孩儿很像一种叫天鹅的动物,我虽然没见过天鹅,也把她们想象为天鹅。她们从不跟技校的男生说话,我们靠在马路栏杆上对她们抛媚眼,她们就像没看见一样,银质的校徽在日光下闪烁着,噌噌地放光。这时,我们就指着她们的校徽,大声喊道:“平胸!平胸!”这么喊话很有效,再骄傲的女孩儿都会觉得羞辱不堪,曾经有一次,一个戴眼镜的高中女生被我们喊得昏倒在七月的大街上。
  我们喜欢欺负重点高中的男生,他们通常都很瘦弱,而且胆小,身上总是带着零花钱,可以解决我们的经济危机。但我们不喜欢去泡重点高中的女生,因为她们太有文化,太矜持,没什么大意思。我们喊喊平胸就已经满足了。
  听说要去围攻戴中,我还挺好奇,问大飞:“打他们学校有什么意思啊?还叫这么多人?三个人过去就踩平了。”
  大飞说:“你不要小看他们,他们学校有个足球队,也很能打的。前天我们有个人到他们学校去,被足球队给打了。”
  “为什么打他?”
  “他抢足球。”
  “神经病。”
  “反正今天叫了很多人,说要去踩平他们,把足球队的人都打死。闲着也是闲着,去的人都有点心吃的。”
  打架吃点心,是我们当时的规矩。打群架必然要喊上很多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有,无非是去助威,也不用真打,就站在那里壮壮声势。事毕之后,主事的人掏钱请客,有时候一人发一个包子,有时候一人一根红塔山,有时候是冰棍,端午节的时候吃粽子,如此而已。要是真打起来,助威者往往一哄而散,那就吃不上点心了。当然,也有一些人,本来是去助威的,忽然脑子发热冲上去打人,甚至把人打坏了,或者自己被人打得头破血流铩羽而归。这种人精神可嘉,值得鼓励,他们可以吃两个包子,两根冰棍。
  听说要灭了戴中的足球队,我打算去看看。原因很简单,我生平最好的哥们杨一,就是戴中足球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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